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合理性分析

曹英偉

《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6期

【內容提要】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是斯大林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蘇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總結和創造，是社會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蘇聯歷史的選擇，其存在有合理性；農業集體化運動和工業化運動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緊密聯系的兩個組成部分，沒有農業集體化運動就不會有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因此，不能單方面否定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應把它放在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來考量。同時不可忽視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的缺陷。反思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走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將大有裨益。

對斯大林經濟思想的評價，學術界普遍的觀點是基本肯定其工業化思想及工業化道路，而對其農業集體化思想及運動則基本持否定觀點。一是認為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運動違背（至少是終止）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二是認為農業集體化運動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使蘇聯的農業發展長期落后，工農業發展比例失調。對此，筆者提出不同的觀點：第一，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蘇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思想，都是時代的產物。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是斯大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蘇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總結和創造，是蘇聯歷史的選擇，其存在有合理性，不能簡單地完全否定之。第二，農業集體化運動和工業化運動是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兩個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緊密聯系，如果否認農業集體化運動，而肯定工業化運動，這從邏輯上說就是矛盾的。可以說，沒有農業集體化運動就不會有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因此，不能單方面否定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而應把它放在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來考量。

一、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的基本內容

十月革命后，蘇聯黨和國家面臨的嚴峻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改造小農經濟。列寧曾對此進行了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走過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曲折道路。斯大林執政后，蘇聯的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經濟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工業化的發展遇到了障礙；20世紀20年代末發生的經濟大危機使資本主義國家間和它們與蘇聯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張。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斯大林發動了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并提出了改造小農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大農業的一整套思想。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內涵非常豐富，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 農業集體化是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需要

斯大林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長期建立在落后的經濟基礎上。蘇聯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又處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因此無論是從解決國家政權的基礎問題出發，還是從避免蘇維埃國家被資本主義吞滅方面考慮，蘇聯都必須迅速建立起獨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實現國家現代化。國家現代化首先是指工業的現代化，尤其是重工業的現代化。在這一點上斯大林與列寧的觀點一致。由于當時蘇聯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因此這一切都必需依靠內部解決。作為農業國，蘇聯的農業必然要成為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小農經濟無法擔此重任。為了實現工業化，必須發展現代化大農業。依據蘇聯現實的條件，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最佳途徑就是走農業集體化道路。

2. 蘇聯的農民必須走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道路

斯大林認為，改造小農經濟有兩條路可以走，即資本主義道路或社會主義道路。個體農民是小商品生產者，如果按照小農經濟自發的發展方向，一定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那將意味著大多數農民陷入貧困、破產，失去土地，只有少數人發財致富。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能允許的。另一條道路就是社會主義道路。斯大林堅持主張，蘇聯的農民必須走社會主義農業道路，走集體化的道路，因為“集體化的方法是最進步的方法，這不僅是因為它并不要讓農民破產，而特別是因為它使我們能夠在幾年以內就使全國各地都有了能夠采用新技術，利用農藝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國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產品的巨大集體農莊”1。

3. 農民必須為工業暫時交納“貢稅”

斯大林從不否認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工業的基礎，農業“是吸收工業品的市場，是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者，是為輸入設備以滿足國民經濟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資后備的來源”2，所以必須發展農業。同時他又強調，農業發展的關鍵在工業，“高速發展我國工業是改造農業的鑰匙”3，因為只有工業發展了，才能為農業發展提供拖拉機、化肥、農藥，農業生產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因此，發展工業是第一位的。由于蘇聯經濟落后，工業很不發達，又得不到國外的支持，工業高速發展所必需資金的大部分只能由農業提供。為此，農民需要向國家交納一種超額稅，“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4。斯大林認為，高速發展工業，“這不僅是工業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農業，是農民所需要的，農民現在最需要拖拉機、農業機器和肥料”，所以農民必須暫時承受這種負擔，而且蘇聯農民能夠“負擔得起”5。農民的“貢款”包括：向國家義務交售的農產品；給機器拖拉機站的實物報酬；國家預約收購的重要工業原料作物。當時對農產品的不同收購形式規定了不同的價格。蘇聯的“貢款”制度一直實行到1957年才結束。

4. 集體農莊是合作社的高級形式

斯大林認為，列寧的合作化計劃“是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加引號的大計劃，這個計劃包括農業合作社的一切形式，從低級形式（供銷合作社）到高級形式（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6。基于這樣的認識，斯大林強調，集體農莊和合作社并不是對立的，而是新經濟政策實施的兩個階段，“集體農莊是整個合作社運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實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應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所謂集體農莊的合作社”7。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階段，由于工業落后，工農、城鄉之間主要靠商業交換聯系起來時，供銷合作社是主要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而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階段，即國家開始工業化，用重工業聯系工農、城鄉時，集體農莊則成為主要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

5. 集體農莊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杠桿

斯大林多次強調，小農經濟“是最沒有保障、最原始、最不發達、生產商品最少的經濟”。要想改變農業經濟的落后狀況，必須發展大農業經濟，因為只有大經濟才能夠使用大機器設備、使用化肥、利用科學成就，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集體農莊經濟就是農村中的大經濟。斯大林認
為，集體農莊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杠桿”。它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它是農業中采用機器和拖拉機的主要基地”。不僅如此，集體農莊使農民由個體農民變為集體農民，在集體勞動中可以克服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所以集體農莊也“是用社會主義精神改造農民、改造農民心理的主要基地”8。

二、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的合理性

毋庸置疑，小農經濟是分散落后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形式與現代化國家的概念極不相符。任何國家要實現現代化，都必須把小農業變成使用先進生產工具的大農業。蘇聯小農業變成大農業的過程與西方國家農業現代化過程不同，它是以一場社會大變革的面貌出現的。這場偉大的社會變革，打著深深的斯大林的烙印，以至于可以用“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道路”這一概念來表述蘇聯農業社會主義改革運動。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給蘇聯的農業發展和農民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后果，所以一直以來遭到多方面的指責。但是，我們必須明確的觀點是，社會道路的選擇是社會合力作用的結果，絕不是由某一種或幾種力量決定的，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能夠成為蘇聯社會歷史的選擇，必然存在其合理性。

（1）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符合蘇聯工業化和國家獨立生存的大目標。20世紀20年代，蘇聯是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的惟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資本主義國家把蘇聯看作是洪水猛獸，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蘇聯要想生存就必須建立起獨立完整的經濟體系。經濟體系的最高和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從1925年起，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成了蘇聯國家生活的中心內容。蘇聯的工業化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特點。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資金、糧食、原料，這些問題只有現代化的大農業才能解決。而蘇聯是小農經濟占主要成份的國家，十月革命只實現了社會制度的變革，并沒有把小農經濟變成社會主義的大農業，相反卻更加強了小農經濟。原因是，十月革命消滅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使蘇聯的農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原來的大地主和大富農經濟被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取代。戰前，俄國有1500－1600萬個體農戶，而1926年有2400－2500萬小農戶。小農經濟是半消費經濟，糧食的商品率極低，在蘇聯只有11.2%。9這種經濟不能推進工業化進程，只能阻礙工業化進程。所以，為了發展重工業，必須把小農業變成大農業。斯大林一再強調，蘇維埃政權不能長期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即“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上”10。迅速改造小農業的最有效辦法就是通過行政手段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集體農莊。因為在集體農莊中，農民可以在大片土地上使用機器拖拉機，這樣，一方面能夠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增加農業產量，為工業提供大量的商品糧和原材料，同時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工業發展準備后備軍，另一方面又可以解決農業機器設備的銷售問題。因此，可以這樣說，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工業化的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蘇聯的工業化，就沒有蘇聯的獨立和強大。因此，不能肯定工業化而否定農業集體化，二者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2）建立集體農莊，改變農村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一致，容易被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接受。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預測，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斯大林的集體化計劃立竿見影的結果就是，既可以在短時間內變農村小私有制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又可以防止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這樣的前景對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有號召力。

（3）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符合農業生產力發展方向的要求。小農經濟是落后的經濟，它無力采用先進的農業機械設備和科學技術，無法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大農業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對經濟落后、農業人口眾多的蘇聯來說，在不可能走資本主義農業發展道路的情況下，發展集體經濟就成為其促進農村采用現代化生產工具提高生產力的最好出路。

（4）建立農業集體農莊可以解蘇維埃政權的燃眉之急。1927年，蘇聯出現了糧食危機，斯大林認為造成糧食收購危機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小農經濟沒有辦法實現擴大再生產，不能使用機器拖拉機，糧食產量低、商品率低，是半消費性的；二是富農的力量增強了，他們利用手中的糧食，與城市的投機倒把分子相互勾結，投機倒把，抬高糧價。解決糧食危機的辦法就是走農業集體化道路，因為如果把貧農和中農組織起來，建立集體農莊，分散的小農業就會立即變成集體農業，農民使用國家提供的機器拖拉機，就會提高糧食產量；集體農莊的農產品價格由國家控制，富農投機倒把的機會沒有了，糧食危機問題馬上可以解決，國家必需的糧食就有了保障。

（5）“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11的口號對普通農民、尤其是對帶有封建意識、崇尚平均主義的小農具有極強的誘惑力。新經濟政策鼓勵小私有經濟發展，這比較容易使農村中經濟基礎好、頭腦靈活的人富裕，而廣大貧農的生活改善不大。由于小農的特點，農民急切希望有一條捷徑一下子富裕起來，或者能“均貧富”，尋求心理滿足。“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這個口號既包含富裕的希望，又包含平均的色彩，無疑非常符合小農的心理，特別容易被他們接受，所以出現了在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中農業越落后的地方集體化的速度越快，越貧窮的人越愿意加入集體農莊的現象。

（6）成立集體農莊有利于國家對農村經濟的控制。小農經濟是分散、獨立的經濟形式。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民進行貿易活動，但國家卻沒有充足的工業品進行交換，因而造成國家對農村的實際控制能力下降。成立集體農莊，變小農經濟為集體經濟，國家可以通過經濟計劃指標和機器拖拉機站把全國的農業生產納入國家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之下。蘇聯集體農莊使用的機器拖拉機不是由農莊自己購買，而是由國家拖拉機站向其提供有償服務，報酬以實物形式支付。同時，拖拉機站還有一個特殊的職能，即在拖拉機站成立了政治部。作為黨在農村中的非常機構，專門負責集體農莊的政治、組織工作，對集體農莊進行領導，實現國家對集體農莊的有效控制。

（7）黨內政治斗爭的需要。列寧逝世后，布爾什維克黨內政治斗爭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認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關鍵在于能否解決兩方面矛盾，一是國內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矛盾，另一個是外部矛盾，即蘇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關于國內矛盾，斯大林認為，小農經濟是私有制經濟，它與無產階級的公有制經濟一定存在矛盾。但蘇聯的農民與西方國家的農民不同，他們與無產階級在發展的根本問題上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可以解決的，解決的辦法就是，無產階級利用手中的政權、城市、工業，總之一切手段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說，實現農業集體化是斯大林關于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觀點的重要論據。

（8）在斯大林和一些領導人的頭腦中，“革命”的慣性也起了很大作用。從古到今，沒有哪一次革命是最初就能完全被普通群眾理解的。群眾需要革命先鋒隊的帶領。所以斯大林不斷強調，布爾什維克黨要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在實踐中，當農民產生了抵觸情緒，甚至用屠殺牲畜、損壞工具表示抗議時，斯大林沒有進行認真反思，而把這些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干部和農民群眾覺悟不夠高的結果，因而采取了慣用的“革命”方法，不斷強化行政手段。

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不僅在理論上存在著合理性，同時在實踐上也存在著可能性。

（1）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頒布了《土地法令》，宣布廢除土地私有制，土地歸國家所有，因此，蘇聯的農民“也就沒有西方農民的那種對一小塊土地的奴隸般的依戀。這種情況不能不使小農經濟易于轉上集體農莊的軌道”12。

（2）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緊迫感”，是蘇聯農民能夠忍受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帶來的痛苦的一個重要原因。斯大林不斷提醒蘇聯人民，“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延緩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們不愿意挨打。……舊俄歷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為落后而不斷挨打”13。“落后就要挨打”這句口號就像懸掛在蘇聯人民頭上的利劍，鞭策蘇聯人民艱苦奮斗、奮發圖強。所以盡管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抵制行為，比如宰殺牲畜、毀壞工具、怠工等，但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蕩。

（3）拖拉機推動、鞏固了農業集體化運動。社會生產組織形式與生產工具緊密聯系。小農經濟是與手工勞動相適應的社會經濟關系，而要建立集體經濟，就必須有大的農業機械設備，用大機器把農民聯合起來。拖拉機是向農民宣傳集體化的最好的工具。拖拉機翻開土層，也翻松了農民小生產者傳統思想意識的‘土層’，使農村凝滯的思想活動起來。尤其對于蘇聯農村中大量缺乏生產工具的貧雇農來說，機器拖拉機無疑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吸引力。

（4）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黨內經過激烈的政治斗爭，斯大林掌握了黨和國家的絕對權力，客觀上有利于按著他的意志進行農業集體化運動。

三、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的歷史局限性

在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的指導下，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蘇聯基本上實現了農業耕作機械化，分散的小農變成了集體農民。但斯大林的理論也存在片面性和時代的局限性，給蘇聯經濟、政治及社會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不是完全以發展農業經濟、保護農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更主要的是以國家生存的需要為立足點。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服務，為國家的獨立發展作貢獻。這一目的使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更注重其政治功效，而把發展農業經濟放在從屬的地位，正如俄羅斯學者波波夫所說：“蘇聯的經濟政策一直都是起政治建設的輔助作用”14。這嚴重影響了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的經濟意義的發揮。

斯大林認為又“大”又“純”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才是社會主義，而把非公有制成分都看成是社會主義的對立物，對其進行徹底改造。馬克思恩格斯曾預言，社會主義將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特征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在沒有經歷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條件下進行的，國家的經濟成分呈現出多層次性和復雜性，因此不具備立即實現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斯大林摒棄其他所有制經濟，建立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做法，阻斷了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道路。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影響了小農經濟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斯大林把富農看作是資產階級，采取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斯大林不顧當時蘇聯現代化農業設備嚴重短缺和農民文化素質非常低的實際情況，片面、教條地強調農村生產組織形式的意義，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結果導致蘇聯一部分農民不接受、甚至抵制集體化運動。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與之相適應，人們應該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共同生產。斯大林的上述觀點，違背了社會生產組織形式必須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基本規律。在蘇聯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時，國家并沒有足夠充足的現代化機器設備供應農村，農民對先進機器及相應的生產組織形式的意義也缺乏足夠認識，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卻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強迫農民組織起來進行集體生產，必然不被農民接受，并且也擾亂了農業生產秩序。

斯大林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改造小農必須遵守自愿、示范、漸進的原則。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斯大林過分強調速度和范圍，追求整齊劃一。1930年1月，聯共（布）中央通過決議，將全國農村分為三類地區，并為每一類地區分別規定了基本實現集體化的時間表。為了完成和超額完成任務，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強制的手段，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在此過程中出現過火行為就不可避免了。這種做法嚴重違背了列寧強調的改造小農必須遵守自愿、示范、漸進的原則，造成部分農民首先對農村的領導干部不滿，進而導致對集體化運動進行抵制。

斯大林把優先發展重工業放在了過高的地位，忽視了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基本要求。把農業僅僅放在為工業服務的地位，從農業抽取得過多，“把農民挖得很苦”15，結果使蘇聯農業生產、農民生活都受到損害，造成農業經濟發展長期滯后，“從1926年到1940年，重工業增長18.4倍，年均增長速度為21.2%；輕工業增長6.2倍，年均增長速度為14.1%；農業之增長26%，年均增長速度只有1.5%”16。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合理的，但是斯大林把優先發展重工業看作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相區別的特征，這就使蘇聯的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影響了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

四、對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的反思

從今天的立場看，盡管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存在諸多弊端，但如果把它放在大的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考量就不難發現，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符合國家現代化的要求，也是在特定的歷史時代蘇聯社會的必然選擇。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俄羅斯學者亞•季諾維耶夫在《世紀偉人》一書中說：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集體農莊，就不可能實現工業化，而沒有工業化，蘇聯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被擊垮了。然而，就集體化本身而言也不是一無是處，集體農莊使人們的生活有了變化，“青年人有了成為拖拉機手、機械師、統計員的機會。與集體農莊相伴隨的新生活方式，如會議、談話、宣傳報告等現象，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比以往更有趣味”。 17

同時，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教訓也是沉重的。第一，農業政策必須以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為立足點，而且要與時俱進。農業經濟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性，在制定農業發展政策時必須以農業自身的發展需求為基點，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才能促進農業的發展和保護農民的利益。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是蘇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服務的，當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后，它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但斯大林卻把它看作是符合農業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思想長期堅持，其結果是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的利益，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給蘇聯農業的發展造成了重大損失。第二，對小農進行改造必須用他們能夠接受的辦法。“農業集體化”的內涵不是簡單地把農民組織起來一起進行生產，而是指分散的農民在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大機器設備的過程中有機地聯合起來，并進行意識、心理改造的過程。這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而且必須用小農愿意接受的方法、途徑。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是以一場社會變革的面貌出現的。為了“革命”的結果，國家常常采取強力甚至暴力手段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這嚴重地傷害了農民的感情。第三，不能搞整齊劃一。社會組織形式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人們的經濟地位不同，需要的社會組織形式就不同。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思想的目標模式單一，就是建立集體農莊。當時蘇聯農村中農民的成分比較復雜，有富農、新經濟時期富裕起來的農民、中農和大批貧農，他們由于經濟地位不同，因而經濟利益也不同，要求的社會組織形式各異。但是，斯大林卻排斥其他的合作社形式，將集體農莊作為農村中惟一的社會組織。這種單一的形式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多層次需求，損傷了農民的利益。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前車之鑒。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也走過依靠農業支持工業發展的道路，農業、農村為工業、城市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工業、城市發展的許多成本是由農民、農業、農村支付的。實踐證明，用農業的“奶水”喂養工業，是像蘇聯、中國等這樣以農業經濟占主要地位的經濟落后國家加快經濟現代化步伐的別無選擇的選擇，關鍵問題是，當工業、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須及時“反哺”農業，否則農業不僅無法執行支持工業的任務，甚至會拖工業的后腿。對此，我國政府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并且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2005年“兩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其中就包含工農和諧、城鄉和諧的思想。溫家寶總理在2006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和“十一五”《綱要》中，一再強調把全社會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和主要任務，為根本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政策保障。在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當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幫助農民發展集體經濟將是各級政府的重要工作，因為小農經濟始終是脆弱的和生產效率低下的經濟形態，小農業無法使農民真正富裕起來，農民最終還是要走現代化大農業的道路。

斯大林的發展社會主義大農業思想符合國家經濟發展方向。對此，鄧小平也進行過闡述：“中國社會主義農村的改革和發展，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18

1《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頁。
2《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頁。
3《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頁。
4《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頁。
5《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頁。
6《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頁。
7《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
8《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7頁。
9《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頁。
10《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頁。
11《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2頁。
12《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頁。
13《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274頁。
14波波夫：《斯大林與戰后蘇聯的經濟》，轉引自劉顯忠：《近年來俄羅斯學者有關斯大林問題的一些新研究》，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5年第2期。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頁。
16陸南泉、姜長斌等主編：《蘇聯興亡史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頁。
17轉引自王麗華：《50年后再看斯大林》，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4年第5期。
1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作者曹英偉（1963-），遼寧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遼寧大連 11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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