評王長江教授兩篇文章的若干觀點

奚兆永

近讀《報刊文摘》的報道，了解到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教授在2007年第12期的《中國黨政論壇》上發表了《高高舉起解放思想的旗幟》一文，又在2008年1月8日的《廣州日報》上發表了《改革開放就是“還人以利益”》一文。兩篇文章，一篇是“卷首語”，一篇是“答記者問”，規格都不低，本應是很“權威”地宣傳十七大精神的，但是，讀了之后，感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對這兩篇文章總的評價是：所論皆謬。因其所論關涉大是大非，不可不置一辯。

一、關于所謂“解放思想是我們黨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法寶”說

王教授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高高舉起解放思想的旗幟”，而十七大提出的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人們要問：為什么王教授不宣傳十七大提出的那面旗幟，而要“高高舉起”另一面旗幟呢？聯系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題目也是《愿自由開放的旗幟高高飄揚》，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旗幟？這是很令人不解的，也是很耐人尋味的，至少是非常不嚴肅的。試想：中央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而下面，你舉這個旗幟，他揚那個旗幟，整個中國豈不亂了套？這會造成多大的思想混亂、多壞的政治后果？！

“高舉”一文是專講“解放思想”問題的，作者擺出一副黨建權威的架勢說，“歷史地看，解放思想是我們黨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法寶。黨自身的發展歷程不止一次地證明，什么時候我們解放了思想，擺脫了思想束縛和理論禁錮，什么時候我們的事業就發展；什么時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時候我們就面臨著更大的遭受挫折的風險。”

    這些“說法”，過去毛澤東沒有講過，鄧小平沒有講過，江澤民沒有講過，胡錦濤也沒有講過，想必是王教授的創新成果了，不過，細想起來，好像也不是，因為這一說法是“套”來的，——記得過去學黨史在講到遵義會議是一個偉大的轉折時，就有這樣的說法：什么時候有了毛主席的領導，我們的事業就前進，就勝利；什么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我們的事業就會遭到挫折和失敗。這一點，早已為中國革命的歷史所證明。但是，現在王教授把“毛主席的領導”套換成了“解放思想”，這樣的話是不是還能夠成立呢？我想，不能。因為毛主席的領導是具體的，它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的結合，由于毛澤東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所以他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而王教授說的解放思想是抽象的，這個抽象的“解放思想”并沒有指明是在什么原則指導下進行的，它又怎么能夠保證我們事業的發展和勝利呢？列寧曾說：“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頁）而事實也證明，離開了一定的原則的抽象的“解放思想”只會給我們的事業帶來挫折和損失。在這方面，人們不會忘記，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上，曾經先后擔任過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的思想應該說是相當解放的，只是解放得過了頭、離了譜，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很好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結果都栽了跟頭。這說明，并不是只要解放思想就能夠保證事業的發展的；相反，如果解放思想脫離了基本的原則，那就會給事業帶來巨大的危害。難道我們還不應該從中吸取歷史的教訓嗎？因此，我認為，王教授的說法，不僅是無益的，而且是有害的。

根據同樣的理由，王教授說“歷史地看，解放思想是我們黨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法寶”，也是很不恰當的。問題還在于，關于“法寶”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早有明確的說法，王教授再提出另外的什么“法寶”，也是很不嚴肅的。我們知道，早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39年，毛澤東就曾提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頁）1949年，當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時，他又根據新的情況作了某些修正，再次更加完整地提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于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曾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斗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頁）在這篇文章里，毛澤東還在講了“三個法寶”或“三件主要經驗”之后又講了“一個公式”。他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讀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同上）一個多月后，當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白皮書，罵“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時，毛澤東在駁文中又講了一個法寶，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他再一次談到這一點說，“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個寶貝。”（同上，第1502-1503頁）對于毛澤東已經明確講過而且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我們顯然沒有“修正”的權利。更不要說，無論從閱歷和修養上來說，王教授也不具備這樣的資格。王教授雖然貴為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但畢竟只是中央下屬單位下面一個基層組織的頭頭（教研部在高校叫教研室，似乎沒有哪個教研室主任把這個頭銜放在嘴邊講），他可以在學校里進行或組織與黨建有關的教學和研究，至于總結全黨八十多年的基本經驗提出什么“法寶”并且在報刊上公開發表，就顯得很不相稱了；在我看來，這樣的事非黨的領導人莫屬，王教授怎么可以越俎代庖、隨便僭越呢？

二、關于所謂“要徹底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的影響”說

王教授在《高舉》一文里還說，“改革開放事業要進一步推進，越來越迫切地需要徹底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的影響。這是當前思想領域最為緊迫、也是最為艱巨的任務之一。”

原來，王教授所說的“高高舉起解放思想的旗幟”。就是為了“徹底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的影響”！

我們要問：什么是“傳統”？什么是“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曾不止一次地引述《現代漢語詞典》對于“傳統”二字的解釋：“所謂“傳統”，是指“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如風俗、道德、思想、作風、藝術、制度等”。“傳統”作為一種社會因素之所以能夠“世代相傳”，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我們對“傳統”理應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對好的“傳統”要加以繼承發揚，如“發揚革命傳統”就是；只有對壞的“傳統”才要加以批判和擯棄，并不是一說到“傳統”就要加以批判和否定的.。問題是，一些人一說到“傳統文化”時就把“傳統”作為褒義詞來使用的，但當他們將這個詞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或革命聯系在一起時，馬上就把它變成了貶義詞。這樣的雙重標準無疑是十分錯誤的。這在王教授的“高舉”一文里表現得也是很突出的，文章提出“要徹底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的影響”就是明證。

實際上，所謂“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就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來，中經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再經鄧小平至今，世代相傳，一直延續下來的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社會主義理論，既不同于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也不同于當今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代表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作為資本主義對立面、必須經過社會革命才能夠實現、而不是只實行社會改良就能夠實現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既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限于篇幅，我們無需再復述革命導師們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基本觀點的大量論述，但是，重溫一下鄧小平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述和十七大報告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論述，應該是有意義的。鄧小平在1985年8月28日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說，“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過去四年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9頁）而在1992年1月18日2月26日的南方談話里，他又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并且說：“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定義個基本觀點。”（（同上，第379頁）這些觀點難道不是馬、恩、列、斯、毛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難道不是“世代相傳”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觀點？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里曾經非常明確地解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個基本方面。他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實際上，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就是堅持從馬克思以來所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共產黨領導人都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這方面，我們注意到，鄧小平在1985年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詞時，講的也是這兩個基本方面。他說，“我們的原則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走中國自己的道路，我們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頁）可以這樣說，這兩個方面如果少了其中的一個都不能叫做“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僅有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而沒有與中國實踐相結合，那當然不能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僅有中國實踐而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那也是只有中國特色而沒有社會主義，同樣也不能叫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30年前或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 年10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就談到了對“傳統”的態度問題，他說： “你們問我們實行開放政策上是否同過去的傳統相違背。我們的做法是，好的傳統必須保留，但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至于怎么能發展得多一點、快一點、省一點，這更不違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頁）

鄧小平對“傳統”和社會主義講的這一番話，對我們正確認識這一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傳統”，我們應該有所分析，對“好的傳統”，對“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對“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保留”，“必須堅持”，“不能動搖”，當然也要結合“新的情況”。顯然，王教授提出所謂“改革開放事業要進一步推進，越來越迫切地需要徹底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模式的影響”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試問，如果“擺脫”了——而且是“徹底擺脫”了他所謂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那還是社會主義嗎？

三、關于所謂“計劃經濟式的思維模式‘陰魂不散’”論

王教授在兩篇文章里都大批“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認為中國理論“顯然已經過時”，他對所謂“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對社會主義的解說仍然在我們的理論中堂而皇之地占據著一席之地”非常痛恨，稱其為“陰魂不散”，因而大加撻伐。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計劃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代替物，本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程中提出來的，其本身是完全正確的，也根本談不上如王文說的“過時”的問題。

馬克思說，“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的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時不言而喻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頁）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就是分配社會勞動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在歷史上，市場經濟曾經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的分配社會勞動的形式，它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實際上是通過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來調節社會的生產和消費，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會不斷發生巨大的紊亂。”（《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頁）因此，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基礎上，i出了為了社會是計劃經濟的設想。他在在談到未來社會即“自由人聯合體”時說，“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96頁）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被消除，社會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4頁）

同樣，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對計劃經濟作過許多論述。列寧高度肯定計劃經濟對于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他說“沒有建筑在科學最新成就基礎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79頁）但是，由于社會還不可能一下子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還要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部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因此商品生產還不可能消除，還必須繼續存在；而這也就使馬恩所設想的計劃經濟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范圍上都不能不有所改變。在新的條件下，列寧反對“無所不包”的計劃，認為那只是空想。斯大林領導了蘇聯計劃經濟的偉大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功，把一個在歐洲都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與美國可以抗衡的世界強國。他在晚年還進一步研究了有計劃按比例規律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實際上是研究了在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下計劃的實現形式問題。毛澤東也高度評價計劃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他說，“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武漢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講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0頁）事實也正是這樣。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大獲成功，創造了世界第一的經濟增長率。自那以后，我們一共搞了十一個五年計劃，也都取得了成功，創造了遠遠高于市場經濟的經濟增長率，使中國的面目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當然，我國今天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我們的市場經濟并沒有否定計劃經濟。早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初，江澤民同志在比較“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種提法時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而且，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解釋中，還強調了“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上，第226頁），這里說的“在社會主義國家調控下”，實際上也表達了“有計劃”的意思。不僅如此，他還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運行機制上，把市場基金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同上，第203頁）可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對計劃經濟的根本否定。實際上，我們從一些領導人的講話里可以看到，他們一再強調全國一盤棋，其實就是強調計劃經濟的優越性。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頁）胡錦濤同志在去年視察奧運場館工程和慶祝嫦娥1號探月成功的講話里也都講了類似的話，強調了社會主義國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這些難道不能說明他們對于計劃經濟的優越性至今仍然是肯定的嗎？回想一下我國的十一個五年計劃，還有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以及后來的863計劃等等，看看我國在發展經濟和高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快速和超常的成就，都遠非一些市場經濟國家所能比擬，王教授怎么可以把計劃經濟的這些優越性忘得一干二凈，甚至惡毒咒罵計劃經濟“陰魂不散”，不讓計劃經濟理論有“一席之地”，仇視計劃經濟到如此程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應該說，盡管我們還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是，市場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而不是一個永恒的范疇，隨著條件的成熟，總有一天，它要被計劃經濟所取代，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那種認為市場經濟萬歲的觀點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其錯誤是十分明顯的。

四、關于所謂“利用人的本性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動力”論

王教授在“還人以利益”一文中說，“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它的動力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還人以利益——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動力。”

讀了王教授的這樣一些話，不禁讓我想起中央黨校另一位“王教授”——王東京教授來。在一段時間，這位搞經濟學的王教授，到處宣傳“經濟人假設”，到處宣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看來，王長江教授的觀點和王東京教授的觀點是一樣的。對于那位王教授的觀點，我曾寫了一篇《關于所謂“經濟學的三大問題”》進行過批評（拙文載《經濟與管理論叢》2007年第2期），現在再針對這位王教授的觀點作一些補充的論述。

應該說，馬克思主義者并不否認人的利益，但是，這個利益并不是與生俱來的所謂人性，而是來自經濟關系，在存在階級的社會，來自階級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序言中說，“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著。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它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12頁）用人性來解釋利益，而不去了解各個社會的經濟關系或階級關系，就不可能懂得不同的人和社會集團有不同的利益的根源。

在論述利益問題時，人們常常喜歡引用馬克思的一句話：“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頁）王教授雖然沒有引用這句話，但是，正確理解這句話對我們的討論還是十分有益的。應該說，這句話本身雖然并不錯，但它并不是馬克思自己的話，而是馬克思用來批判有些人對這句話的錯誤的理解的。馬克思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大家知道，有一種心理學專門用瑣碎的理由來解釋偉大的事情。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這種心理學由這一正確的推測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只有‘細小的’利益，只有不變的利己的利益。大家也知道，這種心理學和對人的了解在城市里更是屢見不鮮。在那里，人們把看透一切，把透過一連串飛掠而過的觀念和事實而識破那些嫉妒成性、勾心斗角、抓住幾個線頭就想操縱整個世界的卑鄙小人的眼力看做有遠見的標志。同時大家也知道，透過玻璃看東西，太近了就會碰上自己的腦袋。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聰明人對人和世界的了解首先就是——以蒙混人的方式——對自己腦袋的打擊.”(同上)在我看來，王教授對于利益的理解就具有這種性質。不是嗎，他把利益只是理解為與人性有關的利己動機，而且把它看成是不變的，然后就用這個利益來“解釋偉大的事情”，把它說成是“社會經濟發展第原動力”！這樣的解釋當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對自己腦袋的打擊”。

由于王教授不去分析經濟關系，他把任何社會、任何人的利益都看成一成不變的，這就不能不鬧出違背常識的笑話來。比如他寫道：

“個人利益如何實現？——通過交換。工人用工業品換糧食，農民用糧食換工業品；多余的，換成人民幣揣在手里。所以，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只要我們把人對利益的追求作為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我們就自然發展到市場經濟。這就是我們從‘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走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的原因。”

如果不是這些話里有一句“換成人民幣”，我們真不知道王教授說的是哪個社會。什么“工人用工業品換糧食”，殊不知，今天的生產是社會化大生產，工人個人是無法生產工業品的，他也不可能把工廠生產的工業品拿到市場上去換糧食。再說，今天的交換也早已不是物物之間的直接交換了，而是以貨幣為媒介的間接交換，交換也不可能是在工人和農民之間進行，而是工農業生產單位通過商業進行的。更重要的是，商品交換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人要追求利益，而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顯然，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來說明社會的發展，而是從對利益的追求來說明社會的發展，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相去又何止十萬八千里！

王教授認為，“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是人的本性而已。”這種說法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學說，但是，在我們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決定的，它與所謂人性對利益的追求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所謂姓資與姓社，指的是當今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兩種不同形式。應該說，“既不姓社，又不姓資”的生產關系或社會制度，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的生產關系或社會制度就是“既不姓社，也不姓資”的，但那也不是由人的本性決定的，而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同樣，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也“既不姓社，也不姓資”，但是它從來都沒有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因而也從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制度，過去沒有，今后也絕不會。在今天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就不同了，生產關系或社會制度，就不能“既不姓社，也不姓資”了，它只能在“姓社”或“姓資”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不是“姓社”就是“姓資”；不是“姓資”就是“姓社”。在這里只能是“二者必居其一”，騎墻是不行的，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至于王教授所謂“還人以利益”的說法，我們要問，“還”是什么意思？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還”字一是指“返回原來的地方或恢復原來的狀態”，二是指“歸還”，當然還有別的意思，但是，對于“還人以利益”來說，恐怕就只能在這兩個意思上來解釋了。如果按照這兩種解釋，那就是說，原來資本家的利益應該還給資本家，恢復他們原來的狀態；原來地主的利益應該還給地主，恢復他們原來的狀態。如果是這樣，那么，工人、農民也要回到他們原來的受剝削的狀態，否則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就沒有保證了！過去少數民族還有處于農奴制社會（如西裝）和奴奴隸社會（如四川大涼山彝族）的，如果“還人以利益”，那也要把利益還給農奴主和奴隸主，把土地及其它生產資料歸還給他們，過去的農奴、奴隸也要回到農奴主、奴隸主那里去受剝削。試問王教授，這樣的“還人以利益”，工農大眾八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勝利成果豈不都要喪失殆盡，還有什么利益可言？這究竟是社會的進步，還是社會的倒退？！

王教授也許會說他不是這個意思，但是，既然用了一個“還”字，就不能不許人們這樣去理解。人們說“還我河山”，難道不是說要把被外國人占領的國土（河山）重新回到國人的手里,恢復其原來的狀態？在我看來，這是對“還”字最正確的解釋。除了這樣的解釋，不知王教授還有什么別的解釋？很明顯，他這個“還人以利益”的說法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還會造成極其有害的后果，是完全要不得的。

五、關于所謂“十月革命送來的并非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論

王教授還有一個“高論”，他說：“都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有所影響，但在當時還只是眾多思想中的一個流派而已。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俄國的成功經驗在中國才引起了廣泛的重視。但是，時隔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回頭反思這個問題時，就會理性地發現：十月革命固然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它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并非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那是‘蘇聯化的馬克思主義’，那是被蘇聯人‘嚼過的饃’。大人嚼過的饃，嬰兒吃起來當然好消化一些，但帶有強烈的大人的味道。這其中，就包含對整個‘社會主義’的理解。”

首先，我們要指出，王教授為了制造混亂，居然篡改了毛澤東的原話。我們知道，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但是到了王教授那里，“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下子變成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沒有了。這究竟是一時的疏忽，還是蓄意的篡改？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平時，說“馬克思主義”和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根本的區別，但是在這里，王教授顯然很清楚，二者的意義是大不一樣的。毛澤東為什么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說“馬克思主義”，那是因為，那時的中國人不僅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知道列寧和斯大林。恐怕當時對中國人來說，要了解列寧和斯大林的熱情說不定比要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熱情還要高，因為十月革命正是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孫中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孫由于在國外從事革命活動，很早就知道馬克思，但是他沒有讀過《資本論》，對剩余價值和階級斗爭理論不甚理解，還曾有所批評，但是他看到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獲得成功，極為佩服，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說，“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孫中山全集》第11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5頁）實際上，人們正是因為受到十月革命的震撼，才要去了解它的領導人并進而去學習他們思想理論的。王教授之所以把毛澤東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改為“馬克思主義”，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為了說明，“馬克思主義”經過了俄國人的手，已經不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了，已經變成“蘇聯化的馬克思主義”了；同時也是為了說明，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什么什么的話是不正確的，因為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國已經有人介紹了馬克思，中國人已經知道馬克思主義了。這樣一種先把錯誤的東西強加給對方，然后再對其進行批判的做法，其實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法；只要把真相一揭露，全部把戲就不攻自破了。

其次，王教授說經過了俄國人之手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知道，恩格斯逝世以后，曾經出現過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統治。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各個組成部分進行全面“修正”，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靈魂，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資產階級也能接受的東西，用變質變味的馬克思主義代替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列寧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和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及其俄國的跟班進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列寧在自己的著作里大量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恢復被修正主義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這一點，我們在他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看得最為清楚。他說，“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盛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并且絲毫無助于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盡可能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了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證明并清楚地揭示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3頁）面對這樣事實，王教授又怎么可以說列寧主義“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呢？

十月革命后，為了獲得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和書信的手稿，列寧還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并且派院長粱贊諾夫到國外去搜集、購買和復制這些著作和書信的手稿，甚至還為它們的出版撰寫序言。正是由于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高度重視，蘇聯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出版了大量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書信，其中有許多是用外文（包括中文）為外國讀者（包括中國讀者）出版的。事實上，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我們在建國后能夠出版那么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嗎？這個功勞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王教授又怎么能說，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呢？

復次，王教授說經過了俄國人之手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化的馬克思主義”，同樣是沒有道理的。這種說法把列寧主義的意義局限在蘇聯一個國家范圍之內，否定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實際上是對列寧主義的貶低。斯大林曾經針對這一類觀點講過這樣的話：“這個定義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他遠沒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么列寧主義就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根源于整個發展過程的國際現象，而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他還指出，“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斯大林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186頁）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關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都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庫，對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作出了新的寶貴的貢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也直接得益于列寧的理論。可以說，沒有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就不會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著作。列寧主義對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貢獻是無可估量的。

最后，關于王教授說蘇聯人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是“嚼過的饃”的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錯誤的。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祿曾說，“被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他這樣說是對的，因為饃如果已經被別人嚼過，營養就減少了，味道當然也要差些。但是，如果一種理論被別人曾經研究過，那對于后來者說卻是件大好事。因為一種理論多經過一次研究就多受一次檢驗，它的正確性就多了一次證明，這個理論也就變得更加可靠；而如果這個理論在實踐中難以貫徹，先行者就會另外尋找新的解決辦法，而后來者就會少走彎路。這些，又有什么不好呢？顯然，王教授把別人研究過的理論比作別人“嚼過的饃”而加以否定，是完全不恰當的。

事實是，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堅持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對生產資料實行公共占有的原則，實行計劃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堅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同時，他們從具體的條件出發，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也沒有照搬照套。比如，在所有制問題上，馬恩原來的設想是由整個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但是由于農民是勞動者，不能對其實行剝奪，只能通過集體化的形式把他們引向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馬恩的思想），這樣蘇聯的公有制就不是單一的全民所有制，而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部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所有制形式構成的公有制形式。又比如，馬恩設想的社會主義沒有商品貨幣關系存在，但是兩種公有制的并存又使商品貨幣關系的存在成為必要。在這方面，他們也沒有照搬照套馬恩的設想。由于蘇聯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在搞社會主義時就少走了彎路。這些都說明，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成功經驗我們還是應該學習的。當然他們也有不是很成功的地方。比如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對的，但是，由于將這一方針絕對化，長期讓輕工業滯后，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就不好了。又如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表現，但是，如果將其絕對化，權力過于集中，這就不利于企業和職工積極性的發揮了。這些是后來者必須從中吸取教訓的。有了這樣的教訓，對后人也是大有幫助的。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蘇聯在這些方面不太成功的經驗，也不會有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以及后來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這些，都是我們從蘇聯經驗中得到的好處。自己得到了好處，不僅不感謝人家，還要說人家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這難道就是王教授的“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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