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政府與北京大學在廣州簽署備忘錄。圖為簽署儀式現場。
高校異地辦學再添一例。
據《深圳晚報》報道，8月29日上午，深圳市政府與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在廣州簽署備忘錄，決定以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為基礎，深化合作，共同建設北大深圳校區。
深圳市長許勤、北大校長林建華分別代表深圳市政府與北大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計劃，將北大深圳校區及其附屬醫院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大學治理結構、合理學科布局、鮮明國際特色、世界一流水準的教育、學術研究和醫療機構。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異地辦學，當深圳力邀國內名校共建深圳校區時，安徽南部小城宣城此前剛剛陷入與另一所部屬高校的糾葛。
據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此前報道，因合肥工業大學(以下簡稱“合工大”)大幅壓縮該校宣城校區招生規模，今年6月，宣城市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兩次發函至合工大，并抄報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教育廳。
一邊是積極推進，以期實現合作共贏;一邊是漸生嫌隙，在合作中暴露問題，發展30余年的國內高校異地辦學，仍在實踐中持續探索。
北大深圳校區
名校北大與特區深圳進入“蜜月期”。
8月30日，《深圳晚報》發布報道稱，北大與深圳擬共建北大深圳校區。
報道顯示，8月29日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朱善璐，廣東省副省長藍佛安的共同見證下，深圳市市長許勤與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在廣州簽署了《北京大學、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合作舉辦北京大學深圳校區備忘錄》。
根據備忘錄內容，雙方計劃將北大深圳校區及其附屬醫院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大學治理結構、合理學科布局、鮮明國際特色、世界一流水準的教育、學術研究和醫療機構。
上述報道還稱，深圳正洽談引進國內名校共建深圳校區，包括中國人民大學深圳校區、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校區、中國科學院大學深圳校區、武漢大學深圳校區、清華大學深圳國際校區。
澎湃新聞注意到，北大深圳校區，實際是北大與深圳在原有基礎上的進一步合作。
據北大官網8月29日發布的消息，長期以來，北大與廣東省具有密切的合作關系。雙方在人才培養、戰略決策咨詢、科研和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轉化、文化建設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取得了豐碩成果。
2001年，北大與深圳共建了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和北大深圳醫院，二者為深圳、珠三角乃至整個華南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官網介紹，該院依托北大學科優勢，結合深圳的區位優勢，以“前沿領域、交叉學科、應用學術、國際標準”為辦學方針，現有信息工程學院、化學生物學與生物技術學院、環境與能源學院等八個學院。
目前，深圳研究生院共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2899人，其中碩士研究生2663人，博士研究生236人;在校留學生105名，留學生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02-2015年，該院累計招收全日制研究生10010人，含碩士研究生9411人，博士研究生599人。
對于未來的北大深圳校區，北大也闡釋了基本構想。
該校官網介紹，北大深圳校區將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校區，也是同時使用中文和英文的雙語校區。
北大深圳校區的本科教育將堅持小而精的原則，具體的教育模式和方案正在研究之中，但幾項原則是確定的——應當是站在東西方文化之巔、融匯東西方智慧的國際化教育;應當是學生更加自由自主，能夠充分發揮學生內在動力和創造潛力的教育;應當是根植深圳創新沃土、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的教育。
針對深圳校區的醫學教育，北大表示，將充分利用在醫學以及人文、社科、理學和工學的雄厚基礎，與世界一流醫學院合作，建設將人才培養、學術研究與醫療實踐緊密結合的新型醫學院。
學科布局方面，未來的北大深圳校區將是一個以高度密集的學術研究為特點的校區。其中包括以醫學和信息科學技術為重點，建設相應的學術研究機構，為深圳校區的人才培養和深圳創新城市建設提供學術和人才支撐。
合工大宣城校區
北大與深圳的合作備受期待之際，另一個昔日校市合作辦學典范卻正在遭遇“麻煩”。
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2016年7月，合肥工業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朱大勇向該校紀委、學術委員會實名舉報校長梁樑，稱其在“第四屆全國教育改革創新杰出校長獎”申報過程中“材料造假”。
在長達萬字的舉報材料中，朱大勇同時提及合工大宣城校區的問題。
他說，梁樑“不顧宣城市政府強烈抗議，強行對宣城校區作重大調整，將好端端建設起來的宣城校區搞得一塌糊涂，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其后不久，兩份由宣城市政府今年6月發函至合工大、并抄報安徽省委、省政府的“紅頭文件”，引起澎湃新聞關注。
上述文件顯示，宣城市政府對合工大在2016年招生簡章中將宣城校區招生專業由30個減為16個、招生計劃由3000人減為2000人“感到十分不解，非常吃驚”。
宣城市政府還文件中指出，“貴校(合工大)突然單方面宣布減招，嚴重破壞了《合作協議》，完全違背了廳(安徽省教育廳)市校(合工大)聯席會議精神，對市校合作和宣城校區的穩定、發展會帶來消極后果。如果引發社會不安，市校雙方無法向省委省政府、教育部交代，市委市政府也無法向全市人民交代，貴校也無法向為宣城校區付出辛勤汗水的教職工及廣大學生交代。”
8月8日，宣城市政府辦公室向澎湃新聞確認了上述兩份文件的真實性。
宣城市政府辦公室有關人員指出，合工大宣城校區引進和建設，宣城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和財力。這所高校不僅是合工大的，同時也是宣城的。對于合工大宣城校區的發展思路，宣城市政府曾多次主動與合工大溝通，但對方依然在沒有提前告知的情況下，單方面發布壓縮招生規模的信息。
這也是合工大探索“異地辦學”5年后首度進入“調整期”。
公開資料顯示，合工大宣城校區由合工大和宣城市政府共同創辦。該校區2011年獲得教育部批準并開始建設，2012年首次面向全國一本線以上考生招生。
合工大宣城校區投入使用以來，針對本科生的錄取數量第一年為2600人，第二、三、四年均為3000人。
然而，合工大2016年5月28日發布的《合肥工業大學2016年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章程》顯示，2016年，該校計劃招收普通本科生8200人，其中合肥校區招生6200人，宣城校區招生2000人。
合工大對宣城校區招生規模的驟減，如“一石激起千層浪”。
為校區建設投入巨大精力的宣城市政府在與學校多次溝通無果的情況下，將合工大“上告”至省委省政府。此前擔任宣城校區負責人兩年的朱大勇，也對縮減宣城校區招生規模表示不滿。
出任合工大校長剛滿一年的梁樑，始終不愿對大眾傳媒解釋宣城校區的減招原因。
來自合工大的內部人士告訴澎湃新聞，梁樑未正式出任校長前，就有對宣城校區進行調整的想法。他的思路是，打通宣城校區和合肥本部，把宣城校區的教學交給本部各學院接管。
該內部人士還透露，梁樑曾私下向學校教師表達過對合工大的擔憂，稱合工大在教育部的地位“岌岌可危”。這種擔憂，也讓梁樑開始考慮調整宣城校區的辦學思路。
國內異地辦學三十年
事實上，無論是北大深圳校區，還是合工大宣城校區，它們都稱得上是國內高校異地辦學的具體實踐。
這一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建的辦學思路，在國內發展已有30余年。
創建于1984年的山東大學威海校區，是國內第一所高校與地方政府聯合共建的綜合性大學。
公開資料顯示，該校區最早被稱為山東大學威海分校，面向全國一本線以上招生。
上世紀90年代，威海分校也經歷過一段壓縮招生規模的時期。
2000年前后，隨著教育部對其辦學模式的肯定以及新山東大學成立，威海分校開始跨越式發展。
2012年，在時任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的推動下，威海分校更名為威海校區，實現了畢業證、學位證與山東大學的完全統一。
目前，該校區共有本科生1.39萬余人，留學生7000余人，碩博士1000余人，是國內高校“異地辦學”相對成功的樣本。
山東大學威海校區只是國內高校異地辦學的一個縮影。
邢志杰曾在《現代大學教育》2005年03期發表的《中國大學異地辦學的發展與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大學異地辦學興起主要分兩個階段。
一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地方行政區劃出現變動。這一時期異地辦學的典型是山東威海和河北秦皇島，如山東大學威海分校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分校。
二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國家高等教育規模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尋求新的增長點，并瞄準高新科技。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都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
邢志杰認為，高校異地辦學一般由地方政府主動發起，如珠海、威海、深圳等地。地方政府之所以希望引進高校來辦學，與城市行政級別提高，希望借助創辦高校來提升城市形象、知名度有關。地方也希望引進知名高校后，能為本地培養優秀高水平人才。
對高校而言，異地辦學相當于延伸了自己的辦學空間，也可將分校、校區作為對外交流的窗口。
不過，不是所有異地辦學之路都通往成功。
《廈門日報》曾報道，2012年9月，廈門大學(以下簡稱“廈大”)開始將漳州校區萬余名學生中的8200多人遷回校本部。
漳州校區2003年啟用，主要供廈大大一、大二學生使用。但是隨著2012年秋天廈大翔安校區建設完成，該校重新調整校區功能，不再有本科生入住。
《廈門日報》稱，本科不同年級的兩地分居而產生的校園文化、學長學姐引領作用的割裂，以及教學、實驗不連貫等等，是廈大下決心將大一和大二遷回本部、并重啟“整院制”的原因。
另一個尷尬案例是位于河北廊坊的東方大學城。
公開資料顯示，東方大學城是我國第一座大學城，1999年10月奠基，2000年9月開城，累計有70多所院校(機構)在該地辦學。
目前，大學城內的入駐院校僅9所，大多來自河北。一些優質院校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短暫入駐后又相繼搬走。
多篇公開報道顯示，異地辦學成本增加、項目建設債務危機等問題，是東方大學城后續發展不順的主要原因。
固定模式尚未形成
同樣是異地辦學，為什么有的較為成功，有的卻黯然收場?
澎湃新聞梳理發現，30余年來，國內異地辦學并未形成固定模式，成敗與否，和外部環境、合作雙方綜合實力、辦學方式等方面有較大關聯。
外部環境，主要指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地方發展訴求以及相關政策等。例如國內相當一部分異地辦學案例，都形成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期高校擴招的大背景下。
基于名校在培養人才、提高城市知名度、轉化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地方政府往往也愿意尋求合作空間，提供包括土地、資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具體合作中，校市雙方綜合實力成為重要考量。
“強強聯合”更有利于異地辦學。
這里的“強”，不僅指高校具有優質資源，更要求地方具備較強的綜合實力或鮮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威海、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經濟實力較強，對高校而言也更具吸引力。
相反，像安徽宣城、河北廊坊、福建漳州這類地市，城市本身綜合實力一般，引進高校也寄希望于“以強帶弱”，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出現師資力量不足、留不住人才、資金用地等問題。
此外，在辦學方式上，有的分校或校區走上了“獨立學院”的道路;有的分校或校區還在致力于向總部靠攏。有的分校或校區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管理體系，在用人、資金使用方面有較大話語權;也有的分校或校區，管理權更多被總部掌握。
盡管這些年國內高校異地辦學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無論分校還是校區，它們仍面臨一些共性問題。
如王景瑞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國大學異地辦學的現狀與問題研究》中表示，
多數異地辦學的校區都是從零開始。由于缺少大學精神傳承的根基，且受多方面因素限制，很難在短時間內具備與本部相對等的底蘊和內涵，導致分校的社會認可度也會相對降低。
在他看來，大學的異地辦學校園大多遠離主校區，但是時間一長，教師負擔加重，高額的交通費用也會加大辦學成本。
因此，異地辦學的分校師資一般主要立足于獨立引進和培養。但這樣做，產生的直接后果是主校區與分校的師資整體水平的差距拉大，進而導致分校教學質量與本部院校教學質量的差距逐漸增大。
此外，王景瑞還提到，成熟的異地辦學，高校與政府、社會之間都應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作為一個符合時代特征的政府，要很好地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具體包括，政府應給高校改革發展一個自由的空間，同時也要在這當中積極地配合，要指導、要調控，也要合作、要服務。
因此，無論是現在的合工大宣城校區、還是未來的北大深圳校區，上述問題都亟待直面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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