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新自由主義思潮與“好的市場經濟理論”

張建君　

    新自由主義是在給諸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和實踐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后，人們才認識到其危害性的。當墨西哥、巴西這些拉美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紛紛陷入所謂的“債務危機”，當俄羅斯按照新自由主義開出的“休克療法”藥方陷入經濟的崩潰局面不能自拔，我們應該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感到慶幸，因為我們沒有完全聽從各種各樣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主張，而是遵循了鄧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原則。這并不是為新自由主義者所贊同的，在他們看來這是中國人不懂市場經濟的淺薄表現，因此他們承擔起了指導中國人掌握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使命”。新自由主義思潮是一個復雜的混合體，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國內的理論界已經做了一定的揭示；但卻忽視了對新自由主義最明顯的一點提出來分析，這對于我們深刻地認識新自由主義及其變種是不利的。這一點在所有的新自由主義者中都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的理論都有一個金燦燦的招牌，即“好的市場經濟理論”范本，所以在大多數時候新自由主義都不是非法入境，而是被我們邀請進來，是我們主動學習的結果。他們只不過利用我們對于市場經濟缺乏經驗而把他們自己的私貨混在“最好的市場經濟理論”這個包裝下進行兜售，能不能鑒別真假則完全取決于各國理論界和政治家的自主意志和理論水平。因此，俄羅斯著名經濟學家謝•格拉濟耶夫把被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所主導的1991～1998年的俄羅斯私有化經濟改革結果定義為對俄羅斯人民“蓄意”的“種族滅絕”，并指出“許多事實上參與了這種犯罪的人‘沒有注意到’其行動的真實后果，他們真誠地認為自己是英雄、人類的大恩人”。這恰好是現在我們所揭示的大量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者的典型心態，他們同樣真誠地認為自己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理論或者所謂“好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持有者，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是使得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產生警惕最大的障礙。特別值得強調的是本文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僅僅是一種迷信西方經濟學的思潮，并不具體地表現為某個人或某些人，正是因為這種思潮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國家悲劇，使我們這樣一個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警惕和深入分析其發生作用的形式和機制，提高我們駕馭和調控市場經濟的能力，用正確的理論引導改革的過程。因此，要使理論界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性形成共識就必須解決下面的幾個理論問題。
    一、新自由主義是“好的市場經濟理論”嗎？
    能不能把新自由主義與“好的市場經濟理論”劃等號是我們認識新自由主義者所必須首先回答的問題。所有的新自由主義者在市場經濟理論上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即經濟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會生活上的個人主義。這已經在世界范圍內被認為是“壞的市場經濟教條”；但支持這種“共識”的具體經濟學理論并沒有受到全面反思。具體到經濟理論上就是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作為一般的理論前提，把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和經濟生活的個人主義作為經濟人的本質屬性；把充分的市場競爭、自由的國際貿易和高度自由的金融體制作為最基本的市場制度；把政府的放任自由和軟化政府的經濟干預能力作為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自由競爭的一體化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目標；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一般邏輯。就成熟的市場經濟理論而言，我們很難找到其理論上的破綻，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大行其道的關鍵所在。再加上世界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美、英等國實踐經驗的支持，無疑這就是最“好的市場經濟理論”。拉美國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支持之下，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前往美國取經，號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重鎮的芝加哥大學為這些國家派出的精英專門開設了經濟學博士課程（這讓我想起了最近這些年，我國一些地方政府與哈佛大學等美國學校所舉辦的高級公務員培訓計劃），他們學成回國執掌政治權力后正是按照這些新自由主義所教的“好的市場經濟理論”進行市場經濟的改革，但實踐的結果使這些國家的經濟都處于危機之中。現在，這些被西方世界稱贊為“技術官僚或者技術政治精英”的人物已經伴隨他們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實踐失敗而被人民逐出了這些國家的政治舞臺。聯系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的實踐，這些失敗的經驗都使我們認識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危害。但產生新自由主義危害的一個重要根源還沒有被理論界所重視，那就是——新自由主義是“好的市場經濟理論”嗎？如果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就不可能給這些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的國家造成這樣大的危害；如果不是，那么有沒有“好的市場經濟理論”，什么是“好的市場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和“好的市場經濟理論”之間究竟有什么樣的區別與聯系就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理論實踐中應該著重解決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迄今為止，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徹底實行新自由主義所謂的“好的市場經濟理論”而取得成功，我們必須指出這些失敗包括鼓吹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國家自己。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不是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獲得經濟強大的國家；恰恰是在它們獲得了世界霸主的經濟地位后，要求在世界范圍內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世界著名的經濟保守主義國家，并因為對抗英國的經濟霸權而開始其獨立戰爭；獨立后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并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到了1929～1933年資本主義的危機階段，更是全面實行了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開了對傳統資本主義全面否定的先河。因此，在新自由主義是否是“好的市場經濟理論”這個問題上。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些把新自由主義主張當作“好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學者應該對此有個清醒的認識。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被當作“好的市場經濟理論”，就在于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載體是所謂科學的西方經濟學，什么是科學？科學就是具有普適性的真理。有了這樣的科學理論載體的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不脛而走就是隨時可以發生的現實，如通過“休克療法”把俄羅斯經濟帶入崩潰的美國著名（現在是臭名昭著）經濟學家薩克斯所堅持認為他的新自由主義藥方并沒有錯誤，問題出在了俄羅斯政府本身沒有嚴格的按照藥方去實施，這是非常丑陋的辯解。但其深刻的思想背景其實就是在把西方經濟學當作完全意義上的科學，當作“好的市場經濟理論”的經濟學范式。那么，西方經濟學是“好的市場經濟理論”范式嗎？
    二、什么是“好的市場經濟理論”？
    反思西方經濟學被當作“好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假設，其深刻的理論背景就是把西方經濟學奉為金科玉律。在他們看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無地域和國別區分的，是普遍適用的原理。這正是我國現在某些人將西方經濟學改頭換面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深刻背景，這種主張已經在國內經濟學界廣泛傳播。用當前西方學術界著名思想家吉登斯的話來講“科學成了一種‘權威’，借助它可以用相對沒有疑問的方式來應付困境或者解決問題”。
    但他們忘記了最基本的一個差別，那就是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無地域和國別區分并不代表經濟學基本原理所適用的經濟生活和生產力水平沒有差別，并不代表經濟分析方法所分析的活生生的經濟現實和作為能動主體的人群不存在價值、觀念、道德的差別，甚至于那些把經濟學同物理相類比的學者，在把理論都必須經過經驗數據的檢驗當作經濟學和物理作為科學證明的共同之處時，也忘記了一個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人的能動性和感情性、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和物質世界有著本質的差別。如果說上述的分析還不足以說明西方經濟學不等于是經濟學科學。那么，我們最好從西方經濟學自身的發展歷史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必要走的太遠，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來看，先是違背其經濟學基本原理經濟人的假設實行資本主義普遍的福利國家制度，接著就出現了新古典綜合派、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劍橋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等等持不同、甚至對立原理和理論主張的學派爭斗。有的把供給創造需求當作基本的原理，有的把需求創造供給當作不變的真理；有的堅持利率調控是貨幣政策的基本運行機制，有的主張控制貨幣供應量才是貨幣政策的基本原理；有的主張經濟自由主義，有的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理論上似乎很繁榮，但實際中的西方經濟卻在滯脹的危機中痛苦徘徊。這就是科學的西方經濟學。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西方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也是在低增長、高失業的陰影中徘徊，公司假賬丑聞與資本主義游資世界范圍內的撇脂行為成為這種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最突出的表現。如果沒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建立的世界經濟秩序和各種霸權的保護，我們不可能看到西方經濟的希望所在，難道這就是科學名義下的“好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杰出貢獻？
    保羅•薩繆爾森指出“經濟學本質上就是一門以經驗為依據的科學。它以解釋我們身邊的世界為首要目標，然后幫助我們基于正確合理的經濟原則來設計經濟政策，以提高國內外人民的生活水平。”這無疑是客觀的態度，西方經濟學其實也就是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生活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是西方社會經濟生活方式的反映。脫離了具體的社會經濟生活和生產力水平，經濟理論就是空中樓閣，把這樣的理論當作科學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一個民族的經濟實踐只能對其他民族具有借鑒意義而不可能完全取代他們自己的經濟實踐過程，作為一個民族經濟實踐理性認識成果的經濟學更是如此。中國近一百年的近當代史，已經把這種經驗教訓反映的淋漓盡致。社會生活的經驗是可以借鑒的，但絕不能照搬，主要是指我們對于社會科學的態度。所以，“好的市場經濟”所包含的一個潛臺詞就是世界經濟生活的同一化和單一化，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流行前沿就是美國化。對于他們而言，馬克思的這句話很適用：“別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教條集成，被他們用包圍著他們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的精神去解釋，就是說，被曲解了”。西方經濟學作為“別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在他們手中變成了科學范本，被他們當作了最“好的市場經濟理論”教義，這就是新自由主義能夠在世界范圍內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因此，什么是“好的市場經濟理論”，絕對不是西方經濟學所給出的經驗總結和一般性結論。所謂“好的市場經濟理論”只能存在于各國具體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實踐的現實之中，并不存在先驗的范式和一般的結論。
    三、中國的市場經濟為什么要加上社會主義的限定？
    中國的市場經濟為什么要加上社會主義的限定？這是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市場經濟和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前提。這個前提除了表明我國有著不同于西方市場經濟的政治、文化、思想等社會制度安排外；社會主義還有著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等經濟關系。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就像資本主義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一樣，社會主義也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這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前提，也是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前提。資本主義世界在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的沖擊中，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敢于打破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教條，把社會主義的政府干預、甚至經濟計劃引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中一樣，而不是要改變資本主義這種生活方式，是要確保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被改變。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要學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人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建立一個和美國一模一樣的社會。新自由主義明白地知道這是制造中國混亂的重要手段，也知道實現這一點很困難。他們所找到的辦法就是不顧中國市場經濟的一般前提，把西方經濟學當作惟一的科學向中國兜售。而且不僅僅是在經濟學領域，通過經濟學向其他一切領域出現了滲透的趨勢。事實上，我們只要考慮一下市場經濟在西方國家發展的現狀就知道，新自由主義否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分，宣傳西方經濟學是一般的科學理論，市場經濟是社會生活的一般規律的認識是多么的荒唐。
    我們承認市場經濟在以市場作為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這一點是沒有本質差別的。但和這一資源配置方式相結合的實際經濟條件和理論主張，以及實現這一資源配置方式的具體制度有多大的差別，恰好是他們所回避的。例如日本、美國都搞市場經濟，但他們實現市場經濟的許多做法根本不同。日本的市場經濟以政府為主導，有專門的計劃部門制定一系列產業政策、經濟計劃引導整個國民經濟活動。而美國卻將經濟計劃視為破壞私有制、過分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加以否定，宣揚放任自由。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更是從目標和做法上都有別于其他西方國家。它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公正十市場經濟。體現在其經濟目標上——社會公平原則中規定社會總產值中一部分歸雇員所有，雇員對企業的生產與管理享有“共同決定權”或“參與決定權”。這都是和日本、美國“私有利益至上原則”直接對立的。而我們如果再讀一讀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爾貝爾在《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中所揭示的以德國為代表的萊茵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薩克遜模式的市場經濟對立，我們就能夠清楚地看到不同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同國家的生活模式，它雖然處于不斷地自我演進和完善之中，但它并不存在一個普遍適用的“好的市場經濟理論”的統一模式。
    因此，在市場經濟要不要加上社會主義限定的這個問題上，我國理論界曾產生過激烈的討論，我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為此曾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來闡述這個問題，為確立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做出了杰出貢獻。當時人們似乎沒有完全理解這種論戰的意義，現在看來是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現實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這是中國市場經濟理論區別于西方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說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不是以西方經濟學為理論指導，而是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為指導的根本立足點。如果說，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成功是立足于其理想典型的經濟學理性基礎之上；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也必然不能夠離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最核心的范疇。而新自由主義所力圖瓦解的也正是這一點。
    四、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與中國“好的市場經濟理論”
    對于中國改革成功發展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不是在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展開的，而是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直面現實的改革探索中獲得成功的。但現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改革中后期登陸、或者新近登陸中國的一些把西方經濟學當作科學的學者，很不客觀地把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歸功于西方經濟學指導，借機擴大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地位、爭奪對于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話語權，甚至把對于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做出重大貢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動輒稱做“老左”，其實這恰恰反映了他們的狂妄和無知。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之所以成功正是有這樣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老左”做出了杰出的理論貢獻，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藍圖就是在他們手中所繪制的。伴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良好發展，我們能夠從西方市場經濟中直接學習的東西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少。中國越來越需要對于市場經濟做出自己的理論總結，這種總結肯定不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所能夠解決的。在市場經濟改革成功的基礎上我們將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完全取決于我們今天的理論選擇，這個理論選擇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做出，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和諧社會是我們的大同理想，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把十三億都培養成自私自利、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那將是一個什么樣可怕的狀況！
    通過我們對于新自由主義以及為新自由主義提供強大理論支持的西方經濟學的分析，觀察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世界經濟實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像新自由主義不可能正確的指導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一樣，所謂“好的市場經濟理論”也絕對不可能是西方經濟學的翻版。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表明，中國“好的市場經濟理論”只能來自于中國人自己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因此，為了有效地防止以各種各樣面目已經出現和即將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及其變種，必須確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主導地位，必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自身的特征和實踐。
    （《環球視野》摘自2004卷第12輯《海派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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