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良知和智慧為住房民生吶喊
——曹建海先生《向高房價宣戰》序
時寒冰
知識分子是引領一個時代前行的旗幟。
在這個群體當中,又存在著涇渭分明的兩類:
一類在物欲面前墮落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幫兇,他們情愿地與權貴為伍,放棄知識分子應有的人格和立場,阿諛奉承、搖尾乞憐,遮掩甚至美化問題,成為阻擋社會進步和阻礙民生問題得以解決的絆腳石。
另一類知識分子,則保持著知識分子的風骨和獨立的人格,用良知觀察并思考,用良知寫作和說話,說真話、說實話、說有用的話。他們勇敢地站在公眾的立場上,以民生的視角,針砭時弊,并提出利國利民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歷史讓許多人成為過眼煙云,但歷史必將記住那些為民請愿、一身正氣的學者。
曹建海先生,就是堅持用良知說話的民生派經濟學家中的典型代表。他用一篇篇飽含激情的文章,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吶喊。公眾對于這種純粹而真摯的聲音的肯定、喜愛和支持,成為曹建海及與其志同道合的學者們勇敢前行的動力源泉。
讀曹建海先生的文章,不僅常常能看到令人拍案叫絕的觀點以及系統的理論體系,更能看到一針見血的深刻剖析和令人熱血沸騰的表述。他的文章給讀者的印象,從來都不是晦澀、枯燥、生硬的,而是鮮活、激昂、流暢的,因為,其文字本身就是用熱血和對民族的深切大愛譜寫而成的。
建海兄的研究完整而系統,剖析問題深刻、透徹、獨到。讀完此書,哪怕是此前對于房地產問題和經濟學概念一無所知的人,也能對中國房地產領域的根源性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我想,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大手筆寫小文章吧。
作為一名不夠格的學弟,為建海兄的著作作序,純屬畫蛇添足之舉。然建海兄再三吩咐,才留下這篇不成文的文字。
一、我所認識的曹建海先生
中國的互聯網上把曹建海、我和牛刀并稱為“地產三劍客”,而曹建海先生正是“地產三劍客”的核心,也是我最為尊敬的兄長。在“地產三劍客”幾次相聚中,建海兄的發言最為尖銳,最有鋒芒,知識也更系統、更有深度。據我觀察,在“地產三劍客”中,建海兄的劍氣最具有霸氣和豪氣。
建海兄是一位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他不畏權貴,直抒胸臆,立場與觀點永遠都極其鮮明。他待人真誠、坦率,給我很多難忘的幫助。尤其是在2006年,我與潘石屹、任志強等開發商論戰的過程中,他挺身而出,出手相助,這種俠義之舉令我至今難忘。
在中央電視臺證券頻道《投資者故事》節目和《愿作人民的經濟學家》專訪中,主持人幾次提到人們把曹建海先生看做經濟學界的“當代魯迅”,這本身就是對曹建海先生的高度肯定。無論是面對高官,還是面對有著復雜背景的開發商等既得利益者,他都直言不諱地提出最嚴厲的批評,將他建立在民生基礎上的理論體系論述得淋漓盡致。
即使面對他的同行——中國社科院的同事,曹建海先生亦堅守正義和原則,毫不退讓。比如,曹建海先生對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房地產藍皮書》評價道:2004年以來,每冊藍皮書對市場的分析和預測都是錯誤的,“他們是房地產開發商為主體的房地產業的積極擁護者”。他甚至親赴現場與資歷更深、級別更高的牛鳳瑞研究員、鄒東濤教授激烈辯論,上演了一場舉國關注的大論戰,而曹建海先生的觀點,獲得了廣大網友一邊倒的支持和好評。
曹建海先生直指問題的根源。他認為,需求方才是市場真正的決定因素,而社科院藍皮書沒有顧及到對需求方的研究,因此,藍皮書所作的預測大多迎合了開發商的意愿。
曹建海先生不媚權力、不懼奸商、不避同仁,大膽直言的觀點,充分體現了研究者可貴的血性和認真、嚴謹的態度。在為民生而戰的道路上,曹建海先生走得純粹、坦蕩。這種硬骨頭作風,在當下以媚俗和逢迎為潮流的知識分子中,已不多見,曹建海先生被稱為經濟學界的“當代魯迅”,一定與此有著緊密的聯系。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知名研究員,曹建海先生的學術成果有目共睹,而他在民生問題上的建言和吶喊,對社會正義的回歸和民生問題的解決,則具有更大的推動力和影響力。
良藥苦心。民生派學者的觀點或許是刺耳的,但是,他們的這些忠言,恰是建立在認真調研、用心思考和扎實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其研究往往更深入、更系統、更用心,因而,也更具參考價值。當人們為一些學者缺乏創意的陳詞濫調感到憤怒的時候,就不難理解,曹建海先生的觀點,何以受到公眾如此廣泛的支持了。
曹建海對于房價走勢的判斷,成為國內、外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因為他的觀點,代表著一種時代的呼喚和期待。
確切地說,曹建海先生的觀點,其影響力的背后,乃是公眾和社會對有良知、有良好專業素養的學者的真誠呼喚。
曹建海先生的許多觀點,與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相比,可以用“顛覆性”來形容,他的文章給人們帶來的沖擊力是巨大而震撼的。曹建海先生憑借扎實的理論功底和翔實的數據,像皇帝新裝中那個說真話的孩子一樣,充分復原并展現了中國房地產被扭曲和遮掩了的真相。
二、高房價根源、危害及解決之道
高房價問題,近年來已經成為一個舉國關注的焦點問題。當許多人爭論房價“到底該不該漲”、“漲多少”這類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時,曹建海先生卻突破利益的羈絆,用系統的研究,為公眾打開了一扇直擊根源和癥結的窗。
高房價下的房地產業在拯救中國經濟嗎?高房價中的暴利被誰攫取了?誰是高房價的真正推手?公眾為何因為住房問題承受著如此巨大的壓力?這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又如何解決?
曹建海先生在這本書中,都一一做了詳細的解答。
曹建海先生認為:“高房價下的房地產業不僅不能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而且必將成為中國經濟復興的最大障礙。”
其依據是:首先,高房價損害了居民消費福利。在高房價下,出現了一些人住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局面,影響了一批城市年輕人的創業熱情;在高房價下,工人的工資即使上漲,也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義,他們不得不拿出其中的一大部分應付房價或租金的上漲。
的確。中國內需屢拉不動,成為困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死結,高房價起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許多城市,買一套房,相當于吞噬掉一個中等收入家庭幾十年的全部收入。他們哪里還有能力消費?至于那些按揭貸款者,在長達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背負著沉重的還貸壓力,平常不得不節衣縮食,高房價透支了他們未來幾十年的消費能力!再加上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因此留下的巨大缺口仍要由他們來填補,內需還怎么拉動?
許多專家、研究者、房地產開發商,常常根據我國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來論證高房價的合理性,但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民眾收入的提高并不意味著購買力的同步提高。因為,社會保障的不健全蠶食了民眾相當一部分購買力,更何況,民眾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遠遠滯后于房價的漲速。
那么,這些年來,民眾為高房價、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暴利(前者賣房、后者賣地)付出了多大代價呢?1998年至2009年,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10萬億元!相當于2.5個“4萬億救市計劃”。倘若這些資金不被既得利益集團掠奪,中國的內需何以長期萎靡不振?
可想而知,當這些巨額利潤集中在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手中的時候,對民眾購買力的蠶食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內需屢拉不起,中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遠遠小于發達國家,也與此有關。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結果,是貧富差距的拉大和中國消費能力的下降。
曹建海先生從中國產業競爭力的角度,進一步論證了其觀點。他認為:“高額的房價使產業資本投資其他產業的收益率下降、風險加大,迫使產業資本投向利潤高、技術門檻低的房地產業,或者直接將資本投入樓市,而這將會造成更大的泡沫。高房價推動的高工資勢必推動商品價格的虛高,將使中國制造業步香港地區的后塵,失去國際競爭力。即使世界經濟復蘇,中國產品的出口也將失去擴張的機會。”
這一觀點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不僅指出了現在的問題和隱患,更預言了未來的危機與困境,如果了解日本房價泡沫破滅后的慘狀,就不難理解曹建海先生預警的真誠與可貴。
凡是過于倚重房地產業拉動的經濟體,幾乎都經歷過崩盤的慘狀,中國難道會成為唯一的幸存者嗎?
至少,從尊重客觀規律的角度出發,我們更應該提前解決問題、消除隱患,而不是在豪賭中逐漸喪失自我修正的機會。而這也正是曹建海先生向高房價宣戰的意義之所在。在人們聽慣了房地產的重要作用之后,曹建海先生的觀點所飽含的,不僅僅是研究者所具備的良知和勇氣,更是他對于民族經濟未來的展望與預言——這何嘗不是一種大愛?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推高中國的房價?
答案是:過于倚重房地產,商品房一枝獨秀,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壟斷。
在發達國家,開發商供應的住房在整個住房供應體系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在25%左右,而保障性住房或者帶有保障性特征的住房,則占比非常高。比如,美國帶有保障性質的住房,占了整個住房供應體系的80%。而在新加坡的整個住房供應體系中,保障性與帶有保障性的房屋占比高達97%。新加坡政府規定:占住戶總數3%的富人由開發商提供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讓金,入住后收取高額物業稅;而對占住戶總數80%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由政府控制戶型和房價的房屋;同時,對占住戶總數8.5%的困難戶,供應由政府補貼的60-70平方米的房屋,對占住戶總數8.5%的特困戶,出租4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每月僅收十幾新元房租。新加坡設計的這種住房體系,既很好地解決了國民的住房問題,也能有效避免房價的失控——其實,在這種大背景下,商品房的漲跌已經無關大局。
而在當今中國,由于經濟適用房被架空,廉租房許多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建,城鎮居民自建房被禁止,導致整個城鎮住房供應體系的90%以上被商品房所占領——商品房占比之高,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商品房一手遮天,正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壟斷地位牢不可破,房價持續上漲,民眾為住房問題深切憂慮的根源。
一些與既得利益集團為伍的學者認為,中國房地產業與近60個行業息息相關,倘若房價下跌,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復蘇,因此,他們喊出了諸如“買房就是愛國”這樣的口號。問題在于,中國房地產業對其他行業的拉動作用,在房價下跌至接近民眾購買力的階段,不是體現得更明顯嗎?恰恰是高房價導致的購買力的下降,嚴重抑制了房地產的積極作用,使得房地產業成為民族經濟發展的障礙。
曹建海先生對那些荒謬觀點的駁斥非常有力。他認為:“我國各種自建房、集資建房、單位建房的欲望很高,也完全有能力建房;中低收入群體對于獲得政府保障房的期望很大;農村集體宅基地建設小產權房銷售的愿望也很大;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家園的愿望很大。但是由于體制的限制,除災后重建外,上述有效住房需求則牢牢地被我國的土地管理和建設開發管理體制禁錮了;保障房建設政策的執行則被限定于‘不會沖擊商品房市場’的原則下,將保障房建于偏遠地帶,并且定價水平越來越接近于商品房。可見,與其不惜毀壞未來銀行體系拯救房地產商,不如通過體制調整疏導居民住房消費的需求,同時為銀行體系建立房地產信貸危機的‘防火墻’,于國于民更為有利。”
曹建海先生一針見血地揭穿了所謂房地產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神話。他指出:“從房屋形態的最終層面看,剔除土地位置引起的價格差異,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在使用價值上并無任何不同,差的是后者不能為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提供不勞而獲的暴利。由此看來,以商品房投資為絕對主體的房地產開發業所創造的GDP,本質上是通過排斥居民自建、單位自建、政府保障性住房等形態而獲得的不當得利,不僅對城鄉居民消費,而且對農工商等經濟實體發展,都形成了嚴重的透支。”
結論是,政府應大力發展保障性住房、非盈利性或微利性住房,同時為開放居民自建房、集體土地房屋平等流轉等創造條件。這些住房同樣會拉動近60個行業的發展。并且,民眾購房的支出大大減少,有利于民眾財富的積累,當然也有利于支持他們在其他領域的消費。
房地產定位的調整,不僅有利于民生問題的解決,而且,困擾中國經濟多年的內需不振問題也將迎刃而解。
三、投機盛行的中國房地產業
真正有良知、有責任感的學者,絕不會出賣自己的靈魂,人云亦云,也不會奴顏婢膝,以討權貴歡心、換取蠅頭小利為終極目標,而是以民族利益、以大局為出發點,研究、分析問題,指出問題的癥結并提出中肯的建議。
曹建海先生對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研究,充分展現出一位專業研究者嚴謹的精神。
如果說商品房一枝獨秀是推動中國房價畸形上漲根源,那么,又是什么力量在推波助瀾?答案是:投機。
投資盛行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一大特色。
開發商在中國被披上了最耀眼的光環,一些大學生以他們為學習的榜樣,而在曹建海先生看來,中國的開發商本身就是一個投機群體。早在2006年,曹建海先生在接受《工人日報》采訪時就指出:“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是中國最大的倒賣商、皮包商和中間商,房地產開發經營則是一種沒有任何社會價值的企業模式,應該取消。他們倒賣的是土地、資金、房屋建設活動、成品房屋等。”中國當前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它們壟斷了住宅開發的組織管理功能,而這些功能本來應該由政府或者至少由政府設立的事業單位來承擔。曹建海先生的觀點,炸雷般地引起全國輿論一片嘩然。
事實正是如此。我國的絕大部分開發商自己并不建房,也不會建房。在我國房地產產業鏈條上,規劃由政府有關部門做,設計由設計單位負責,住房由建筑企業建造,開發商扮演的只是“中間人”或“皮包商”的角色。在我國,許多被人當作明星吹捧的開發商,不過是投機鉆營之徒,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購買高文憑,豢養職業文人,編織歪理邪說,自抬身價,欺騙民眾。
開發商作為一個龐大的投機群體,其投機性不僅體現在其功能上,更體現在其自有資金嚴重不足方面。從資金來源上來看,許多開發商的自有資金寥寥無幾,主要通過讓建筑企業墊資(向建筑企業轉嫁風險和成本)、預售房(向購房者轉嫁風險和成本)、直接貸款或假按揭(向銀行轉嫁風險和成本)等方式,來維持經營。這種投機性,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比如,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絕大部分就集中在建筑領域,而追根溯源,大部分仍是開發商導致的,開發商讓建筑商墊資為其蓋房,然后拖欠建筑企業的工資,導致建筑企業被迫拖欠農民工工資。
開發商作為中國最大的皮包商,其投機性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典型。
曹建海先生通過研究發現,在國外房地產業中并不存在這么多基本上不做任何物質勞動和增值服務的房地產開發商,美國最大的四家房地產開發商都是建筑企業。他說:“這些大型建筑開發企業基于核心能力的要求,也可以把現場營造業務外包,保留建筑設計、建筑標準、質量控制、房屋銷售、不動產金融等核心業務。由于美國的土地是私有制,建筑開發商不可能從購置的土地中發掘出什么價值,所以美國最大的房地產建筑開發企業每年獲得的利潤,拿到中國只能算是微薄的水平。而中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組建方案是有問題的,我們從中既看不到建筑,更看不到房地產金融。開發公司只賣房子,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貿易公司。”
既然開發商的作用僅僅是一個皮包商的角色,為什么不能取消這一環節,而由居民自己當自己的開發商呢?這正是曹建海先生深入思考的問題。
開發商是所謂住房市場化改革或者政府轉嫁住房保障責任之下誕生的一種畸形兒。如果大力建設保障性住房,如果允許并鼓勵自建房或合作建房,就可以壓縮開發商提供的商品房空間,可以壓縮其暴利。在這兩種情況下,開發商雖然還存在,但其壟斷性、其暴利因素則被壓縮,促使其發生質變,它這時已經不再是現實意義上的開發商。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借鑒了農村居住問題的解決模式。眾所周知,我國農民居民在政府沒有花錢的情況下,就解決得很好,而農村的人均收入不足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就是由于自建房的作用。
既然整個房地產領域的源頭就是由投機群體組成的,那么,投機性購房在房價上漲中的推波助瀾作用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中國,投機性購房占據著相當大的比例。《深圳藍皮書:中國深圳發展報告(2007)》顯示,深圳的投機性購房占到了58.42%。也正因為這一點,每當房貸政策收緊,中國的房價就會下跌,而房貸政策放寬,中國的房價就會上漲,原因是,前者導致了投機性購房行為受到抑制,而后者則受到鼓勵。
2009年上半年房價的飛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誠如曹建海先生所言:“由此在各地出現了一些炒家一次購買幾十套房子甚至上百套住房的現象,而且都能夠獲得銀行的優惠支持,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房價上漲。這就是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實際狀況。由于二手房市場銷售高度潤滑,一手房信貸投放與二手房高度潤滑相匹配,就成為當前房地產市場再次火暴的主要助推力量。相比于2007年,這一輪房價上漲來勢更猛。如果說2007年可以稱作房價兇猛,這一次簡直就是瘋狂了。瘋狂的根本原因,就是大規模的信貸投放。”
四、中國房價趨勢和房地產的未來
既然投機性是中國房地產的主流,那么,投機行為也必然會影響到未來的房價走勢。
曹建海先生指出:“我認為研究房地產問題,應主要研究的是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系及其價格,包括作為供給的房屋存量和增量(新竣工房屋和期房),也包括作為需求的居民家庭支付水平和信貸條件,當然對價格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從房地產開發業的角度看,投資和投機性購房也屬于需求層面,但從社會角度分析,這些需求實際上仍然停留在供給層面。例如投機性購房,考慮到其目的在于加價轉售,實際上屬于房屋的分銷環節;而房地產投資的實現手段主要是出租,更接近于房屋的零售環節。”
顯然,投機性購房行為,與自住性購房行為有著本身的區別,前者購買的房屋,在伺機涌向市場,一旦人們對未來房價上漲的預期發生改變,這些囤積在投機客手中的房屋,就會與新建房屋一起投向市場,在瞬間加大市場供給。而就全世界范圍內來看,這種過程往往與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過程相一致。
問題是,房價泡沫一旦破滅,中國能夠承受由此帶來的后果嗎?
對此,曹建海先生亦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從全世界來看,很少有地區,泡沫破裂了還能夠再起來,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中國的香港地區。香港這個地方,政府不征稅,主要通過土地拍賣給開發商來獲取財政收入,對房地產投機的放任,使香港地區擁有了全球最貴的房地產,大部分家庭傾其一生,甚至都買不起一套房屋,只好依靠申請政府的“廉租房”解決居住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香港的房價曾經回落40%,但是2009年又上漲了30%,還是遠沒達到2008年回落前的水平。香港的房地產泡沫之所以屢爆不破,主要是因為政府的供地模式。我們內地的房價泡沫在2008年初破裂后,在各項政策刺激下彌補了巨大泡沫上漏洞,還開始繼續吹大。形容這種房價暴漲最貼切的一個詞,應該是“詐尸”。為什么呢,就因為本來應該是死的,卻又復活了;但是,因為是死的,早晚還是要露出原形的,因為只是一具“尸體”。我堅信,這個“尸體”很快還是會倒下的。
作為有責任感有良知的學者,應該提前看到危險并及時發出預警。曹建海先生的觀點,在受到開發商等既得利益集團抨擊乃至詆毀的同時,也受到一些專家的呼應。2009年初,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黃衛平教授說:“在這個世界上凡是靠房地產拉動的國家,結果沒有不是崩盤的,世界老大美國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結局是崩盤;世界的老二日本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結局是崩盤;世界經濟中間早已把中國的房地產列為崩盤之列……凡是這個地球上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的國家結局都是崩盤,尤其當房地產和金融緊密結合成為一種金融衍生工具時,不崩盤那簡直就不是經濟。”
盡管天量信貸資金的注入,暫時維持了房價的堅挺,但是,很難持續。曹建海先生指出:信貸政策畢竟不能決定一切,因為它畢竟只是一個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房價是否應由信貸政策決定呢?從短期上看是,從上期上看則不是!從長期看,房價水平及其走勢,是由大多數城鎮居民的購買能力和承受能力決定的。就是說,房價是否為大多數消費者所能承受,是決定房價走勢的根本因素。如果普通居民不能承受,那么對于每月還需付月供的投機客來說就必然難以高價轉手賣掉。即使他們有機會轉賣給其他投機客,但下游的投機者則可能成為最后的“埋單者”。可見,如果大多數消費者都無力承接現有的房價水平,那這種房價上漲的局面早晚會出現反轉。
而且,支撐中國房價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在渾然不覺中,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并將在2019年出現根本性轉折。我們可以透過每年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看出其中的變化,感知到未來住房消費人群的轉折:
2008年與1996年相比,全國小學數量從64.6萬所減少到30.09萬所,減少了34.51萬所,減少一半還多——減少了53.4%!招生人數,從2524.66萬人,下降到1695.72萬人,減少了828.94萬人;在校生從1996年的13615萬人,下降到2008年的10331.51萬人,減少3283.49萬人。
小學生數量及小學學校的快速減少,是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必然結果,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在巨大變化。它對房價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我國實行“一胎”政策后出生的孩子,正在替代計劃生育前出生的人口成為住房的剛性需求者。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無疑將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未來房價的預期,而這種預期又將直接對人的消費、投資行為構成影響,并傳導到現實的房價當中去。
而且,我國正在逐漸步入老年社會,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1980年后出生的獨生子女一旦成家,將面臨著上養四位老人、下養孩子的雙重負擔。這種負擔也將對未來的住房購買力構成直接制約。同時,獨生子女結婚后,在未來某一時刻也將繼承雙方父母現有的房產,一套自住,其余的一套或多套住房則推向市場。這也將影響未來的房價走勢。當然,80后獨生子女的住房消費觀念也值得關注。如果他們對住房品質提出更高要求,對住房更新換代(這僅限于有購買力的獨生子女一代),會對高品質住房價格構成支持,其原有住房則推向市場,從而,加劇住房價格的分化,即中低價房比高品質住房的價格更脆弱。
因此,曹建海先生得出的未來房價將大幅下跌的結論,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有著系統的理論和完善的數據作為支持的。
當然,我們絕不能靜等房地產崩盤的到來,那樣所產生的破壞力太大——這種擔憂也正是曹建海先生大聲疾呼的根本原因。曹建海先生的努力,是要表明一種態度:應該在當下,就對房地產問題進行深入的反思,提前解決問題、消除隱患。
衣食住行原本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住房已經成為一種“崇拜物”。許多人找對象,已經不再是單純地尋求愛情,還有房子,他們希望愛情背后立著一棟像樣的房子,如果房子特別優秀,哪怕人不那么優秀甚至不優秀,哪怕缺少愛情的內涵,也能在角逐中勝出。當人們攙扶著房子走入婚禮的殿堂,我們不能不感嘆,房子在頑強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不少大學生,渴望的不再是實現某個宏大的理想,而是擁有一套房子。房子取代理想成為終極目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能代表一個民族未來發展動力的群體迷失了……
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迷失的不僅是愛情和理想,還有企業的價值觀。遍數各個行業,能夠像房地產這樣帶來暴利的,即使說不上絕無僅有,也可謂鳳毛麟角。于是,不少企業放下自己的業務,投身到房地產開發行業當中去。那些沒有能力做房地產開發的中小企業,則停下自己的業務,將資金大量投入到房地產領域炒房。當房子被提升到“崇拜物”的地位,我們不能不承認一個現實:一個民族,正在住房問題中迷失或沉淪。翻翻近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數據,除了房地產,還有什么?
當西方國家把高科技、軍工、汽車、金融、電影、農業、金融業、服務業列為支柱產業時,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依靠蠶食民生、降低民眾幸福感的房地產業來發展經濟的程度,我們這個民族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又在哪里?
是到了認真傾聽曹建海等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學者的聲音,還房地產業民生本質,實現房價理性回歸的時候了。
《向高房價宣戰》絕非是一本普通的房地產研究著作,它是一盞讓民眾醒悟的明燈。當人們飽受高房價之苦,而看不到癥結、看不到解決方案時,這本書將解決他們的一系列迷茫。當人們從房地產騙局和掠奪鏈條中醒悟過來,就可能成為推動住房民生問題的中堅力量。
《向高房價宣戰》更是一盞指引決策者的明燈。在開發商主導的扭曲的房地產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巨大障礙的現實困境下,中國住房政策的變革幾乎是必然的,當高房價把中國房地產業、金融業乃至整個經濟體引入死胡同,曹建海先生的建議,即以民生思路解決住房問題的宏觀規劃,幾乎是解決當下房地產癥結的唯一方向。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向高房價宣戰》有可能成為引領中國經濟轉折的一個路標。我想,這才是這本書的真正價值和意義所在。
以上我所寫的,只是建海兄知識體系中的點滴,要了解他對中國房地產問題更系統的分析,還需要完整地閱讀他的大作,與智者進行更直接和深入的交流。
2009年8月23日于上海
注:2010年1月9日,中信出版社將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為本書召開新聞發布會,邀請四十多家媒體參加,三劍客將同時出席,共同向高房價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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