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中心編者按：今年3月底，在法國和英國發生了一連串的社會大罷工后，社科院的鄭秉文先生在第一時間里寫出了總結性的文章，對于中國的研究工作者真是及時雨！這也與鄭所長過去多年一直在歐洲所工作有關，盡管他去年調到拉美所，也一直追蹤歐洲問題。概括起來看，歐洲國家的罷工活動已經上升到社保制度的層面，也就是說，法國和英國的社會矛盾已經由勞資矛盾轉移到“勞政”矛盾，即社會雇員與制定社保制度的政府之間的矛盾。這一次英法爆發的社會罷工，主要與政府的社保和勞工政策有關，而不是針對某一個企業和雇主。這是西方國家的新特點。反觀我國，勞資和勞政之間的利益沖突都未能有效地表現出來。因此，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到底如何有效地表達各社會利益集團的要求？勞動、資本與政府這三者的關系，政府到底應該站在哪一邊？如何平衡勞資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我國社會和政府應著重考慮的事情。]

英法大罷工制度根源與啟示是什么？

——不同社保模式的角度之隨筆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鄭秉文

2006年4月24日

Email：[email protected]，

第一部分：英法大罷工與社保模式

一、引子：問題的提出

前一段時間，新聞媒體對英國和法國同時發生的大罷工做了大量的報道，引起了讀者的廣泛關注。英法兩國這次大規模的游行示威與大罷工行動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一是他們在時間像是事先約定好了的一樣，都發生在一個時間，高潮都是3月28日。二是他們都是由于社保制度改革引起的，直接導火索都是由于兩個改革法案的頒布而引發的。

也許人們會注意到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歐洲幾乎年年都發生類似的街頭政治，每次規模龐大的運動都多少與社保制度改革有關，甚至直接由社保改革導致，這次英法大罷工就是由社保改革直接導致的；人們還發現，歐洲的社保改革幾乎最終都以政府的妥協退讓為代價而告終，盡管政府開始時信誓旦旦，聲稱決不妥協；于是，人們會逐漸總結出這樣一個規律：政府發布社保改革的方案——→群眾示威游行表示抗議——→政府表示不退讓——→社會舉行大罷工——→談判升級——→罷工升級——→政府退讓妥協或折中——→告一段落。每隔幾年就要出現這樣一個循環，每個循環幾乎都是遵循著這個規律，都是出現這個結局。人們會發問：為什么歐洲每次社保改革都會陷入這個循環并導致這樣一個相同的結局？從1990年代開始算起，歐洲的社保改革每每必定引發一場社會運動甚至是一場騷亂和社會動蕩？而同樣是從1990年代開始，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就已開始進行社保改革，幅度也不小，也涉及到了千家萬戶，例如，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1996年將《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簡稱AFDC）改為《困難家庭臨時援助》（TANF）時過渡非常平穩，早在1995年進行的兩次民意調查中可以看出，改革的社會支持率非常高，改革受到了普遍的理解，70%的人認為“人們會通過長期依賴和不盡全力擺脫等方式濫用這一福利”。于是，為了減少國家巨大的財政壓力，美國政府1996年順利地以TANF取代了實行了60多年的AFDC，沒有發生任何社會動蕩。

人們不禁會問，歐美都在進行社保制度改革，但卻為什么在美國就幾乎沒聽到過由于社保改革而引發什么大游行與大罷工，為什么在歐洲就一改革就動蕩，一動蕩就退讓，改革難以進行下去？

本文試圖從兩種不同的福利模式里去尋找一些有說服力的深層原因，進而能夠為我國的社保制度模式的選擇帶來一些值得思考的啟示。這些都是筆者有感而發的隨筆，不屬于嚴謹周密的學術論文。

二、英國這次大罷工的經過與導火索

3月28日，英國十一大工會在全國各地組織了一次有150萬地方市政員工參加的24小事大罷工，他們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抗議政府提高退休年齡的計劃。這是英國自1926年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罷工。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的公共服務當天都受到了極大影響，全國多所學校、圖書館及和體育中心關閉，交通，垃圾清潔服務和殮葬服務部門也受到影響；參與罷工的工人包括文娛中心員工、學校員工、垃圾收集員、房屋管理員、幼兒園護士、青少年及社區工作人員、旅游服務職員、護工、慈善機構工作人員、呼叫中心、環保機構和房屋協會工作人員，從而造成全國不少地方學校和旅游點關閉，公交地鐵停運，隧道關閉，校車取消，英國北部的交通大亂，愛爾蘭北部的火車和公車都停駛。1926年以來的這次大罷工甚至影響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英國財政部長布朗預定會面的行程打亂，在國際化國內造成重大的影響。

導致這場大罷工的直接原因是布萊爾政府擬撤消被俗稱為“85條例”（Rule 85）的退休規定；這個規定是個計算參加《地方政府養老金計劃》即“LGPS計劃”的地方公職人員養老金待遇的一個公式，其含義是：

獲取全額養老的資格＝退休時的年齡＋加入“LGPS計劃”的工齡＝至少85年

就是說，地方市政職員的年齡和服務年期相加必須達到85年時方可在60歲退休時獲取全額養老金。“85年條例”還規定，如果雇員由于生病等原因退休，他還可享受“85年條例”的規定領取全額養老金；“85年規定”既不是“LGPS計劃”規定的一個退休條件，也不是一個待遇權利，而只是一個檢驗標準（ test）：提前退休也是可以的，但養老金標準要根據具體年限而有所減少。而英國政府擬議中的改革方案是將這個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按照這個標準，以目前地方市議會普通職員平均退休金是年均4000英鎊來計算的話（婦女每周31英鎊），對英國地方公共部門眾多的低收入職員來說，例如對學校伙食監督員和輔導員來說，與以前相比，他們在60歲退休時將失去四分之一養老金。這個新規定將于今年10月開始實施。

工會提出的要求是不該提高地方公職人員的領取養老金的資格條件，還應維持在60歲。但有關政府官員給出的答案是，養老金制度已經出現危機，進行這項改革之后，全國將節省2%的歲入。

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英國的工人運動與社會保障制度演進的互動歷史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6年以前，1946年英國工黨政府根據貝弗里奇報告進行社會保障立法，宣布她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地建立了福利國家的國家，這20年是英國福利制度醞釀的階段，國家基本處于戰爭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陷入戰爭泥潭之中，工人無暇為福利而采取獨立的運動；第二個階段是1946年至1986年，這40年基本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前20年是英國福利國家和福利制度發展的黃金時期和鼎盛時期，福利制度得到了全面發展，成為福利國家的一個樣板和策源地，帶動了許多歐洲國家予以效法，而后20年則逐漸進入困難時期，高福利承諾給國家財政帶來了較大的財務負擔，開始進入改革階段，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1975年社保法”便是一個重要改革成果，進而導致了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以后開始了激烈的福利制度改革。在這個階段，工會組織在改革問題上總體上看是配合政府的；第三個階段是1986年至2006年，其標志是“1986年社保法”的誕生，它引入了個人養老金計劃和“協議退出”職業養老金計劃，啟動了社會養老責任從公共部門轉向私人部門的進程，具有歷史性的轉折意義，是撒切爾改革的一個重要成果。在這20年間，改革進程基本穩定，雖然私人部門的養老金利益不斷受到改革的出動，但由于私人部門各個工會組織之間觀點各異，難以形成一個聲音，所以，工運在80年的歷史中是處于最低潮的。

3月28日的工人大罷工很可能是個象征，他標志著英國工運的再度興起和對福利改革的最大的反彈，甚至標志著英國社保改革和工人運動進入第四個階段，即改革深入到公共部門的階段。為什么這次大罷工在80年來尤其是近40年來工運低潮中成為一次最大的全國性罷工行動并很可能成為一個標志？這是因為英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已經開始觸動到地方政府的公務人員。如果說在以往的20年里英國的改革主要是在私人部門即主要是針對企業工人的話，那么，這次改革的對象主要是針對地方公共部門的，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了。

從網上BBS留言討論的情況來看，網民的觀點基本有三，他們針鋒相對，爭論非常激烈。一是對工會組織的罷工行動表示非常的感謝，極力稱贊工會的“偉大行動”，例如，有網民說，“如果你對那天共產主義者舉行的團結行動不信任的話，你還能信任誰呢？”還有網民說，這是對法國行動一個重要回應，你們都哪里去了？第二種觀點是反對罷工，認為，這次大罷工“很可能是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征，那就是有些罷工行動侵蝕了階級團結，而不是促進階級團結”；第三種觀點是采取中間的態度，認為“你們參加罷工應該是為了什么，而不是反對什么。”還有網民說，“網民沒有時間什么都管，不管它有多么重要。”

三、法國這次大罷工的經過與導火索

為了擺脫高失業率的困擾，法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就業改革措施，今年1月16日通過的《首次雇傭合同法》（CPE）就是其中的一項，該法案規定，法國20人以上規模的企業在雇傭年齡不滿26歲的年輕雇員時，可以在頭兩年內隨時解雇工人而無需說明理由。《首次雇傭合同法》的目的是解除企業主招工時的顧慮，鼓勵企業大膽雇傭新人和多招工，增強企業雇傭制度的靈活性，以增加就業，降低法國青年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平的失業率。

《首次雇傭合同法》在全法的高校和工會中引起了強烈震動，法國大中學校學生對其中“允許隨意解雇”的條款強烈反對，擔心企業員工福利受損，憤怒地將此合同稱為《首次被解雇合同法》，拒絕當“用過即扔的手紙”，要求政府撤回法案，并認為，法案反應的年齡歧視等問題，嚴重違反了現行的《民法》和《勞動法》，這是對基本權利的踐踏。

3月7日，由全法近40所大學在校生和大部分工會發出聯合總動員后，進行了旨在抗議《首次雇用合同法》的百萬人大游行。警方出動大批警力，將位于巴黎中心的法國最古老和著名的索邦大學里的罷課學生強行驅散，引得輿論一片嘩然。學生組織聲稱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將組織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3月28日，法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游行，交通和運輸業工會率先罷工，1/3的國內和國際航班被迫取消，近一半地鐵、1/3公共汽車和1/4的地區間高速鐵路停運，法國各地交通呈現半癱瘓狀態。教師、醫護人員和媒體工作者也紛紛跟進，全法84所大學中有64所被迫全面或局部停課；《世界報》、《解放報》、《費加羅報》等部分全國發行的主流傳媒28日停發一期，法國最主要的新聞電臺、國營的法國新聞電臺只有音樂播出。抗議活動勢頭不下2003年的全國養老問題大罷工，許多城市的罷工更是二、三十年來前所未有。為了穩定局勢并驅散人群，法國當天共派出約4000名警察上街維持治安，防暴警察向鬧事人群投放催淚彈，并使用了警棍、橡皮子彈和水槍。據不完全統計，當天共有800多人被逮捕，50多人受傷。罷工人數超過300萬，范圍覆蓋全法200多城鎮，示威活動預計高達200多起。

在強大的反對壓力面前，原本立場強硬的總理德維爾潘不得不做出讓步，再三向工會發出談判邀請，希拉克總統雖然在3月31日晚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首次雇用合同法》正式頒布，但宣布法案暫時不生效，而是必須先通過一項修正案，對兩處重要內容進行修改：一是將“最初2年”雇用期縮短為1年，二是被解雇者有權要求企業說明解雇理由。

但工會拒絕德維爾潘的談判邀請，反對任何折衷修正方案，堅持廢除此項改革方案。工會人士稱，“只有一種解決途徑，那就是廢除此項改革方案，在與政府展開對話前，政府必須首先凍結《首次雇傭合同法》的實施，不滿足這個條件，我們什么都不干。”

希拉克總統的妥協立場也沒有令學生和工會滿意。法國議會第三大黨、法蘭西民主聯盟主席弗朗索瓦·貝魯說：“就我所知，這是歷史上首次出現這樣的事，一項法案被頒布，但又不能生效。”

在街頭政治的強大壓力下，總統希拉克與總理德維爾潘不得不全面妥協，4月12日法國國民議會以151票贊成93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一項旨在幫助青年人就業的新法案，新法案的誕生意味著《首次雇傭合同法》正式流產。新法案規定，為了鼓勵企業大膽雇傭年輕人，向長期雇傭16至25歲低學歷、居住在敏感社區或簽署“融入社會生活合同”的年輕人的雇主提供經濟補助，補助金額為第一年每人每月400歐元，第二年每人每月200歐元。

英國大罷工與法國的社會動蕩遙相呼應，它們都與社保制度的改革有關：英國是老年人為了退休收入的資格問題，法國則是青年人為了上班就業的條件問題。但是，他們之間的原因卻大相徑庭，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乃至文化法律傳統都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這兩個國家社保改革中出現這個麻煩向我們昭示了一種深層的啟示。

四、兩個社保制度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學術界，世界上的社保制度模式或說福利制度模式可以分為好多種，有三種和四種的等，那些都很學術化。這里為了簡單地說明一些問題，把他們簡化成兩種，即歐洲大陸模式的和英美模式的。這兩類模式之間存在許多差別，特征各有千秋。這里把最基本的歸納起來，可以強調兩點：

第一，在市場和國家的作用方面，“大陸模式”較多地強調國家的作用，政府發揮主導性的作用，也被稱為“普救型模式”，國家干預較多，力度較大，勞動力市場彈性較小，公共部門的規模較大，作用比較突出。而在“英美模式”里，國家的作用有限，市場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家庭的保障作用也占有重要地位，政府在必要的時候起到一種補救的功能，所以，也稱之為“補救型模式”，就是說，在市場的作用不明顯的地方和時候，政府發揮某種“補救的作用”。

第二，在國家、企業主和工會三者之間的合作方面，大陸模式顯得十分的突出，國家發揮作用的時候是通過三方之間的談判與合作的形式完成的，所以，也被稱之為三方伙伴合作主義或合作主義。雖然在西方發達國家，三方談判的機制幾乎在所有的國家都存在，但意義卻有一定的區別：在大陸模式里，它意味著社保模式是基于三方合作伙伴之間的架構之下運作的，任何一個福利措施的出臺，均需與另外兩方達成一致，取得共識。在社保制度運行制度中，從個人繳費的征收歸集和保管投資，到津貼給付的發放計算和統籌核算，均以行業基金為主體，而行業基金由各方代表構成，工會代表是有很大發言權的，可以說，行業基金制度是這個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工人賴以生存的“家”。因此，在三方合作的架構中，工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家只是在各個基金上報預算之后列入國家預算之內而已，錢在基金里，“國家”只體現在會計賬面上，甚至法國在2000年之前就連財政預算也不納入。所以，從財政意義上說，國家能管的只是虧，不是盈。

而在英美模式里，由于是國家層面的大收大支，從資金歸集上解到津貼發放，國家是一個口子管到底的，是大一統的，就是通常說的三個U，即統一繳費標準，統一津貼給付，統一機構管理，國家管收，國家管支，收支兩條線，就是說是國家范圍的統籌水平，資金在中央政府的管控之中。這樣，雖然在社會合作機制上也存在著三方合作伙伴機制，但由于實行國家層面的大收大支，行業和企業的工會沒有什么作用可言，三方合作的層次較低，大多維持在企業的水平上，集體協商的內容主要不是基本社會保障的內容，因為基本社保這一塊是全國性的一個政策。

上述兩個特征只是對這兩個社保模式最典型特征的抽象和簡化。這里涉及到兩個模式典型樣板國家的問題。英國在二戰之前與歐洲大陸模式一樣，1944年采取了貝弗里奇報告的模式即宣布建立了福利國家，即三個U的普享型模式。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在1950-1970年代中，諸多改革開始偏向德國模式即俾斯麥式，1980年代撒切爾革命時又開始回歸，向貝弗里奇的普享型的方向改革。英國的學者也是將自己的模式與歐洲大陸模式區別開來。其他操英語的主要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雖存在一些差異性，但總體來說均屬這個模式。但是，最具補救型英美模式特點的應屬美國，本文中論述時常以美國為典型樣本。所以，當人們將之稱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時候，常常有學者就直接稱之為盎格魯－美利堅模式。

歐洲大陸模式最典型的樣本應屬德國，即俾斯麥創造的模式，所以也有人稱萊茵模式。正如英美模式各國中也存在著差異性那樣，在大陸模式中也不盡相同的。一般來說北歐國家更偏向于英國模式。即使在典型的德國和法國之間，他們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盡管一般來說在研究中人們常將德國作為大陸模式的一個典范，但本文由于研究的主要是法國，所以這里主要以法國為樣板來分析歐洲模式。

第二部分：不同的社保模式是導致罷工的原因之一

五、歐洲模式中碎片化的社保制度導致改革十分艱難

所謂歐洲社保制度碎片化是指，由于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以行業公會的吉爾特（gilt）互助會為特征的職業保險基本沒有受到觸動，所以，成千上百個行業計劃條塊分割，待遇不一，勞動力難以流動的現象。由于保險基金的割據管理和封閉運行，工人工會發揮著較大的作用。于是，私人部門社保制度的改革如果沒有工會的參與和認可，改革就將遇到阻力。但是工會作為代表工人利益的獨立團體，受到法律保護的罷工是法國等大陸國家的一個基本權利，任何受到利益觸動的改革必將要先在談判桌上達成一致，否則就要走向街頭。這個邏輯悖論是，如果先行談判，就將曠日持久；如果先行立法，就將欲速則不達。一個工會代表一個群體，任何一個改革都不能觸犯某個群體的利益，否則，工會就要出來說話。北歐三國的改革力度較大，雖然被稱為福利櫥窗的北歐國家包袱沉重，但改革進展比較順利。這是因為，三國版圖較小，工會利益比較集中，工會參與協商的層次比較高，幾乎都能代表這個行業利益，代表性很高，談判的交易費用比較低，只要幾大工會與政府談妥了，改革的方案就“搞定”了，所以，北歐很少由社保改革引發社會震蕩的現象發生。

人們也會同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德國同屬歐洲模式，是俾斯麥式社保制度的鼻祖，但為什么相比之下德國就較少出現社保改革引發罷工的現象呢？在這方面，恐怕德法之間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可能有兩點區別：一個是德國人強調合作，法國人強調個性。眾所周知，企業的共同決策是德國企業管理的一個特點，勞資之間的配合與協商是德國企業制度和社保制度的一個重要特色；而法國則不同，個性張揚、特立獨行與羅曼蒂克始終是法國人的一個風格；春季休息，夏季度假，秋季罷工，冬季過節（圣誕），這是對許多普通法國人社會生活特點的一個側面描述。第二個是德國強調紀律與程序，法國崇拜自由。無論是戰前還是戰后，德國人集體精神、遵守紀律和循規蹈矩始終是德國得以戰勝歐洲的一個法寶；而法國則不然，暴力革命的歷史傳統思想影響深遠，斗爭精神始終是法國人的一個性格特征，崇尚自由歷來是法國人的追求。在勞資關系方面，德法兩國這種渾然不同的民族特性表現的淋漓盡致，并鑄就社保制度的不同特征。

如同歐洲普享型模式里英法之間略有差異那樣，英美補救型模式也可細化下去，甚至區別較大。美國的罷工就少于英國，尤其是全國性的大規模游行示威就比較少。這有美英兩國地理方面的差異性，如美國地大物博，工人居住分散，幾乎居住在郊區的相當多，組織罷工存在一些客觀障礙；也有產業結構方面的原因，或者說企業管理方面的原因，例如幾乎所有企業都是過度管理，白領的管理階層比較發達，管制比較嚴格，尤其是人力資源方面的管理比較發達，而歐洲政府的人力資源管理和職業介紹服務中心比較發達，公共部門比較發達，原本在美國需要企業來承擔的這些企業高層的人力資源服務管理，在歐洲就基本就由公共部門代替了，所以，美國企業對工人的控制能力要遠遠大于歐洲的企業控制力度。但是，歐洲公共部門的權力機關主要是服務型的，是積極勞動力政策的提供的功能，而不是控制型的。

上述歐美之間三方合作伙伴主義的強度存在著較大的區別，尤其是碎片化問題，這是歐美之間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之間最大的一個區別。美國的中介機構比較發達，如律師會計等自由職業的比重較大，工會的活動主要體現在影響立法的層面上和院外集團的影響力上；就是說，美國工會在社保制度改革上發揮的作用較多地體現在談判桌上，而歐洲模式則較多地表現在街頭上，即美國的社保改革辯論主要發生在議會，而歐洲則主要發生在政府與其他兩方的對話與協調上。

英美模式中大一統的社保制度是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而歐洲模式里主要則掌握在行業基金計劃里，呈現出強烈的碎片化現象，而這些計劃在相當的程度上是由工會背后控制的。在美國模式的合作主義社保制度架構中，全國性的大一統制度下，任何群體都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發言權比較小。

六、歐洲普救型社保模式便攜性較差，導致失業率較高

歐美不同社保制度模式具有不同的便攜性，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進而對產業結構和就業路徑就產生極大的影響，最終表現在就業率上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失業與就業一致是歐洲國家棘手難題，經常導致罷工與動蕩，而美國則成為一個就業的大機器，由就業問題導致的社會問題就比較少。

美國是大一統的制度，社保制度便攜性要比歐洲好得多，便于勞動力的全國性流動，比如，不管在全美哪個州工作，盡管各州有很多立法權，但在基本社保方面全美只有一個制度，一個待遇公式，一個繳費率，只要具有完整的繳費記錄，就具有完全的便攜性，待遇支付由聯邦政府統一支付；在醫療方面，美國沒有面向全體國民的統一保障制度，只有兩個針對老年人和窮人的單獨計劃，經濟活動人口主要靠市場上購買商業醫療保險，而這種保險也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可以在全美的任何一個州跳槽轉換工作；工傷和殘疾保險含在基本養老保險里面，所以，也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和便攜性。這樣的社保制度下，全國范圍的勞動力流動沒有任何障礙，甚至是勞動力流動的一個重要保證，在某種程度上是成為促進勞動力在全國范圍流動的一個“權利保障”，與歐洲相比，這種流暢的流動性體現了更好的“人權保障”。

歐洲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早期行業性的保險制度特征是與職業、職務與工資水平掛鉤的，與本行業的保險基金的營運機制和金庫掛鉤，他們之間差別較大，一個人的福利待遇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你在什么“單位”工作，因為幾乎每個行業的保險計劃都獨立運行，單獨核算，除了基本養老以外，許多國家還包括醫療、工傷、生育等其他保險。所以，跳槽就意味著丟失了原來的福利待遇，這就嚴重地影響了企業之間、行業之間和部門之間勞動力的正常流動。法國就是典型的一個案例國家，據統計，法國社保制度是由大約1500多個計劃組成的。可能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家族式企業比較多，一干就是幾代人，許多名牌得以代代相傳，馳名世界。

勞動力流動受到限制必將影響全國大市場的形成，影響人才的流動，進而影響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換，從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就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力市場彈性較小，失業率居高不下，維持在兩位數成為一種常態。較高的失業率成為就業市場改革的一個難點，進而成為社保制度改革的一個障礙。

首先看朝陽產業，是歐洲的傳統產業結構比較發達，產業工人規模比較大，朝陽產業不如美國發達，吸納就業人口方面就少了一大塊；其次，導致歐洲市場中介機構不如美國發達，因為福利待遇較低，流入人才有限，如咨詢業、律師會計業等，而只能依靠公共部門的相關職能或派生機構或說準公共機構予以替代，于是，數量和規模上都比美國要小得多，在就業方面就又少了一塊；第三，歐洲低端產業不如美國發達，這方面比較明顯，眾所周知的是，歐洲的娛樂餐飲業不如美國發達，商業零售業也比美國遜色。而美國則不然，統一的社保制度不管你從事什么職業，其計算公式沒有什么本質差別，低端就業機會的創造不受社保制度的影響，反而得到了保證，所以，即使拉美操西班牙文的移民和其他移民可能不會說英文，甚至目不識丁，但也比較容易找到一份價格很低廉的工作崗位，例如僅拉美裔移民就達4000萬，其中非法移民達1100萬。這些被稱為草根階層幾乎都在垃圾崗位上工作。第四，高端崗位也存在差別。美國企業管理比較發達，高管人員崗位數量較多，所以，美國的白領數量也比歐洲的多。這樣，美國在高端和低端兩個方面的就業規模和容量就遠遠大于歐洲，一方面大量的低端垃圾崗位可以吸納一部分人口，另一方面大型的知識密集型公司的骨干吸納著全世界最好的知識精英，使美國成為外腦凈流入國家。不管職業高低貴賤，在基本社保方面是沒有歧視的，百萬富翁與貧民的權利和待遇基本相同，受到基本是同樣的社會保護。

歐洲社保制度存在的較差的便攜性在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同時，導致了嚴重的職業隔離現象，家庭式的、家族式的、行會式的社保制度特征使許多人一錘定終生，否則就很難再就業，對青年人來說，就業就成為一個噩夢，他們當然對《首次雇傭合同法》產生反感與排斥心理。

這樣的社保制度進而導致一個非常令人驚奇的“鎖定現象”：局內人與局外人相互隔離的局面。局內人就是已經獲得工作崗位的群體，他們反對任何形式對己不利的改革，以保住他們的就業崗位；而對失業的局外人來說，由于政府給與相當優厚的失業待遇等原因，他們靠失業救濟也可以生存下去，于是就形成了失業陷阱，始終存在著一個規模較大的自愿失業的群體。于是，對局內人來說，工資收入也難以提高，這是因為，局內人創造的財富要再分配局外人，雖然局部勞動生產率很高，但平均到全社會就不行了，等于是就業人口養活著數量相當客觀的失業人口，這是戰后以來歐洲失業率一直高于美國的一個基本原因，也是歐洲失業率幾乎始終維持在兩位數的基本原因。這兩部分人各得其所，任何改革都是對這個“均衡”現狀一種破壞。

所以，歐美之間社保制度的差異性不能說不是導致歐洲罷工較多和美國罷工較少的一個間接原因。法國這次青年人罷工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是就業危機尤其是青年就業危機導致的結果。

而相比之下，美國的社會問題主要不是表現在就業上，而是在移民政策、吸毒、同性戀等其他方面。例如，前幾天美國幾十個州的移民舉行了規模較大的示威游行，要求移民身份合法化。較低的失業率幾乎從未給美國社保制度改革帶來什么較大的社會麻煩，反而使就業人口成為支持改革的一支生力軍。

七、歐洲普救型模式中公務員改革是一個阻力，
而美國補救模式中公務員則是一個動力

在歐洲普救型模式里，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基本社保待遇是不一樣的，由于歷史的原因，公務員享有一些特權，待遇較好。在改革的進程中，幾乎所有國家都遇到了這樣的困難：當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和進行到一定階段時，私人部門就會攀比公共部門，最高決策層就不得不對公共部門進行一定的漸進式改革，作為代價以換取私人部門的支持。但是，歐洲許多國家的案例證明，對公務員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并不比私人部門的阻力小，去年法國公務員法定退休年齡從37.5年延至40年的改革流產就是一個例證。英國這次大罷工也是政府公務人員制度改革待遇受損導致的。

而典型的補救型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基本保險制度是沒有任何差異性的，他們享有同一個制度。由于英國歷史遺產的結果，地方公共部門享有“85條例”的特權。這說明，與美國相比，英國的補救型社保模式還不是非常典型的。美國在這方面可以被稱為是一個典型的補救型模式，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務員的基本社保待遇是一樣的，這是第一支柱，全民適用；于是，在社保改革進程中，任何群體之間不存在相互攀比的問題，是“全國聯動”的，要革命的話就革全體國民的命，因為全國的制度改革是一個步驟，一個待遇調整標準，不同群體之間在社保待遇上沒有根本性的差異性和矛盾。

第一支柱是保證社會整體結構基本穩定的一個底線。此外，美國社保制度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同的行業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參加自愿性的第二支柱即補充保險（在我國被稱為企業年金），在我們中國知名度最高的401(k)就是其中的一個。據統計，美國大約有一半的經濟活動人口參加了企業自愿性保險，即覆蓋率大約為50%。政府公務員也有自己的額外的第二支柱計劃，這個補充保險的待遇很高，條件很好，甚至要遠遠好于基本保險的待遇。覆蓋美國全體聯邦公共部門文職（包括國會的雇員）與軍職人員的是“TSP計劃”即“節約儲蓄計劃”，覆蓋所有鐵路雇員的是“鐵路養老基金”（RRF）；這個第二支柱的收益率很好，以TSP養老基金為例，截至到2003年底，其累計余額已高達1045億美元，參加人數已超過310萬人；投資回報率在1993-2002年之間年均不低于8%，替代率大約為150%，這意味著，如果一個聯邦雇員的年薪是2.8萬美元對話，退休之后僅TSP這項補充保險的收入就可達3.08萬美元，超過了原來在職時的工資收入；如果再加上基本養老保險，就將超過4.2萬元。

美國地方政府公務員的第二支柱即企業年金的覆蓋率幾乎是100％的，并且收益率也非常好，覆蓋的范圍也非常廣泛，包括州政府隸屬的教師和消防隊等所有工勤人員。在這樣一個“錦上添花”（指額外的自愿性補充退休收入）制度下，不但革命永遠也革不到他們自己的頭上，而且，公務人員忠誠于國家，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運轉效率較高，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非常穩定的可靠保證，同時，也成為政府公務員廉潔奉公，較少腐敗，提高政府社會公信力的一個可靠的經濟基礎和制度保證。由于失業率較低，其他群體對公務員幾乎沒有任何攀比，社會穩定。因此，美國公務員在歷史上幾乎沒有什么全國性的由于社保改革而導致的罷工記錄，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崗位很滿意，很滿足，很珍惜，是國家機器的一顆穩定的螺絲釘。

但在歐洲碎片式的制度框架里，獨立而優厚的公務員社保計劃自然成為眾矢之的，成為改革的一個難點。當國家把碎片式的社保制度予以整合并普及和推進到政府部門的時候，這場革命就革到了自己的頭上，這就是英國這次大罷工的直接導火索。在法國，公共部門的外延很大，包括公共企業，而幾乎所有壟斷型行業都是公共的與國有的，他們的社保待遇高于私人部門的待遇，公共部門改革一直是個令人頭疼的燙手山芋，一改就遭到他們的反對，不改又背不起這個包袱。但是，哪怕是一個非常微小的改革措施都會遭到他們的極大反彈。我于1992-1995年在法國時就親歷過這樣游行示威，是全巴黎的護士行業的總罷工，有人手里拿著格瓦拉的畫像，拿著卡斯特羅的語錄本，預示著強烈的革命起義的含義。去年法國的大罷工的直接導火索就是政府試圖把公共部門的法定退休年齡延長到與私人部門拉平即從37.5年延至40年，結果導致了全國性的公共部門的大罷工。

外交部是典型的公務員，作為內閣機構，2003年12月1日法國駐外全體外交官及外交部全體職員舉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全球性大罷工，全世界的9000多名外交官，6000多名海外教師和眾多的當地雇員參加了這次全球大罷工，從莫斯科到華盛頓，從東京到倫敦，154個大使館和98個領事館及近500個文化機構紛紛關閉，外交工作受到嚴重影響，以抗議法國政府裁減外交人員及降低福利和津貼。此外，典型的公務員法國警察和憲兵2001年11月底走上街頭進行罷工，抗議法國開始實行“無罪推定”的新法案。

八、補救型模式中注重弱勢群體的救助，社會穩定

在任何社會都有相對的弱勢群體的存在，他們是社會的弱者，同時又是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中的“強者”。社會保障制度如何保護這部分弱勢群體以維持社會的有序與穩定，是檢驗這個制度可及性與有效性的一個重要標志。

導致弱勢群體從潛在不穩定因素演變成現實不穩定因素的一個最大外因是突發事件的發生和身體健康狀況的惡化，社保制度將這部分人作為目標群體作為特殊保護對象，就可使之成為化解矛盾的一個穩定器。一般來講，所謂弱勢群體主要是指窮人和老年人。

在救助型模式中，美國為這兩部分弱勢群體制定了兩個專門的制度。一個是專門針對窮人的制度，即“醫療救助保險”（Medicaid），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聯合舉辦，由州政府實施，兩級政府的責任非常清晰，效率較高，適用的目標群體包括貧窮老年人、智力缺陷者、盲人和殘疾人、單親撫養的兒童及其父或母，例如，家庭收入3.4萬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的18歲以下的孩子可以享受醫療救助。目前享受這個計劃人口大約是4000萬。

第二個是“老年醫療保險”(medicare)，救助對象主要是65歲以上和繳費10年以上的老年人和殘疾人，具體包括“住院醫療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覆蓋范圍大約是4000萬人左右。

美國的工作人口沒有全民統一的醫療保險計劃，這個功能主要是由商業保險來解決的，而只有窮人和老年人才能通過上述兩個保險計劃享受國家的這個醫療待遇，這對保護弱勢群體和化解社會矛盾，對維持老年人體面的生活水平，對老年收入來源的多元化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轉化為現實的穩定因素，所以，美國老年人與窮人這兩個弱勢群體較少成為街頭游行示威的積極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參與示威游行的記錄很少，這是歐美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他們眼里，他們覺得其職業生涯的終生奔波在年老體弱時享受到了國家的特殊待遇，國家是負責任的，政府是講信用的，并且，對于下一代人，他們感到自己很滿足，因為工作的一代與他們以往的情況一樣，沒有醫療保險，他們正在奮斗著。老年人對制度的贊譽和支持對工作人口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除了上述兩個特殊的醫療計劃以外，美國還有幾個針對弱勢群體的救助計劃。例如，一個1996年實施的《困難家庭臨時援助》（即TANF；1996年以前是《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即AFDC），主要是針對單親母親和未成年子女的；再例如，還有一個《附加社會保障收入》（SSI），主要針對那些患有器官疾病的殘疾人和貧困老年人的項目，并且包括那些正在申請美國公民權和能夠證明其屬于“美利堅民族一份子”的人。

此外，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一些“問題人口”，包括吸毒者、“不稱職的父母”和“懶惰的母親”等，其中包括那些“問題青年”。美國的社保制度為使這部分“問題人口”能夠獲取援助的資格，設立一些強制性的措施和自愿性的措施，努力將之改變自己的行為準則以滿足上述救助政策的要求。

事實上，補救型社保制度實施的主要是一種“目標定位”的救助方式，在全體國民享有一個“基本底線”的保障待遇以外，將有限資源通過幾個特殊制度集中用于幾個弱勢群體的身上，從而編織了一個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從而可以贏得社會弱勢群體的有力支持，為化解不穩定因素和促進社會穩定起到了相當的積極作用。

對弱勢群體的特殊關照，這是市場所不能發揮作用的地方，是市場失靈的地方，也是政府進行“目標定位”的對象群體，政府應當承擔起責任來。所以，補救型社保制度的“目標定位”被認為是國家社保制度“賴以建立的基礎”；美國從1935年立法《社會保障法案》以來就開始實施了《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等相關救助型的一些附加制度，在70多年的歷史發展中，這種補救型的社保制度為保證美國政治制度穩定和經濟制度繁榮發揮了較大的作用。戰后以來，美國的社會穩定在相當程度上是在社保制度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

九、補救型模式中注重發揮市場的作用

補救型制度除了注重國家承擔對弱勢群體承擔起責任來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注重同時發揮市場的作用，尤其在工作人口的收入待遇方面，市場發揮的作用非常之大。這主要是指，在除了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保險由國家財政擔保之外，第二支柱即自愿性的企業年金制度主要靠市場的作用，而且回報率比較高，對老年收入的充足性和穩健性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補救型模式中，工作人口的基本福利保障是由國家“打一個底”，只能保證其基本生活，但如果要想退休后獲得較高的穩定收入來源，就需在工作職業生涯中視情況參加補充保險；國家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予以支持，各種各樣的企業年金計劃在美國非常之多，有的企業甚至為職工舉辦多個補充保險，例如，在建立一個傳統的DB型計劃的同時，還另外引入一個DC型計劃。由于是完全市場化的運作，回報率比較高，資本市場也同時得到迅速發展，它們相互促進，成為世界上企業年金和資本市場都是最發達的國家。據2005年底的統計，全世界共同基金資產總規模為17.28萬億美元，美國就占55％即近10萬億美元。

來自市場的福利待遇和退休收入對美國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對公共部門來說，前述聯邦政府幾百萬公務人員全部被覆蓋進來，國家沒給一美元的轉移支付，國家給予的只是較大的政策扶持，例如美國法律（《美國法典》第8403款）明確規定，聯邦《節約儲蓄計劃》（TSP）的津貼給付是“在《社會保障法案》之外額外的給付”，不影響參加美國的基本養老保障(OASDI)，還明確規定建立一個“聯邦退休節約理事會”予以營運，“聯邦退休節約理事會”專門為其設計了5個投資基金，完全投資于資本市場，這是該計劃可以獲得較好回報率的可靠保證和基本條件。

在地方政府，幾乎每個州都為其公務人員建立了第二支柱，其中有的已具備相當的規模，例如，建立于1932年的美國“加州公共雇員養老基金”（CalPERS）是目前美國最大的地方政府公共雇員養老基金和世界第三大養老基金，到2005年，其資產規模為1804億美元，獲2004年國際著名評級機構Fitch的AAA評級；它覆蓋了加州、市、縣政府雇員和學校的非教師雇員142萬人，其中退休者40.3萬人，在職職工為101.4萬人。退休人員每月平均領取的這筆補充退休金為1670美元，收益率也比較好，1983年以來21年的年均收益率高達11.59%。

在私人部門，平均每兩個工人就有一個參加了補充保險，并成為工人退休收入的一個重要補充，截止到2004年，美國5400萬個家庭中9200萬人持有共同基金，60歲員工的平均退休賬戶余額為17萬美元；美國家庭金融資產的構成中，有44.3%是證券/共同基金，而歐盟只有25.5%；美國存款僅為15.4%，而歐盟卻高達30.5%；歐盟家庭金融資產相當于GDP的141%，而美國的則是GDP的223%；美國退休收入人均每年3.77萬歐元，而歐盟國家只有1.81萬歐元；

如果把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差異性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這樣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在第一支柱與第二支柱之間或說在國家提供與私人提供之間，存在著這樣一個相關性：歐盟退休待遇水平稍低，其居民的存款額就稍高一些；但在美國，人們更傾向于持有風險較高的股票和投資基金，收益率較高，而歐盟則偏好風險較小的銀行存款投資，收益率就低一些。導致這樣一個差別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歐美之間投資收益率存在一定的差別，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

因此，在補救型這個制度中，窮人靠國家的地方多了一些，國家他們承擔了較多的責任，因為它們是弱勢群體，在市場上獲得的收入與福利的能力有限；能人或工作人口獲得的主要收入之一是來自于資本市場，所以，他們支持的是這個資本市場，間接支持的是這個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對公共部門的公務員來說，他們的基本工薪收入來自于政府，但他們的退休收入相當一部分來自于資本市場，所以，他們既維護國家的基本制度，又離不開來自市場的退休收入。上述這三個群體對國家基本都采取支持的態度，對改革基本都持有同情的態度，因此，罷工和街頭政治在補救型制度中就比普救型中要少。

第三部分：對社保制度不同的經濟學理解
也是導致罷工的一個原因

十、法國與“改革疲勞癥”

法國這次大罷工實際是對這個就業狀況不滿的一次發泄。那么長期以來導致青年人失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什么？是勞動立法不健全，還是恰恰相反，市場缺乏彈性？法國頒布的新法案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青年人的就業問題嗎？

在自由市場制度下，就業本應就像市場上買者與賣者之間發生的其它交易一樣，應是互惠互利的，在談判桌上他們的權利是平等的。但是，在任何制度下，國家都對勞動合同進行某些干預。沒有政府干預的國家是不存在的。

當然，在法國也存在著許許多多大量的制度規定的干預。但如果干預過度，對勞動力市場就會產生很大的扭曲作用，活力就要喪失，彈性就要貽盡，就會導致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就業市場就會更加脆弱，建基于自由雇傭之上的市場經濟制度就會受到挑戰和阻礙。

失業可能由兩個原因導致：一是法律對勞動合同的限制，二是價格對市場的限制。

這兩種限制都會阻礙勞動力市場的正常出清狀態。為什么法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歐盟曾對成員國建議說要對雇傭和解雇放松管制，工資定價要以市場供給為基礎，因此要放松市場管制。但有多少成員國不將放松管制予以妖魔化呢，包括法國？

否則，過多的勞動立法需要再行立法予以修改和廢除才行。《首次雇傭合同法》顯然屬于后者。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送神的成本要遠遠大于請神的成本。為什么？

因為幾十年的習慣思維與制度慣性會誤導人們對勞動合同本質的理解，尤其對青年人來說。在臨時工作與長期工作、臨時合同與長期合同之間，青年盼望的當然是后者，它們渴望的是永久就業，渴望成為局內人。勞動合同保護的既應是受雇人的權利，也應是勞動力市場的活力，不應偏廢。每個法國青年人都知道，找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一旦找到了工作，他們就希望終生把有。這種追求應是導致這次罷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試想想，在一個人口不到6000萬的國家，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著上百萬青年人的社會存量在尋找工作――盡管希望渺茫，他們能不陷于恐慌之中嗎？“青年恐慌”必然導致“社會恐慌”。這次反對《首次雇傭合同法》的全國大罷工既是“青年恐慌”的表現，又是社會脆弱的結果，上幾個月法國出現的震驚世界的“法國騷亂”說到底是“社會恐慌”導致的。大部分報章評論說社會騷亂是由移民政策失誤和同化政策不利造成的，但實際那只是一個導火索而已，真正的深層原因是青年恐慌和社會恐慌造成的，是長期的就業政策和社保政策導致的結果。

所以，解決青年人高失業率和青年恐慌的根本辦法應該是改革；罷工不應該是改革引起的，而很可能是由于改革不深入造成的。

美國馬里蘭大學曾作過一項民意調查，今年1 月剛剛出版。從民調結果來看，法國與其他國家對自由市場制度的態度存在著較大的區別。這份調查選擇了22個樣本國家，在回答“自由市場經濟是否是最好的制度”這一欄目時，只有法國這一個國家的回答是“不”；其中，對這個答案持肯定態度的，法國只有36%，而德國是65%，英國是66%，美國是71%，中國是74%。

從這項民調結果來看，很顯然，作為妥協結果的新法案實行的“青年人崗位補貼”顯然應驗了法國人對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說“不”的結果。為什么？

不論采取“就業補貼”的新法案是否符合市場經濟制度的本質，但它是罷工之后妥協的結果。這次罷工暫時告一段落了，但新法案制定的“崗位補貼”導致的就業彈性問題和勞動力市場扭曲問題是加深了還是減輕了？它為下一輪街頭政治的爆發是埋下了伏筆還是解決了問題？這樣的循環是否是“改革疲勞癥”的一個典型表現？

十一、法國經濟學與街頭政治

法國政府官員和分析家對法國這次大罷工的看法和評價莫衷一是，但相當一部分媒體對其評價非常悲觀，認為法國改革已嚴重受挫。例如，4月11日的法國《論壇報》發表文章說，這場騷亂的犧牲品不僅是《首次雇傭合同法》和總理德維爾潘，一起陪葬的還有法國的改革。同一天的法國《十字架報》在頭版發表社論，對法國的改革前途充滿了悲悵與猶豫。

國際媒體的評價也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在那些補救型模式國家的眼里，例如對許多美國人看來，他們對法國這次大罷工感到非常迷惑不解，紛紛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這場撼動了法國的大罷工。這里舉一個例子，4月9日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從“經濟學教學的原因”這個獨特的視角分析了法國頻繁發生罷工的深層原因。

在取代《首次雇傭合同法》的新法案出臺以后，法國財長布萊東傷感地嘆到：“我們這個國家沒有經濟文化啊”。

法國財長的這個感嘆不是沒有道理的。在許多法國人看來，國家立法通過的任何有利于雇主的措施，其結果必然要傷害雇員的利益；公司與工人之間是天敵，所以，那只“看不見的手”不是市場，而是國家，國家的作用就是馴服公司，保護工人；它的第二個作用就是運用公共支出來統治經濟增長。該報列舉了這樣一個例證：法國的一位高中經濟學教師說，“在法國，我們經常把公司尤其是跨國公司看作是雇主與管理之間的永久沖突”。這位女教師說，這種把雇主與雇員之間發生的無休止的對抗與斗爭的觀點，可以作為解釋剛發生的持續了兩個月的反對新勞工法的一個方面。

法國財長的這個感嘆是有根據的。今年3月份法國財政部剛剛實施了一個調查，其結果顯示，許多市民對經濟學概念一無所知，例如對GDP和公共債務這些概念，只有23%的被調查者能夠準確的回答出來什么是GDP，90%被調查者說學習經濟學是非常重要的，82%想讓他們的孩子強制性的學習經濟學課程。布萊東擬為此專門成立一個由15人組成的經濟學教學委員會，其使命就是改善人們對“經濟學”的理解，改善經濟學的教學。
    法國財長擬采取的這個改革措施是有理由的。法國和國際上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法國最好的大學里使用的教材與其他地方使用的全然不同，正如法國城市研究所所長布瓦茲翁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法國，我們目前還停留在30年以前曾經生活過的7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的時代。在我們的學校，我們正在對社會這個概念捏造一個幻覺，與其他國家的現實大相徑庭。”他還說，“無論在教育這個金字塔的最頂端還是最底部，法國如何教授經濟學的問題是當前這場（罷工）危機的核心問題；”許多人認為，法國教學以知識教育為主，缺乏足夠的工作技能訓練，學生畢業以后沒有競爭能力，不懂社會。

那么，法國經濟學教學存在什么問題呢？該報舉例說，大學高年學生使用的經濟學教科書（Nathan出版社）第137頁寫到，“人們必須要把工資作為一種購買力來分析，只要不刺激通貨緊縮從而導致高失業率，工資就不能降低。”另一本普遍使用的教材（La Decouverte出版）第164頁提出的建議是，國家對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要給予補助，“我們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的經濟允許我們早已支撐一個龐大的失業人口。”為此，該報認為，在最近幾周的罷工中，這些教科書上的片面觀點經常被大街上的青年游行者使用，在他們眼里，提高工資和補助工作崗位要比市場靈活性更是一個減少失業的好辦法。

布萊東的一個高級顧問說，法國的經濟學思想不是什么簡單的“過時”問題，實際情況比這還要糟糕。他說，在我們國家，經濟政策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只有國家主宰歷史的幻覺，這是一個社會和政治的幻覺。

一些有識之士已認識到教學與實際相脫離的嚴峻性，認為必須對經濟學教學改革才有出路，有些企業出巨資資助教學改革，幫助經濟學教師深入實踐，例如法國企業研究所自2002年以來就對全國4000多名經濟學教師中的200名給予了資助，讓他們參加企業實習。

其實，回顧歷史會發現，不僅在高校，在經濟改革中經濟政策概念的“永垂不朽”既體現在1982年密特朗總統降低退休年齡的改革上，也體現在前幾年諾斯潘總理的35小時工作制的主張上，甚至有人說，法國已把歐盟層面所做的放松管制的任何努力予以妖魔化了。

十二、英法大罷工給我們的啟示

從美國和法國這兩個典型的補救型社保模式和典型普救型模式的樣板國家來看，在解決社會矛盾于沖突的方式上，前者主要體現在談判桌上，而后者則較多地體現在馬路上。但即使在每一個模式中，每個國家的情況也存在較大差距，例如在補救型中，英國的制度具有碎片化因素，因此街頭政治和罷工現象也就多于美國；在普享型中也一樣，法德之間不同的社會文化傳統發揮不同的作用，于是法國的街頭政治要比德國更為頻繁與具有革命性和斗爭性。

法德之間的差異性在某個角度上看，可以類比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與智利之間的差別。近幾十年來，智利逐漸走上了一個條與阿根廷似乎越來越明顯不同的道路，從而導致阿根廷的街頭政治與法國越來越有相似之處，越來越成為當局的一個頭疼事。

我們不能說法國沒有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更不能說由于德國沒有什么頻繁的社會罷工就不如法國民主，反過來說也不能認為英國的民主制度與美國相比存在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從社保制度上看，可能關鍵在于制度模式上。

從法國的情況看，我們不能不說法國近十幾年來的街頭政治和罷工現象已遠遠超越了戰后以來歐洲其他福利國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改革疲勞癥”；換言之，與救助型模式相比，普救型更容易出現疲勞癥，在改革的過程中，它們更為“辛苦”一些，甚至辛苦得疲于奔命，代價太大。例如，法國改革舉步維艱，“誰改革，誰下臺”這個定律在法國已得到過兩次證明：1995年鐵路工人退休制度改革未果導致朱佩總理下臺；2005年推動教育和福利改革導致拉法蘭總理下野；這次大罷工使現任總理德維爾潘支持率大跌，前途未卜；再例如，近10多年來的改革可以說幾乎是沒有一次成功的，幾乎都是以政府的妥協而告終的，這樣例子舉不勝舉：2003年那場法國航空大罷工，80%民航客機因罷工停飛歐洲航空癱瘓，2005年1月鐵路、電氣和電訊部門大罷工，抗議國營企業私有化改革，2005年11月法國發生了近一個月的大罷工，抗議國營鐵路私有化改革，使海、陸、空交通全部癱瘓，學校、郵局、醫院等紛紛關閉。甚至就在幾個月之前，全世界剛剛目瞪口呆地看到這場自1968年“五月風暴”以來法國最嚴重的社會騷亂事件：國家已進入“緊急狀態”，各省已實行宵禁，5000多人被捕，700多人入獄。法國怎么了？

罷工一次比一次頻繁，規模一次比一次大，甚至有人說巴黎三次申奧未果就與罷工有關；今天接受了一個方案，明天改掉了另一個措施，后天又制定了另一個法律，“法國式的大鍋飯”越來越大；今年的改革觸動這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明天的變革動搖了那一部分群體的敏感神經，在這個碎片化福利制度下，每個“碎片福利”內的局內人和局外人都會成為危機的根源之一。

可以說，“福利碎片”是改革的一個障礙，這是普享型模式的一個最大特征。

在這些“制度碎片”中，失業率的差距非常之大：社會平均失業率為11%左右，但是，大約750多個“敏感城市地區”的失業率為20%，而《首次雇傭合同法》中規定的15歲至25歲的青年人的失業率卻高達36%。于是，高失業率這個普享型制度的頑疾或多或少地都成為每次街頭政治的直接或間接的社會根源。

政府妥協已成為一個必然結果，或說一個“定式”；于是，近十幾年來的改革“定式”再一次“教育”法國人，與當年的法國大革命一樣，勞動者的任何一項福利都不是來自于國家的恩賜，也不是來自于雇主的慈悲，而是來自于斗爭的結果，這是數代人犧牲獲取權利保護的一個真理，只有在街頭上堅決地斗下去才能守住權利的堡壘。

我們國內對法國這次大罷工的評論文章不少，但我最感興趣的是最近一期的《南風窗》刊登的《從法國“街頭政治”說起》，它從法國政治體制的特征“左右共治”和社會矛盾的“上下之爭”兩個方面分析了頻繁產生罷工的深層原因，“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和“籠中對”的角度分析了其直接原因，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從“改革理性說”對改革屢遭失敗的原因做了詮釋，那就是，由于政府的“大腦理性”與民眾的“腸胃理性”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從而導致了改革歷程的屢改屢敗，屢敗屢改。“改革疲勞癥”的惡性循環已經導致“改革懷舊癥”的產生：近些年來，反罷工（contre la gréve）已發展成為一個潮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傾向于反對無休止的罷工，例如，2003年巴黎曾有一次上萬人參加以反對罷工的游行，當時到處都貼著“（Stop la Grève !）停止罷工”的口號，甚至網上還出現了一個反對罷工的專門網站，叫作《停止罷工》，其標識就是類似交通牌子的那樣，有一個大大的STOP。在筆者剛打開這個網站的主頁上，其頭版頭條文章的標題就是《反對大學罷學，支持自由學習》，并廣泛征集簽名。

其實，不僅在普救型國家的改革中會出現“大腦理性”與“腸胃理性”之間的分歧，在補救型模式也同樣存在著“上下之間”的矛盾，比如，美國去年底社會基本養老制度改革出現的挫折就是兩種理性之間的碰撞的一個結果。但不同的是，由于補救型模式是大一統的而不是碎片化的，福利待遇的來源結構不同等等，所以，這些“上下之間”兩種理性的矛盾比較小，即使存在，導致街頭政治的可能性要小于普享型模式，況且，后者自我調節矛盾的主要渠道是在談判桌上，而主要不是在馬路上。這是兩個不同社保模式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

鑒于上述感想，筆者這個隨筆的結論就是：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深入改革過程中，到了注意模式選擇的時候了，模式的選擇上定要謹慎，定要設定一個預期和目標，而不應摸著石頭過河。

――否則，我們將欲速則不達，因為，每一項微小的措施的出臺，事實上都內涵著某種模式的取向。

――模式選錯了，重新改革就難了，那就會帶來巨大的成本，這個成本當然包括英法剛剛結束的大罷工和街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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