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對中國的生態問題早有了解，蔣高明的這部著作仍然讓我感到震撼。中國的生態問題不論想象得多么嚴重，都不過分。我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緣。

 

最后時刻的呼喊
——蔣高明《中國生態危急》序

田 松

 

一

 

        這幾天，北京的天空就像扣了一個灰蓋子，連太陽的位置都看不見。《環球時報》轉述法新社的報道說，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在2011年2月21日的獨立檢測顯示，當天北京的空氣污染超過了可檢測的最差水平。

        據2月22日出版的《中國經濟周刊》，國土部公開承認，中國每年有1200萬噸糧食有重金屬污染。湖南的“母親河”湘江因為接納了大量的工業廢水，在衡陽到長沙段沿岸，蔬菜中的砷、鎘、鎳、鉛等重金屬含量嚴重超標，這些“農作物”不僅被當地農戶每天食用，還被運送到更多的鄉鎮和城市。

        ……

        這樣的消息常常出現，似乎在為本書提供新的案例。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身處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一方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年年攀高；另一方面，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已經威脅到我們最基本的生存。

        很多人常說，沒有科學技術，我們就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會有很多人餓死；沒有科學技術，我們就會缺醫少藥，早早死掉。我們曾經真誠地相信，科學及其技術會讓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但事情卻詭異地走向了反面，曾經每日可見的青山綠水、藍天白云，現在成了奢侈品，乃至于入口的糧食都出了問題，蘇丹紅、瘦肉精、三聚氰胺、層出不窮，防不勝防……

        什么叫進步？這樣的生活進步了嗎？

        什么叫發展？這就是發展嗎？

        糧食有毒，河水有毒，連空氣都有毒，人類的生存還能持續多久？這樣的發展，這樣的進步，這樣的GDP全球第二，有什么意義呢？

 

 

        每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候，我們常被告知，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偶然的，是發展中的代價，是可以治理的。我們也常幻想，在這個局部之外，更大的整體是好的。然而，讀過本書，把一個個局部在地圖上標注出來，就會發現，這個整體已經百孔千瘡了！

        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明，已經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態問題。問題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體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是越來越嚴重的。

 

        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局面：

 

        國在山河破！

 

        即使對蔣高明的觀點早有耳聞，即使對中國的生態問題早有目睹，這部著作仍然讓我震撼。中國的生態問題不論想象得多么嚴重，都不過分。我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緣。

 

        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除在西南（西藏東南部）、東北及天山山脈等地還保存有少數的原始森林外，其它地區的森林幾乎全部退化了。中國已經成為“沒有大樹的國度。”

 

        由于“圍海造田”和過度砍伐，中國天然紅樹林面積己由50年代初的約5萬公頃下降到目前的1.5萬公頃，70%的紅樹林喪失。中國紅樹林生態系統處于瀕危狀態，許多生物失去棲息場所和繁殖地，海岸帶也失去了重要的生態防護屏障。

        中國的氮肥利用效率只有30%，就是說，有70%滲入土壤或被雨水帶走，進入河流、匯入海洋。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幾乎占到了中國耕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1997年僅農業部記錄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1057起。

 

        在這部著作里，蔣高明對中國的生態危機做了鳥瞰般的描述：森林退化，河流污染，濕地萎縮，氣候異常，沙塵暴頻生，生物多樣性喪失，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空間日漸狹小；飲用水短缺，食品毒化，化肥、農藥過量應用，土地板結、土壤流失，垃圾包圍城市、彌漫農村……

        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的直接后果是民生艱難。一度作為田園象征和歸宿的農村，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癌癥成為農民的高發病：

 

        江蘇鹽城市阜寧縣古河鎮洋橋村：因為靠近一家農藥廠、兩家化工廠，該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癥（以肺癌、食道癌為主）。村民睡覺時以濕毛巾捂口鼻，鴨子不在水邊而在豬圈里放養。

        江西南昌市新建縣望城鎮璜溪墾殖場：從化工廠里外漏的污水流進水稻田，將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戶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為主。

        陜西商洛市賀嘴頭村：從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間，全村共有46人得癌癥死亡，高峰期幾乎一月一個。1991年周邊工廠未建之前，全村兩三年才有一兩個得癌癥的。

        ……

        這樣的癌癥村已經遍布中國的大江南北，這個名單在書中整整列了四頁！
 
        我們當年追求的未來是這樣的嗎？

        我們當年向往的未來是這樣的嗎？

 

        我們的生活出了什么問題？

 

        中國的生態危機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國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生態危機，是中國接受了工業文明的必然結果。

        我們的文明在整體上出了問題。

 

 

        在工業文明的整體框架下，科學共同體逐漸蛻變成利益共同體。在制度上，科學共同體有責任生產出能使資本增值的知識。科學家也從工業革命之前探索自然奧秘、追求形而上知識的哲人，變成了追逐現實利益的匠人。那些依然擁有哲學氣質的科學家，很快就被邊緣化了。

        然而，這些匠人科學家在面對公眾的時候，還常常展示前輩的哲人形象，打著探索自然奧秘、為人類造福的幌子，謀求自己的功名利祿。這些年，我們目睹了科學家形象的衰落，幾年前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學陳進教授造假獲取巨額科研經費案，剛剛披露的西安交通大學李連生教授作假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案，都是明證。

        更可怕的是，某些領域的科學共同體與大公司和某些政府部門強強聯合，結成了更大的利益共同體。在轉基因農作物悄悄推廣、中國西南大規模水電“開發”等一系列事件中，都能看到這三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動。科學家獲得名譽、地位和課題經費，大公司獲得利潤，政府部門獲得財政收入，而直接受到傷害的，則是處于社會底層的普通公眾，和作為人類生存基礎的生態環境。

        現代化是一個食物鏈，上游地區優先享用下游的資源，并且把污染轉移到下游去。科學及其技術是這個鏈條的馬達和潤滑劑。在中國內部，總體而言，東部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城市是上游，農村是下游。在全球范圍，中國處于中下游。中國以自身的環境和生態代價，為歐美國家提供著廉價的商品，接受著它們的垃圾；同時又因為碳排放全球第一，受到全世界的指責；這使得中國的GDP第二格外荒謬。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常常能夠看到，中國的某些科學群體所結盟的伙伴，還有國際資本。

        當今社會，科學主義依然是主流話語的一部分，人們普遍地相信科學，相信科學家，科學家也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和社會地位。然而，這個群體并未承擔起與其榮譽和地位相稱的責任——對于大自然、對于人類社會、對于中國社會的責任。實際上，由于科學家群體人文素質的缺失，很多人并不具備承擔這個責任的能力，甚至從未意識到自己有這個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科學家的蔣高明挺身而出，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四

 

        蔣高明是一位生態學家。我想，生態學家能夠超越數理科學狹隘的機械視野，看到生命和情感。

 

        人們常常忘記一些基本的事實，人是動物，是靈長類人科人屬的哺乳類動物。在大自然中，沒有任何一種生物可以脫離其它生物而存在，各個物種之間相互依托，共生共榮。只有人類，仿佛游離于大自然的生態鏈之外，對其它所有物種都無敬畏之心。人類以科學技術為武器，不斷侵害其它物種的生存空間。數理科學的機械論、決定論、還原論支配了我們的思想和社會生活，大自然被我們看成鐘表一樣的機械裝置，可以拆卸，可以復制，可以替換。所謂“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仿佛人類有能力、有權利對自然進行改造，并且能使人類生活得更好。人以為自己在走向進步，走向發展，其實是走向絕路。當其它物種逐一被人類滅絕之后，人類還能存在多久？

        物理學家能夠看到宇宙和原子，卻看不到草木鳥獸、地水風土與其間的關聯。生態學則能讓我們看到一個彼此依賴的生命共同體。

 

        對于自然以及基于自然的生活，蔣高明有著發自內心的熱愛。我常聽他說類似這樣的話：“土地不喜歡農藥和化肥。”在這種表述中，土地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主體，是活著的生命。這是一種與機械論完全不同的環境倫理。對于大自然所遭受的殘害，我相信他能感到真切的疼痛。這種疼痛感從他的言談舉止、字里行間，不經意地就能表現出來。這種感同身受的疼痛，使他不能旁觀，不能沉默。

 

        蔣高明是一個質樸的人，對于社會正義有著由內而外的追求，渾身上下洋溢著我們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

        在內蒙，他以其生態學實踐表明，只要人類不干擾，大自然就能最有效、最經濟地恢復草場生態，“以自然之力恢復自然”。這使很多同行頗有非議。科學家的新奇發明比不上自然本身，科學家也就無法設計課題、獲取經費了。

        在山東，他建設生態農場，以其生態學實踐證明，無農藥、無化肥的生態農業或中國傳統農業的綜合效益要高于工業化農業。這意味著，中國幾十年的工業化農業得不償失。而他的實踐一旦推廣，會使大部分農藥廠、化肥廠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還需要強調的是，蔣高明是一個成功的科學家。他和他的團隊不斷在國內外雜志發表高質量的論文，成果被國外同行寫入教科書，以至于有國外學生慕名而來，做他的博士生。作為中科院的研究員，他本來也可以隨波逐流，輕松地獲得名利。但是他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那個利益共同體的對立面。

 

        作為科學家，蔣高明并不是科學主義者，他能夠欣賞非科學的文化。他說，要感謝少數民族，感謝他們依靠傳統文化，保留了一部分原始生態。傳統民族敬畏自然，在神靈的指引下，與自然和諧相處。我一直相信，在神靈話語與生態學話語之間，存在著某種轉換關系。所以我想，生態學家更容易接受人類學的基本理念——文化相對性：不同的文化只有差異，沒有高低。蔣高明的思考已經從生態學延伸到社會、文化，以及文明本身。

        蔣高明撰寫了大量專欄文章，分析當下生態危機的根源，抨擊那個利益共同體的無知、無恥、無度，批判“帶血的GDP”。他在承擔一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對于人類、對于自然的責任。這也包括本書的寫作。

        蔣高明是一位有擔當、有情感的科學家。他對自然的熱愛，對社會正義的追求才發自內心，而不是出于利弊得失的精心考量。

 

 

       這是一部中國本土科學家的痛心疾首、嘔心瀝血之作。

        這是一位生態學家代表大自然向人類的控訴。

        這部著作視野宏大，全方位地揭示了當下中國的生態危機，分析了危機背后的社會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給出了解決方案。

        工業文明如一架風燭殘年的列車，雖然跑得飛快，卻早已破爛不堪，修不勝修，很快就要散架了。

        蔣高明的著作，在工業文明的喪鐘上又重重地敲了一擊。

         振聾發聵。

 

        如果這樣的聲音還不能把我們驚醒，我們整個民族，整個國家，必將死無葬身之地，萬劫不復。

        我們還來得及嗎？

 

2010年2月10日
北京-長春  Z62次
2010年2月15日
2010年2月23日
2010年2月27日
北京 向陽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