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澤東是怎樣讀二十四史的呢?結合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實踐和對二十四史的批注、談話、評說，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六種方法。

　　1.古為今用法

　　關于毛澤東“古為今用”的讀書方法，陶魯笳曾寫過這樣一段回憶：“毛主席研究歷史，是批判地繼承和發展歷史的優秀遺產，為現實的革命斗爭服務，而不是信而 好古，迷信過去。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古為今用。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上海會議，據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讀陳壽的《三國志》，并針對當時實際工作中 存在的問題，講了《三國志》中的許多人物，講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謀臣，毛主席說此人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策謀帷幄，出了許多 好主意，值得我們學習。當時袁紹的兵力大于曹操。郭嘉曾投奔過袁紹，但時間不長，就看透了袁紹的弱點：‘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那袁紹就是這樣打了敗仗， 而曹操聽了郭嘉的計謀，就打敗了袁紹。郭嘉足智多謀，曹操能夠問計于郭嘉，聽取他的意見，果斷作出決策，這說明曹操是知人善用、多謀善斷的人物……毛主席 說，一定要多謀善斷。多謀就是要和各方面去商量，聽取有獨到見解的好意見，‘謀’是基礎，沒有多‘謀’就不可能‘善斷’。善斷即善于作出判斷。判斷有三種 情況：正確判斷;武斷;斷得不及時，即事后諸葛亮。要當機立斷，不能猶豫不決。還說，不要‘多端寡要’，頭緒太多，不得要領，抓不住中心，每個時期的工作 都應該有中心，腦子里經常要裝幾個大問題。1959年4月上海會議，毛主席更明確地向到會的高級干部推薦讀《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再次談到黨的領導干 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謀善斷和留有余地的問題。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反反復復向黨的高級干部推薦《三國志》中曹操多謀善斷、郭嘉足 智多謀的史實，是他汲取歷史中對現實斗爭有益的東西，達到古為今用的一個生動范例。”

　　說到《三國志》中曹操多謀善斷、郭嘉足智多謀的這段故事，《毛澤東傳(1949—1976)》也有一段記述。1959年3月2日晚，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 大會議上講了一個工作方法問題，是從一個三國故事講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謀士。他給曹操出了一個計策：先打呂布，后打袁紹。他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 多謀寡斷，見事遲，得計遲。(毛澤東解釋說，所謂見事遲，得計遲，就是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不能判斷，得出一個方針來，就處于被動。)曹操聽了郭嘉的話， 結果先打敗了呂布，又打敗了袁紹。毛澤東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 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沒 有功勞也有苦勞，什么當驢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對外斗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毛澤東這段富有哲理性的話，給人們以新鮮而深刻的啟發。

　　2.辯證分析法

　　毛澤東是中國最精通唯物辯證法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理論家。他的思想和理論貢獻，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和辯證分析方法，深刻地貫穿、融化在他讀二十四史的過程中。無論是批注圈劃，無論是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論、評價，都體現出了他的思想觀點和他靈活運用的辯證法。

　　蘆荻老師曾回憶說：“對于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他從不給以簡單的論斷，而是謹慎地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具體地加以剖析。譬如對于宋代的道學家，他既深刻 地指出了道學維護沒落的封建統治的反動本質，又沒把情況復雜的道學家簡單化。他對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虛偽，說他責打被壓迫的妓女，給妓女加上傷風敗俗的 罪名，而自己卻又納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學問淵博，是個大學者，而且還頗有開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罵曹操為‘漢賊’的正統觀念始自朱熹的論著，另一方 面又說朱熹的《紫陽綱目》是應該一讀的著作，并手寫了‘紫陽綱目’和‘道學三朱熹’。他讓我讀朱熹的書，并說，這是很有用處的。對二十四史中隨處可見的那 些含有樸素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和警句名言，毛澤東是從不放過的。他或是加上連圈密點，或是摘錄在天頭，并銘記腦中。如‘豺狼當路、安問狐貍’(《張勝 傳》)、‘偏聽成奸，獨任成亂’(《鄒陽傳》)、‘意合則胡越為昆弟……不合則骨肉成讎仇’(《鄒陽傳》)、‘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東方朔 傳》)、‘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東方朔傳》)、‘天地之性人為貴’以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 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鄭當時傳》)等等。通觀全書，經毛澤東圈劃摘錄的這類‘至理名言’，不可勝數。這些充滿辯證法或含有樸素唯物思想的至理名 言，也常常被毛澤東運用于他喻事喻理的言談中。”

　　《后漢書》中的《黃瓊傳》、《李固傳》，“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 潔”，“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等充滿辯證的警句，毛澤東很感興趣。不僅他自己愛讀，1965年還親手在這兩傳分冊的封面上寫了批示：“送劉、周、 鄧、彭一閱”(筆者注：劉，是劉少奇;周，是周恩來;鄧，是鄧小平;彭，是彭真)，“送陳毅同志一閱”。

　　黃瓊、李固都是東漢人，以耿直方正、以國事為重、敢于忠言諫君著稱。東漢時，外戚、宦官相互傾軋，爭相專政擅權。大將軍梁冀的兩個妹妹分別是順帝、桓帝的 皇后，梁冀壟斷朝政近20年，驕奢橫暴，不可一世。順帝時，黃瓊兩次被舉薦到朝廷做官，他都托病不去。李固非常仰慕黃瓊，寫信勸他出來協助朝廷治國安邦。 這封信從兩個方面開導黃瓊，一方面批判了當時名士們的孤傲，另一方面針對當時名士專靠聲名而其實不符。信中對黃瓊進行規勸和告誡道：“若當輔政濟民，今其 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 副……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愿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嘆服，一雪此言耳。”毛澤東曾評價此信“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黃瓊出來做官后，經 常上疏規勸順帝，所提批評和建議多被采納。順帝死，梁冀和梁太后先后立沖帝、質帝，兩帝在位的時間都很短。其后桓帝立，擬褒崇梁冀，說梁冀功勞可與周公相 比，黃瓊不畏懼梁冀的權勢，在眾人隨聲附和中只有他堅決反對。他舉出蕭何、霍光等功臣為例，認為“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桓帝接受了這個意見。黃瓊臨死 前，仍上書直諫，一一列舉當朝的忠與奸，規勸桓帝要清醒、要明察。

　　李固也是漢順帝時的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李固多次上書漢順帝，規勸他慎重選用官 員，協助他整頓朝綱，為天下樹立榜樣。他說：“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順帝死，質帝立，李固被委任為宰相。他任職后， “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質帝死后，李固建議“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他給梁冀寫信說：“傳 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梁冀聽不進李固的忠言，反而立了他的妹夫蠡吾侯，是為桓帝。李固后被梁冀誣陷殺害，死時54歲。

　　3.調查研究法

　　調查研究方法是毛澤東生前大力倡導并終身躬行的一條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這里說的調查研究，是指深入書海、深入史籍去調查研究，多讀書，廣讀書，讀書多。 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過程中，對書中的人物、紀事、評論、評價等，不是書上怎樣寫的他就怎樣信、怎樣說，而是把載有此相同內容的書都找出來，一種一種地讀。 前人寫的，后人寫的，前人的注釋，后人的評論，等等，相關的書都找來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去研究。筆者把這種方法稱之為調查研究 法。這也是毛澤東終身踐行的一種獨到的讀書方法。

　　毛澤東說過：“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么來了解歷史呢?反過 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做證實歷史的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顛倒 的歷史顛倒過來。”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這一問題，毛澤東舉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證，加以說明。他曾對蘆荻老師說：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 史書里都有。像《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里，都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又寫了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氣，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而每一部 史書，都是由繼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關系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如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陳橋 驛，竟發動兵變，篡奪了周的政權。《舊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里卻說，他黃袍加身，是將士們“擐甲將刃”、“擁迫南行”的結果，是被迫的，并把這次政 變解釋成是“知其數而順乎人”的正義行為。同時，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凡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 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檜主和投降，實際上，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起決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趙構，這在《宋史·奸臣傳》的《秦檜傳》里，是多少有所反映 的。毛澤東認為，洋洋4000多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活情形、生產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 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剝削的斗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毛澤東認為這是最不 符合歷史真實的假話。

　　毛澤東這樣說，這樣看，這樣認為，是在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之后，也就是在讀了全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各朝紀事本 末、《續通鑒紀事本末》之后。他說過：看完《元史》，再看《通鑒紀事本末》，而后讀《續通鑒紀事本末》。除了讀這些大部頭的史籍之外，他還讀了大量的稗官 野史、各種歷史通俗演義、筆記小說、札記、隨筆等。毛澤東在書籍、知識的寶庫里調查研究很廣泛、很勤奮、很下工夫，幾十年不止，幾十年不倦。他曾說過：歷 史書籍要多讀，多讀一本，就多了一份調查研究。他生前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一定要好好地讀歷史，要認真地讀《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但要用馬克思主義 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讀，否則就讀不好，弄不清歷史發展的頭緒。他認為，書讀得多了，又有正確的立場和觀點，進行分析、判斷和推理，就會少失誤、少上當、少 受騙;就會尊重歷史、維護歷史，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4.逆向思維法

　　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有個顯著的特點：他不僅非常認真地讀那些所謂“正面”的材料，同時也非常認真地讀那些“反面”的材料。無論是“正面”的記述，還是“反 面”的記述，他都擅于用逆向思維去思考，去閱讀。他以歷史史實為本，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參照其他多方面的史籍、史料，力求在豐實的史 料基礎上剖析史實、評說人物。在讀二十四史中，舉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傳記，像新、舊《唐書》里的安祿山、史思明等人的傳，《宋史》里的《奸臣傳》 (秦檜、蔡京)，《明史》里的《奸臣傳》(胡惟庸、嚴嵩)，等等，他都在封面上專門標出卷、冊、姓名，有的還在名字前面畫了圈。在閱讀過程中，他始終堅 持，一要看看他們的奸法和壞法，二要和其他傳記參照看，弄清楚每項歷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責任和次要的責任，不能只聽一面之詞。

　　在讀《三國志》時，毛澤東對書中的曹操記述、評注進行“逆向思維”，作出相反的評價。毛澤東在讀裴松之注、盧弼集解的《三國志》時，對《魏書·武帝紀》、 《魏書·文帝紀》、《魏書·劉表傳》有關曹操的記述做了許多的圈劃和批注。從他的批注中可以清楚看出毛澤東是不贊成書上對曹操的評價的。在《魏書·武帝 紀》中，毛澤東圈劃批注得比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經歷和戰績外，主要是曹操所采取的政策。

　　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棗祗、韓浩等人的建議，實行了屯田政策，由典農官募民耕種，得谷百萬斛，后推廣到各州郡。它對恢復戰亂中被破壞了的農業、支 持軍隊都起到積極作用，為晉統一全國打下了物質基礎。毛澤東對此很重視。《魏書·武帝紀》中有關這方面的記載，以及盧弼、裴松之有關這方面的注釋，他都圈 點斷句，多處畫了著重線，有的地方，天頭上還畫著三個大圈。特別對曹操所說“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 式也”，毛澤東逐句都畫有著重線，天頭上還畫上圈。

　　毛澤東對曹操“不殺降”的政策很為贊同。《魏書·劉表傳》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說劉表初到荊州時，江南有些劉姓宗室據兵謀反，劉表“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毛澤東在“皆斬之”三字旁畫曲線，在天頭上寫的批注是：“殺降不祥，孟德所不為也”。

　　曹操對待俘虜所表現出的豁達大度，確實為一般人所不及，這對他取得全局的勝利起到很大作用。建安三年(198)，曹操在兗州，任用畢諶，后張邈叛，將畢諶 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對他說：“卿老母在彼，可去。”畢諶去后就沒有回來。及至討平張邈，畢諶被捉，大家都為他的性命擔心。曹操說：“夫人孝于其親者， 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僅沒有殺畢諶，反任為魯相。魏種本是曹操推薦的孝廉，張邈攻陷兗州時，曹操說：“唯魏種且不棄孤也”，豈料魏種卻投降了。 及至打敗了張邈，魏種被擒，曹操并沒殺他，說：“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這僅是曹操“不殺降”的兩例。毛澤東一向反對虐待和殺害俘虜，第二次國內 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親自為我軍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八條，嚴格規定“不虐待俘虜”。實踐證明，這對嚴肅軍紀、瓦解敵人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他 蔑視劉表的做法，認為“殺降”，是像曹操這樣有遠大政治眼光的政治家所不會做的。

　　盧弼在傳記中注釋，劉表于建安五年(200)占“地方數千里，帶甲十余萬”，祭祀天地，自立為帝。對此，毛澤東又把他與曹操相比，寫的批注是：“作土皇帝，孟德不為。”在這里，毛澤東再次稱贊曹操在政治上與眾不同，是劉表所不及。

　　《魏書·武帝紀》裴松之的注釋中，引用《魏武故事》記載東漢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所頒布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主要內容是敘述曹操輾轉征戰的經歷及 許多內心活動，表明守義為國，并無取代漢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讓出受封的陽夏、柁、苦三縣，以解除別人的誤會。盧弼對此作了一些考證，對這篇令的評價是： “文辭絕調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讀耳!”表明了對曹操的憎惡態度。曹操在令中說，自己沒有背叛漢室之意，他死后，妻妾無論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為他說明 這一心跡。盧弼指責這是“奸雄欺人之語”。曹操在令中說，自己不能放棄兵權，“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這是“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盧弼指責 他“皆欺人語也”，說陳壽撰寫的《三國志》對這些話“削而不錄，亦惡其言不由衷耳”。令中又說，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強，處小而擒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 心之所慮，何向不濟”。盧弼則認為曹操“志驕氣盛，言大而夸”，在吹牛。毛澤東對盧弼的注圈圈點點，在天頭上寫的批注是：“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 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

　　《讓縣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盧弼用舊史學家的正統思想，先入為主地視曹操為奸雄，對曹操的功過是非不能公正、客觀地評論，這是毛澤東不贊 成的。“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引自李白的《望鸚鵡洲悲禰衡》一詩。禰衡是東漢人，狂傲而有才氣，曹操沒有重視這人才反而污辱他，被禰衡大罵，禰衡后 為黃祖所殺。鸚鵡洲相傳是禰衡作賦的地方。李白的這首詩，肯定曹操統一北方的功績，又指出他輕視禰衡的失誤，毛澤東認為對曹操的這種評價才比較合乎實際。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先后多次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說過曹操。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澤東針對歷史上對曹操不公正的評價，作過如下的論述：“曹操統 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 發展。這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么寫，戲里這么演，老百姓這么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 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

　　以上的批注和評說，足以證明，《三國志》等史書中對曹操的評價，毛澤東是很不贊成的。正如1927年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說： “其實，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毛澤東在1950年代讀到魯迅此文中的上述論述時，用粗 重的紅鉛筆畫著著重線，表示他非常贊同魯迅對曹操的看法。

　　5.對照、對比法

　　在圖書服務工作中，我們知道，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有其獨到的方法。例如，把《漢書》和《后漢書》放在一起讀。看了《漢書》，又看《后漢書》，讀讀《漢書》， 又讀《后漢書》，把這兩種書對照看，對比著讀。對《漢書》中記載的西漢一朝史籍、史實、人物、評價等內容、文字，與《后漢書》中記載的東漢一朝的史籍、史 實、人物、評價等內容、文字，在閱讀中進行比較。反復讀了這兩種書后，毛澤東寫下批注：“《后漢書》寫的不壞，許多篇章，勝于《前漢書》。”

　　這兩種史書相比，毛澤東為什么稱贊《后漢書》呢?《毛澤東評說中國歷史》一書中對毛澤東的這條批注是這樣解析的：“《后漢書》在體例方面，編次更加周密， 且有創新。在思想方面，體現出作者具有進步史觀。如對高官侯爵而于當時沒有什么貢獻的人，便不為之立傳。對宦官、外戚的為非作歹、魚肉人民，表示極端厭 惡。而對反對的‘黨人’的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精神，則加以贊頌。此外，《后漢書》內容詳略得當，簡明周全，敘事生動……毛澤東批注的《左(雄)周(舉) 黃(瓊)列傳》、《茍(淑)韓(韶)鐘(皓)陳(宜)列傳》、《李(固)杜(喬)列傳》，記載的是能夠糾正朝政缺失，注意民生疾苦的良臣，或品德高尚、愛 撫百姓的賢臣，或敢于同外戚勢力作斗爭的直臣。這些列傳的傳文和‘論’、‘贊’中體現出作者對所傳人物的稱頌，并且可以看出東漢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班 固在《五行志》、《天文志》中羅列了大量的天人感應現象，與自然災異對應起來，宣揚天命論。強調封建等級制度不可逾越，為封建制度的合理存在尋找根據。”

　　毛澤東還把《南史》和《北史》對照，對比著讀。他說：“《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壽，就是傾向統一的，他的父親李大師也是搞歷史的，也是這種觀點。這 父子倆的觀點，在李延壽寫的《序傳》中說得十分明白。”毛澤東還把《南史》和《北史》與《舊唐書》相比較。他說：“《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壽有傾向 統一的思想，比《舊唐書》更好些。”

　　李延壽的《南史》和《北史》，與記述同時代的八代史書和其他一些史著相比較，在撰述指導思想和編寫方法上有著明顯的長處。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傾向統一的歷 史思想。其表現為：一是取消了南北朝史學家關于《島夷傳》和《索虜傳》的習慣做法和傳統稱謂。“島夷”和“索虜”是南北朝時期，南朝和北朝各自的史書中， 對對方的一種貶稱。這種現象說明修史者囿于歷史偏見而缺乏“大一統”的思想。李延壽對南北政權同等看待，在《北史》中稱南朝則書其國號和皇帝的廟號或謚 號，在《南史》中對北朝也用同樣稱謂方法。二是南北交兵不詳載。由于南北朝時期戰爭頻繁，并且交戰雙方“各自夸勝諱敗”，往往造成嚴重失實，這在“八書” 中多有反映。李延壽寫南北二史時采用取“八書”之同而去其異、存其略而刪其詳的做法。李延壽及其父李大師撰寫的《南史》和《北史》，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 分別把南朝和北朝各代歷史貫穿起來的兩部史著。雖然南北二史有著諸如只有紀、傳而無志，人物列傳重復現象，增補的內容有的荒誕不經等缺憾，但與八代史書相 比，卻有許多優長，更重要的是它的傾向統一的思想，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

　　讀了《宋史》和《明史》，毛澤東對這兩種史是不滿意的。他認為：這兩種史寫的蕪雜。讀了《舊唐書》和《新唐書》，毛澤東認為：《舊唐書》比《新唐書》好，《舊唐書》簡單而材料多確切，《黃巢傳》和《新唐書》也有不同。

　　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不僅把兩種和多種史書對照著看，對比著讀，而且對各種史書上的注釋文字也都對照著看，對比著讀。例如，在讀完裴松之注《三國志》之后， 他認為：“裴松之注三國，有極大的好處，有些近于李賢，而長篇大論搜集大量歷史資料，使讀者感到愛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其此之謂歟?譬如積薪，后來 居上。章太炎說，讀三國要讀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很顯然，毛澤東對裴松之注《三國志》很為稱贊。

　　裴松之的注文除了對《三國志》的文字加以釋解，即字音、文義、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內容外，補充了大量的史事。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和《任峻 傳》關于曹魏屯田制的記載，都非常簡略，裴注補入大量文字，較為詳細地記述了屯田的背景、目的、效果，還引王沈《魏書》記載的屯田令的令文，其中有關于對 屯田之外的土地征收租調的數量規定。又如在《杜夔傳》中注補馬鈞小傳，記述馬鈞的平生事跡及發明創造，使這位有名的科學家未被埋沒于世。

　　6.聯想、聯系法

　　毛澤東歷史知識豐富，聯想力強。他在讀二十四史過程中關于戰爭、戰役及其戰略、戰術內容所寫下的批語，不少都是由“此”想到“彼”，由“過去”想到“現 在”，聯想豐富、自然。例如，毛澤東在讀《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傳》中“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兇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為壽，九 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這段文字后寫的批語是：“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這兩句批語，是曹操《龜雖壽》詩中的 詩句。

　　毛澤東生前很愛讀曹操《龜雖壽》和《觀滄海》兩首詩，多次圈點，多次凝神靜氣手書全詩，手中寫，口中背。《龜雖壽》中的“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兩句，毛澤東很欣賞。1961年8月25日，他回信給胡喬木同志，他在信中寫道：“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云：盈縮之期，不 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保健醫生徐濤回憶，1954年夏天，毛澤東來到北戴河，有些天，毛澤東在海岸沙灘漫步，嘴里總是念念有詞地背誦 《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毛澤東在夜里工作疲勞后，稍作休息，出門觀海，有時也是這樣低聲吟誦。他還找來地圖，查證出“曹操是來過這里的”。他說：曹操“建安十二年五 月出兵征烏桓，九月班師經過碣石山寫出《觀滄海》”。毛澤東生前在和兒女談話時多次說過：“曹操的文章詩詞，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脫，應當學習。” 他還說過：“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

　　又如，毛澤東讀《三國志集解》卷五十八《吳書·陸遜傳》。“(陸遜)乃敕各持一把矛，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 等首，破其四十余營。錢振锽曰：‘陸遜破先主，無他奇策，只令軍士各持一把矛耳。意先主連營，皆伐山為之，故易火;若土石為之，遜其如之何?”毛澤東讀了 這段文字后，提筆寫了這樣一段批注：“土石為之，亦不能久，糧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糧于敵，打運動戰，使敵分散，應接不暇，可以各個擊 破。”

　　孫權出動抵御劉備的軍隊數量雖少，但由于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陸遜指揮有方，在對敵我雙方進行較為切合實際的分析和判斷的基礎上，采取了避其鋒銳、擊其怠惰 的方針，誘敵深入，后發制人。以積極地防御，尋找有利時機，變被動為主動，抓住和利用對方的弱點，一舉破敵，取得勝利。

　　清代學者錢振锽曾評論吳蜀彝陵之戰，認為陸遜擊敗劉備，沒有什么奇策，不過是采用火攻。如果劉備不用山上樹木扎營，而是以土石壘營，陸遜又有什么辦法攻破 蜀軍呢?毛澤東不同意錢振锽的這個評論，他認為如果劉備以土石壘營，雖然可以避免火攻厄運，但由于大軍深入敵境五六百里，戰線又過長，并且長時間地與對方 相持，造成軍糧供給困難，將士斗志渙散，也不可能保障劉備持久進攻并取得勝利。

　　毛澤東針對錢振锽的評論，指出劉備取勝之道應該是“打運動戰”，從陸遜防守較弱的彝陵南面的澧水流域發動進攻，以分散對方的兵力，使其應接不暇，然后可以各個擊破。

　　從這段批注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讀史中的聯想是多么豐富。毛澤東讀二十四史過程聯想很多很多，批注也是很多很多。下面再說說聯系。

　　1958年9月，毛澤東視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張治中和當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毛澤東正在車上閱讀《三國志》，張治中和羅瑞卿進來。在閑談中，毛澤 東很有興致說起呂蒙發奮讀書的故事。毛澤東說：“呂蒙是行伍出身，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后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讀苦讀，以后當了東吳的統帥。 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后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三國志》中的《呂蒙傳》。”

　　毛澤東還當面向羅瑞卿薦讀《呂蒙傳》，他告誡說：“公安干警應成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要求。”羅瑞卿回京后，擠出時間熟讀了《呂蒙傳》，又找人將它譯成白話文，印發給公安部門各級干部學習，大大激勵了公安系統干部學習文化的積極性。

　　二

　　從不同的視角去讀二十四史，這也是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一個獨到之處。

　　1.政治視角

　　把二十四史當成政治來讀，是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一個視角。例如，毛澤東讀《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的一段記載：“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 次將軍，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愿與 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 陳王、項梁散卒。”毛澤東讀完這段文字，在天頭上寫了一段批注：“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短短20個字，把這兩位歷史人物的政治才能 做了蓋棺定論。

　　劉邦，出身布衣平民，于秦末風起云涌之際，手執三尺劍，與天下英雄俊杰逐鹿中原，八年間，一掃六合，澄清宇內，奠定了漢朝數百年的基業。毛澤東讀史時很關 注政治，很重視人物的出身。劉邦出身于大老粗，又是位高明的政治家，所以毛澤東對劉邦這個歷史人物很感興趣。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讀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中，毛澤東說：“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出身貴族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 理。”1964年1月7日，在一次談話中，毛澤東直率地說：“老粗出人物……自古以來，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漢朝的劉邦是封建皇帝里邊最厲害的一 個。劉敬勸他不要建都洛陽，要建都長安，他立刻就去長安。鴻溝劃界，項羽引兵東退，他也想到長安休息，張良說，什么條約不條約，要進攻，他立刻聽了張良的 話，向東進……南北朝，宋、齊、梁、陳，五代，梁、唐、晉、漢、周，很有幾個老粗。”

　　劉邦和項羽，一個是漢朝創業之主，一個是叱咤風云的西楚霸王，俱為一世英杰，但用人行事，治國用兵的方式卻截然不同。毛澤東將兩人相提并論，不僅因為兩人反差大，而且為了從劉項成敗的往事中汲取經驗，指導當前的運動。

　　1957年4月，毛澤東召見胡喬木、吳冷西時曾說過，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 七千人的中央擴大會議上講民主集中制，針對一些黨的干部缺乏民主作風，饒有深意地提起劉邦和項羽來。他說：“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采納各種不同的意 見。有個知識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 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遍。好，請。請進去了，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 事，心里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么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60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 聽，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在封建時代被歷史文學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 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關于國家的統一、中華民族的統一，這是政治中的政治，國家中的大事。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過程中，對這一重要問題非常關注。他說：“我們的國家，是世界各國 中統一歷史最長的大國。中間也有過幾次分裂，但總是短暫的。這說明，中國的各族人民，熱愛團結，維護統一，反對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堅持統一還是搞分裂，是毛澤東評論歷史人物的一個重要標準。他認為秦始皇最大的功績就是既完成了統一，又實行郡縣制，為中國“長治久安”的統一局面奠定了 牢固的基礎。在談《三國志》的時候，他說：漢末開始大分裂，黃巾起義摧毀了漢代的封建統治，后來形成三國，這是向統一發展的。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 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了統一，主要就是他那時打下的基礎。反之，對于破壞統一、搞分裂，他一概加以譴責和批評。對于士族門 閥，毛澤東是持否定態度的，但對謝安，卻給以很高的評價，原因就在于謝安為維護東晉的統一局面，立了兩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揮了“淝水之戰”，以少勝多，打 了個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溫，使其分裂的陰謀沒有得逞。毛澤東說：“桓溫是個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當皇帝。他帶兵北伐，不過是作樣 子，搞資本，到了長安，不肯進去。符秦的王猛很厲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圖。還是謝安有辦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沒得實現。謝安文韜武略，又機智又沉 著，淝水之戰立了大功，拖住桓溫也立了大功，兩次大功是對維護統一的貢獻。”

　　在《晉書》的《謝安傳》和《桓溫傳》的有關描寫處，毛澤東都畫了很多圈和線。在《謝安傳》上，他一處批了“有辦法”，一處寫了“謝安好”，而在《桓溫傳》上則寫了他“是作樣子”。

　　毛澤東讀史時，對一些能處理好民族關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說：“諸葛亮會處理民族關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較好。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在《諸葛亮 傳》一段注文旁邊，加了很多圈。這條注文記載了諸葛亮七擒七縱少數民族首領孟獲和平定云南后用當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跡。毛澤東說，這是諸葛亮的高明處。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澤東欣賞的一個皇帝，他除了推許李世民的軍事才能外，還推許他的民族政策，認為唐代的繁榮富強和李世民較好的民族政策有很大關系。他說， 唐朝的名將中有不少是少數民族;并特別談到了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的婚事，說那時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贊干布是個很有遠見、很有作為的人物。

　　從政治的角度讀二十四史，去認識人，去辨是非，去評價人，去評價歷史事件，這是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一大特點，也可以說是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一條重要方法。

　　2.戰爭和戰略、戰術的視角

　　二十四史雖然不是兵書，但它記載和敘述了許多關于戰爭和戰略、戰術的內容，歷朝歷代許多著名的戰爭、戰役，二十四史中幾乎都有記述。毛澤東愛讀二十四史， 更愛讀二十四史中關于戰爭和戰略、戰術的記載和描述。二十四史不是兵書，可是毛澤東把它當成兵書來讀。二十四史中關于戰爭、戰役和戰略、戰術的記述，他讀 得多，畫得多，批注也多。

　　二十四史一書中，凡記述農民運動的文字，毛澤東都有濃厚的興趣，在閱讀中都有圈劃和批注。就是起義軍作戰的路線，毛澤東也字字披覽，圈圈點點。例如在《舊 唐書·黃巢傳》后，附有毛澤東親筆畫的黃巢行軍路線圖一張(黃巢與秦宗權合傳，在全書之末)，從此可以看出他讀《黃巢傳》時是多么用心。毛澤東高度肯定農 民起義戰爭的積極作用，他說，陳涉、吳廣的功績甚至連封建統治階級也不否認。司馬遷在《史記·陳涉世家》中說：“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競亡秦，由涉 首事也。”《漢書·陳勝項籍傳》里也承認，“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競亡秦”。對于農民起義軍的失誤和領袖的錯處，毛澤東也總是惋惜地標出或批注，如在《史記》 和《漢書》的陳涉傳中寫他斬殺故舊的地方，毛澤東特地加了“可惜”、“不當如是”類的批語。

　　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期間，毛澤東披讀《三國志·張魯傳》時，心潮洶涌，曾寫了大段文字，揭示出中國歷史上前赴后繼的農民起義戰爭的巨大意義，并指出 了這種斗爭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在性質上的原則區別;同時，又說明其間相同的地方，即：“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級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他認 為廣大農民群眾，不僅在長期的封建時代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而且直到今日，仍然蘊涵著要求改變一窮二白、擺脫貧困、追求平等自由的旺盛的革命積極性。農民 美好的愿望和革命積極性，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才能成功地得到發揮。他認為：“兩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 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這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中國漫長的農民起義戰爭的歷史，得出的一個歷 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結論。

　　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過程中，對唐太宗李世民的戰略戰術思想很為欣賞，曾對李世民“堅壁挫銳”的戰略戰術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打仗要 像唐太宗那樣，先守不攻，讓敵人進攻，不準士兵談論進攻的事，談論者殺。待敵人屢攻不克，兵士氣憤已極，才下令反攻，一攻即勝。這樣一可練兵，二可練 民。”

　　《新唐書》卷八十《李恪傳》記載：在立皇儲問題上，唐太宗明知李治為人柔弱，思慮不精，缺少雄主的韜略;李恪則“英果類我”，文武兼備，堪當重任。卻只因 國舅長孫無忌極力保舉李治，而放棄了改立李恪為太子的打算，結果釀成了武則天的專權。毛澤東認為這一禍患的根源應始于立李治為太子。因此，毛澤東在《新唐 書·李恪傳》這段文字的天頭上無不遺憾地寫了批注：“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聽長孫無忌之言，可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毛澤東的這條批 注，對李世民既有稱頌，也有批評。

　　盡管如此，在眾多的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還是毛澤東很欣賞的一代雄主。在建立唐王朝和統一天下的過程中，李世民的軍事思想和才能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 在戰術運用上，敵強我弱時李世民善于打持久戰，休兵秣馬，堅壁挫銳，而一旦時機成熟，又兼具連續作戰精神，窮追猛打，不給敵軍喘息之機。李世民經常深入戰 略要地，勘察敵情，多次遭遇伏擊，但他都臨危不亂，鎮靜應對，化險為夷。每次戰役中，他都親自率軍沖鋒陣前，與士兵同場殺敵。這是李世民用兵的又一可貴之 處。對史書上的這些記述，毛澤東讀得很細，字字句句，入腦入心。毛澤東稱贊李世民是自古以來最能打仗的人，確實是言之有據。

　　毛澤東讀戰爭，讀戰略和戰術，把史書當做兵書來讀，這是毛澤東讀史的又一獨到之處。

　　3.生產、生活的視角

　　從生產、生活的視角讀二十四史，這是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又一特點。二十四史中記載的種種人物，凡是與記述社會生產、民俗生活等相關的文字，毛澤東都讀得十 分細致。因為這些記述的文字與人物的成長和種種實踐是有很大關系的。例如，毛澤東讀《后漢書·光武帝紀》，他在劉秀早年勤于稼穡的文字旁特地劃上圈圈。在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中，他特別圈劃了衛青為“侯(平陽侯曹壽)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在《公孫弘 傳》中，在弘“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畫上了圈。毛澤東曾說過“卑賤者最聰明”，這不僅是他深入觀察社會受到的啟迪和理解認識， 而且包括了他讀二十四史中對這些生產、社會生活記述文字的濃厚興趣。我們從他讀過多遍的本紀和人物傳記中看到，書中正文的文字，他讀過多遍，圈劃很多;注 釋的文字雖然小于正文的文字，他也一一閱讀，在注釋的文字旁圈圈點點，有時還把注釋中的文字，移寫到正文有關的地方。如在讀《后漢書·光武帝本紀》，文中 寫劉秀“性勤于稼穡”(句下，毛澤東畫了圈)。劉秀“避吏新野”(兄伯升賓客殺人，劉秀躲避官府搜捕，避到新野鄧晨家中)時，值“南陽旱饑”，“因賣谷于 宛”。毛澤東在這里特地把注家李賢轉引自《東觀記》中的“而上田獨收”的一句注文，移寫過來，用以突出劉秀善于耕田的技術。像這種移動注文，以突出傳主的 某一特色的地方，書中還有。

　　毛澤東在讀《北史》卷十一《隋本紀》上的一段文字有時兩條批注。書上是這樣寫的：(開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 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這段文字旁，毛澤東都畫了圈圈，在“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八字天頭上寫了“商業 發展”四個字的批注。在“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這一行的天頭上寫了“此不可能”四個字的批注。這里的兩條批注，僅8個字，但它可以充分說明毛澤東 讀史時對當年工業生產和社會生活習俗的濃厚興趣。

　　我們知道，毛澤東讀二十四史還有許多的視角，例如，政策和策略的視角，選人、用人的視角，干部教育管理的視角，組織工作的視角，外交的視角，民族統一的視角，民族團結的視角，等等。所有這些視角，都是毛澤東在讀史過程中常用的。

　　毛澤東讀書的方法和角度值得借鑒，對于領導干部加強學習和實踐、對于我們黨成為一個學習型政黨是有益的啟示。

　　(摘自《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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