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部分，是關于國家的理論：國家的誕生與存在是階級社會時期的歷史現象，并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國家是階級專政的暴力機器，從根本上說代表著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統治。十月革命后，由于工人代表蘇維埃逐漸衰弱，職業官員的專斷趨勢日益明顯，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政治自由、企業管理與物質生活等方面，專斷官僚群全面排擠壓制工人群眾；在思想理論方面，它千方百計為自身集團的政治特權尋找意識形態落腳點。
　　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官僚集團并不具備獨立歷史前途，無力推出既有別于馬克思主義又獨立于資產階級理論之外的、具有長久生命力的嚴密學說。針對一時一地的具體事務（比如企業內部管理、怎樣看待富農的發展、是否與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結盟），它通常采取極端實用主義的應對手段，并以東拼西湊的政治辭藻為官僚層決策辯護。把這些辯護詞前后聯系起來，會立即發現它們經常自相矛盾而自打嘴巴。就國家理論而言，為了替當時普遍的群眾貧困與官僚特權打掩護，并誘導工農為超高速工業化付出犧牲，蘇共當權派不斷強調「再忍耐一段時間，再加把力氣，社會主義眼看就快建成了，到時候一起過好日子」；為了至少在紙面上自圓其說，1936年蘇聯新憲法索性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建成，而階級已經消亡。與此同時，國家機器絲毫無意放棄或放松對社會的控制，而是繼續維持自身的特權統治。有鑒于此，官方忽爾宣布「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階級矛盾」，忽爾又聲稱「越接近社會主義勝利，階級斗爭越激化」。為論證這一矛盾局面（階級似乎消亡但專政機器仍強大專斷）的「合理性」，當局不得不拼湊新理由，并寫進了1939年聯共黨代會的政治報告。讀者下面看到的文章，是托洛茨基的相關評論。

1939年《反對派日志》N 77-78

列•托洛茨基

蘇聯官僚集團的波拿巴主義國家哲學[1]

　　近日，莫斯科舉行了聯共十八大。大會上斯大林所做的政治報告闡述了新國家理論，值得注意。無疑，斯大林的思想創新并非來自抽象的理論興趣，而是形勢所迫。出于思維慣性，不久前幾位官派理論家重復了「社會主義意味著國家的逐漸消亡」等馬列ABC，立即遭到撤職和批倒批臭的厄運。對夢想「再活五百年」的當權集團來說，國家消亡的前途實在難以忍受，必須修正。
　　拋開上層的考慮不談，蘇聯社會的實踐處處與馬列正統相抵觸。工人拴在工廠里。農民關在集體農莊里。護照制度。取消自由遷徙權。工人上班遲到等同刑事犯罪。不要說批評中央，哪怕對首長們低眉順眼的工夫稍不到家[2]，也算大逆不道。國境被邊防軍與公安銅墻鐵壁似地圍護起來，任何國家無出其右。旅居蘇俄的外國人，被當局有系統地處決流放。所謂「世界最民主」的新版蘇維埃憲法（即1937年憲法——李星注）的實質如下：在規定時段里，每位蘇聯公民有責任投票擁戴斯大林及親信指定的統一候選人。出版物、廣播、宣傳、鼓動、國民教育完全掌握在統治集團手中。據官方證實，近五年開除了五十萬黨員，其中遭槍斃、投入監獄集中營或流放的具體數字，我們一無所知。不管怎樣，至少十數萬黨員分享了數百萬黨外群眾的類似命運。對這些人及親友家屬來說，很難相信蘇聯國家正在消亡。官員們讓別人憋悶得要死，自己可沒打算消失；相反，國家機器繃緊神經全力戒備的瘋狂程度，人類史上見所未見。
　　與此同時，當權集團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實現。按照官方解釋，國家正走向十全十美的共產主義；誰敢犯嘀咕，就得和公安談心[3]。然而，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麻煩也在于此。按照馬列觀點，國家是階級統治的組織；對國家本質的其它定義均屬服務剝削階級的理論造假，早給馬克思主義拆穿無遺。那么在「消除了階級」的社會里，國家是什么呢？莫斯科的領導們不止一次為圓滿解釋這個疑問撓頭跺腳。當然，公安早已把所有提醒當局遵守馬列國家理論原則的人下了大牢，但還不夠；需要對當權派的專制現狀進行多少像點樣的理論詮釋，這一詮釋以兩種方式進行。五年前的十七大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解釋說，與「舊統治階級遺留勢力」——特別是「托派殘余」——的斗爭，需要警察國家的存在。同時，他們又說這些遺留與殘余渣滓簡直微不足道；同時，他們又警告大家上述殘余的頑抗特別「堅決」，所以必須以極端嚴酷性與警惕性與它斗爭。這套理論的主要特征，在于它非同一般地弱智：為何與虛弱無力的舊統治階級「殘余」斗爭就得建立極權的國家機器，而推翻整個舊統治階級只需要蘇維埃民主的出現？無人回答。
　　事到如今，上屆黨代會炮制的那套國家理論也不中用了，讓當權派拋到一邊。五年來清除「托派殘余」的工作進展巨大，黨政軍和外交機構因此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事態如此嚴重，以至黨代會上斯大林被迫擔保不會再搞一鍋端式的清洗，以安撫干部人心。這一擔保半文不值：波拿巴獨裁的特性，決定了它被迫繼續從精神到肉體吞噬社會。不過，總書記實在沒法坦誠相告，只好發誓從此不搞清洗。既然「托派余孽」和「舊社會殘余」已徹底清除干凈，請問國家為何存在？斯大林答道：「資本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圍困及其危險性，使國家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他以擅長的神學（青少年時代，斯大林在神學院上過七年學——李星注）行文口氣，以多種花樣表達同一個意思：「在國內，軍事鎮壓的國家功能已消亡和消退了……（同時）充分保留著保衛蘇聯免遭外部攻擊的國家功能」「至于軍隊、鎮壓機關和偵察部門，他們已把自己的利刃轉向外部敵人，而非用于國內」。
　　讓我們暫且相信這是事實。假定中央官僚機構的保存與加強的必要性，來自——并只來自——帝國主義壓力。但從根本上說，國家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權力。社會主義的使命，在于最終消滅任何人統治人的形式。如果專政機關非但不消亡，反倒日漸強悍和兇暴，至少意味著社會主義尚未建成。既然資本主義的包圍使得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留享有若干特權的官僚機關，就意味著身受圍攻的單個工人國家里，社會主義不能充分建成。如此說來，斯大林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4]——為了替蘇聯波拿巴政權（存在的意義）辯護，他順手推翻了自己的主要理論，即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
　　說來說去，除了不自覺地自我揭露夕日實用主義「理論」（即20年代推出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李星注）的荒謬可笑以外，莫斯科「新思維」無用至極。毫無疑問，為了抵抗帝國主義威脅，工人國家需要軍隊、指揮系統及偵察部門等等，但這是否意味著工人國家需要將軍、元帥和上校之類的官階及其特權享受呢？1920年10月31日（那時苦行僧式的蘇俄紅軍尚未出現職業軍官集團）的一道中央軍委特別命令指出「軍內……存在不平等——某些情況下可以理解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情況下毫無根據的，過分的，有時簡直是罪惡的」。命令的結語部分認為「不強求立即消除所有特權分子的所有優越地位，因為這是（目前）無法執行的任務。但必須有系統地使上述特權現象保持在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上。盡可能短時間內消除所有與必需軍事工作無關的特權存在，因為它們正侮辱著——也不可能不侮辱——紅軍戰士們的平等與同志情感」。這就是當時蘇維埃政權的基本路線，如今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馳。說到底，不論客觀原因何在（帝國主義抑或內部波拿巴篡權分子的罪過），既然國家官員組成的統治集團（無論軍人抑或黨政文官）正在壯大和鞏固，就表明蘇聯社會正遠離（而非靠近！）社會主義理想。
　　偵察機關的情況同樣如此。某種程度上，偵察機構被斯大林視為國家的精義。「偵察機關不可缺少」，他如此這般地教導黨代會代表們——其中與國家安全沾邊的人差點占了一多半——，「以便發現和嚴懲外國情報機構派往我國的特務、殺人犯和破壞分子」。誰都不否認偵察機關抵擋外部反蘇活動的必要性，關鍵是偵察機構與蘇聯公民的彼此關系處于什么狀態。無階級社會的各個部分，必然和諧地由內部團結精神與凝聚力聯系在一起。在克里姆林宮眼里，所謂團結精神就是「鐵板一塊」[5]，斯大林的黨代會報告對此曾大談特談。然而，特務、破壞分子和怠工分子的存在需要掩護和同情者。一個社會的凝聚力越強，對既有政治秩序越認同，反社會分子的周旋余地越少。為何蘇聯國內——照斯大林的說法——各種犯罪層出不窮，甚至比腐朽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猶有過之？總不能把帳都算到萬惡的帝國主義頭上吧！通常病菌的活動不僅取決于自身毒性，更取決于人體抵抗力如何。為何「鐵板一塊」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帝國主義能找到成千上萬的代理人（包括最高層官員）？換句話說，為何社會主義社會的黨政軍領導、政治局委員以及無數執政黨黨員們成了特務和破壞分子？最后，既然蘇聯的社會彈性程度已低得微不足道，以至需要萬能全能的偵察機關保命，而偵察機關的主腦們也都是些「內奸特務」，而被先后槍斃或放逐。我們不禁要問：到底還能指望誰呢？貝利亞？他能威風幾天？
　　實際上，格柏烏消滅的主要是當權派的政敵，而非帝國主義間諜。斯大林的新提法，無外是把平時順口胡謅的東西「升華」為「理論創新」而已。那么，官僚層掩蓋真實目的而把對立面的老革命污蔑為特務的原因何在？帝國主義圍攻一類理由難以解釋類似行為，原因得從蘇共內部去找，從蘇維埃社會的組織結構里去找。
讓我們先從斯大林那里找起吧！「鎮壓職能消亡以后」，黨代會報告中他沒頭沒腦地宣布「國家出現了保護社會主義財產并與竊賊和揮霍浪費國家財產分子斗爭的任務」。也就是說，國家的存在價值不僅在于防范外國特務滲透，還在于對付國內竊賊；這伙賊們如此神通廣大，以至于需要一個極權獨裁制度，以至于國家理論的哲學基礎要考慮這個因素。很清楚，只要一群人偷盜另一群人，就意味著社會中存在尖銳的貧困和不平等，正是它們激發了偷盜現象。這里我們開始接近事物的本質。社會不平等和貧困——非常嚴肅的歷史因素，它們本身就是國家存在的最好解釋。不平等始終需要警衛，因為特權需要保護，而無權勢者的反抗需要懲治，這便是歷史意義上的全部國家工作！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結構部分，斯大林報告中最重要的地方是那些空白點。報告宣稱蘇聯工人與職員的數量從1933年的2200萬人上升到1938年的2800萬人。眾所周知，「職員」階層不僅包括合作社伙計，也包括人民委員理事會的首長們。工人和職員被混在一起計算，目的是——正如蘇聯官方統計一直做的那樣——避免大家發現官僚層（尤其是它的開支）的臃腫。
　　斯大林宣稱兩屆黨代會之間的五年里，職工工資年度總額從350億盧布增長到 960億盧布，即增長幾乎3倍（暫且把盧布購買力的變化放到一邊）。然而，職工內部各個階層又如何分配它呢？總書記閉口不言，但告訴我們「1933年，產業工人的平均年工資是1513盧布，1938年增長到3447盧布」，這里出人意料地單獨列出工人。可惜，一但把「工人」年平均工資(3447 盧布)乘以工人與職員的總和（2800萬），就發現960億盧布的總數與斯大林公布的「工人工資總量」完全吻合！為了粉飾工人的處境，「首長」不惜漫天撒謊，這號謊言就連稍有職業道德的資產階級傳媒也說不出口。官僚們吹噓的「工人平均年工資3447盧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意味著——如果去掉購買力變化的因素——把雜工、技術工人、領高薪的勞動模范[6]、工程師、企業經理和工業部長們[7]的收入加到一起平均計算，而這也不到3.500盧布而已。五年來，高層管理者和工程師工資漲了多少呢？雜工的工資又漲了多少呢？黨代會報告只字不提。通常，只有那些最下賤的資產階級辯護士們，才會一味地用平均工資來粉飾貧富分化；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幾乎已放棄這種老套手法，因為這種手法很難再騙倒誰；但它卻成了蘇聯當權派的心愛法寶！社會主義社會的一條基本原則，恰好是生產信息高度透明——「社會主義等于精確和全面的核算」，列寧教導說；「社會主義等于假大空」，斯大林反駁道。
　　不過，如果以為這一平均數字已包含最高級「職員」（即當權派官員層）的收入量，就大錯特錯了！除去相對不高的正式工資以外，所謂的「負責干部」還從中央與地方黨委金庫中領取秘密薪水，使用公配汽車（甚至存在特種汽車廠，專門為「負責同志」們生產優質汽車）、頭等住宅、別墅、療養院與醫院。為滿足他們的虛榮心，到處大興土木修建所謂「蘇維埃宮殿」；他們還可以任意支配高校和劇院的活動。這些巨大收入（對蘇維埃國家來說是支出）自然不包含在那960億盧布里面。盡管預先采取了各種保密措施，斯大林仍不敢在報告里提及工資合法總量的具體分配，我們無法從他口里得知工人與職員、雜工與技工、小職員與高級管理層之間如何分配工資。不必懷疑，已知工資總量的大部分必然屬于為官僚充門面的高薪勞模、工程師等等。
　　利用平均數字（而數字的正確性毫不可信）回避收入的分化程度；把工人與職員階層混為一談；把職員階層與高級官僚層混為一談；回避眾多秘密工資基金的存在; 談論「工資中等水平」時「遺忘」考慮職員（收入）的因素而只談工人，即為官方粉飾現實的幾大手段。官僚們利用上述卑污手段的目標，無外是欺騙工人、欺騙世界并掩蓋特權集團不斷增長的收入。
如此看來，所謂「保護社會主義財產免受竊賊偷盜的侵害」，幾乎總是意味著保護官僚層免受勞苦大眾的侵害。得補充的是，官僚層的秘密收入不僅有違社會主義原則，而且違背自己制定的法律，屬于百分之百的偷盜。除去上述事實上合法化的偷盜，干部們還有種種非法偷盜行為，斯大林對此被迫眼睜眼閉，因為蛀蟲們正是當權派的最佳社會支柱。波拿巴主義國家機器=官僚竊賊和人民財產浪費者的保護傘，這一理論公式比官方解釋較為接近真理。
　　斯大林在國家的現有社會性質上扯謊，就像他在工人工資水平上扯謊一樣；兩件事上他都以特權寄生蟲的代表面目出現。在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國度，想大張旗鼓地美化不平等與新權貴的出現以及各色特權的增長，就必須給群眾灌輸鋪天蓋地的謊言，同時施加日益嚴酷的迫害。
　　需要澄清的是，貪污與偷工減料作為獨斷官僚的主要收入來源，并非科學意義上的剝削系統；但從群眾的利益和現狀角度看，這簡直比任何「正統」的剝削還壞。官僚層并非科學意義上的有產階級，可它身上集中和放大了有產階級的所有惡習。鑒于剝削階級的生產關系在蘇維埃國家無法成熟發展，并與十月革命形成的社會生產基礎直接抵觸，現存國家機器時常帶有政治痙攣的特征；換句話說，為了保護當權派的系統性偷竊，它的國家機器不得不采取間歇性社會劫掠的手段。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建立了波拿巴政權的系統性強盜行為。以為這樣的國家機器會自己和平「消亡」，等于迷失在理論癲狂癥的世界里。波拿巴集團必須被粉碎。蘇維埃國家需要復興。只有那時，國家消亡的前景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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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直譯：國家的波拿巴主義哲學
[2] 原文直譯：不肯四腳著地拜見「領袖」
[3] 原文直譯：就會被貝利亞說服
[4] 原文直譯：想拽出尾巴，把鼻子陷進去了
[5] 原文直譯：「完整堅強性」
[6] 原文直譯：斯達漢諾夫運動者
[7] 原文直譯：人民委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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