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抗戰時的空戰視頻再次刷爆了每一個社交網絡平臺。

　　視頻來自2015年北京電視臺青年頻道播出的“抗日戰場上的非常故事”欄目，講述了1940年5月28日，日軍戰地記者小柳次一奉命隨轟炸機群拍攝成都空襲，拍下了一架國軍空軍飛行員駕駛蘇制I-15驅逐機，單機與32架日軍轟炸機作戰的畫面。講解者薩蘇先生用一種繪聲繪色、歷歷在目的解說方式，聲稱當時中國空軍已全軍覆沒，這是一架中央航空學校的教練機，駕機的教官日記稱“我的學生都戰死了，現在該我這個老師上去了”，令現場美女主持哽咽落淚。

　　視頻在社交網絡上傳播時，也起到了同樣催淚的效果。比如在微信朋友圈轉發時，幾乎都會配上一張流淚的表情。不過與此同時，質疑的聲音也開始出現。新浪微博賬號@成都雙石 就考證，空戰當天，國軍其實有13架飛機升空作戰，并出示了當天國軍“空軍戰斗要報”的圖片，@澳洲女學人 則發現日記中最動人的那句豪言壯語，很可能來自表現神風飛行員“英雄事跡”的日本電影《永遠的零》，并上傳了影片截圖。

　　緊接著，微信公眾號“大國之翼”發表《1人單挑32日機!有人欺騙你的愛國熱情還賺足你的眼淚》，全面質疑視頻及故事的真實性。事情的熱鬧程度甚至驚動了海峽對岸，臺灣的黃埔同學后代聯誼會會長、“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史政顧問丘智賢博士以《真實是對英烈最大的尊重》為題發表文章，表示“對照中日雙方航空戰史，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日記，則可以發現，相關解說有許多不符歷史之處”。

　　概括起來說，質疑方提出的證據非常有力。第一、空戰視頻是1940年7月24日拍攝的，并非片中所言是5月28日（參見NHK原始視頻《俄然敵機現る成都大空襲》）；第二、不是1人單挑32架日機，而是13架對32架，且以戰斗機對沒有護航的轟炸機，并非劣勢；第三、故事主角“李姓教官”根本未參加這場空戰；第四，那則令許多人感動落淚的“我的學生都戰死了，現在該我這個老師上了”的絕筆日記，沒有任何原始視頻或圖片資料證明其真的存在。

　　鑒于這一故事的真實性受到海峽兩岸的同時質疑，同時故事的講述者對此又始終沒回應，我們庶幾可以斷定，這個故事應該是2015年以來尋找國軍抗戰老兵運動的繼續，正如那些忽然冒出的國軍老兵神勇故事基本都是子虛烏有一樣，這個故事也可以說是一種虛構，給幻想進行了一點藝術夸張。

　　事情到此本來就應該結束了，孰料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盡管故事的真實性受到了無法反駁的質疑，但一些聲名顯赫的大媒體卻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情迫不及待地跳進了這個顯而易見的坑里。比如一家全國性大報，就以“76年前，日本人在成都偷偷拍下這段視頻，看完我淚流滿面!”為題在同名微信公眾號轉發了相關視頻和文字，另外兩家全國性通訊社的微信公眾號也同樣做了轉發，只有@共青團中央 的微博表現了一定程度的謹慎。

　　一段空戰視頻，引發一場罕見的跳坑運動。一時間，我感覺好像仲夏之夜走到了池塘邊，耳邊響起的盡是“撲通”、“撲通”之聲。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有那么多資深媒體人、學者乃至軍人都愿意相信這個破綻百出的故事、甚至不愿認真看看質疑的文字?

　　如果不考慮一些人出于政治動機的刻意操縱，我想說的是，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主流社會精英的一個深層次心理病灶：經過近三十多年來從“傷痕文學”開始的自我污名化之后，中國大陸的主流社會精英在心理上已經建構了一種“道德賤民”的自我暗示，即在潛意識里認為自己是道德低下的、是有前科的——這一心理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位高級領導人接受香港媒體人陸鏗的訪談中表現的特別明顯——而為了擺脫自己“道德低下”所帶來的心理困擾，于是就用一種夸張的方式去頌揚曾經的敵人，希圖從曾經的敵人那里換得“你已經改邪歸正”的肯定性評價。

　　更進一步，心理上的“道德賤民”，必然導致一種文化上的“認賊作父”，即如戴錦華教授所言：把曾經的敵人指為父輩。君不見，和臺灣國民黨方面談起抗戰和內戰時仍與中共涇渭分明、“漢賊不兩立”的歷史敘述不同，大陸有些人已經腆顏把國軍作為自己的“父輩”了。這段視頻用“中國空軍”取代“國民黨空軍”并非無意為之，因為媒體在提到今天的解放軍空軍時，也經常使用“中國空軍”。反過來，臺灣的國民黨方面卻絕不會使用“中國空軍”來指稱解放軍空軍，而只會使用“中共空軍”。

　　從本質上說，把曾經的敵人指為父輩，也是一種“急于證明自己姓趙”的心理流露。當年國民黨在大陸，雖然在軍事、政治上遭遇慘敗，但到臺灣后傍上了國際社會的趙家——美國，儼然趙家的通房丫鬟。如果能夠攀上關系，豈不也可以說自己姓趙了嗎?

　　簡言之，大陸主流媒體近年來對“國軍”的夸張宣傳，反映的不是勝利者的自信，而是文化自信潰敗后的一種自卑。“認賊作父”的另一面則是“指父為賊”。一位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曾經邀請內地官員和臺灣來的國民黨官員一起餐敘。國民黨官員談起兩蔣父子，一臉自豪的歷數他們如何親民、如何勤政云云，大陸官員則面有愧色談起毛澤東犯了錯誤，好在現在已經改正了，等等。雙方心理的強弱，可謂一覽無余。

　　“道德賤民”的自我指認，“指父為賊”的文化心理，還導致一個對比鮮明的現象：媒體對來歷不明的所謂“國軍抗戰老兵”以及這位“李姓教官”的故事，均采取了一種不加質疑、照單全收的態度，并在發表時極盡煽情之能事，反之對共產黨、解放軍方面的英雄人物，盡管鐵證如山，卻百般挑剔，如狼牙山五壯士是跳下去的還是溜下去的?邱少云在烈火中一動不動符合生物學嗎?黃繼光堵機槍是不是違背了物理學原理?等等。

　　最后想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李姓教官”的故事既然純屬虛構，為什么還會有這么多人信以為真?仔細想來，其中流露出的失敗主義情緒，視上戰場如上刑場的心理，確實和抗戰時期國軍的精神氣質相吻合。

　　蔣介石、國民黨由于執行單純依賴軍隊和國際干預的片面抗戰路線，對抗戰最后勝利并無信心，所以“死”就是國軍官兵所能夠想象的最高境界，比如今天已經走上神壇的張自忠將軍，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被任命為第59軍軍長，上任時對所部官兵痛哭誓言：“今日回軍，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死的地方”。悲壯是很悲壯，但并無勝利自信可言。

　　“我的學生都戰死了，現在該我這個老師上去了”這段“日記”雖然拷貝自日本神風飛行員的“語錄”，但國軍的絕望和日軍的絕望還是有細微差別的：日軍的絕望是一種“絕望中的狂妄”，雖然敗局已定，仍然幻想依靠“武士道精神”折服美軍；而國軍的絕望則是一種“絕望中的絕望”，只是自己求死，并不幻想能夠戰勝敵人。當然，這比那些消極避戰、望風而逃、甚至投敵當漢奸的百萬國軍，已經進步多了;但是與秉持“全民皆兵，全民參戰,，把侵略者徹底消滅完”的樂觀信念，依靠人民戰爭的偉力，在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指導下打得鬼子魂飛膽喪的八路軍、新四軍相比，境界就差的太遠了。

　　需要強調的是：自我指認“道德賤民”的心理定勢一旦形成，要改變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你要他相信自己并非是不道德的，他反而認為這會導致虛偽，而是越是自我污名化就越是誠實。所以“認賊作父”、“指父為賊”的現象還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今天，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格局下，我們最需要警惕的是“上戰場如上刑場”的國軍精神附體，是國軍化、國民黨化的現象在大陸重現——

　　或許，已經重現了?

　　2016年8月30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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