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繼俄國“十月革命”后建立起來的一批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的新一代社會形態歷史時期的開端，那么該怎樣來理解蘇聯及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消亡呢？怎樣客觀地評價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果呢？“大國崛起”之夢的實現和路徑模式如何選擇呢？本文從中國目前在人類社會運動發展中的時空位置做一粗框架的梳理。

 

《大國崛起》紀錄片中有這么一段話語：

 

一、人類社會整體的時空運動特定條件造就了當前中國“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

 

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萌動時期，也曾有過新社會形態結構要素的“萌芽”、甚至是新社會形態較為完整的“雛形”中途夭折的事例。例如十五、六世紀時的意大利南部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城市共和國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成功的“雛形”。新社會形態的萌芽或雛形之所以夭折的原因：或是因為必要的歷史條件還沒完全具備，或是因為當地的文明特性不足以支撐其正常發育成。例如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夭折，主要還是因為其文明特性更接近于西方文明特性，兩者間的“背反性”不足。

能夠讓“早產”的新社會形態持續發展下去的，只能是當前的中國。1976年以前的中國，是處于“偏激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注1）其社會結構是以“類支配型行為組合”（注2）占主導地位的。十年的“文革動亂”實際上是一次輕度失控的社會結構震蕩，1979年起的改革，標志著中國已進入了“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注3）。然而，其社會結構的變革是不對稱的，即在政治上，其“類支配型行為組合”占主導地位（當然也包括對經濟的支配地位）的狀況基本沒有改變；僅在經濟結構上，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而改成了“交換型行為組合”（注4） 結構，隨著市場化與私有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整個社會的構造已實際上越益向資本主義的“畸型社會形態”（注5）回歸了；與此相應，“畸型社會形態”固有的弊端（這弊端的根源就是：新、老兩個社會形態中最腐朽的文明因素被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也漸死灰復燃。

這樣的社會結構模式是不科學的也不可能持久的，這是因為：兩種不同社會結構體制的基本運動方式（在此僅著重于市場經濟運行模式）存在明顯的差別。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運動方式是：在民主政治（即“多黨制”及其“分權制衡政體”）的制約及自由的市場競爭條件下，資本與技術以市場份額的占有為基礎→利潤的積累→兼并與更新→爭取形成壟斷資本。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關鍵是：不論在什么時候，只要占有技術優勢，那么即使是小資本，都可以重復這一由弱到強的積累過程，其中，技術的進步與利潤的積累是資本積累的條件，所以，伴隨著這一積累過程的重復進行，社會也取得了發展與進步了。

而資本主義“畸型社會形態”以及我們現在的“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的經濟運動方式卻恰恰相反：即官商勾結或國私結合的資本及其利益集團根本就不需要靠技術優勢來搏取利潤的積累，而是自上而下地利用手中的特權，巧取豪奪地形成資本集聚并壟斷商機。這一過程非但沒有使社會因技術的提高與利潤的積累而進步，反而是嚴重地破壞了社會技術進步與財富積累的生成機制，例如：建國前中華民國時期的社會經濟運行特點是國私結合并在所有權上模糊權利界限。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掌控的企業就是如此。也就是說，在這一運動方式中，“三產”日趨低端化，而科技性的“高端三產”則會日益萎縮，這種現象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中已經出現并發展著了。

不錯，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南巡講話以后，我國的GDP增長率特別是從一九九三年以來，都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勢頭，（見圖一）

 

這種類似的經濟高速發展也僅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剛進入“高潮期”時曾經有過。但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十幾年來的的經濟高速發展并不是緣于其社會結構及其運動方式的合理性，而主要是借助了了市場形成過程所帶來的結構生成勢能的“東風”，因此，一旦市場機制基本形成，由結構生成勢能所帶來的增長也就逐漸消失了；與此同時，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則極大地削弱了經濟增長的根本引擎——社會消費能力，所以，中國十幾年的經濟增長特點主要是靠政府擴大基本建設投資、扶持房地產、以及大量引進外資（主要是投向勞動力密集型出口項目）來取得的，但這樣的辦法畢竟是難以為繼的，而且其結果是讓“畸型”進一步地深化發展。

 

二、當前中國“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所面臨的社會結構震蕩危機在逐漸顯現

 

首先，作為“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它正處在社會結構震蕩規律作用最為頻繁的時期，而“復舊型”模式則又是整個“典型社會形態”（注7）歷史時期里，社會結構矛盾最多、最尖銳、最容易積累危機，而抵御危機能力最薄弱的一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

其次，“類支配型行為組合”在社會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的方式，歸根到底是封建統治意識的習慣性殘留，然而，既然延用了封建統治方式，那么也就逃脫不了封建王朝周期性覆滅規律的威脅，而這一規律恰又是社會結構震蕩規律中，最難抵御的、震蕩烈度最強、造成的社會破壞力最大的一種具體震蕩規律形式。

我們應該憂心地注意到：歷代王朝覆滅前夕的那些危機現象，如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官僚腐敗、官民之間的暴力沖突等，不僅正在我國目前的社會里出現，而且，持續惡化的趨勢還沒得到有效的扼制。

再次，既然已經實行了市場經濟，那么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結構震蕩規律（注8），也將不可避免地會襲擾我國。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經濟危機是可以通過宏觀調控來避免的，而且把西方市場經濟危機頻率與烈度的降低，歸功于西方經濟學的宏觀調控理論。

經濟學作為一門經驗性的學科，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發達與發展，在認識與管理市場方面（也包括宏觀調控），的確總結與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經濟危機的本質是市場無序競爭的“熵”積累，因此，經濟危機實質上是一種必須釋放的負效能量，而至今為止，其實任何宏觀調控手段都不能做到：把這種負效能量消融于無形；實質所能做到的僅是：或是設法控制性地緩釋、稀釋這種負效能量，或是設法將這種負效能量轉移出國境。

因此，當代西方社會的經濟危機頻率與烈度的降低，其根本的原因是：其大量的制造業已轉移到了國外，社會總資本主要是以無形資本與金融資本為主。由于制造業的比重已極大地降低，因此，基本上已不再受“產品過剩危機”的威脅；所懼怕的，僅是“金融危機”。但由于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及其貨幣居于絕對的優勢地位，因此，它們完全可以通過匯率、利率以及金融資本的運作，把金融危機的“熵”積累轉移到國外。例如目前美國壓中國人民幣升值其目的就在于有利于美國經濟的熵輸出及其危機向中國轉嫁。相同的案例看看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逼迫日元升值造成日本經濟泡沫時代持續多年而萎靡不振。難道還能允許類似的歷史悲劇重新在中國上演嘛？

我們知道，價值的最終承擔者總是商品與勞務，因此，承接“熵”的，最終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出口國與金融資本的輸入國，也即欠發達國家。通常，因為“熵”被多國承受而稀釋了，然而，如果欠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嚴重失衡，也即自身的“熵”積累已相當嚴重；且產品加工鏈涉及多個國家，那么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失控，便會因連鎖及乘法效應而引爆區域、甚至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當然，其中受害最嚴重的還是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一些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崩潰就是這樣產生的。

上述的“熵轉移”與“熵的連鎖共振”，都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及其社會結構震蕩規律在特定的社會與歷史條件下，人為造就的“或然規律形式”（注9）。因此，進入“成熟階段”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的減少與社會結構的相對穩定，甚至收入的分配上也相對合理，其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為西方經濟學理論有“消滅危機”的神奇宏觀調控功效，而是緣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有的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發達的技術綜合優勢以及雄厚資本及其貨幣優勢；

第二個條件：撤消“壁壘”的世貿原則及其經濟的全球一體化。

在以上兩條件中，尤其是憑借著第二個條件，不僅能使發達國家的“熵積累”持續地散發到境外，而且還可借助“優勢資源對財富的優先吸引及財富的向心集聚規律”的作用，讓自己的優勢技術及其資本從外部充分地吸取超額利潤。

如果脫離了以上兩個條件，若現有的經濟學宏觀調控理論真能隨意地調配產業結構、均衡分配、消滅經濟危機的“熵”積累，那么“市場經濟的拉美化發展趨勢”這一概念也就不會出現了。難道拉美國家的經濟學家都是飯桶或白癡嘛？

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制度生存的前提條件，與此相應，貧富兩極分化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只不過到了其“成熟階段”之后，“不平衡”與“貧富兩極分化”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而被“外推”到了全世界；也就是說，西方發達國家內的“相對均衡”，是以欠發達國家的社會及其經濟的嚴重失衡，以及貧富兩極分化的日益加劇為代價的。

只要世界經濟體制不發生根本的變化，那么所謂“窮人（窮國）的市場經濟學”，就只能是一個“六合彩”式的夢。

西方經濟學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典型社會形態”的“社會調控意識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社會調控意識體系”則又是“社會形態構造理念”中的基本組成部分，當然能在社會關系及其結構的調節、以及緩解社會矛盾方面，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要注意這作用主要是適用于西方自身社會。但是，服務于社會形態的調控理論是不可能消滅、也消滅不了該社會形態的必然規律的，它所能做到的僅是：在特定的社會與歷史的條件下，努力尋找與塑造“較為有利的或然規律形式”。從這一現實的限制條件的角度來看，那么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比之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來說，其選擇的自由度是極狹窄的。

總之，中國目前的“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的“熵”積累已經相當嚴重了，可以肯定地說，要是還不抓緊尋找出路地變革這一模式，那么用不了多久，因內、外“熵”的共振，進而由“社會結構彈性蛻變規律”引爆“社會結構脆性裂變規律”的破壞性震蕩就必然會發生。

 

三、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結構能否有辦法避免中國社會“破壞性震蕩”的發生呢？

 

當前一些國內外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出現目前各種弊端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改革沒到位”，那么怎樣才算是到位了呢？概括起來也就只兩點：

一是按照國際通行的規范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當然，進一步地私有化是滿足“通行規范”的最起碼的前提了；

二是盡快推行政府體制改革；不說“政治體制改革”而說“政府體制改革”，這一字之差就諱莫如深地“把政黨政治”排斥在了改革的范圍之外了；然而鼓動者也好，遲疑者也好，都“瞎子吃混飩，心里有數”：既然經濟體制比照“通行規范”（實際上就是西方的規范）改革了，那么經濟決定政治，政治體制不比照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這可能嗎？韓國、臺灣、以及東南亞國家，哪一個還能在市場體制形成后，繼續維持住“一黨專政”局面的？

綜合以上兩點，實質上的潛臺詞就一句話：徹底地實行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制度。而這種愿望其實仍是建立在一個不能明說的認識基礎上的，也即等于是認定了：改革前的中國社會其實是“封建社會的翻版”，因此，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必須回到建立與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去。

先不說中國前階段社會究竟是處在了什么歷史階段吧，筆者首先要問問持有這些觀點的經濟學家們：貫徹了以上兩點，也即“移植”了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后，是否就能保證中國也能發展成為跟美、歐一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實現“大國崛起”這種主觀愿望嘛？筆者認為不見得，因為，拉美國家有幾個沒貫徹以上兩點的？有幾個沒實行“多黨制”的？然而其社會發展又如何呢？筆者很希望熱心推崇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中國當代代精英和某些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們能認真地回答這個問題。

筆者認為，若貫徹了以上兩點之后，雖然肯定能迫使“一黨制”從此退出歷史的舞臺，但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背景條件下，那種“從個人利已主義出發，尋求整體的妥協與對社會責任的尊重”的西方式民主會嚴重變味；徒具形式的“民主”將會成為各政黨跟各利益集團之間“權錢交易的新籌碼”，原有的各種失衡現象不僅不會減少，而且政治分裂與經濟割據現象將會更為嚴重。目前的一些拉美國家不正處于這樣的情景中嗎？

西方社會依靠了“分權制衡政體”的傳統，其利已主義的民主制度的成熟，也用了三百多年的時間逐步完善起來，那么在我們這個有著四千多年專制傳統而毫無民主意識積累的國家里，用同樣的制度來培育民主，需要多少年才能成熟？也許終會有一天能成熟，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實在是付不起“長時間政治動蕩”這一時間資本了。

中國肯定需要民主，而且必須刻不容緩地加速發展民主，所以，西方所積累的民主思想中的精華，我們也必須充分吸收。但若靠以照搬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方式來達到目的，其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因為，適合中國文化傳統的民主，必須是“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的民主”，它只能靠一種新型的社會制度才能獲得并發展。

對于非西方文明的國家來說，憑借資本主義制度去追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只能是一個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夢，因為，各自的文明背景條件不同，各自文明發展的時空條件不同，造就西方國家“憑資本主義制度而發達起來”的那種時空條件，已經不復存在。某些人想試圖靠科學技術創新來實現國家的強盛與崛起，殊不知科學技術創新是當前維系資本主義制度繼續發展的動力之一，這個動力的競爭在全球一體化經濟競爭中將會通過雄厚的資金、技術壟斷、良好的教育研究環境、人文關懷、生活方式等手段，把世界各地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它們所掌控的國家或研究機構、企業、高校之中，

我們知道，在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里，有特定的規律性要求，及特定的發展內容，因此，若想趕超這些國家，就決不能追隨它們的發展老路，而是必須將自己的文明特性跟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的規律性要求結合起來，構筑一個“既利于人類全面發展，利益分配又相對均衡”的社會形態來。因為對于任何一個“人為”構筑的社會結構模式來說，若偏重這兩個需要中的任何一個，都是不能持久而導致結構震蕩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利用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慣例”，以及優勢資源的向心吸引力，從欠發達國家吸取財富來平衡內部的利益分配失衡矛盾；而欠發達國家卻不可能在同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市場經濟慣例的條件下，擺脫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技術及其資本的依附，因為，自由市場是隨著強者的意愿脈動的。然而，一旦發展中國家能找到一種既能利用資本主義的有利因素（也包括市場與資本），又能擺脫被吸附的發展模式，那么兩者之間的命運將會迅速顛倒過來！

譬如2005年7月29日的〈新民晚報〉第64版上，有一篇《貧富鴻溝讓日本人兩極分化》的報導。下邊節選幾段：

為什么日本社會的利益分配會從“均衡”走向兩極分化的呢？筆者以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可概述如下：

日本自經濟泡沫破滅之后，經濟蕭條了十多年，也就是說，這蕭條的十多年重創了日本的資本及其貨幣優勢，這等于是極大地削弱了其從外部吸納財富以“均衡”內部利益分配的能力，于是，日本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必然就會重現的。

 

四、從時空條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角度審視中國當前的社會形態

 

首先，一個新社會形態的構造理念本來是應該由“畸型社會形態”末期的文化運動從東、西方文化思想的“揚棄”中創立出來的，然而，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社會形態構造理念則是由馬克思理論為主體的，而馬克思理論則又完全是早期共產黨人用“移植”的方法，基本上是原封不動地從西方國家特別是前蘇聯引進來的，因此，這一理念不適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必然性了。

其次，資本主義的空間擴展跟以往的社會形態的空間擴展的最大區別是：憑借了科技與工業革命，使本具強烈擴張性的資本主義勢力以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方式迅速侵入東方社會，使當地社會矛盾的迅速激化，從而使當地文明來不及作揚棄性地整理，就直接用同樣產生于西方文明中的資本主義對立面——馬克思主義理論來作為新社會形態構造理念了；

再次，正因為當地文明來不及作出揚棄式的反映，因此，第一階段的文化運動（在中國也即“五四運動”）同樣也沒來得及對封建殘余思想作出較為徹底的清算，也即這場文化運動因倉促而“夾生”了；此外，殖民侵略不僅使當地的資本主義生長不良，而且也極大地縮短了資本主義歷史的壽命。

既然馬克思的理論并不是東、西方文明交融的產物，那么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理論會被東方人廣泛地接受？并以此為思想武器而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結構模式的呢？而現在又為什么會被許多人看成是“封建社會的翻版”了呢？筆者認為其原因有三：

第一、馬克思的理想社會的構造從方法論上來看，跟東方的封建社會構造，具有相當程度的同構性。也即從系統論來說，馬克思的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及至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只能是一個由“支配型行為組合”占主導地位的“人工控制系統”。因為，如果沒有一個一直能支配到社會每個人的高度人工控制網絡，那么其徹底的計劃性就不能得以完滿的實現；而東方、尤其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同樣也是一個“支配型行為組合”占主導地位的“人工控制系統”。而且相比之下，馬克思的理想社會模式的人工控制程度更高，對個人的支配性更強、更全面。

例如在封建社會里，個人雖被土地所束縛，但通常還允許個人自由經商，當然，市場基本還是由“官商”來控制的；而在馬克思的理想社會模式中，個人做什么，是由社會（其實是“代表組織”的官員）來決定并安排的，也即“黨叫干啥就干啥”。顯而易見，馬克思的理想社會結構模式之所以能順利地在東方（尤其是中國）得以實施，是因為它的構造方法跟東方封建社會構造方法的習慣性經驗積累之間產生了共鳴。

但有一點是必須要強調的，即馬克思的本意是想以此理想模式來達到“消滅階級與剝削”的目的，雖然他根本就沒想到：公有制并不能消滅階級與剝削，因為，被少數人所掌控的社會支配權的異化，同樣也能產生階級分化與剝削；盡管如此，馬克思的以上愿望在以往的計劃經濟社會模式中，畢竟已相當大的程度上得以實現了，憑此，也就使馬克思的理想社會模式跟封建社會就有了本質上的區別了。

第二、馬克思的“公有制”思想作為私有制的對立面，在西方社會及其文明傳統中，遭到了廣泛而強有力的抵制；然而在東方，卻能得到封建社會結構方式中的習慣性經驗意識的強有力的支持。因為，西方的封建社會實行了最徹底的私有制，而東方封建社會則向來是以國有制為主體的。例如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所實行的是“國有為本的分權所有制”，即國家把土地分給老百姓，雖然老百姓可以有條件地買賣自己名下的土地，但其實國家卻始終掌握著“可以收回重新分配或另作他用”的最終處分權；而另外的東方封建國家則多是“國有為主，私有為輔的混合型所有制”。這就是“公有制”之所以能較容易地在東方實施的根本原因；

第三、“共產主義思想”跟東方文明中的被壓迫階級傳統的“均貧富”思想之間，能夠產生較大程度的共鳴，筆者之所以說“較大程度”而不是“完全”，那是因為，跟東方的“國有為本的分權所有制”與“國有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統治思想相對立的被壓迫階級的“均貧富”思想，同時還有一定程度的私有欲望，因此，共產主義思想雖容易被東方人民所接受，但其實踐效果的低下，也是跟私有的欲望被完全地排斥而相關的。總之，“一個國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創新吧，對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國家能崛起嗎？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縛住了，能創新嗎？創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這里出現了。”（注10）

中國要想崛起，現存體制的封建思想尾巴是必須盡早割除的，但更要警惕這樣一種思潮傾向：即以反封建為名，行資本主義之實。走資本主義的路，只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災難！開創一新社會形態的歷史任務已必然地落在了中華民族的肩上，所以，中華民族的崛起并再次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先鋒，已是歷史的必然，尤其要指出，開創出這一局面的功績并首先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任務的，是中國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若不能及時地自我揚棄封建殘余及西方文明中的消極因素對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良影響，那么中國共產黨同樣也可能會被歷史無情地淘汰。如果，中國共產黨辜負了這一歷史的重托，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擔這一歷史罪過：中國或許要經歷暫時的倒退與分裂，如火鳳凰經過的血與火的苦難涅槃才能崛起。這被眈誤的百十年及無數的生命財產的損失，本來是有機會避免的。但無論如何，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的！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肩負這歷史重任，首先就取決于這樣一個態度：不是把一黨私利放在了首位，而是時刻要把國家、民族及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國、中華民族不順，那么中國共產黨就必然前功盡棄、自我淘汰！目前這一時刻不僅是中華民族，也是中國共產黨最為關鍵的歷史時刻！

 

 

 

注1：“偏激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是指新社會形態構造的第一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其行為表現為強橫、專制的、對舊社會形態過度否定；社會結構不盡不合理、社會及其文明發展難以為繼，因此，經過社會結構震蕩之后，便會進入第二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

注2：“類支配型行為組合”是指行為組合的雙方的地位改變，僅僅只是體現在形式上，而“被支配的實質”卻基本沒什么改變。“支配型行為組合”，是指行為組合的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被支配的一方是不能有“自主的行為制導意識”的，其行為只能受支配方的行為制導意識控制。

注3：“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顧名思義，既稱“復舊型”，也即至少部分地恢復了舊社會形態的結構要素及其社會運動方式，正因為前一個“偏激型社會結構模式”對舊社會形態的否定是過度的，所以，第二個模式的“復舊”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但它并不等于回到了“原點”，而是在高一層次的社會基礎上“補回頭課”，這對文明及其社會的發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與此相應，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很活躍，迅速地縮短了跟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偏激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與“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之間，是“反復否定規律”的一個歷史組合。

注4：“交換型行為組合”是指行為組合的交換雙方的政治地位是建立在平等條件下，以“契約“為“協議”形式的，交換雙方的行為制導意識都是自主的的行為組合。雖然交換行為的行為標的是不一樣的,但這標的必須是可以互換的,那么交換型行為組合才能成立。但實際的表現形式是交換雙方的交換資源實力及交換的處境條件具有一定的差異性，所以交換雖然是在雙方自愿意志的契約下發生，但不排斥其中一方具有處境逼迫的壓力。

注5：“畸型社會形態”是指某一社會形態發育極不完善的地區的歷史特征，如封建文明擴張到奴隸制文明發達的歐洲所形成的不完善的封建社會，以及資本主義文明擴張到封建文明發達的東方社會所形成的不完善的資本主義社會，其之所以“畸型”，一是因該區域的文明特性與社會形態原發地區域的文明特性的“背反性”，二是當該區域的舊社會形態經驗意識深厚積累所形成的強大“經驗意識習慣性思維定勢規律”的作用力。

注6：信息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1126/09453109899.shtml

注7：“典型社會形態”是指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原發地的歷史特征，它分“成長階段”與“成熟階段”兩個歷史階段，而“偏激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與“復舊型社會結構模式時期”則是“成長階段”必經的兩個最初的結構模式時期，在“否定擴大及反復否定規律”的作用下，其對舊社會形態否定的“偏激”與糾偏的“復舊”向復辟方向的慣性運動，都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注8： “社會結構彈性蛻變規律” 主要表現為社會系統下的資本市場結構秩序自發調節機制引爆的經濟危機，造成了社會結構（也包括政治結構）的震蕩與變化。它的破壞烈度雖然比“社會結構脆性裂變規律”小得多，但同樣也是一種事實上不完全可控的周期性震蕩規律。“社會結構脆性裂變規律” 主要表現為社會系統下的經濟結構秩序全面崩潰，政治失控并出現分裂與暴力對抗，社會經濟及其秩序遭到嚴重的破壞。同時新社會系統的結構因素及其新秩序的萌芽，只能在這種混亂狀態中逐漸孕育，比如以后社會允許多黨制。

注9：“或然規律”是指相對于“必然規律”多種可能的具體表現形式，它有“自然形式”與“人為構筑形式”兩種。也即“或然規律”是可以人為地制造的，也就是說，“或然規律”可以是因為行為或社會運動按人為制定的某種規則運行而表現出來的某種主客觀統一的規律性現象，體現人對社會必然規律的主動干預的主觀能動性。“或然規律”可為我們能動地調動與利用客觀的必然規律，提供了一種方式。

注10：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在《大國崛起》紀錄片中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