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可以少吃，覺可以少睡，書可不能少讀啊”

　　毛澤東經常說：“飯可以少吃，覺可以少睡，書可不能少讀啊!”幾十年來，毛澤東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總是珍惜時間，孜孜不倦地學習各種知識。在戰爭年代，行軍打仗異常的艱苦，不僅沒有整段的時間來讀書，而且缺乏書的來源。但是，熱愛讀書的毛澤東總能擠出時間來讀書。他充分利用行軍和休整的間隙、飯前飯后的片刻時間，以及晚上睡覺的時間，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的馬列著作和各種社會科學書籍。有一次，他帶領部隊離開茨坪，到了五斗江。部隊原地休息，毛澤東就找了一個偏僻地方，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全神貫注地讀起書來。在井岡山時期，有一段時間沒有書刊報紙看，毛澤東便率領部隊攻打土豪劣紳盤踞的縣城，并指導戰士們多多搜集書刊資料。1931年，紅軍攻打漳州時，得到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毛澤東高興異常，分外珍惜這本書，一直帶在自己的身邊。行軍休息期間，只要有一丁點的空閑時間，他都會拿出來讀上三五頁。1934年開始長征時，毛澤東病倒了。在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一直是躺在擔架上的。但據當時護理他的醫生回憶，毛澤東那時仍然手不釋卷地讀一本書，后來才知道這本書就是《反杜林論》。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毛澤東把重要的書籍化整為零，分散給隨行人員、戰士攜帶。警衛員的挎包里裝著他常用的工具書：《辭源》和《辭海》，每到駐地就擺在他身邊。從延安撤退的時候，別的東西丟下了很多，但是他的書，除一部分在當地埋藏起來以外，大部分，特別是他加了批注的那些，經過千辛萬苦，輾轉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這些書是毛澤東藏書中最寶貴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珍貴資料，也是毛澤東酷愛讀書的見證。有一次毛澤東在書房里翻閱這些書時，不禁感慨萬分：“這部分書能夠保存到今天，首先要感謝那些曾為我背書的同志們!”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是日理萬機，晝夜操勞。時間對于毛澤東來說，真是如同生命。毛澤東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讀書。為了抓緊時間多讀點書，他甚至在外出開會和視察工作時，也總是千方百計地擠時間想辦法讀書。于是，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這樣一個習慣：毛澤東外出時，他總是要隨身攜帶一大批書。

　　毛澤東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到一個地方，必先作兩方面的調查，一是向人作調查，詢問當地的政治、文化、經濟、人民生活等現實情況;二是向書本做調查，了解當地的歷史情況、地理沿革、風土人情等。每次外出時，毛澤東都要親自選好要帶的書，并且還要向當地圖書館借閱。

　　毛澤東有幾個長方形的大木頭箱子，約2尺高，3尺長，1尺多寬，木質粗糙，外面刷了一層清漆，十分笨重，這是他外出時裝書用的。每次離京外出，毛澤東都是“兵馬未動，書籍先行”，一定要開列一份長長的要攜帶的書目，裝箱帶走。他在飛機上、火車上、輪船上始終是手不釋卷。

　　“人的知識面要寬些”

　　參觀過毛澤東故居的同志，都深深地體會到毛澤東書房的兩大特色。一是藏書豐富，二是與書共眠。

　　毛澤東所藏之書，門類齊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十分愛讀馬列主義經典書。但是，他還愛讀自然科學方面的書。他常說：“人的知識面要寬些。”而要做到知識面寬，必須多看書，并且要看各方面的書籍。毛澤東不僅愛看正規的理論書籍、學術著作，有時還很愛看些閑書，如古人寫的隨筆、小說。他甚至還研讀宗教經典。毛澤東不僅是一位通曉各種知識的大學者，而且還是一個喜愛藏書的文人學士。他一生中，究竟讀過哪些書，讀過多少冊書，現在很難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我們只能從毛澤東的藏書中，從他批閱過的書籍雜志中，粗略地知道毛澤東所讀的書，愛讀的書。比如，毛澤東在延安簡陋的窯洞里，系統地研讀了大量馬列主義書籍，從而奠定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指導地位。至今，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故居，我們仍能看到保存在那里的一批書籍，紙張已發黃，陳舊的書頁上用墨筆標著不同的記號，這就是一些當年毛澤東在延安閱讀過的馬列著作。這些書籍有：《資本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選集》(蘇聯出版的中文本)、《國家與革命》、《理論與策略》(收有斯大林著《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藝術》、《反杜林論》、《唯物主義與經驗主義批判》、《關于辯證法的筆記》等。另外，兩本列寧的名著《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是他長征后帶到延安的，書已經破損，但毛澤東仍反復翻閱。就在這兩部書中，有用幾種不同顏色筆劃的圈、點和杠杠，寫有某年某月“初讀”、“二讀”、“三讀”的字樣，并有不少批語。

　　毛澤東的藏書，最主要的是這么幾類：第一類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其中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全集與選集;第二類是闡釋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各種教科書和理論書籍。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哲學教科書，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史的理論書籍;第三類是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系列、《綱鑒易知錄》系列、各朝紀事本末系列等;第四類是各種中國古書，從《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樣的類書、叢書到各代筆記體小說、隨筆，從詩詞、文論到市井笑話集;第五類是中國近代現代的一些名著，如《魯迅全集》、《革命軍》等;第六類是工具書，包括《辭源》、《辭海》之類的工具書，也包括《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這類工具書。此外，還有一些譯成中文的世界歷史、政治、哲學、經濟和文化名著。借助于這些藏書，毛澤東在書海泛舟，探奇覽勝，成為舉世公認的思想家。

　　毛澤東藏書完全是為了使用。他不是古董鑒賞家和古董收藏家，因此，他不在版本上求古、求孤、求絕。他嗜愛中國古書，但并不特別去追求古版本。在他的藏書中，既無宋版本，也極少明版本。

　　我們現在參觀中南海故居時，還可以看到毛澤東書房的另一個特色與書共眠。毛澤東手頭常看的書基本上放在床上，這一點給前來參觀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毛澤東的床上，半邊床都擺滿了書。那些書當年都是由逄先知根據毛澤東的需要經常為他擺好的。每過一段時間，他調整更換其中的一部分，再擺好供毛澤東隨手拿起來閱讀。毛澤東臥室的書架上、辦公桌上都擺滿了書，就是飯桌、茶幾和睡床上，甚至廁所的方凳上也都擺放著書籍。從這些布設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毛澤東是擠時間讀書，盡可能地利用一點一滴的時間來看書學習;二是走到哪里，就學到哪里，到處放滿了書，拿起來很方便。即便是到了外地，仍然如同在北京一樣，床上、辦公桌上、飯桌上都擺放著各種要看的書。

　　毛澤東常說：讀書治學沒有什么捷徑和不費氣力的竅門，就是一要珍惜時間，二要勤奮刻苦。到了晚年，毛澤東因年高、體弱、多病，常常躺在床上看書學習。他在床上除了躺下一個人的位置外，其余地方全是放的書。他把看書當成一種休息，所以在工作之后的時間里，他幾乎全部都用來看書學習。每天晚上，他看書都看得很晚。由于工作一天的辛勞，有時他常常抱著書本就進入了夢鄉。醒來后，就又孜孜不倦地看了起來。“毛主席床前一盞燈，春夏秋冬夜長明”，這是警衛戰士對毛澤東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和學習的頌歌，也是毛澤東深夜工作、讀書生活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晚年，盡管體弱多病，但仍千方百計，爭分奪秒，攻讀不輟。為毛澤東治病的醫學專家姜泗長說：“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舊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學習，常常持續10幾個小時，有時竟達20幾個小時，就連吃飯或量血壓時也要抓緊時間做些事。我每次給毛主席治療，他老人家靠在沙發或躺在床上，總是手不釋卷，他那全神貫注的神態，仿佛不是同病魔周旋，而是沉思著怎樣指揮一場重大的斗爭。”這就是毛澤東，人書一體的政治家。

　　《水滸》與水壺

　　在革命戰爭年代，由于受條件的限制，不可能有充足的書源，為此，毛澤東經常請同志們幫他購書，寄書，以解知識的饑荒;不僅如此，他還注意搜集馬列主義著作和其他社會書籍。1929年11月28日，在湘贛閩一帶農村進行土地革命的毛澤東給中央寫去一信，信中說：“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我們望得書報如饑似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重視書籍的心情，躍然紙上。同時，他怕此信不起作用，又給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長李立三寫去一信：“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快報給我。”的確，毛澤東能夠忍受物質生活上的匱乏，但對缺少快報的日子卻難以忍受。他一方面給中央寫信，希望能夠從中央那里得到一批書刊，緩解書荒的處境;另一方面，他又積極想辦法“虎口搶書”，“向土豪借書”。他規定紅軍每打下一個縣城，一定要把所有的報刊、書籍盡可能片紙不留地帶回來，以作行軍打仗參考之用。紅軍每打下一個縣城，總是先去敵人的縣政府，找敵人的檔案文件;再去當地郵局，設法搞報紙雜志，往往是空手而去，滿載而歸。毛澤東往往利用這些“戰利品”，了解敵情，了解國內外大事，同時也從中獲取大量的知識。

　　長征路上，有一次部隊打了個勝仗，夜間宿營時，毛澤東跑去問他的機要秘書黃友鳳：“小黃，有什么戰利品沒有?”

　　望著毛澤東疲倦的眼神，小黃連忙把前方剛送來的香煙遞了過去。

　　毛澤東搖了一下頭說：“不是這個!”

　　小黃剛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不久，尚不大清楚毛澤東有什么習慣，更不知道毛澤東所要的“戰利品”是指什么。

　　毛澤東解釋說：“噢，對了，怪我沒跟你講清楚，我要的是書，比如州志啦、府志啦、縣志啦什么的。打仗勝敗是在知情勢，這情勢就是一個地方的山川氣候、物產資源、風俗民情等特點。只有把握好情勢，才能取得勝利。”

　　從那以后，在整個長征路上，每到一處，秘書和警衛員就為毛澤東收集“戰利品”。走的地方多了，“戰利品”也豐富起來了。毛澤東抓住一切空余時間閱讀，為了減輕挑夫的負擔，讀完后，很多書都忍痛扔掉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提起那些“戰利品”，毛澤東還感到非常遺憾!

　　有一次，部隊打下了一座縣城。毛澤東被分配住到一個地主的莊院里。他走進院子，環顧了一下四周，把警衛員叫來說：“小鬼，這家人看來蠻富有，你四處走走，看能不能找本《水滸》來，我想用用。”

　　小戰士接受了這個任務，高高興興地四處尋找起來。不一會兒，他提著個大水壺回來了。

　　毛澤東一看，馬上明白了。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來，然后一只手叉著腰，用愛撫的目光望著小戰士說：“我讓你找本《水滸》，你給我找了把水壺，這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嘛!”

　　事后，毛澤東專門把在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叫到一起，讓大家就錯把水壺當《水滸》這件事展開討論，要大家認識到看書學習的重要性。

　　北圖一號借書證

　　菊香書屋藏書豐富，就個人藏書來說，已經不算少了。但是，這仍然不能滿足毛澤東的閱讀需要。他經常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替他向一些圖書館借書。

　　北京圖書館是中國最大的一座圖書館。藏書量最多，品種最全，國內的孤本、善本、珍本也最多。北圖不僅在中國首屈一指，在亞洲也是藏書量數一數二的大圖書館，還名列世界十大圖書館之一。北圖舊館與中南海大院北門隔街相望，這種優越的地理位置，對于酷愛讀書的毛澤東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地利”。

　　中央辦公廳的同志經常來為毛澤東借書，引起了北圖同志的注意。1958年夏，北圖換發新的借書證，毛澤東身邊的同志特地去給毛澤東辦了一個。北圖的同志出于對毛澤東的敬意，把他的借書證編為第一號。此后，一直到毛澤東去世，使用的始終是北圖的一號借書證。

　　借書對愛讀書的人來說是常事。在北京借書比較方便，那么，外出如何借書呢?毛澤東就向當地的圖書館借閱。對于全國的很多圖書館來說，毛澤東雖未辦過借書證，卻曾去借過書。杭州、上海、武漢、成都、廬山等地的圖書館，都留下了毛澤東借書的記載。

　　1958年3月，毛澤東首次來到成都，參加中央工作會議。3月4日下午，毛澤東一到這個蜀漢古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閱讀。以后，他又要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志》等地方志書籍，還在書上批、劃、點、圈。會議期間，他親自挑選唐、宋、明三朝詩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詞，連同《華陽國志》，一并印發給與會同志。3月8日，毛澤東借閱楹聯書10余種，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對聯，還有孫髯翁作的昆明大觀樓長達180字的對聯。毛澤東對這幅長聯甚為欣賞，他能背誦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聯叢話》中，認為此聯“究未免冗長之譏也”，毛澤東頗不以為然。他在對此書的批語中寫道：“從古未有，別創一格，此評不確。近人康有為于西湖作一聯，仿此聯而較短，頗可喜。”毛澤東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他常常借閱當地的地方志、當地古人的文集和詩集。例如，他借閱過宋朝林逋的詩文集，明朝于謙的文集、傳記和有關的小說。林逋隱居于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喜種梅養鶴，被人稱為“梅妻鶴子”的詩人。于謙是愛國名將，做過明朝的兵部尚書。毛澤東在杭州還要過歷代古人寫的有關西湖的詩詞。當時在杭州從事文史工作的葉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詠西湖的詩二千多首，從中選出二百首，編成《西湖古詩集粹》，抄送毛澤東閱覽。

　　關心《柳文指要》的出版

　　毛澤東酷愛中國古代散文，對韓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極為推崇。1959年3月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柳宗元的詩》一文，毛澤東讀后，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柳宗元是唯物主義哲學家，見之于他的《天說》。”1964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接見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又說：“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義。他的《天說》，從屈原的《天問》以來，幾千年只有這一個人做了這么一篇。”毛澤東對柳宗元的喜愛，集中地表現在他關心章士釗的《柳文指要》一書的出版上。

　　1960年，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先生開始著手撰寫介紹柳文的書。在與毛澤東的一次會面時，章士釗談到了自己的書稿。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他表示，自己也十分喜歡散文，希望章把書稿寫完后送他先讀。到1965年，章士釗完成了上下兩部100萬字的《柳文指要》，他將手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收到《柳文指要》稿后，派人給章士釗送去桃杏各5斤，并附上一封頗有趣味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行嚴先生：

　　大作收到，義正詞嚴，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奉上桃杏各5斤，哂納為盼!投報相反，尚乞諒解。含之同志身體如何?附此向她問好，望她努力奮斗，有所益進。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認真地閱讀了這部書稿，還親自修改了若干處。到7月中旬，毛澤東已把該書稿上下兩部通讀了一遍。毛澤東又給章士釗寫去了一封信：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判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柳文上部，盼即寄來。敬頌康吉!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雖然毛澤東已看出了這部書在思想方法論上存在著缺陷，但他仍流露出對此書的欣賞，并表示贊成出版。但康生看過此書稿后，卻從中作梗，他要作者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原稿重作修改，方可出版。毛澤東得知后，于1965年8月5日給康生寫去一封信，表明自己贊成出版該書。毛澤東認為：“大抵揚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又辟桐城而頌陽湖，譏帖括而尊古義，亦有可取之處。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于文史哲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他日可能引起歷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對此書批判。”康生見風使舵，說：“85歲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萬巨著，實非易事。我讀完之后，覺得主席8月5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接到康生的信后，于1966年1月12日把書稿退還給章士釗，還附上一信，寫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讀完交來，茲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見，是否妥當，請酌定。”毛澤東還把康生的來信也轉給章士釗了，連信封都沒換。

　　此書稿送到中華書局不久，“文化大革命”狂風驟起，康生再次出面干預，《柳文指要》一書的出版又被擱置。1970年，章士釗于激憤之中，寫給毛澤東一封信，說道：“根據康生的意見，看來原作不加改動斷不可，即為社會必須掃除的穢濁物，哪里還談得上出版。”“我未信人類有不可變更的觀點，亦未聞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為此請求主席恕我違抗指揮之罪(旁注：指不改變原稿)，并賜我三年期限補習必不可不讀的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選，如果天假之年能達九十六闕此進，諒已通將《指要》殘本重新訂正準即要求版行公之大眾，不望無暇，庶乎少過。”顯然，章士釗先生是說氣話了。

　　毛澤東仔細琢磨了信的用意，揮筆在原信上作了批示，轉給康生等人研究處理。由于毛澤東過問此事，最終促成了此書于1971年出版。

　　《柳文指要》終于出版了!這對于90歲的老人來說，真是天大的喜事。章士釗欣喜萬分，拿到新書時，他激動得手都發顫了。這是章士釗一生中篇幅最大、最完整的巨著。這種書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出版，沒有毛澤東的關照或特許，那是不可想像的事。

　　章士釗先生自己掏錢買來上百冊《柳文指要》，并買來紅紙，裁成小條，親筆題字，貼在書的扉頁上，送給朋友們。當然，首先是送給毛澤東、周恩來各一冊。

　　《柳文指要》還引出另外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發生于1972年春尼克松訪華時。簽署中美《上海公報》之后，周恩來在上海友誼大廈舉行晚宴，歡送尼克松一行。席間，周恩來與美國國務院官員弗里曼交談，發現他古漢語造詣很深。周恩來就向弗里曼介紹起章士釗及其《柳文指要》來。弗里曼極感興趣。周恩來提醒章含之：“弗里曼先生那樣有興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于是，章含之連夜找來一冊用過的《柳文指要》，送給了弗里曼。

　　由于毛澤東的關心，《柳文指要》在那摧殘古典文化的特殊年代里得以出版。這部書又作為友誼的象征送給了美國人。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6期，摘自《紅墻里的領袖們：毛澤東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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