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0年代，厲以寧先生就以倡導、推動股份制而著名，人稱“厲股份”。進入90年代，股份制寫進中央文件，國有企業紛紛改行股份制，厲先生也就登堂入室，成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從此，厲先生以經濟學家，國策顧問，和財經委副主任的身份走紅，每發一言，天下風議，成為學界、政界、商界的三棲明星。

       2000年是厲先生命運的一個轉折點。是年，基金黑幕被揭，股票市場失去光環，上市股份制公司“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績差”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厲先生的老搭檔吳敬璉借勢發難，承認中國股市是一個賭市，被輿論尊為“社會良心”。也是此前后，一則厲以寧家族通過上市策劃、咨詢、上市推薦等業務聚財近億的報道在香港《爭鳴》雜志上刊出，并在網上廣泛流傳。據說，后來厲家在港狀告《爭鳴》，擺平了此事，并從《爭鳴》獲賠償15萬。但這遠不能平息人們的懷疑。這兩件事一明一暗，一實一虛，令人側目。從此，厲以寧的聲譽江河日下，走上末路。

       按說，厲先生應該有所反省，有所收斂吧。不，厲以寧變本加厲。2001年初，厲先生與其他幾位經濟學家聯手反駁吳敬璉的賭場論，要求人們“像愛護嬰兒那樣愛護股市”。這就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厲氏家族在股市中的重大利益：股市不僅是“厲股份”的發跡之所，而且很可能是發家之地。事實表明，此番表態只是促成了吳敬璉聲譽行情看漲，而厲以寧則被視為利益中人，聲譽行情直線下跌。我想，厲以寧也許是經過了艱難的思想斗爭：一方面是長遠的社會聲譽，另一方面是眼前的實際利益。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下，厲以寧選擇了實際利益，領銜發表“嬰兒論”。此后，厲先生斗志昂揚，連續發表基尼系數二元論，反平均主義論，二套房論，認同論，家庭服務員論等，旗幟鮮明地扮演起暴富階層代言人的角色，順便也維護自己的財富。于是，厲先生又可以獲得一個新時代的別號：“厲暴富”。

      一、股份制富了誰窮了誰？

       在80年代推行承包制時，厲以寧就強調所有制改革，提倡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從嚴格的經濟人角度看，誰都可以推論出承包制的弊端。例如，發包方與承包方相互勾結，壓低承包標的，共享利益；承包方只顧承包期內的短期利益，不顧企業長遠發展，拼設備、拼消耗，少提折舊，多貸款，少還債，任人唯親等。從事實層面看，這些現象當時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問題在于，80年代的干部思想還遠沒有“解放”到現在這種程度，紀律觀念和黨性都較強，絕大多數干部和職工離嚴格的經濟人假設還相去甚遠。或者說，多數人還都比較老實，還沒那么自私，那么腐敗，還不至于挖空心思、放開手腳地鉆承包制空子。與此同時，承包制帶來的物質利益卻實實在在地落到了人們的口袋，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因此，從總體上看，承包制還處于利大于弊的階段。

回顧歷史，1983年以后，“承包制”與“利改稅”相互競爭，一度“利改稅”的“規范”主張占了上風。論者認為，“利改稅”有利于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有利于將國有企業轉變為自我積累、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但實施結果卻不利于“利改稅”，從1985年起財政收入出現了連續22個月的滑坡。同期，一些繼續實行承包制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卻顯示了強大活力，通過自我積累不斷進行技術改造，競爭能力不斷增強，上繳利稅、企業留利和職工收入實現了大幅度同步增長。為了扭轉財政收入持續滑坡的嚴重局面，國務院決定從1987年5月起在全國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到1987年底，預算內工業企業的承包面達到78%，大中型企業的承包面達到80%。當年財政收入就開始轉為回升，1987年稅收利潤增長9.9%，1988年利稅增長17.4%。至90年代初，承包制進一步發展成“投入產出總承包”，承包內容不僅包括了經營效益目標，而且包括了技術改造投入和進度目標，以及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目標；包死部分不僅包括所得稅，還包括流轉稅在內的全部稅費，因而既能保證國家所得稅、流轉稅的逐年穩定增長，又能有效地解決了企業缺少“自主錢”的困難。例如，遼寧省123戶企業實行投入產出總承包，1993年實現利稅分別比上一年增長77.3%和171.3%，比該省全部預算內工業企業分別高出24.6和12.9個百分點，比全國國有企業的增長率高出一倍。

因此，真正的問題并不是承包制有弊端，而是這種產權模糊、政企不分、責權不清的經營承包制為什么能夠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站在國有企業體系內部，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全國國有工業可以看成是一個規模巨大的企業（其經營額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相當），各子、孫企業的最高領導人其實只是母企業不同層級的管理者。該母企業有統一的企業文化，即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文化。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該企業文化體系雖然處于衰落中，但仍然十分有力。服從黨的領導，搞好本職工作，接受較低水平但仍有差等的報酬，追求黨內承認和晉升，仍然是大多數干部的主流心態。為了彌補企業文化衰落帶來的動力損耗，需要增強物質利益刺激。文化動力尚存而物質動力增強，“道德人”與“經濟人”相結合，這正是承包經營責任制取得成功的奧秘。

承包經營責任制成功的外部環境是計劃經濟，產品的銷售市場由計劃保證，這正如跨國公司內部的關聯生產、關聯銷售一樣。我們知道，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利潤并非單純取決于生產和管理成本，更重要地將取決于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當競爭激烈時，一個內部管理很好的企業也可能虧損，目前中國家電行業的情況就是如此。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取勝，企業必須最大限度地調度自身資源，既包括定價政策上的高價撇油、低價傾銷，又包括資產分割、重組、拍賣，還包括開辟新的投資方向，從而使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沖突達到極端。于是，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指標體系和指標值都將無法確定。事實上，承包經營責任制可以看作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引進的市場經濟成份，但其成功又離不開計劃經濟環境，因此，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

承包制經營責任制的倡導者楊培新，人稱“楊承包”，是黨內的經濟理論家和改革家，他深知黨的干部隊伍從而企業干部隊伍的思想現狀，又懂得現代企業的責、權、利體系設計，因而比較成功地找到了管理這一龐大而復雜的大企業的途徑。如果某家管理數千億美元資產的跨國公司要尋找低成本、高效益的管理體系的設計者，我看楊培新就堪當其任。這種被稱為一廠一制的責任體系雖然高度復雜，但卻符合實際情形，性能價格比好。反之，如果一個跨國公司尋求對所屬數百家、數千家企業的所謂規范的、可持久的管理體制，則公司的管理成本必然上升，內聚力必將喪失。事實上，跨國公司的屬下各子公司都是“一廠一制”，子公司之間不但在業務上相互關聯，而且在成本上相互轉移，各子公司雖然獨立核算，但并不能自負盈虧，子公司的采購、生產、銷售決策服從于母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相應地，子公司領導人的報酬就不能按利潤多少來計算，而是服從于“一廠一制”的復雜考慮。法國標致在廣州子公司的法方總經理年薪曾高達1000萬人民幣，比其母公司總經理的報酬還高。這其實是轉移利潤，減少中方合資者收益的手段。最終有多少真正落入子公司法方總經理的腰包，恐怕就是一個公司秘密了。

然而，這一切厲以寧似乎既不感興趣，又不懂。在他看來，承包制的這一切成就都是暫時的，不規范的，沒有經濟學價值的。那么，他所設計的股份制是否就是持久的、規范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呢？厲以寧稱，只要把國有企業股份化，建立起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建立經理市場，造就企業家階層，由代表國家股的董事來保證國家利益，就可解決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使國有企業走出困境。但是，所有者缺位問題的實質仍然是價值觀的經濟人化，如果國有企業領導人自覺以國家利益為準則，何缺位之有？反過頭來，既然人都是經濟人，那么又從哪里去找代表國家股的董事？如果找不到這樣的非經濟人，股份制又怎么能使國有企業走出困境呢？熟知西方經濟學的厲以寧故意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方案中留下一個非經濟人的漏洞，為什么？答案是很耐人尋味的。改革有一步到位論，即所謂激進派；厲先生或許是多步到位論，只要國有企業邁出了這一步，其產權就會逐漸多元化，再加上國有股代表的經濟人行為，國有經濟就名存實亡了。那時候，再吹一口氣，它自然就倒了[1]。也就是說，厲股份實際上是在“明修國企改革的棧道，暗渡私有化的陳倉”。

很不幸，厲以寧的這套邏輯逐漸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現在完全可以說，這套邏輯是自我論證、自我實現的。它以經濟人假設為武器，批判承包制，批判國有企業，將一切以權謀私、損公肥私的行為合理化，要求改變制度來適應現行體系中一小部分人的不合作行為，使這一小部分人成為社會風尚的引導者，逐漸將為人民服務的“國有企業文化”侵蝕得一干二凈。問題在于，當“國有企業文化”完全消失時，并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保證國有企業的片刻生存。同樣的問題甚至出現在美國。當美國五大會計公司之一的安達信公司倒臺時，人們才想到，安達信公司長達近八十年的歷史中，支撐著公司發展的除了制度，還有文化。一旦文化因素消失，道德誠信消失，公司制度無論如何嚴密都顯得千瘡百孔。制度是由人制訂的、由人遵守的、由人檢查的。制度希望靠人與人的相互制約來達到平衡。一旦相互制約變成層層合謀，則制度將形同虛設。

為了推進國企股份化進而私有化，厲以寧可謂不遺余力。他像一個傳銷商那樣孜孜不倦地推銷他的萬應靈方，“消除國企改革的九大疑慮”：

“一、國家控股能少于51%嗎？

在一些重要行業，國家應該控股，但控股就得必須擁有51%嗎？我看不必。實際51%控股，只是針對只有兩個投資者的情況而言。而有多方投資時，就沒必要非要追求51%。所謂控股價值的關鍵在于你的資產通過控股能夠支配的資產有多少，而不是你直接投入的資產有多少。比如你占100%的股權，你投資10個億，你能支配的資產就是10個億；如果只占25%就控股，你投資10個億，就能支配40個億的資產。所以這個思想障礙我們應該去除，占多少要根據股全分散情況而定。

二、‘肥水’能流‘外人田’嗎？

 在國有資產重組中，有人不贊成降低國有投資比例，是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慮。我想對這個問題，要發展地看。如果盤子本身就小，又不賺錢，都自己攥著有什么用？

假設降低國有比例，但企業就此更有活力了，我的資產反而壯大了，我賺得更多了，有何不可？這當中“肥水”肯定要外流一些，否則外資憑什么進來？只要最后我賺得比他多。

三、“靚女”能先“嫁”嗎？

所謂“靚女”，就是效益好的企業；“出嫁”，就是改制。有人說：靚女不能先嫁，要嫁也得先嫁丑女。我說我們首先要問：出嫁是壞事還是好事？如果是壞事，不管靚丑都不能嫁；如果是好事，關鍵就是人家是要靚女，還是丑女？如果你只嫁丑女，或靚丑必須捆綁出嫁，那最后只會都嫁不出去。問題是這樣下去，靚女還能靚多久？競爭這么激烈，現在不改制，三年后你效益肯定不行了。此時不嫁，更待何時？

四、國有資產能量化到個人嗎？

從理論上說，這肯定是不行的。但有兩個前提：一、首先這是不是國有資產？對國家一分錢沒投的國有民營企業怎么算？關鍵還是先界定產權。假如在做產權界定時，明確這不是國家產權，而是職工集體創造的企業資產，白送有何不可？二、“量化到個人”是花錢買，還是白白送？假如已經界定為國有資產，但個人想花錢買，而且價格對國家來說也不錯，又有何不可？所以說，這個問題我們應當這么理解，已經界定的國有資產不能白白送給個人。

五、國有資產轉讓能不流失嗎？

有人認為：國有資產一轉讓就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所以不能轉讓。對此，我舉個例子：當群眾從國有商店買回彩電時，我們能否大聲制止說：“不準把彩電拿回家，這是國有資產流失”？當然不行，因為人家已經付了錢。因為任何資產都有兩種形態，一是實物形態，一是貨幣形態。國有商店賣賣彩電，其實就是將實物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只要價格合適，又沒有落進私人腰包，有何不可？彩電如此，其他國有資產也是如此。

六、資產重組能門戶大開嗎？

這其實就像捕鰻魚的道理一樣。如何讓捕撈的鰻魚一直活蹦亂跳？如果把捕到的鰻魚就那么放養在那里，它們不久就都會死；但如果在鰻魚群里放進一兩條鯰魚，鰻魚就會一直活著。因為有了鉆來鉆去的另類，鰻魚才會一直保持緊張，一直保持活力。所以國有企業要通過重組兼并，真正激發活力，就要把門打開，讓各種資本都進來。如果關起門來，就在國企內部調來調去，我看依然不會有生命力。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

七、國企光抓管理行不行？

目前有一種說法，認為國有企業的問題主要是管理問題，只要選好一個領導班子，把管理抓上去，國企就可以搞好。我要說：管理是永恒的主題，是做好任何事的基礎。但管理要想長久發揮作用，還有賴于改革。確實，有一部分國企沒有改革只靠管理，也搞得不錯。但我說：這種紅火是短命的。

八、國企改革靠危機導向行不行?

   改革有兩種導向，一種是利益導向，一種是危機導向，利益導向是在企業上升期就看到了更大潛在利益，因而在企業還不錯時就改革，以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危機導向則是只有企業發生危機了，才不得不改革。很遺憾，我們國企大部分都是危機導向。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們企業經營者的得失是不對稱的。改革總會有風險，就可能產生矛盾。如果得失不對稱，成功了自己沒有好處，一旦出了問題自己就會很麻煩。所以，這種體制就會使利益導向難產。我們要做的，就是制定經營者的激勵機制時，要使他的責權利能夠統一。

九、改革中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先講個與孔子有關的故事。春秋時的魯國規定：國人在國外凡看見本國人淪為奴仆就可以將他贖回來，然后贖金由國家報銷。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碰上了這樣的事，但事后他并沒有去官府報銷，于是眾人都稱贊他。但唯有他的老師孔子批評了他，為什么？因為子貢的行為妨礙了更多的人去勇于解救那些淪為奴仆的魯國人，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

這個故事啟發我們看問題要先思考“誰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子貢去官府報銷，不僅自己沒有因為做好事而受到損失，而且也等于向社會宣揚：敢于冒險去救人絕對是值得的。這樣就會引導更多的人愿意去救人，而那些奴仆也就有了更多的希望。這樣，救人者雖然得以報償，但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他，而是全社會。所以我們企業經營者被獎勵、被授予股份時，你一定要接受，否則就是妨礙更多的人去干事業。”

   

厲以寧的這九個回答可以一言以蔽之：為盜竊國有資產正名，推進私有化。請詳為君解剖。

1、用少數股權控制大企業，這的確是跨國公司發展膨脹之路。問題在于，在國家擁有100%股權都被認為是“所有者缺位”的背景下，少數股權又怎能保證“所有者在位”？事實上，在上海桑塔納、一汽大眾等中國擁有51%以上控股權的企業，外方用少數股權和技術、品牌、關鍵零部件采購等權力控制了企業，保證了企業收益絕大部分落入到外方手中。在大多數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為了“學習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為了“招商引資”，主動或半推半就地將實際決策權交給外方，使外方以少數股權實現了對企業的控制，享受絕大部分收益。反過來說，如果國有企業的代表能用少數股權實現對企業的控制，“所有者在位”，那國企還需要改革嗎？可見，把放棄國企控制權說成是國企控制了更多資產，這是一個障眼法。

2、肥水流入外人田，但引回更多肥水，這當然是筆不錯的買賣。但是，厲先生應該知道，國企利用外資的過程也是外資利用國企的過程，這是國企和外資間的一場連續的復雜博弈，其勝負取決于雙方意志、力量和智慧的對比和運用。當中國急于招商引資時，當中國社會充滿著崇洋媚外情結時，中方就處于絕對的弱勢。兩者博弈的結果只能是中方的肥水流進外方的田。

3、靚女先嫁也沒什么不對。問題在于，為什么首先認定國有企業是只能外嫁的女兒，而不是可以越洋娶媳婦的兒子？由此可見，厲先生從根本上喪失了搞好國有企業的信心。這就像請醫生看病，醫生說，病是治不好了，還是看看身上有哪塊好肉，可以割下來賣錢。一定要“好肉先賣”呵，否則全身的肉都會爛掉，一分錢也掙不著。我要是病人或家屬，非把這屠夫出身的醫生宰了不可。

4、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正是俄羅斯休克療法的要害。在休克中，前蘇聯70多年建設積累的財富被西方掠走。據估計，俄羅斯每年外流的資金量高達2000億美元左右，是流入俄羅斯外資的數十倍；在這些外流資金或財富中，有一部分是俄羅斯新貴新富們送到西方銀行去的，有的是俄羅斯新貴們向西方主子半賣半送的。目前，俄羅斯形成了石油、天然氣、森林、媒體等行業的七大寡頭，而普通老百姓則在高達1萬倍的通貨膨脹下一貧如洗。曾經量化到個人的私有化證券都被這些寡頭們以極低廉的價格收走。在中國，類似的私有化也基本完成。各省、市、縣的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被廉價拍賣，有的甚至是零價格拍賣，收購者正是各地方和企業的主要干部。厲以寧為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辯護時，還設了一個限制條件，即價格還不錯。對于地方和企業干部來說，只要肯定了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的合法性，就有了交易的合法性。因為定價權和購買規則由他們制定，其結果只能是量化到自己口袋。厲以寧與他的官員聽眾們這就樣相互默契：一個在外面敲鑼，向大家報告“平安無事”，收取敲鑼費；另一個入室搶劫，交敲鑼費。這就是厲先生的講座雖然言之無物，自相矛盾，講課費卻高達數萬的原因。

5、國有資產從實物形態變成貨幣形態的確不是流失，要害在于轉變的價格如何。厲以寧恰恰回避這個問題。一個企業的價值可以有多種定價法，如原值定價法，現值定價法，潛在價值定價法。企業資產中有房地產，有設備，有銷售渠道，有品牌，有技術，也有人氣。如果拍賣者與購買者合謀，則拍賣過程當然就是國有資產流失過程，更準確地說，是盜竊過程。

6、搞好國有企業的要害就是管理，體制改革也叫管理體制改革。厲以寧先生無意管理，只強調改革，其骨子里就是喪失了國有改革的信心，是以改革做幌子將國有企業徹底搞垮。不錯，一個好人抓管理，企業紅火是短暫的，但這總比企業死亡強。在厲先生設計的一個可持久的、規范的企業體制下，國有企業都死光了。誠然，死亡比活著持久，也比活著規范。厲先生要活著，就有煩惱，有擔心，會生病，哪為什么不去死呢？那多持久，多規范，多么沒有痛苦啊！

7、關于資產重組，的確可以大開門戶，但前提是實施重組過程的官員代表國家利益。按照厲先生的邏輯，一切人都是自私的，可見這個前提并不存在。如此，則資產重組等價于給腐敗官員們搜刮國有資產開了綠燈。

8、國有企業改革的確應該靠利益導向，而不是危機導向。事實上，80年代初啟動國有企業改革時，國有企業并沒有陷入危機狀態，而是考慮長遠利益的改革。問題是，在改革過程中，一種來自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逐漸誤導了改革，開出了搞死國有企業才是搞好國有企業的奇怪藥方，使國有企業陷入越來越深的危機。最后，這些理論家又賣乖了，你看，我早就說過國有企業是要死的，還是趁著沒死，賣點好肉吧。賣好肉，這是利益導向。

9、誰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厲以寧直言不諱了，是這些經營管理者，他們被獎勵了股份，拿了高薪，吃喝嫖賭全報銷，住第二套房。但是，厲以寧安慰那些被剝奪者，你們也沒吃虧，你們才是真正的受益者。他們吃喝，你們可以到餐廳去打工；他們嫖，你們的女兒可以去賣肉；他們賭，賭場馬仔工資高；他們住二套房、三套房，你們可以去挖沙子，填土方。這樣，社會利益就最大化了。所以，厲以寧告訴經營管理者們，你們為社會做出了貢獻，不要不好意思拿股票，不要不好意思住二套。

可“喜”的是，理論變成了現實，厲以寧的設想終于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實現了。中小國有企業幾乎被拍賣干凈，深滬兩市垃圾股遍地，大中型股份制國有企業“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績差”，一個接一個地淪落為ST、PT。實際上，股份制不但沒有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解決所有者缺位問題，反而使國有企業真的變成人人可食的唐僧肉。企業管理層，企業所在省、市、縣領導，各大證券商，證監委，上交所，深交所，會計師事務所，莊家，都津津有味地吞吃這塊唐僧肉，一個個變得肥頭大耳。只有兩個群體瘦得皮包骨頭，一是散戶股民，他們常常割肉被套，遭莊家洗劫；二是國有企業的普通工人，他們或被裁員下崗，或被減薪加班。

現在，唯一有盈利的國有企業是大型壟斷型企業，如電力、電信、郵政、石油、石化等。由于絕大部分國有企業或倒閉、或破產、或被拍賣，來自國企利稅的財政收入急劇下降，國有壟斷型企業就成為財政部的提款機，迫使壟斷行業的服務價格不斷攀升。同樣由于國企消失，城市職工大量下崗，或被賣斷工齡，或被迫提前退休，有保障的就業機會大量減少，職工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工資減少，壟斷行業的價格又上升，普通老百姓生活處境就越來越艱難。

這一切，厲股份功不可沒。

      二、政府給誰當家庭服務員？

       厲以寧的貢獻不僅在于推進股份制，還在于為加入WTO鼓與呼。在光華新年論壇主題論壇上，“針對很多人對加入WTO短期內會給中國市場帶來沖擊表示出的擔憂，厲以寧認為，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中國加入WTO都是利大于弊。其最大的好處，一是加快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而促進經濟持續發展；二是轉換政府職能使政府的管理機制適合市場經濟的要求，而這兩點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在“第四屆中國信息產業經濟年會”上，厲先生聲色俱厲：“我們加入WTO怎么叫引狼入室呢？與狼共舞這種提法也是錯誤的。‘引狼入室’、‘與狼共舞’這些提法反映了部分人面對WTO缺乏應有的勇氣與信心。我們國家用了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大力氣爭取加入WTO，實際上意味著我們要花同樣多的力氣，應對加入WTO以后的挑戰，我們必須要有這個信心。”

其實，“引狼入室”也好，“與狼共舞”也罷，只不過反映出對中外企業競爭力對比的清醒認識。市場競爭如同軍事戰爭，要在戰爭中獲勝，“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連自己的弱點都不敢承認，不敢認識，哪里談得上競爭的信心呢？作為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厲先生應該懂得，企業間競爭的要素是資金、技術、品牌、銷售渠道等。如果中國企業要資金沒資金，要技術沒技術，要品牌沒品牌，更談不上建立國際銷售渠道，競爭力從何而來？如果沒有競爭力，信心又有何用？與跨國公司們相比，中國絕大多數的企業都還是剛上幼兒班的小孩子，而美、日、歐的跨國公司則是拳王泰森。厲先生給七歲小孩子打氣，要他有信心與泰森同臺競技，究竟是何居心呢？該不是打死了小孩，厲先生可以分得一塊骨頭吧？

我在《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一書中（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專門批駁了厲以寧的所謂鯰魚理論。厲先生本來用鯰魚理論來解釋引進多種資本對國有企業實施資產重組（見上節引文），后來又用來為加入WTO辯護，即外國企業（鯰魚）可以激發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鰻魚）。實際上，外國企業分明是闖進中國魚群的大鯊魚。一個簡單的數字就可以說明問題，中國企業五百強的銷售額總和，約等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的銷售額，中國五百強的平均銷售額，約為世界五百強的平均銷售額的2%。事實上，中國沒有一個企業或產業具備國際競爭力，從日用的牙刷、牙膏、洗衣粉，啤酒、可樂、果汁，涂料、日光燈、地板、家俱、服裝，計算機、打印機，各種工程機械，發電設備，變電設備，柴油機，壓縮機，印刷機，直到汽車、飛機、軍艦，在所在這些產業，中高檔產品幾乎全被外國產品占領，讓外國人賺走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則只能在低附加值、低利潤產業賺辛苦的打工錢。最近，日本廠商聯合向中國DVD廠商征收每臺高達200元的技術使用費之后，人們進一步懂得了，原來中國的家電企業都沒有自主知識產權，都是組裝企業。國際競爭的結果，是外國企業輕輕松松拿走絕大部分利潤，而中國的企業則只能給他們打工。現在，制藥、機械、日化等各產業的國際收費大軍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利用WTO的知識產權條例，向中國企業收取技術專利費。中國十幾年改革開放的果實都可能成為跨國公司的盤中美餐。《碰撞》一書詳細分析了中國十二大產業面臨的嚴峻競爭形勢，在此我就不多展開了。

實際上，中國企業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根本就不是一個需要拿著放大鏡才能看清楚的問題，而是每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中國人都知道的現實。洋品牌優于土品牌，早已成了人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個消費定式。即使洋品牌價格高，使用不那么合乎習慣，城里人也更愿意接受洋品牌。麥當勞和肯德雞的成功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這種垃圾食品能在以美食著稱的中國站住腳，就是因為中國人普遍崇洋媚外，以吃洋文化、吃洋文化為榮。

對此，厲以寧先生也不是真不知道。在接受《證券時報》采訪時（2000年8月15日），厲以寧這樣給企業出主意：“加入WTO后，國外企業一般首先進入大城市，中小城市和農村仍然由我們占領。因此，企業應盡早加快改革，把營銷定位，分析自己的產品適合哪個層次。”

這哪里有什么競爭信心？分明是一槍不發，“拱手讓出東三省”！

當有記者問：加入WTO，中國如何與外國企業開展人才競爭，能不能提高工資時，厲以寧回答：“加入WTO，外國企業進來后，他們不可能從本國派大批員工來，會努力實行雇員本地化。其好處在于本地員工成本 低，熟悉本地市場情況，很快可以進入角色，人挖來了把客戶也帶來了，削弱了對手加強了自己。……靠提高工資和外國公司爭奪人才是不行的。因為就中國企業目前的效益，大幅度提高工資是不現實的。再說，如果你提高了工資， 對方也提高工資怎么辦？所以靠提高工資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從個人收入來看，提高工資只是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可以提高一 點工資，但這不是主要辦法。我們靠什么呢？我們可以給股權。讓高級管理技術人員入股；讓企業職工購股；給突出貢獻的人獎勵期股。 這些股權規定幾年后才能出售。由于是股票期權，股票在幾年后是否升值，要靠每一個人的努力。這就直接和每個人收入掛鉤了。這不但可以減少企業的成本，也能促進企業的發展。幾年后，股票升值，售出員工獲得了利潤，企業并沒有增加成本，由社會支付了報酬。這一方法是發展中國家在企業初創和發展階段獨有的。這一點外企就不行了，如果外企公司也給股權，我們也歡迎呀！中國人持外企公司的股是一件大好事呀？但他們肯定不干。”

給股權，不加工資，就可以留住人才，外企學不了，多好的主意。厲先生不禁得意起來。但是，既是人才，就不可能像厲先生想象的那么傻，寧要中國雜貨店的股權，不要跨國公司的高工資。這樣的管理學院院長，還是早點自動辭職的好，免得帶累了學生，最終損害自己的名譽。

對本地的記者這么講，對見多識廣的香港人，厲先生就不敢這么裝傻了。他首先承認（香港《大公報》2000年10月11日）：

“從總體上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對我們的最大挑戰，首先是人才的流失。……根據跨國公司的戰略，對手的削弱就是本身實力的加強。當跨國公司把人挖到它那里以后，你的力量弱了，它的力量就強了。所以，人才流失問題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速度會越來越快。　　

第二個挑戰是就業的壓力。因為在外資、外國商品進來以后，有的商品就要降價，農產品就要遇到外國糧食、外國奶制品、外國水果、外國肉制品的競爭，價格也會下降。這樣，一部分國內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經不起這個沖擊，人員會分流出來，城鎮的失業率將會上升。另一方面，由於農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收入下降了，農村中會分流更多的人出來，因此就業的壓力將增大。　　　

第三個重大挑戰是企業競爭力削弱以后將會影響到企業整體的經濟效益。我們有些賺錢的企業到那時就會不賺錢，有些賠本的企業就可能垮掉。”

這就和我講得差不多了。但是厲以寧話鋒一轉：

“盡管有上述這些挑戰，從中長期看當然是利大於弊，這是大家都承認的。因為我們可以吸收國際的資本、技術等等，我們可以擴大出口，但僅僅從這個意義上考慮，仍然太窄了。我們從下面兩個方面來看進一步開放以適應全球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意義。　　　

第一，只有開放才能促改革。中國從來都是以開放促改革的。為什麼呢？改革可能有假，比如說，幾個公司一合并，換個招牌，表面上叫改革，但這是假改革。改革可以糊弄人，而開放是不能糊弄人的。開放是要由外國人來作評價，只能搞真開放。所以說，只有開放，逼國有企業改革，不能搞假改革，必須搞真改革。這樣的話，企業改革就能真正往前進。這一點在兵法上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假定中國的企業不經過這一關的話，老這麼混下去，這也叫改革，那也叫改革，拖不久以后就會全部垮掉。所以第一點是開放促改革，這個改革必須來真的。

第二，不改革而開放會帶來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的影響。東南亞國家受了金融深化理論等等的影響，這方面的確是開放了，但它原有的體制沒有改，舊的金融體制沒有變，官商結合的體制沒有改掉，結果那些國家陷入金融危機。這說明不改革就容易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只有改革以后才能增強抵抗力。所以，我們必須把改革、開放兩者結合起來。對我們來說，機遇與挑戰是并存的。”

這是什么邏輯？中國的企業都垮了，農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了，城市工人下崗了，但中長期卻利大于弊！厲以寧說，是因為可以吸收國際資本、技術，可以擴大出口。說得更清楚一些，是中國可以有了給外國老板打工的機會，可以成為全球生產體系中的一環了。顯然，這樣的解釋仍然不合情理。放棄了作全球老板的機會，成了全球打工仔，怎么能說對中長期有利呢？厲先生也覺得這“太窄了”。

于是，厲以寧終于給出最深層次的答案：真開放促進真改革。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中國二十多年來搞的都是假改革。中國的進出口不斷增長，關稅不斷降低，假開放；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了，假改革；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假改革；意識形態西方化了，假改革。那么，什么是真改革呢？就是不能回去的改革。什么是真開放呢？外國人說了算的開放。沒有加入WTO前的開放都是可收回的，外國人說了不算的，因此不叫真開放。按照同樣邏輯，共產黨還掌握政權，改革就是翻牌，就是假改革。也就是說，在厲以寧心目中，加入WTO的最大好處是外國人說了算，是共產黨作不了中國的主，這樣，中國的改革就絕不可能走回頭路了，就真改革了。

似乎很多人都接受了厲以寧的這種奇怪論調。這種論調所以流行，也的確與執政黨自身的官僚、腐敗、脫離群眾有關系。但是，外國人說了算，外國人專政，就能夠保障中國人的利益嗎？過去清朝政府“寧贈友邦，不與家奴”，被稱為賣國政府；現在厲以寧這樣的人“寧聽友邦，不與家主”，應該被稱作什么呢？賣國學者嗎？

厲先生第二個論點則比較費解，“不改革而開放會帶來問題”。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原因有二。從基礎面說，由于中國以更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加入國際資本爭奪戰，泰國等依賴外資的“四小虎”經濟失去了國際打工機會，外資流出，出口下降，進口增長，實際經濟萎縮；從操作面說，“四小虎”經濟和金融總量小，是“小盤股”，金融開放后，國際游資很容易進入泰國，炒高其匯價、股價，然后清倉出貨，制造東南亞金融危機。這和東南亞各國的金融體制沒什么關系。再說，東南亞各國的金融體制并不舊，和美國差不多。至于裙帶關系，布什政府與大企業的裙帶關系難道還不夠密切嗎？可見，東南亞金融危機告訴人們是，開放的小國經濟必然會像小船一樣，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的風浪中，或被托上浪尖，或被打入浪谷，甚至沉入海底。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從經濟和金融的角度看，中國還是個小國，應該從中吸取教訓，該開放的開放，不該開放的絕不能輕言開放。

但是，這樣一來，外國人說了就不算了，中國就是不聽話了。為了勸說中國人聽話，厲先生將危機的責任推到“開放而不改革”的東南亞政府身上。這樣，美國政府就成了推動各國進步的慈善家，一旦出現問題，那是各國政府不聽話。

這樣，我們倒可以很容易理解厲以寧的另一個高論了：入世后政府只能是‘家庭服務員’”：

“加入WTO后，政府職能的轉換勢在必行。政府的經濟行為必須符合WTO所確定的非歧視原則：領域要準入，國家保護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業，而應當提供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轉變為企業生產活動的服務者。入世后的大形勢逼著政府給企業松綁，讓企業成為真正市場的主體。這就是WTO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好處。 ……從深層次分析，政府職能的轉換涉及政府指導思想的轉變問題。政府既然是市場這個大攪拌機的管理者，就不能取代市場的地位。正如一個總想取代主婦地位的家庭服務員不是一個稱職的服務員，一個總想取代市場地位的政府也不是一個稱職的政府。”

    厲以寧既然已經承認加入WTO后中國企業要垮掉，要撤退到外國企業一時還不屑占領的中小城市，國家對本國企業的保護政策要取消，那么在中國市場上活動的“主婦”就不再是中國企業，而是蜂涌而至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要在中國自由活動，還需要中國政府提供穩定的法律制度和社會治安環境，這就是所謂“家庭服務員”的崗位職責。把厲以寧的話說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要中國政府成為買辦政府，為跨國公司當好“服務員”，使全體中國人民都成為受跨國公司剝削的打工仔——這也就是所謂“世界工廠”。那時候厲先生干什么呢？恐怕就是當跨國公司宣傳部長，宣揚“跨國公司共榮圈”里的“皇道樂土”吧。

      三、平均主義還是兩極分化？

    厲先生果然厲害。現在看來，“厲股份”的使命已經基本完成，“厲皇道”的使命正在順利進展中。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這兩項業績已經足以標柄千秋，遺臭萬年了。但是，厲先生還勇敢地承擔起了第三項任務，即要被剝奪的小民們稍安勿躁，“認同”靠明偷暗搶搞腐敗富起來的大款大腕，“認同”跨國公司和他們的中國買辦。他是這樣說的：

　　我認為公平來自認同感。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群體之中，我是群體的一分子，在群體中是否受到公平待遇，就看自己在這個群體中所處的位置是否認同。比方一個家庭有三個小孩：第一個孩子上學時家庭困難，家里只能供他到中學畢業；第二個孩子家庭條件好些了，家里能供他上大學；第三個孩子家庭富裕了，可以供他出國留學。三個孩子如果對這種家庭狀態是認同的，他們會覺得家庭對自己是公平 的，因為他們對家庭歷史狀態是諒解的。如果三個孩子對自己的家庭不認同，孩子們會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大家知道，70年代許多 家庭有三個孩子，往往是老大穿新衣服，老二穿舊衣服，老三穿帶補丁的衣服。孩子決不認為父母對自己不公平，因為他們對家庭的狀況是諒解的，是認同的。在一個單位中要讓人才留住，一定要造成一種氣氛，讓大家對這個群體有一個認同感，大家工作起來心情才舒暢，工資低一點也無所謂了。 （《光明日報》2000年8月7日，記者曉暢）

    脫離時代背景看，這段話并無大錯。如果放到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更是反映了社會的實際心態。雖然很多人餓死，很多人從城市返回農村，但大家都沒有二話。就算不光有天災，還有人禍，但是老百姓能夠理解，能夠認同，他們并不認為這是領導人橫征暴斂造成的結果，頂多是好心辦了壞事。更何況，聽說毛主席也不吃肉了。

但是，在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兩極分化時代，在一個權錢勾結，弱肉強食的時代，這段話就只能理解為替暴富階層安撫一無所有的窮人。差別任何時候都存在，但是差別到有人擁資億萬，有人隔夜無糧的地步，還楞要說他們是同一個家庭里的老大、老二、老三，楞要讓老三認同老大，就是厲以寧的荒謬和無恥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等近期編寫了一份《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研究報告》，是對厲以寧的“認同論”的有力批駁。書中寫道：

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存在，卻嚴重地影響著人們對現有階層位序關系的認可和認同。……比如權錢交易、坑蒙拐騙、貪污腐敗、賣官鬻爵、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等，這些現象嚴重損害了人們的社會地位獲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些人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實現的向上流動，不但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而且還廣泛引起了社會的不滿。一旦人們普遍對各種社會地位獲得的合法性產生懷疑，整個社會對各階層位序關系的認同就會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害。

此外，某些制度性的壟斷現象的存在，也影響著人們對現有各階層的社會位序關系的認可。在這里，引起廣泛爭議并且得不到認可的壟斷現象，主要是各種行業壟斷和部門壟斷，尤其是金融、電信、民航、鐵路等部門的壟斷。（第76頁）

目前，最嚴重地影響中國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發育成長的公共資源配置不公問題，是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公或不當。分城鄉來看，城市的公立教育機構獲得的資源遠遠多于農村的公立教育機構。實際上，農村的教育是農民自己辦的教育，而城市教育才是國家辦的教育。分教育層級來看，高等教育所獲得的公共資源遠遠多于基礎教育，為了創辦所謂一流的高等學府，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元的財政撥款被投給幾所辦學條件已經相當不錯的大學，而農村中小學危險教室改造的經費，則要通過農民集資或希望工程這樣的民間資源動員方式去解決，并且美其名曰“人民教育人民辦”。在這種制度下，城市的教師尤其是大學教師可以獲得每月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薪水，而鄉村教師每月幾百元的工資還經常被拖欠，并且一拖就是幾個月甚至一年。與此同時，大學收費制度并軌的所謂改革，不僅為各公立大學利用國家慷慨提供的公共資源謀求學校自身的福利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也提高了莘莘學子跨入公立大學深造的門坎。這樣一種教育資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第96-97頁）

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貧困階層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證。在這里，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這一問題本身有兩個表現：一是經濟條件本來較好的各個階層和群體得到的保障也比較好；相反，那些經濟條件本來就不好的階層和群體卻得不到足夠的保障。……二是社會保障的力度遠遠不夠，難以充分地確保貧困階層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

還有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即越是有錢的人承擔的社會負擔和義務越輕，而越是沒錢的人承擔的社會負擔和義務反倒越重。有資料顯示，1996年，占城鄉居民個人儲蓄總額的40%的富有階層所納稅額占全國個人所得稅總額的比例，還不到10%。這種現象迄今并無什么改變。（第94頁）

不合理的資源配置機制和制度性壟斷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人們對各階層在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實際地位的評價。正如調查所表明的，這種狀況的一個嚴重后果是：不少人認為，現在是該富起來的人沒能富起來，而不該富起來的人卻富起來了。（第76頁）

該報告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十大階層，分別是：

（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擁有組織資源），2.1%（城市1-5%，城鄉結合區0.5%）

（2）經理人員階層（擁有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1.5%（有些城市高達9%）

（3）私營企業主階層（擁有經濟資源），0.6%（私營經濟發達地區高達3%，低的地方0.3%）

（4）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擁有文化資源），5.1%（大城市10-20%，城鄉結合區1.5-3%）

（5）辦事人員階層（擁有少量文化資源和組織資源），4.8%（城市10-15%，城鄉結合區2-6%）

（6）個體工商戶（擁有少量經濟資源），4.2%（實際人數比登記人數要多）

（7）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擁有很少量的三種資源），12%

（8）產業工人階層（擁有很少量的三種資源），22.6%（其中農民工占30%）

（9）農業勞動者階層（擁有很少量的三種資源），（1999年44%）

（10）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基本沒有三種資源），3.1%

    就以厲先生為例吧。他應該屬于第一階層的中上層。他的固定工資和崗位津貼達10萬元以上。但這只是墊底貨。厲先生身兼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組長，對證券市場有著復雜而重要的影響。由于這種影響，他的兒子可以從事上市咨詢、策劃和上市公司推薦等業務，在短短幾年內聚斂數以千萬計的財富。他還控制著數額巨大的所謂研究經費。當然，厲先生還擁有三筆小額收入，一是稿酬，二是校內講課費，三是講座費。以講座費為例。厲先生一場兩小時的講座費少說以一萬計吧，相當于純農業地區30名小學生一年的學雜費，20個農民一年的收入，或4-5個村長一年的收入，或1個鄉鎮長一年的收入。這講座費從哪里來呢？自然是講座組織者提供的。講座組織者或是機關，出的是事業經費，或是社團，向聽課者收取高達1000元一張的門票，或者是企業，打入他們的經營成本。事業經費是納稅人交來的，一萬元相當于100個農民交的農業稅；如果是從聽課者的門票來的，這些聽課者常常是老板，準老板或者是潛老板，或者是政府官員，他們削減礦井安全設施，壓低和克扣工資，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坑蒙拐騙，壟斷暴利，貪污腐敗，輕輕松松賺來了勞工的血汗錢，交到厲以寧手中；企業，例如摩托羅拉，將厲以寧的講課費打入成本，為的是表彰厲以寧對跨國公司的友好態度，為的是能讓中國人忘記誰在干活，誰在賺錢，讓中國人把摩托羅拉看成是中國企業，讓中國政府當摩托羅拉的家庭服務員。一句話，厲老大的財富正是建立在中國千千萬萬打工者的血汗之上，建立在中國淪為跨國公司殖民地的嚴重危險之上。

厲以寧不愧為是經濟學家。為了掩蓋中國的兩極分化現實，他居然挖空心思地在基尼系數的算法上做文章。他和《光明日報》的記者有這樣一段問答：

記者：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上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在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嚴重不平均。有人測算，中國基尼系數，1996年是0.424，2000年增加到了0.458。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厲以寧：基尼系數通常適用于市場經濟國家，而中國目前處于體制轉軌過程中，并且是個二元經濟的國家，城市和農村的經濟結構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別很大，不能籠統地用基尼系數來說明問題。我認為，按中國現階段城鄉二元經濟的情況來分析，可以先算出兩個基尼系數：一個是城市的基尼系數，另一個是農村的基尼系數。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方法算出一個基尼基數。據測算，我國城市和農村兩個基尼系數在0.32－0.35之間，加權平均之后，也大致在這個水平上。（《光明日報》2002年1月7日，記者張玉玲）

這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基尼系數是從洛倫茨曲線產生的。洛倫茨曲線的橫坐標是人口百分比，縱坐標是收入百分比。它適用于衡量一切社會的貧富差距，而不只是市場經濟國家。從理論上說，絕對平均的社會基尼系數為0，全部收入集中于1%甚至1個人的社會，基尼系數為1。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存在。國際上一般通用的分類是，基尼系數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比如，改革前中國的基尼系數約為0.2，屬于絕對平均之列，但實際上，農民、工人、干部、知識分子的收入都有差別，只是差別不大而已。

如果按照厲先生的說法，可以將農村與城市分別計算基尼系數，然后取其加權平均，則理論上任何社會都可以算成基尼系數為零。農村與城市分別計算，小城市與大城市分別計算，大城市又要列出特別富裕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單獨計算，最后，直至每一個人計算一個基尼系數，然后加權平均，必然為零。這樣，就可以把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算成一個絕對平均的社會。但是，這還是基尼系數嗎？

為了給兩極分化正名，厲以寧還引用《水滸傳》來把水攪混：

“大家都知道，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吃大鍋飯也不是社會主義，何況吃大鍋飯從來都不是一個鍋吃飯。《水滸傳》第二十回就講到，晁蓋火并王倫做了梁山泊的寨主，于是就立下了梁山泊的分配原則：山下搶到的財物在大廳中一放，分成兩半，少數頭領平分這一半，眾多嘍羅平分另一半，這是兩口鍋的平均主義。在計劃體制下不也是這種情況嗎？屬于哪一個檔次的就在哪個鍋里吃飯。”（《中國經濟時報》2001年5月9日，記者趙明）

    這其實就是告訴人們，不要犯傻，不要再追求什么平等，差距是永遠存在的，窮人和富人是命中注定的。說到這里，厲以寧其實有些自相矛盾。既然從來沒有什么平均主義，那還反什么平均主義呢？其實，水泊梁山的兩口大鍋的差別，或者改革以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差別，恰恰是大家可以認同的差別。把這種由于分工和貢獻不同造成的差別，與今天社會弱肉強食造成的差別相混淆，從而為暴富階層辯護，這難道不是厲先生的如意盤算嗎？

    接下去厲先生就“圖窮匕首現”了：

“最讓人們感到心里不平衡的、最要命的是，從前跟我在一個鍋里吃飯的人，今天吃的不一樣了，咱們都一條街道的人，咱們都一個學校的人，咱們都一個農村的人，過去大家都差不多，現在收入差距擴大了，這家是養魚致富，那家是經商致富，自己收入提高不多，這種心理障礙應該說是很容易回潮的，而這種思想一回潮，就阻礙中國的改革，阻礙中國的發展，更談不到創業投資的問題。”

這樣，在厲先生的口中，平均主義的回潮便成了當前中國創業投資的阻力。

其實，厲先生不妨問問臺下坐著的老板們：你們是被別人眼紅而不敢投資呢？還是怕競爭激烈、生產過剩、需求不足呢？

作為經濟學家，厲先生應該知道，通貨緊縮意味著生產能力過剩，也意味著有效需求不足。從1996年起，中國經濟進入長期通貨緊縮狀態，價格戰愈演愈烈，工資螺旋下降，需求明顯不足。政府一再擴大公共投資，一再提高公務員和知識分子的收入，仍然不能擺脫需求不足的局面。這是為什么？難道是因為平均主義，而不是因為貧富懸殊嗎？21英寸的彩電降價到了800元一臺的水平，但廣大農民仍然沒有購買力；等離子彩電3萬元錢一臺，暴富階層仍然趨之若鶩，這也是因為平均主義嗎？各地政府紛紛招商引資，實行親資本政策，為資本提供各種免稅、免費措施，幫助資本壓低勞動者的工資，也這是平均主義回潮？

厲先生不會不知道，造成今天中國兩極分化的，正是市場經濟內在的弱肉強食機制。政府權力本應該“公平優先”，限制資本自由，緩和弱肉強食過程，社會需求得以擴大，繁榮得以延長。但是，在厲以寧這樣的經濟學家誤導下，政府也高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論調，使資本和市場力量失去制約，使中國社會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從絕對平均走向貧富懸殊。厲先生也不會不知道，擺脫需求不足的唯一有效藥方是縮小貧富差距，實行高額累進所得稅，遺產稅等制度，將財富部分轉移到社會中下層，從而啟動鋼鐵、水泥、紡織、糧食和農副產品市場，引發新一輪投資熱潮。

但是，厲先生摸了摸錢包，數了數銀行存款，決定繼續反對平均主義！

四、厲以寧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

    我曾經與厲以寧的前輩、同事或校友談起厲先生的言行，他們對厲以寧走到今天這一步都多少感到惋惜和不解。厲先生人緣頗好，為人謙和，也比較勤奮。他曾經有這樣一段自述：

“我是1951年考入北大經濟系的，1955年畢業。從入學之時算起，在北大已經49年了。 記得畢業前夕曾寫過一首七絕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溝，千灣百折不回頭，一生治學當如 此，只計耕耘莫問收。”到了1985年，即畢業30周年之際，根據自己在北大的經驗與體驗 ，我把這首七絕擴展為《鷓鴣天》：“溪水清清下石溝，千灣百折不回頭，兼容并蓄終寬 闊，若谷虛懷魚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無意卻成洲，一生治學當如此，只計耕耘莫 問收。”所增加的這幾句，反映了我對北大精神的一種認識。

這段自述十分感人。如果不知道他的所作所為，我很可能肅然起敬。事實上，厲以寧晚年在理論上的探索并未完全停止。當厲以寧談到道德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時，當他提出道德是超常規效率的源泉時，應該說是探索到了經濟學的最深層。遺憾的是，他停留于單純的理論推演，而沒有進一步聯系社會實踐，更與自己的行動相違背。事實上，厲以寧晚年對道德的重視恰恰蘊含了對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的另一種解決方案，即通過示范、教育等方式使干部和工人認同社會主義制度，認同國有企業的按勞分配體制（八級工資制），從而使國有企業重新煥發出五、六十年代的“超常規效率”。這幾乎就接近毛主席語錄：“管理也是社教。”更遺憾的是，當他提出“認同產生效率”時，這個社會已經缺乏認同的基礎了。第三，他更沒有理論聯系自己。結果，這一有生命力的思想就成了為暴富階層辯護的令人惡心的皇帝新衣。

無論從學、從政還是從商，厲以寧仍然是新一代年青人的成功楷模。但是，在有道德操守的厲以寧同輩人看來，大半輩子的清名和學問毀于晚年的權力和財富，實在是令人扼腕長嘆。如果以善意測度，走到這一步，既說明了厲以寧并未做到“心寂寂，念休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厲以寧對西方經濟內在的邏輯線索缺乏深層把握，比如，他可能真的沒有認識到國企股份制改造中國有股代表的經濟人動機問題。等到股份制改造成為轟轟烈烈的現實后，厲先生就被物質利益所劫持，被人請去咨詢、講課、推薦上市，妻子兒女又以“延寧”大事相勸導，一不小心掉進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包圍圈。于是，入鄉隨俗，成了暴富階層的代言人。如果以惡意測度，那厲先生就成了老謀深算，厚黑無比，善于賭博的精怪。我看，他還沒那么聰明。

2002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