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尚處于物質現代化初級階段。西方崛起背后的成功因素，特別是從古希臘時代就影響西方的理性精神，才是今天處于崛起期的中國國民所需關注的.

中央電視臺12集電視片《大國崛起》，引起海內外熱烈關注，其原因顯然在于大國崛起的經驗對于今天迅速發展的中國的啟示意義。

從歷史和國際的經驗來看，大國崛起一般都會涉及以下四個層面的內容：一、物質層面；二、制度層面；三、民族精神層面；四、文化更新層面。其中，后三個層面多少屬于體制和思想史的范疇。以此劃分，所謂的現代化其實可劃分為第一次現代化和第二次現代化，前者可稱為物質現代化，后者則稱為制度和精神現代化。

在第一次現代化之中，又可分為起步期和平衡期：其中起步期的特征是，不顧一切代價發展經濟和提升國力，由此導致社會成本連續上升；到了平衡期，才開始注意綜合平衡發展，注重社會公平和正義。

同樣，第二次現代化也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制度建設，二是民族精神世界梳理和自我文化更新；前者多涉及管理、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其中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后者則涉及以現代文明精神對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禮。

歷史上，德日兩國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現代化，甚至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現代化中的制度建設層面。但最終由于未能對民族精神進行現代文明精神的洗禮，所以導致在20世紀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終使得崛起之路充滿曲折。反觀英法兩國，雖然其綜合國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別經歷資產階級革命和人道主義的洗禮，全民精神世界相對比較成熟，不但在崛起歷史上未曾有過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創立的民主、法治傳統，以及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和人權觀念，今天依然是人類精神財富中極其寶貴的組成部分。

中國從1979年以后，改革開放已歷經近28年，但至今僅跨過第一次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亦即不惜代價高速發展階段，并剛剛開始注意協調、平衡發展。但第二次現代化的制度建設，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則尚沒有實質性開始。當制度建設不完備的同時，彌漫在民間甚至知識界的，卻是思想和價值觀的混亂。若中國未能在可預期的未來進入第二次現代化，所謂的中國崛起給自身帶來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如何進入第二次現代化？中華民族如何在制度建設之外，完成對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與表面的西方行政和政治體制相比，西方崛起背后的成功因素，抑或成功因素背后的某些精神，才是今天處于崛起期的中國國民所需關注的。其中包括分享權力和尊重游戲規則的妥協精神和法治精神，而其背后更為深層的因素則是從古希臘時代就影響西方的理性精神。

這種理性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知識，而非對信仰的追求，這直接導致了西方知識界懷疑能力的發展，亦即所謂“讓天空出現裂縫”；二是對終極知識，而非僅僅是現實謀生手段的追求，這在相當程度上發展了西方知識界的思辨性和穿透力；三是對情緒的剝離和超越，西方精神傳統中的妥協、秩序、法制、民主等元素很大部分即來源于此；四是對人體和藝術的贊美和迷戀，這在后來逐漸發展出了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對生命的尊重、對人的尊嚴的再尊重。

當然必須承認，西方在崛起的過程中，伴隨著對外擴張乃至侵略和掠奪；但在導致西方成功的因素中，尤其是資產階級革命和人道主義運動之后，有兩個值得關注的合二為一現象：一是理性精神與擴張精神的合二為一；二是人性弱點和自我更新和超越能力的合二為一。在觀察西方成功因素的同時，切忌簡單化思維，從而或照搬或全盤否定西方經驗，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于借鑒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與其說是一種精神，還不如說是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歸納起來就是：培養對終極知識的追求興趣及隨之而來的懷疑能力、強調直達問題核心并剝離其周邊的情緒化因素、超越并克服自身(包括民族文化上的)弱點、強調實證而非感覺等。

近百多年來，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中國學人負笈西方早已不計其數。中國的大學應該可以發揮更多、更好的作用。中國的大學如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亦即不但培養一流的專業人才，更培養一流的人文精神，大學校長們責無旁貸。這對于中國的崛起，亦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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