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名　 工人階級多數
責 任 者　 (美)A.利維森著 商務印書館翻 譯組譯
出版發行項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76.5

Andrew Levison
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Inc.
New York 1974

第二章　對工作的不滿

一

　　幾個月以前，我早晨五點鐘起床，開車到一家小工廠去申請當一名沖床操作工。雇工辦公室很小，既是候雇室，又是雇工負責人的辦公室。因此，我在等待的時候，能夠聽到他跟在我前面的人談話的內容。這個人是個大學畢業生，曾在某市政部門干過文職工作。雇工負責人在他的申請書上看到這一點時，就對他說，對不起，對于這一工作來說，他是“資格過高”了。
　　可是這個大學生沒有離開，而是突然大聲反駁，“你知道，這很不公道。我是說，你對上過大學的人有偏見。”雇工負責人對這一發作顯得很驚奇，過了一陣，他回答說，“瞧——我們一直讓象你這樣的人進來，可是你知道他們呆多久嗎？——兩三個星期。我是說，我們已經發現，進過大學或整天在辦公桌后邊坐過的人不愿意做這種工作。我的檔案架上裝滿了證明這種情況的例子。工資不算低。但是一般說來，你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就是干不了這種工作。有各種各樣的事情是他所忍受不了的。”

　　雖然上面說的這個雇工負責人不是著名的社會思想家，他卻觸及了根本的問題。盡管理論家和作家們過去花了二十年的時間來爭論工人究竟是對他們的工作感到疏遠，還是真正感到滿意，可是對于實際在美國工廠或建筑工地工作的人來說，結論總是十分明顯的。這就是：大多數工人必須忍受一系列有關繁忙、鍵康和安全、就業保障等十分具體的條件，以及大多數中產階級的人甚至不能想象的，當然不必去忍受的其他許多條件。如果說在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之間有著很大的差距，那么這二者的工作條件之間的差距就甚至更大些。
　　在知識分子中間，有一種流行的想法，認為一個被迫去撰寫庸俗的無關緊要的論文的大學教授同工廠工人一樣，也是那種疏遠感的受害者。這種想法表明，他們對于一個藍領工人十分具體的日常生活的了解是多么膚淺。
　　我有一個朋友是根據軍人權利法案進行學習的青年工人，他曾碰到過這種議論，他說，如果這個教授每天必須從九點到五點用打字機打那同一段落的文章，他就會開始懂得一個工廠工人有什么感受了。速度不是由他自己決定的，這個教授的打字機的活動架在上午九點就得開始活動，要按照始終不變的速度一直繼續到下午五點。如果他打字跟不上這個速度，他的職位就危險了。
　　為了得到上廁所或打電話的許可，這個教授必須請示一個監督人。他的薪金——正教授是一萬六千美元——要減掉八千美元；他的假期減為一年兩個星期。公司也可能隨便下命令要他加班加點，要不然他就會丟掉職業。如果運氣不好，他可能還得上夜班。最后，如果他面對著他的工作毫無出路這一冷酷的結論，那他的處境就會同現代汽車工廠中一個不熟練的青年工人的處境差不多。
　　總的說來，我們要看看工廠工人，其次要看看建筑工人。這是兩種主要的工人階級的環境，其情況和令人不滿之處，除了在里面工作的人以外，大部分是人們所不知道的。

二

　　在罐頭制造工廠里學習做工花了我大約十五分鐘。我被安置在兩臺機器之間。我背后的那臺機器把長長的鋁片切成一塊塊紙皮小說書大小的長方形，并把成堆的長方形放進八個小盤里。前面的那臺機器自動地把它們卷成圓筒，再送進一座爐子，把這一邊和那一邊焊接在一起。我的工作是從我后面長方形鋁片落入其中的盤子里取出每一堆的長方形鋁片，把它們理得象一副紙牌那樣齊整，再放到我前面的盤子里，這個盤子自動地把它們送入機器。
　　當然，這里有一些需要學習的竅門。首先，鋁片堆很滑。頭一次，我抓了一把，大約一百片，它們溜出我的手，掉到地上。而且，每堆八英寸厚，有十或十五磅重：你往進料器放它們的時候，還得讓它們整整齊齊，這就意味著要把它們壓緊。看來有點象力圖拿起一塊上面涂了凡士林的重磚頭。
　　在我前面的機器不斷地運轉；如果進料器里沒有鋁片，一盞燈就會自動地“告發”你。
　　我還得做另外一件事即照管我背后的切片機，當鋁片堆得很高時把它關掉；到我用完八堆時再把它打開。除此以外，就是拿起鋁片堆，把它們弄整齊，再放進盤子里。
　　做這樣的工作頭幾天最糟。你還沒學會竅門，肌肉在你平常不用而這種工作迫使你使用它的地方，又酸又疼。
　　然而，最重要的是，你必須趕得上節拍。起先，你努力奮斗，力圖趕過機器。你打算一次拿兩堆，或者想要找出一種辦法，比工頭教給你的更好。但是最后，你不再想趕過機器，而是跟著機器走。當你有了這種感覺時，你就比較隨便了；你可以不必那么全神貫注，也不再象以前那樣感到吃力。
　　很多小伙子喜歡說，他們在做這類工作時整天想男女關系的事情。他們可能是這樣。但是我認為，小伙子們常常只是想著頭腦里偶然出現的美妙念頭。我所想的一件事情是，竭力想象一臺可以替我做這件工作的機器。這是一種帶有兩個夾子的裝在輪子上面的自動機。它會夾住鋁片堆，轉一個完整的半圈，把長方塊正好放進盤子里。我不知道為什么，但是想想它的形狀就覺得挺高興。
　　有很多時間可以用來作這樣的幻想，因為噪音特大，而且離最近的小伙子也有十英尺遠。事實上，罐頭工廠的噪音是最糟糕的，因為在頭頂上運轉著的六條傳送帶上有好幾千個罐頭在一起撞擊。這種撞擊聲不象其他某種工廠的噪音那樣會低落下去。即使有人大聲喊叫，我也根本聽不到他的聲音。很多工人帶上耳塞，來杜絕一切聲響。
　　這個工廠分三班工作，頭一班早晨七點開始。如果你晚上十點睡覺，你可以在早上六點起床，白天精神還能不錯。但是對大多數青年小伙子來說，很難不偶爾跑到外面去喝口酒，一直喝到午夜十二點或一點。
　　睡眠不足或宿醉未消的影響在第二天是可怕的。這和中學或大學不一樣，在學校里你能坐在那里假裝聽課。可是現在你必須整天站著，和往常一樣保持同一的速度。大約在上午十點鐘光景，缺乏睡眠最為難受。你不能不聽噪音，不能不管工作；你不能讓那有節拍的動作繼續進行而不去想它。你開始每隔三分鐘看一看鐘，心里盤算，如果你一直干到吃午飯的時候，你的命就算揀到了。
　　不過，你最威惱火的是，在你覺得稍為舒服一些以前，你不能放慢速度，也不能使工作有任何改變。我猜想，多半就是當一個小伙子少睡了兩小時或感到不舒服的時候，他會十分惱火，以致走了出去，或是揍他的工頭。你感到整個這一套東西都是由于你想要稍稍打破一些常規而在懲罰你。
　　一天，在和工廠里一個小伙子一起喝完夜酒以后，我在第二天上午十點左右碰到他一個人在小食堂里休息。他從口袋里拿出一瓶半品脫的廉價成士忌酒，還給我一些解除宿醉的“藥物”——這在那時似乎總是一種好主意，但實際上決非如此。我要了一瓶可口可樂，坐在他的旁邊。我們坐了一會兒，一面談，一面喝。我告訴他，我不明白為什么他們不弄一臺機器來代替我。他說他們可能找不到愿意做這種工作的人。我們兩人都覺得這種想象很可笑，當我們還在笑著的時候，突然工頭來找我們。他看到了酒瓶子，開始把我們訓得狗血噴頭。然而，他卻沒有揚言要開除我們。他四十多歲，已經花掉很多時間來和抽大麻葉煙卷的或更糟的小伙子們打交道，因此在看到兩個青年小伙子喝著一瓶酒的時候，他可能油然產生懷念以往好日子的幽情。
　　至少這是我的猜想。實際上我沒有怎么聽清他說的話。食堂的隔音不好，罐頭的撞擊聲淹沒了他每一句話的后面幾個字。

　　當人們談到藍領工人對工作的不滿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這種工作本身的性質。顯然，所有工人階級工作的明擺著的共同之點是用手操作的、往往是艱苦的體力勞動，它不允許有很多創造性或個人表現。
　　通常，范圍廣闊的藍領工作的條件和問題被壓縮成為這樣一個短句：“艱苦、單調、重復、骯臟和使人厭煩的工作。”要不然，就選擇汽車工人作為典型，并舉出這樣一個工人作例子，他的工作就是當汽車在他面前傳送過去的時候把四個螺栓拴在每一部車子上。但是，雖然藍領工作中存在著深遠的不滿根源，我們卻要當心，不可以拿典型的工人作為論據。有著分布很廣的各種問題和各種條件，可是沒有典型的工人，也沒有典型的工作。
　　例如，有許多工作只是單調或重復，而不是很費體力的。一些非產業工人如看門人、加油站服務員、警衛、守夜人、停車場服務員等等的日常工作就屬于這一類。在工業環境里，在發電廠、石油化工廠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工廠里，也有許多類似的控制操作過程的工作，其中有些工資是高的。
　　另有一些工作主要是“笨重、骯臟的工作”，但不象裝配線上的工作那樣使人厭煩。碼頭工人、建筑業的雜工、搬運磚頭和木料的人、垃圾清潔工、成千成萬在貨棧卸車和堆放貨箱的工人所處的環境，是和汽車裝配線上的工人大不相同的，即使只是因為他們不被束縛在有節拍的裝配線上。
　　然而，在工業部門最低的技術水平上，象汽車工人所從事的那種工作十分普遍。在罐頭工業和食品與奶制品工業中，象在汽車工業一樣，也往往有典型的裝配線。在其他工業中，象傳送帶這樣的裝備或者只是很高的生產定額，也造成同樣的壓力和膩人的工作常規。在紡織工業中，紡紗工和織布工照管著很多臺機器，總是不斷地忙著從這臺機器跑到那臺機器，匆匆地替換或調整紗綻。在電子工業中，裝備工人可能從箱子里取出一些小零件，進行一系列如把一些電線或一個電阻器焊接起來的簡單操作，以完成一天的定額。在許多技術水平最低的工業中，也存在著同樣的情況。
　　比這些工人的技術水平稍高一些的是，例如機器車間的工人，他們的監督人分派給他們特定的工作，他們使用各種機器和技術來完成一項具體的任務。歸根到底，他們所面臨的也是使人厭煩的事情或工作常規，但和那種不需要技術的裝配線上的工人不同。卡車和公共汽車司機也屬于這一類，成千上萬工作不同的熟練的或半熟練的機器操作工也是如此。
　　最后，還有熟練的技工、木衛、電工、汽車修理工等等，他們都有相當的知識，他們的工作需要很大程度的獨立判斷力。①
　　因此，對于工人階級各種工作的任何簡單想法都會不幸地趨于過分簡單化。但是，盡管如此，這些工作確有某些共同之處，和中產階級的職業大不相同。雖然許多學者使用異化或疏遠之類的詞匯，工人們自己卻直截了當地說這是把人當作一架機器，而不是當人看待。如果有一句話能夠概括地說明工人階級工作和中產階級工作之間的區別，那就是這一句話。
　　首先，存在著盡力控制一個工人進行工作時的速度和節拍的情況。在裝配線或傳送帶上的工作方面，要使人仿效機器的做法是異常明顯的。研究時間的精明的管理員挑出一個十分能干的工人，計算他完成一項操作或一系列操作所用的時間，然后讓工頭強使所有將來的雇工都遵照這個速度。從此以后，不問一個工人輕微地扭傷了手指，還是起晚了，還是他的妻子生病，都毫不相干。裝配線按同樣的速度移動著，他非跟上不可。定額也是根據那個管理員的設計規定的，工人所有的自由只是，比如說，早晨工作努力一些，以便在下午可以稍稍慢一些。但是，如果他的定額是一千單位，他總得到下午五點就完成。一份研究報告說明，在辦公室人員中，只有百分之五有工作定額，而在生產工人中則有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八十五。②
　　一個工會職員描述他在工作中所碰到的一種情況：

　　三個二十歲和二十一歲的年輕工人受雇在第二班打掃辦公室。一天晚上，工頭看到這三個照管房屋的年輕工人之一在作家庭作業(他白天上學)，另一個在看報，第三個把腳擱在辦公桌上睡覺。工頭發了火，給了他們書面警告。工人們提出一份申訴書，抗議這一警告。“我們確實盡力在五小時內打掃了所有的辦公室，干嗎因為我們做自己的事情就發脾氣？……他們還要什么？”工會的車間代表回答說，公司花了八小時的工資，就有權要求八小時的工作。“他們現在把時間勻配得很好；每個人都挺高興，”他說，由于在不言而喻的規章的范圍內處理好這一申訴而感到滿意。然而，這幾個年輕工人并不那么高興。他們想要得到和專業人員一樣的自由，在相同的八小時內去干他們認為合適的事情。③

　　就是這種時鐘制度以及計時工資工人同掙薪水人員之間的區別，加強了藍領和白領之間的差異。它假定工作具有一種固定不變的機械的節拍：藍領工人掙錢不是憑質量，也不是憑所做工作的本身，而是憑每小時一定的勞動產量。這是對一臺機器規定的標準，而不是對一個人規定的標準。
　　藍領工作的另一方面是寂寞。很多工人階級的工作被有意識地安排好使人們分離開來。在許多工廠里，僅噪音之大就使人除了大喊一兩聲之外無法進行談話。在另一些工廠里，工作臺相隔很遠，或是工作十分難做，根本不容許進行認真的交談。禁止談話的規章也很通行，或是明文寫在紙上，或是由監督人口述。說法是，如果你在交談，你就可能不在工作。只有在必須成班成組地干活的情況下，例如建筑業的工作，才能有真正接觸的機會；而對于很多象卡車司機這樣的工人或警衛之類的非產業工人來說，根本就沒有這種機會。他們的工作要求他們總是完全單獨地做。
　　往往被忽視的一個方面是，大多數男工人在工作時間內完全和婦女隔離開來。在許多情況下，這是公司的一種有意識的策略。當我以前在一家電子工廠申請一個位置時——這家工廠大都由婦女擔任裝配工作——雇主負責人很誠實地說，他們不愿意雇用男工，因為男工容易“鬧出亂子”。我開玩笑地回答說，我沒有襲擊婦女的習慣，除非她們要求我這樣做。但是他很認真地回答說，“問題不在這里。”他說，“真正的問題在于，單憑來了異性這一點，就容易使人們把工作崗位當做社交的場所，而不是工作的地方。”
　　這種態度和中產階級的世界截然不同。在大學校園里，在辦公室里，或者在專業人員中間，一個男子常常有機會不僅和一個婦女談話，而且和她一起工作，同她搞得很熟。
　　許多心理學家指出，在象監獄和軍隊這樣純粹是男性的環境里，兩性完全隔離產生有害的影響：可是沒有人把這一點引伸到工廠，盡管工人們每星期有五天處在同樣的環境里。且不說象監獄生活這種完全隔離所造成的明顯的壓力，工人們的部分隔離也產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影響。對于一些人來說，這造成心理學家所說的“缺乏社交技能”，即僅僅由于缺乏實踐而不善于和婦女交往。但更一般的是，這使得男工人和婦女的關系十分膚淺。從來沒有同婦女一起工作的男子很少有機會和她們來往，或許只是認識她們罷了。如果陳舊題材里的大學生的形象是一個男學生和一個女學生一面喝咖啡，一面熱烈討論人生和哲學，而兩性關系的形象是在一起生活，那么，對于工人來說，這就是一群小伙子坐在一輛運貨卡車里從這個酒吧間跑到那個酒吧間，希望很快能碰上好運氣。
　　中產階級優越感的更使人憎厭的事例之一就在這一方面。中產階級的人藐視工人，說他們對待婦女舉止粗暴，說建筑工人對走過的姑娘們吹口哨，或者說他們想以粗野的方式求得“艷遇”。著名的心理學家們撰寫論文，認為他們的行為的根基在于各種神精官能癥和由來已久的對于兩性關系的不安全感。
　　可是，如果你整個星期在工廠里工作，你能碰到婦女的僅有的時間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而決定工人們在白天永遠碰不到一個婦女的，并不是藍領工人，恰恰就是那些實業家、社會科學家和研究時間的管理人員。然而，沒有人議論說，公司經理和人事科長們是潛在的同性戀愛者或男性沙文主義者；這種攻擊是留給工人們自己來進行的。
　　在許多方面，這種缺乏和別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接觸的情況，要比工作本身更使人厭煩。這意味著，工作時間好象是被偷掉的時間，是從一個人可以過真正生活的非工作時間里拿走的時間。這意味著，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所有的日子都是從事工作和工作準備的漫長而刻板的時間。工人們早晨六點或六點半起床，吃早點，穿衣服，上班。他們等待時間過去，直到吃午飯，而吃午飯往往只給二、三十分鐘。到下午五點，他們下班，也許去喝口酒。對于大多數工人來說，工作很累，因此他們回家，吃晚飯，看一兩個小時的電視。大多數晚上，他們最遲到十點或十點半就上床睡覺。
　　對許多工廠工人來說，所有這些壓力更加嚴重，因為他們為了使收支相抵，不得不加班工作，或在晚上另操副業。1966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揭露，全體美國工人中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一，即將近四分之一，每星期工作四十九小時或更多一些。機器操作工是百分之十九。這就是說，每五個工廠工人中有一個人每天不是工作八小時，而是十小時；有的人還更長一些。④1973年夏季，在汽車工業中，許多工人每天工作九小時以上，每星期工作六天或七天。用通情達理的話來說，這意味著，不是在下午五點而是在下午七點離開工廠，或者是下班后在晚間去開小汽車；這意味著，晚上八點到家，吃過晚飯，在睡覺以前至多只有一個小時的“空閑”，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對這幾百萬工人來說，所有關于“空閑”和怎樣處理它的問題的談話，聽起來仿佛象是一種殘酷的玩笑。任何熟悉這種情況的人都聽到過妻子們的許多怨言，她們說她們的丈夫回家剛吃過飯，不到幾分鐘就在電視機前面睡著了。
　　還值得記住的是，我們在上一章看到的家庭收入數字，包括加班加點和晚間兼操副業。包括那些每天工作十小時或更長時間的人在內的機器操作工的平均薪給為七千六百三十六美元。
　　對另一些人來說，寂寞和隔離的問題也非常嚴重，這就是那些上第二班（從下午四點到夜里十二點）或上“墳地”班（從夜里十二點到早上八點）的工廠工人。這些工人的人數往往被低估了。但是在東北部，這占全部工廠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⑤
　　這兩班的工資多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但這也包括在我們在上一章看到的收入總額之內。輪班工作意味著擾亂家庭生活，工作的循環使他們除了一起工作的人以外和任何人分離開來。四點到十二點那班工人常常發出的怨言是，他們根本看不到他們的學齡兒女。孩子們起來離開家的時候，他們的父親還沒有睡醒；大人回家的時候，孩子們早已睡熟了。
　　因此，在那關于“令人厭煩的工作”的簡單的老生常談后面，有著一系列改變藍領工人整個生活的色彩的具體情況。雖然有些中產階級的人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可是，任何中產階級的職業環境都并不有系統地把這些情況強加在人們身上，象各行各業的藍領工人所遭遇的那樣。
　　這還只是事情的一部分。還有許多工作安全、工作保障和附加福利的問題，以及施加于在職工人的權力主義和瑣碎的控制的問題。最后提到的這個因素本來可以在這里談一下，但是它十分重要，需要另用一節來加以論述。

三

　　我曾在其中工作了一段時期的發動機工廠，是緊挨在一起的長達半英里多的一系列較小工廠之一。這些工廠面對著寬寬的一段鐵路軌道，軌道那邊是一座大鋼鐵工廠，它的長度一定多于一英里的四分之一。
　　在來到這個地方之前，我曾試圖向一些大工廠找工作，但是它們都不雇人。那時到處都很難尋找工作，因此，當我發現這家工廠時，我就接受了這個職業。起點工資每星期一百零六美元，這還不是最差的，特別在南部是如此。
　　這家工廠接受用過的舊發動機，拆卸開，然后用多半是新的零件重新裝好。我分在拆卸舊發動機的第一組。這里大約有八個人，照管這個工作的這一或那一部分。發動機由一連串滾軸組成的一條傳送帶向我這邊送來。做頭一部分工作的那個人把發動機推到半路，我再把它拉過我面前的其余的距離，直到它停在一張特殊的工作臺上。
　　發動機來到我這里的時候，蓋子已經揭掉，機子翻了個身。因此，我在面前所看到的，是發動機內部的曲軸，樣子看來就象某種史前動物的脊骨；在它下面，是六個活塞，由一連串小夾子固定在曲軸上。它們裝在發動機底部六個圓柱形的洞里。我的工作是拆掉曲軸和活塞，只留下金屬空殼。我得從那鉗住曲軸的各個夾子上取下大約二十五個螺釘，然后把曲軸拿出來，把它送到作業線上。然后，我得用力使那些已經露在外面的六個活塞脫出窟窿，把它們傳遞給另一個工人。
　　這個工段由于一些明顯的原因被稱為油坑。舊發動機送來的時候，上面凝聚著厚厚一層粘油和潤滑油。沒有辦法避免很快就弄上一身油膩。
　　取下夾子這頭一部分的工作通常很容易。頭頂上吊著一個自動扳鉗，叫做氣槍，它很快地取下螺帽。我所要做的只是把它放在適當的插座上，在它轉的時候按住它。但是，如果活塞生了銹——這是常有的事——我就必須使用一個小單手錘，有時是一個大錘把它們敲出來。有時候，用錘子和楔子狠打幾下就行了。可是，有時候我得打碎活塞的陶瓷和金屬部分，才能使它松動，掉到地上。有一個大個子，人們給他一些最壞的發動機讓他拆卸。他有些蠢，常常亂舞大錘，把他所使用的楔子打飛到屋子的那一頭。有一次，他特別亂揮起錘子來，沒有打中楔子，弄斷了錘柄，錘頭飛到空中，差點沒打中另一個人的小肚子，在此以后，他們終于把他調到另一組去了。
　　這項工作不象把四個螺釘安裝在傳送過來的汽車上那樣使人厭煩。節拍是不同的。我努力擺弄發動機，不是機械地往上面裝螺釘。這是刻板的、使人灰心喪氣的工作，不過并不十分叫人厭煩。但是，有關這一工作的一切情況，實際上都以這樣的事實為基礎：我們每天得處理五十四個電動機，大約每十分鐘一個。
　　早晨七點開始工作的時候，我的精神挺好，如果發動機不特別生銹，我在十分鐘內能弄好一個發動機。但是，一天弄好五十四個發動機就意味著整天都要保持這個速度。這意味著，如果我停下來離開機器去廁所，或是去喝一杯可口可樂，那么，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就必須更加緊地干。這意味著，如果有一套需要花更多時間來拆卸的銹得特別厲害的活塞使我落到后面，我就不得不急忙趕上去。這種定額的存在根本改變了這一工作的性質。它不再只是繁重的工作，它變成緊張的工作了。只有在吃午飯的二十五分鐘里，我才覺得沒有人在監視我。
　　那個監督人似乎不象是個壞人。有一天，我的手指讓一個發動機的銳利的金屬邊緣割傷了，去請求急救醫療。他給包扎傷口的時候，就我們兩人在一起，我感到有些輕松愉快，因此忘掉了工廠生活的頭條規定，打算跟他談一談，好象他是一個普通人似的。他問我一些關于工作做得怎樣的事情，我帶著開玩笑的口吻回答說我的秘書不夠漂亮。
　　我剛說出這句話，我就知道我應該閉口不談了。他們付給工頭的工資同工廠里工資最高的技工一樣多，或許更多一些，并不是為了讓工頭對于某個雇工譏笑他的工作的俏皮話一笑置之的。他發了一通長篇大論，說當你找到一個相當好的工作時應該加以珍惜；他在心里記下我是一個心懷不滿的家伙。
　　然而，我并不是唯一的一個，也不是最壞的一個。這個油坑里的人員經常有所變動。很多人都呆不到一星期以上。
　　有一個年齡較大的人，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大個子，一天來到我們那里，開始工作。就在第二天上午大約十點鐘，當每一個人開始感到心煩意亂，盼望吃午飯的時候，這個大個子突然扔掉他的錘子，用一種若有所思的但很高的聲音說：“你知道——他媽的這種倒楣活兒。”說完以后，他轉身走了出去。
　　工頭走過來問發生了什么事，要去找這個人。但是在去追趕他以前，他停下來，吩咐我旁邊的一個年輕小伙子想法補上去，免得每個人都閑著。這個年輕人翻眼望了一會兒，笑著說，“你知道——他媽的那種倒楣活兒。”
　　這時我們其余的人都犯歇斯底里，監督人看著我們，好象整個世界都發了狂。然而，他終于找到另一個人補了進去，作業線可決不能停下來。
　　第二天，我從餐車上買了一份牛肉餅，坐在一個汽油桶上吃午飯。在象這樣的一些小工廠里，它們常常缺少的一件東西就是食堂，甚至也沒有桌椅。我看著外面的日光，心想這是多么好的天氣。
　　哨子響了，每個人都開始回去做工。我看著旁邊的那個小伙子；我看得出，我們兩人有同樣的想法。我們跑到我們的汽車那里，開車走了，仿佛我們剛從福爾索姆脫逃出來似的。這是一種瘋狂的感情，就象從學校里逃學一樣，只是好一些。那樣子一定很好笑，因為我從頭到腳仍然是一身油膩；但那時我太高興了，不去理會它。

　　在六十年代，當學生們開始反抗統治著他們大學的權力主義和家長式政策的時候，他們往往根據如何贏得其他成年人所有的那種獨立性和責任感的眼光來看待問題。
　　與此同時，在美國的工廠和車間中，藍領工人卻受一些規章制度和政策的支配，使各大學相形之下象是頹廢派的群居村。很難描述這種情況，這只是因為在中產階級的工作經驗中沒有任何東西能同存在于工人階級美國的權力主義和缺乏自由的情況相對應。
　　首先是各種工作規章制度本身。《幸福》雜志的一篇文章很恰當地用以下的話來概括說明這種情況，“在一些工廠里，存在著繁瑣得達到苛刻程度的工作規章，如果在海軍里，會使新兵營里負責教練的軍士長高興得眉花眼笑。規章規定，不許發出噓聲，不許打鬧，不許在吹哨以前準備下班，不許亂扔東西，不許浪費時間，不許在廁所里磨蹭。”⑥
　　清單決不止于這些：罵人，分散其他雇工的注意力，以及（幾年以前）只是留了長頭發，就都是公司實行懲戒處分的根據。當人們想到范圍廣泛的各種活動都可以包括在反抗命令、粗心大意、工作馬虎、磨洋工這類詞條之內時，很明顯，差不多任何事情都可以解釋為值得暫時停止工作（叫做“懲戒性暫時解雇”)，或甚至永遠解雇。對于大多數工人來說，一條通則是：如果老板想要攆掉你，他總會找到辦法。
　　這些規章的銳利鋒刃是工頭，這是在中產階級社會中絕對沒有與之相應的人物。拿薪水的專業人員確也常常有他們的上級，但是不可能想象，教授或行政人員請一天假還得拿醫生的病假條，也不可能想象，他們還得對他們上廁所的次數說明理由。在中產階級生活中，只要工作做完，什么事也沒有了。
　　在有工會的工廠里，工頭所握有的權力的大小，以及他所能執行的紀律的種類，是有很復雜的規定的。可是對于幾百萬未入工會的工人來說，那就極其簡單：你照工頭的命令辦理，否則就會丟掉工作。有一件事很清楚地說明工頭在沒有工會的廠礦里的權力和權威是多么巨大，這就是，甚至在六十年代，在南部的一些城市和工業部門，工頭自動地成了特別代理人，他們可以佩帶手槍，并且大概也可以使用手槍。
　　我所認識的一個黑人工會組織者告訴我，他所組織的一批工人提出的首要的和最痛切的要求之一，就是不許工頭帶槍。如他所說，“工人們不能不感到害怕。工頭不僅可以開除你，而且可以逮捕你，甚至開槍打你，并且幾乎肯定可以不受處罰。”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事例；但是，能夠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一事實本身就有重要的意義。
　　但是，即使在有工會的工廠里，情況也仍然基本上是不民主的。工會合同具體規定工作時間、安全條例以及廠內的其他事項，工人有權通過工會提出申訴，抗議停止工作或解雇的處分，如果他認為那是不公道的話。這些申訴或由工會和公司處理，或提交聯邦仲裁與調解局的一個“中立的仲裁人”。但是，在這過程的每一階段，都是暗中勾結舞弊，非常不利于工人的。
　　首先，從根本上說，這種申訴程序是單方面的。實際上，工人在證明無罪以前總是有罪的。正如一個作家所說，“如果公司懲戒一個工人，處罰馬上付諸實行，工人就因此受屈。例如，一個工人因‘工作不好’被停止工作二天，他就三天拿不到工資。他通過申訴程序提出抗議。如果這個案件要通過仲裁，那就會拖延一年多的時間才作出最后裁決，即使是在仲裁之前作出的那些決定通常也耍花費六個多月的時間才有眉目。”⑦
　　在工會報刊上，人們偶然可以看到這樣的事情：被工廠不公正地解雇的工人終于在大約六個月以后得以恢復工作。在極罕見的場合，他們補拿到全部未付的工資，但在通常的情況下那筆工資是到不了手的。在這中間的時期里，他們的收入和整個生活都遭到破壞。
　　關于工作本身，工人必須聽從監督人的一切命令，哪怕這些命令違反工會合同，或者更奇怪的是違反安全條例。工人的唯一辦法是實際做完讓他做的事情以后，再提出申訴。有一次，兩個工人由于拒絕加班而被停工兩天，雖然工會合同明確規定加班是自愿的。他們提出申訴，抗議停工處分。這一案件提交了仲裁人，仲裁人承認他們是對的，但仍然說停工處分有理，因為“正確的辦法是先做完所抗議的加班工作，然后再把這個問題提交申訴程序”。
　　在另一事例中，問題遠遠不那么平凡。監督人命令一個工人用手去傾倒幾桶一種很危險的化學藥品，雖然為了安全起見，這種活通常是由機器來做的。他拒絕去做，被停工十天。他提出申訴，抗議停止工作；但當問題提請仲裁時，仍維持停工處分，只不過把日期減為三天。換句話說，這個工人損失了三天的工資，比如是九十美元，只是因為拒絕服從一項既錯誤又危險的命令。⑧很明顯，申訴程序限制了工頭的絕對權成，但并沒有接近于提供一種公平的境遇。
　　零零碎碎的濫用職權和不公正的事件非常之多。洛茲城雪佛萊公司工廠里一個工人敘述了以下的事件。

　　上星期，有個作業線上的人把一個臭氣炸彈放在一輛車子里。我是管后部坐墊的。工頭說，“到那輛車子里去。”我說，“如果你能把腦袋伸進那輛車子，我就去。”于是工頭說，“我是在給你下直截了當的命令。”因此，我屏住呼吸做了這件事。我的工作是管間隔的一輛車子，因此我把下一輛車子放過去。他又要我干，我說，“這不是我的車。對不起，我已經做了你的骯臟工作，另一輛不該歸我管。”但是他堅持不放，我終于被停工一星期。這時我找到了一個熱心的工會委員，他認真地替我辯護。你曉得怎么樣——他們把他也打發回家了。給了這個工會委員懲戒性的暫時解雇處分。這簡直象是軍隊——不，比軍隊更糟，因為你被焊接在作業線上。連撒尿都得經過批準。⑨

　　關于公司根本比工人占優勢的另一例子，可以在另一家工廠的一件事情上看出來。在一個工人和他的監督人關于要他做的工作量的爭論過程中，他用通常稱為“行話”的語句來表述他的意見，因而受到公司的警告。（警告不象暫時解雇那樣嚴重，但也記入工人的工作記錄，能夠嚴重地影響他的前途。）
　　公司用以下的話來回答他的抗議，“違抗命令和罵人是不能容忍的。只要發生這類事情，就要加以懲戒。”但是，當這同一工廠的工人提出申訴，抗議某監督人咒罵一個雇工時，公司只是答復說，“管理人員用咒罵的話來對待以鐘點計算的雇工，這不是公司的意圖。”對于那個監督人，沒有停止工作，沒有警告，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當然，問題不在于語言，而在于存在著雙重標準。⑩
　　實際上，近年來情況變得更糟。申訴制度充其量也是緩慢而麻煩的，有時堆積起好幾千份申訴，數目多得使好些申訴或許永遠得不到認真處理。由于沒有迅速而有效的工業裁判制度，申訴往往成為集體合同爭議中的工具，使工會面對著這樣一種不愉快的選擇，即要想獲得一份較好的工資協議，就只有把申訴的問題撇開不談。
　　許多自由主義的和左翼的批評家，批評工會過分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工資這一面包和黃油的問題上。這一批評在很多情況下是很有道理的。但僅是這一點還不足以說明為什么這些問題現在變得越來越糟。一個作者在一份勞資關系雜志中提供了這種情況的另一方面。

　　在典型的公司里，在整個1945—1955年這一時期，工會和管理部門之間發展了整整一系列非正式的關系。他們往往在“解決問題”的基礎上處理各種申訴，而不大管合同的明確條文。工頭和工會車間代表、監督人和工會委員被允許甚至被鼓勵去達成私下的口頭諒解或“協議”，這些諒解或“協議”實際上修改了合同。
　　毫無疑問，工會學會了利用這種靈活性來為自己求得好處。當正式談判陷于僵局時，它們有很多武器可以用來加強它們的地位——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怠工、過分從字面上遵從規章的做法，甚至還有破壞。工頭也有武器——不讓加班；實施嚴格的紀律來把工人困在工作上面和阻撓工會職員的活動。但是總的說來，這是一種類型的游擊戰，其中工會占有各種地形上的優勢。最近，在申訴程序的每一步驟上，都作出努力來加強管理部門的地位。兩個人事管理人員宣布說，他們拒絕考慮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申訴，除非工頭有充分機會來研究這種申訴。例如，一個新人事科長在就職時堅決表示，仲裁程序中的所有證人都要宣誓，這和以前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在有些事例中，人事科長能夠獲得一些使申訴程序更為嚴格的合同。⑾

　　除了一些有關安全條例的事例外，這些問題可能顯得無關緊要和十分瑣碎，然而并非如此。這樣一些問題往往代表以下兩種情況之間至關重要的差別：在一個人的工作上，是有一種基本的安全和尊嚴感呢，還是完全聽憑雇主擺布。當然，從本世紀初或三十年代以來，情況已經發生很大釣變化。在本世紀初，公司常常貼出布告說，“如果你星期日不上班，星期一也就不要來。”在三十年代，監督人會緊跟著工人們走進廁所，查看他們是不是在里面磨時間。但是，對于美國工人階級來說，在工作場所缺乏公正和民主，現在仍然是不滿情緒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根源。

四

　　在我住處附近，有一個酒吧間。年輕小伙子下班后在五點到六點的快樂時間里，常常在這價錢便宜的時候到那里去喝一兩杯啤酒。有一天，我們團團坐著，聽一個小伙子講話；他剛在一家小貨棧里開始一項新的工作，已經和監督人發生了麻煩。這是初春的一天，每個人都精神挺好。當這小伙子一個勁地談起他的監督人是怎樣一個王八蛋，以及他如何不再聽他的任何廢話時，別人開始插嘴，講他們曾經做過的最糟糕的工作。所有這些人都是年輕工人，唯一的熟練工人是一個二十六歲的木工師傅，因此他們競相發言，非常熱烈。我的一個朋友在這場競賽中取得很大優勢，他講了在一個養雞場鏟雞糞的事情，然后講他在一家牛奶裝瓶廠做的臨時工。奶瓶在傳送帶上很快地運轉著，他的全部工作是在瓶子移過來的時候往每個瓶子上面貼帶膠的標簽。他說的詳細情況使這件工作聽起來更加糟糕。由于他干這工作每小時僅掙得一點六五美元，我們都準備舉起酒杯，告訴他他已經競賽獲勝。
　　但是，一個通常不大講話的已婚的年輕人突然開了口。他講他的一個朋友在一家工資很低的小造紙廠里發生的事情。他的這個朋友在切紙組加班加點，一只手卷進了一臺把紙切成八英寸半寬十一英寸長的切紙機。機器把他的手齊腕切掉。更糟糕的是，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剛剛結婚，妻子已經懷了孕。這個已婚的人說，他的朋友正在想法請求賠償，但這是一家沒有工會的小工廠，事情很棘手，他可能什么都弄不到。
　　在圍桌而坐的人們當中，有一個人打算用一句諷刺的俏皮話把這件事輕輕放過，但是我們其余的人都默不作聲。這件事并沒有使我們感到震驚，因為在座的每個人都知道某人在工廠里碰到的倒楣事。但是我們無法恢復我們剛才的心情了。那天我們很早就分手回家，并且忘掉了這件事。在此以后，沒有人想問問事情的結局是否圓滿，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知道那多半是沒有好結果的。對于這樣的事，如果你無能為力，你就只有把它忘掉。說你決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是比較容易的。我當時沒有十分考慮這件事，但是以后我認識到，象五點半鐘在一個酒吧間的漫談或一陣突然的沉默，確實能告訴你一些你在關于當代美國工作和工人狀況的民意測驗或調查研究方面所找不到的東西。還沒有人發明一種民意測驗，能夠衡量代表那種沉默的東西或其背后所隱藏的恐懼心理。你必須意識到這一點，才能有所了解。

　　1911年，杰克•倫敦《鐵蹄》一書中的主人公歐內斯特•埃弗哈德帶領一個中產階級婦女去看望一個在工廠里丟掉手臂的工人，以此作為頗富戲劇性的辦法，來打破她對當時工人狀況的帶有優越感的自滿情緒。如果倫敦今天還在寫作，他是會采用同樣的策略的。在六十多年以后，現實情況并沒有得到改變：很多工人階級的工作使人死亡和變成殘廢，其程度之深甚至是中產階級所不能想象的。
　　例如，在1970年，福特汽車公司玻璃工廠的一個機工的左手被切斷，血肉模糊地軋在機器里。他的呼救聲沒有人聽到，因為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帶著耳套，以防止那超過九十分貝的非法噪音的騷擾。只是在一次罷工的威脅下，公司才把噪音降低到七十分貝。
　　在賓夕法尼亞州黑茲爾頓市，鈹精煉廠的一個雇工羅伯特•費爾南德斯每天要吸四次氧氣來爭取他的生存。據醫生預測，他可能已臨近一種越來越普通的肺病——慢性鈹中毒——的末期；此外，醫生還說，他的劇烈的陣咳可能引起疝癥。
　　丹尼爾•馬西博爾斯基是一個從事石棉工作的雜工，他患了間皮瘤。人家告訴他，在一種惡性腫瘤硬化并包圍他的胃，使他不能吃東西以后，他就會死去。在過去八年里，他的同伙工人至少有六十個已經死于這種疾病，還有一個妻子因為只是經常洗她丈夫帶有石棉的衣服，也這樣死了。
　　一個女電子工在九個月的時間胸口劇疼發作四十次，燒到一百零四度，出汗，發抖，喉疼，呼吸困難。其原因是，工廠空氣中的聚四氟乙烯微粒污染了她在午飯時間打開的每一包煙卷。⑿
　　這一清單可以一直開下去，有著一件又一件斷肢、失明、斷頭和其他工傷的事例，使得一張清單十分凄慘，有些讀者不忍卒讀。可是這類的事情一直在發生。每天由于這類情況有五十五人死亡，兩萬七千人受傷。在1970年，一萬四千二百名工人死于工傷事故，一兩千萬人受了傷，至少有十萬人死于職業病。這使得工廠比公路加倍危險，并且成為美國的頭號殺人兇手。⒀
　　閱讀一張職業病的清單，人們開始威覺到，實際上就好象一位將軍在查看一場大規模戰爭中的傷亡清單。

　　黑肺病：煤礦工人的一種肺癌，是由于吸入煤塵而得的。三十萬人受到威脅，十五萬人已得此病。
　　褐肺病：紡織工人由于不得不吸入碎棉毛而得的一種類似的疾病。一年中有八十一萬九千人受到威脅——一萬七千人已嚴重殘廢，也許還有十萬人巳多少患有此病。
　　石棉沉著病和間皮瘤：在有這種原料（石棉）的工廠、造船廠和任何場所的工人所患的癌癥。其癥候能潛伏二十年才顯露出來。每年有三十五萬人受到威脅——患者人數不詳。
　　鈹中毒病：它也能在二十年以后發作，并且突然置人于死地。五十萬工人受到威脅。因此而死的人數無法估計。
　　煤氣和其他氣體中毒：在汽車工廠中，這是一氧化碳——在其他工廠中，是三氯溶劑，一種普通的工業溶劑。在航空空間工業中，這是工人們吸入的“高能燃料”。易受某種形式的這類毒害的人數可能以百萬計。已受害者的總數很難估計。
　　破壞性的噪音：這能造成耳聾，聽覺減退。在某些情況下，它也能造成高血壓、心臟病、神精失常（包括性機能失調）。據估計，有一千七百萬工人多少受到過大的噪音的影響。
　　意外事故：建筑工人、機工、碼頭工人和屠宰業工人特別易于遭受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包括爆炸、觸電、從高處墜落以及其他許多種危險。由于有關什么是“使人喪失勞動力的”意外事故的定義含糊不清，意外事故的件數往往被少算，例如說1970年是二百五十萬起。然而，勞工部的調查研究表明，每年意外事故可能高達兩千五百萬起。⒁

　　關于舊的階級區分和不公平現象如何已經消失的一切陳詞濫調和一廂情愿的說法，被下面這一簡單事實揭穿為虛偽的空話：美國工人必須承認嚴重傷殘甚至死亡是他們日常生活現實的一部分，而中產階級卻不是這樣。
　　設想一下，如果每年有幾家公司的總管理處照例象礦場一樣坍塌下來，砸壞六、七十個行政人員，那會發生多么普遍的大喊大叫。或者，如果所有的銀行都充滿著看不見的毒塵，使一些經理、辦事員和出納員經常發生癌癥，那又將如何。最后，再設想一下，如果成千上萬名大學教授在他們的工作中每年震聾了耳朵，或者喪失了手指、雙手，有時搞瞎了眼睛，那么，全國的每一家報紙將怎樣描述那種恐怖的情景。職業保健和安全這類簡單的事實，再清楚不過地說明美國仍然有著階級之間深刻的不公平。
　　對美國工人的這種冷酷無情地漠不關心的態度，也出現在“工人賠償金”方面。正如弗蘭克•沃利克在其所著《美國工人：一個受危害的種屬》中說的：

　　現在，從商業觀點看，拚著付給一個殘廢的或死亡的工人一千美元的賠償金，也比投資去改善設備、改善工作場所的通風裝置或改良工作場所的環境來得便宜。不幸的是，這是大約三十年前一筆政治交易的可悲的遺物，那時工人們放棄了控告雇主忽視工人安全的權利，得到了一張支付工人賠償金的正式明細表作為報償。⒂

　　這類賠償金在各州之間大不相同。一個工會律師告訴一個在澤西城聽取意見的參院勞工小組委員會說，“在密西西比，一個手指的價值比在賓夕法尼亞小；而在賓夕法尼亞，一個手指的價值又此在加利福尼亞小。就什么是平等的勞動保護法來說，并沒有劃一的標準。今天在這間屋子里，有誰愿意丟掉一只眼睛而換取不到一萬美元的款項呢？在賓夕法尼亞，你每星期領取六十美元，共一百五十個星期，這筆款項總額為九千美元，或同損失一只手的賠償費相等。⒃”
　　1972年年底，發表了一篇關于工人賠償金的研究報告。《新共和》周刊的一篇社論用一段簡潔的文字概述它的研究結果如下：

　　盡管許多州有所改進，可是委員會報告說，現今在超過半數的州里，暫時完全喪失勞動力的每星期最高補助金不到國家規定的四口之家非農業戶的貧窮收入水平。在大多數州里，永遠完全喪失勞動力的每星期最高補助金都不充足。在十九個州里，還沒有等到殘廢工人死亡，這種補助金就會停止支付。勞動隊伍中的百分之十五還沒有包括在工人賠款金的支付辦法之內；有九個州還沒有對所有職業病提供充分的補助金；有十五個州還沒有對殘廢工人提供充分的醫療補助。⒄

　　因此，保健和安全問題比其他任何問題都更加引人注目地在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劃了一條界線，并揭露出存在于美國藍領工人方面的深刻的不公平現象。
　　當我們談到那些被認為有助于消除前幾年不滿情緒的工作安全設施和小額福利問題時，我們將會看到，這二者都沒有改變這一基本結論：美國工人階級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遭受苛刻的對待，并且同那些撰寫文章來描述他們的人相比，是次等的公民。

五

　　即使在最近幾年，當失業人數急劇增加的時候，在所有論述“藍領工人的煩悶”的文章中，或在關于美國工人問題的討論中，人們都不大注意失業問題。當然也提到一些，但很快就把它丟開，不當作一個主要向題。即使在1971年最糟糕的時候，失業問題畢竟也只影響到勞動力的百分之六；因此，不用很多的算術知識就可以知道，有百分之九十四沒有被解雇。在1973—1974年，當能源危機成為失業的一種重要根源而出現的時候，估計它最后僅影響到勞動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或至多是百分之十。同三十年代相比，它看來確實不象是一場大的危機。
　　自由主義者批評了這些數字，其理由是，它們把某幾類人不計入失業者的行列，如已經停止尋找工作的“心灰意懶的”工人，以及要求全時工作但只能找到每星期幾小時工作的人們。保守主義者答復說，那百分之六包括婦女、尋找暑期工作的學生、辭去工作的工人，以及其他一些所受失業影響不象突然被公司解雇的、“養家糊口的”男性工人那樣大的人們。他們說，在1972年2月，已婚男子的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二點八。⒅由于黑人在沒有工作的人們中間也構成一個不相稱的數目，多數作者斷定，對于“典型的”工人來說，失業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大多數中產階級的人們覺得，這聽起來很合乎邏輯。他們沒有看到領救濟食物的窮人隊伍，又和工人沒有私人接觸，就很容易想象百分之九十四的工人有工作保障，并不比白領工人更擔心失業。
　　問題是這樣：每個人所密切注視著的失業“率”，象我們在上一章講到的“增加率”一樣，是一個很能迷惑人的尺度。反之，如果我們提出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去年有多少人失了業？”——“有多少工人失掉了工作，并且花了許多星期或好幾個月去尋找另一種工作？”——那么，答案就很驚人。在1969年，即在失業還沒有成為一個大問題以前，機械操作工的百分之十八、即每五人中幾乎有一人經歷了一段時期的失業。197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即每四人中幾乎有一人失業。在這一年里，他們的失業期間平均在三個月以上。⒆*
　　下表說明這種情況（失業人數在1970年激增，所以也列出1969年的數字）：⒇

　　1969和：1970年的失業總數（百分比）

　　中產階級　　　　　1969年　　1970年
專業和技術人員　　　　　5.7　　　　6.5
經理、高級職員和業主　　4.3　　　　5.2
辦事員　　　　　　　　 10.2　　　　11.5
銷售人員　　　　　　　　9.7　　　　10.8

　　工人階級
技　　工　　　　　　　12.7　　　　17.5
機械操作工　　　　　　18.1　　　　23.2
服務人員　　　　　　　12.1　　　　13.6
雜　　工　　　　　　　22.6　　　　25.7
建筑工人　　　　　　　24.4　　　　30.7

　　*　失業“率”所表明的情況如此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它只計算進行調查的當天的失業人數。數字統計人員抽問一些人是不是有工作，然后計算其結果。這種調查結果所表明的是在某一天沒有工作的人的百分比，而不是所有那些在以前失過業或在以后將會失業的人。這種“年度失業率”只是每年十二次調查的平均數，而不是所有那些在這一年中某個時候的失業人數的總和，這些總計數字叫做年度工作經驗資料。雖然這些統計數字遠比失業率更有意義，人們幾乎從來沒有用以判斷失業的嚴重性。

　　結論很簡單。失業在美國工人階級中是極其普遍的。每年有幾百萬工人丟掉了工作，而其余的人也普遍擔心他們會遭到失業。毫無疑問，大多數美國工人，即使他們現在保有他們的工作，也不能感到有真正的就業安全。
　　必須指出，工人中有很大的一個少數每年不止一次失去工作，因此這一年失業的工人總數要比這些數字所表明的少一些。但是，這些數字既沒有包括暫時失業的工人（例如在改換型式時的汽車工人），也沒有計入由于天氣不好而閑下來的工人，盡管在這種時候他們拿不到工資。特別是，幾乎所有的建筑工人每年都要由于這一原因而失去幾個星期或更長一些時間的工作。
　　工人階級失業和中產階級失業之間懸殊的差別，也是同樣明顯的。機械操作工失去工作的比例是專業人員和經理們的四倍。即使是熟練工人失去工作的比例也是專業人員和經理們的兩倍。
　　這種情況的另一方面是失業期間的長短。1969年，在失業的藍領工人當中約有百分之二十三失業的期間是四個月或更長一些。197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21)四個月沒有工作的情況，不僅破壞一個家庭當年的生活水平，而且造成有高度破壞性的個人和家庭的緊張局面。這是一段令人沮喪的時期，他們坐在工會辦事處的周圍，或者勿匁忙忙地趕做一些打雜的短工，如果可以找到的話。
　　對這些失業的工人來說，缺乏工作保障當然是一種深刻的不滿根源。但是實際上，所有的工人都不能不面臨著失業的恐懼。很少有幾家工廠非常穩定，或其具體工作充分受到保護，以致不存在這種恐懼。如果說失業本身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那么，缺乏就業安全就更加普遍得多。
　　這個問題對于一些人特別重要，這就是建筑業的技工。人們能夠再三聽到這種自以為是的議論：“那些人每小時掙七、八美元或更多些……就是說，讓我算算……五十個星期或二千小時乘八，那豈不是每年一萬五千多美元。”
　　但是，在1970年，實際上掙一萬五千美元或超過這個數目的，還不到全部建筑工人的百分之十。千真萬確的事實是，在整個美國，大多數建筑業技工一年甚至掙不到一萬美元。根據人口調查局的數字，建筑工人的平均收入是九千零五十五美元。
　　這一部分是由于未入工會的技工的工資率較低，在除去東北部以外的全國其他各地尤其如此。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建筑業在美國各經濟部門中是失業率最高的。1969年，這一行業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十四點四都失業一段時期。197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那一年的有代表性的一天，每十個建筑工人中就有一人以上沒有工作。他們失業的期間也很驚人。在1970年，三分之一以上的失業者有四個月沒有工作。(22)
　　因此，熟練建筑工人所掙的“使人反感的”工資，畢竟不是那么荒謬的。如果建筑工人所掙的工資同工廠工人一樣多，他們的收入就會降到“低等貧窮預算”以下。其實，九千零五十五美元就低于那年的“中等預算”。有些掙到工會規定的最高工資并且全年工作的人，能夠獲得富裕的收入。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失業把它降低到和其他部門的熟練工人一樣——每年九千至一萬美元。
　　在肯尼思•拉森所著《工人》一書中，一個來自波士頓的未入工會的砌磚工人描述他的情況如下：

　　去年夏季，從6月到10月，我能拿回家平均每星期二百二十五美元，可是在春季和秋季，那就是每星期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而在冬季，則差不多有一個中月沒有工作。今年夏季，如果每星期我能掙到二百美元，那我就是很幸運的了。至于秋季和冬季，我甚至不愿加以考慮。

　　以后他又說：

　　許多人有這樣的印象，認為藍領工人掙很多的錢，但事實并非總是如此。的確，有些作為工會會員的建筑工人每小時掙六美元或七美元。但是……人們沒有認識到，我們每年由于天氣不好是十足有五個星期沒有工作的。使他們發生誤解的另一件事，是在他們的房屋周圍有一些零碎工作。例如，你找一個“砌磚工”修理你的臺階，他干四小時的活，要你付一整天的工資。他這樣做，是因為他必須另外找個幫手，或許還要弄一輛卡車來；對他來說，他失去了一天的工資。付這筆錢的那個家伙以為我們總是每小時掙十美元，并且生活得很闊氣，其實并非如此。看一看一些白領工人吧。以一個按時間收費的會計員為例，你走進他們的辦公室，花費了一小時；他們折騰你，收拾你——他們就是靠著收拾你來過他們的優裕生活的。(23)

　　失業保險在某種程度上對這種情況確是有所幫助，但它只包括勞動力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失業總是不相稱地落到那些沒有包括在內的人的頭上。1968年，百分之六十四即將近三分之二的失業者拿不到任何救濟金。有些州的法律規定要有一定的就業時期和一段等待時期。此外，很多雇主都雇用顧問來對付他們的工人的失業保險金要求，因為低的解雇記錄使公司能夠對這一方案支付較低的稅款。
　　最后，在許多州里，這種救濟金同幫助受撫養兒童的福利金一樣，或許更糟些。只有少數工業部門，例如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提供私人補貼，如果工人有一年工齡，給與三個星期的正常工資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對于有七年工齡的雇工給與一年。(24)
　　這一方面的政治含義十分重大；雖然我們在下面有一章中將對它們作較為詳盡的討論，可是，這種認為工人們在就業和工作保障方面沒有什么嚴重問題的想法，一直是很多自由主義的錯誤判斷的依據，所以必須談一談。
　　例如，環境運動在過去對于關閉一些污染環境的工廠問題，總是采取“嗯，到處還有其他許多工作要做”這種心安理得的態度。然而，并不是到處都有其他很多工作要做。否則，在1970年就不會有百分之二十二的機械操作工失業了。
　　能夠奪走一個工人積蓄起來作為子女教育費的錢，或者甚至使他丟掉房屋的，正就是那些失業的時期，所以很明顯，他必須努力進行反擊，即使他也希望有清潔的河流和空氣。自由主義人類生態學的提倡者往往很漂亮地談到藍領工人有繼續從事原來的職業和走上新的工作崗位的選擇自由，可是當接觸到實際生活時，態度就變成“現在先關閉工廠，以后我們會給工人另想辦法的”了。通常，所說的辦法結果總是成為泡影；這不僅不公正，而且在政治上是愚蠢的。
　　同樣，許多自由主義者對于建筑業不要黑人的態度，也是往往以這種想法為依據的：大家都有足夠的工作可做，“硬帽工人”反對取消種族隔離只是純粹的種族主義。在很多很多事例中，確實存在著種族主義。但也有失業的幽靈，這是千真萬確的。
　　旅館和餐館雇工工會國際副會長邁拉•沃爾夫岡認為：“當你的工會會員象底特律地區的木工那樣，有百分之二十二失業時，這就不是對他們說你們應該和黑人分享就業機會的最適當的時候。如果政府能滿足我國對住房的需要，建筑業的黑人和白人工人就都會有工作可做。”(25)
　　全國聞名的黑人領袖杰西•杰克遜贊成這種看法。他說，“我并不責備白人不想讓黑人得到他的工作。我也并不責備黑人想要得到那個工作。我想看到政府實行一種使白人和黑人都能得到工作的政策。”(26)
　　不幸的是，象這樣的一些意見大都被自由主義者以百分之六的失業率這種神話為依據而加以忽視了。這種神話“證明”工人階級關心工作只是掩蓋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的“煙幕”。但是，工人階級失業問題是十分現實而帶有破壞性的，只有在承認這一點之后，兩個方面的任何一方才能有任何真正的進步。

六

　　史蒂夫是我認識的一個年輕小伙子，他做過許多建筑工作。我們談了話，我只是如實地把他說的話寫下來。

　　我曾工作過一陣的一個地方，是在華盛頓以外的弗吉尼亞地區，一片正在建筑著的房子，非常講究。我們一定有五十個人在蓋其中的十五所到二十所。最便宜的房子的造價大概是八萬五千美元，最好的要花三十萬美元。它們什么都有：風景優美的大窗戶，內部通訊聯絡系統，壁爐，紅木酒吧間，甚至還有一兩個室內游泳池。正如我所說的，非常講究。
　　至于工作本身——我是跟一個木工頭兒干輕巧的構架的活。我想你會認為那只是一天到晚釘釘子，但其實那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你還的確需要懂得一些技術。你必須能夠看藍圖，搞計算，工作的時候你心里還要想到整個那所房子。如果你不把樓面布置圖設計得很妥當，你就會讓一個煙囪從浴室穿出去。我認識這樣一個木工，他能夠十分熟練地在心里進行運算，所以他常和別人打五塊錢的賭，說他能夠作一些十分復雜的心算，比別人用紙和鉛筆算得快，結果他總是獲勝。這就是因為，在他工作的時候，他一天到晚進行這種計算。
　　構架木工的工作基本上是鑲地板，安裝所有的墻構架以及支持墻壁的主梁，然后是墻壁本身；最后，如果是平房，還有屋頂。關于墻壁，你把一面墻壁的構架在地板上拼好。然后，當整個骨架準備好了以后，你一下子把它立起來，并且一定要讓它正好垂直。然后，你放上一些穩定支架把它撐住。如果是大房子，那就會有二十個墻構架，你都得象這樣把它放好。再使用一些不同種類的支架把四面墻壁互相聯結在一起，讓整個結構能夠自己立牢。這時，你去掉角撐架。
　　關于屋頂，那就更復雜一些（除非房子設計得象一個平頂的碉堡），因為你要修蓋的屋頂有各種大小和形狀。有時你還必須是一個走鋼絲的演員。真能在上面走來走去，一面保持平衡一面工作的人，都得到象“猴子”或“蜘蛛”之類的外號，因為你必須象它們那樣靈活。
　　這里也有壓力，但它決不象一個工廠。承包人知道這一工作應該花多少時間；如果他看到你應該弄好四面的墻構架而只弄好一面，他就知道出了毛病。實際上，我所認識的這個承包人就有那么一大本書，里面確切地說明這一或那一種操作需要花費多長時間。在他計算成本時，他就使用這本書籍。
　　但是這整個問題很少發生，因為一個木工或另外某一個熟練工人對于他的工作抱有很不相同的態度。他們花費多年時間才成為真正的技工，覺得自己掙較高的工資是因為他們活干得好，并且他們也愿意做好工作。如果在他們完工以后房屋倒塌，那就好象是他們的過錯，而對于一個汽車工人，你就根本不能這樣說。當然，對于許多為一些小承包商工作的人來說，他們愿意做好工作，只是因為他們這樣辦承包人會再雇用他們。但是從根本上說，他們的態度是，他們掙得優厚的工資，他們愿意做好工作。
　　工作是危險的，這點毫無問題。有一次，在我搬運木材的時候，一塊跳板砸到我身上，差點要了我的命。我們這一伙里另一個人丟掉了左手大拇指上的一大塊肉，因為在他使用圓鋸時有一塊板子掉到他背上。當然，還有摔傷的。我可以在房頂上工作或做類似的事情，但是跟你說老實話，我肯定不能去半空二十層樓的橫梁上走來走去。我是說，那真危險，我不知道是否真假，但是我聽說，他們常常使用美國印第安人來進行那些高空作業，因為印第安人似乎更懂得保持身體平衡之類的事情。你真需要有這種本領，這是實話。
　　然而，最使人擔心的是你到底能有多少工作可做。這真是一會兒吃酒席一會兒挨餓的工種。你會整年有活干，掙很多錢，可是突然你會長期攬不到什么活。我曾跟這個建筑師交談過，他告訴我，當他們宣布改變利率或“貼現”率時，就在那天早上，他的電話鈴就響起來。在一小時之內，他開始接受定單或接受撤銷定單的通知。這個行業就是這樣。對我來說，這還不太糟糕，因為我還年輕，又是單身漢。但是我認識一個結了婚的小伙子，他碰上一段時間的好運氣，就開始認為他有成功的把握。于是他生活闊氣起來，把掙得的錢都花掉。接著時運不利，他真是弄得渾身是債，沒有積蓄，又要養第二個孩子。正是這種事情確實使人痛心，并且把一個人弄得很頹唐。好象是你差不多已經把運氣抓在手里，可是你總是擔心它要溜掉。

　　另外，工人們還感到懊喪和苦惱的是擔心年老時生活貧困。行政人員和許多專業人員在年輕的時候往往能夠作些投資，或者一直工作到七十歲多，藍領工人卻和他們不同，在年老而不能工作時就遇到一種突如其來的徹底變化。由于他們的工作往往是艱苦的體力勞動，他們不再能勝任的日子就來得早些，他們就變得完全要依靠社會保險或在某些情況下依靠額外私人養老金計劃的收入來維持生活。
　　即使這兩項來源的收入合在一起，其總額也大大低于工人退休以前的收入。但是，僅僅這一事實還不足以說明工人階級老年貧困的真正程度。即使撥出大筆款項供撫養他們身后的子女之用，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老年仍然是一段確實貧困的時期。*
　　主要的事實是，全部藍領工人的半數左右都受雇于根本沒有任何私人養老金計劃的行業或工業部門。這些人往往是在沒有組織工會的小工廠里，或從事不需要什么技術的工資最低的工作。因此，工人階級的這一半也最不可能有什么儲蓄。（一項估計是，這種儲蓄只能提供工人一年生活所需的百分之十五。）(27)這樣，他們就完全依靠每月的社會保險金支票來維持生活。
　　下面是工作過的工人在1971年領取的每星期基本社會保險金：

　　1971年每星期社會保險金**(28)

　　　　　　　　　　　全部私人工業　制造業　建筑業　服務業　零售業
六十五歲退休的單身工人　56.60美元　　51.85　　54.02　 44.77　　39.05
六十五歲退休的夫婦二人　78.90美元　　77.77　　81.03　 67.16　　58.57

　　*　這方面的統計數字可能很復雜。幸而勞工統計局一位第一流的經濟學家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到他所說的“私人經濟中普通工人”的社會保險和私人養老金問題上面。這份統計數字不包括高薪專業人員或管理人員的退休計劃，也不包括公共部門——如軍隊、政府等等——的養老金。
　　**　1972年年底，經過投票進行改革以后，社會保險福利有所增進，但是得不到系統的資料。如果把通貨膨脹考慮進去，這里的數字資料只有比實際情況稍低一些。

　　一個工廠工人和他的妻子每星期得到七十七美元，沒有工會養老金計劃的已婚建筑工人每星期得到八十一美元；對于很多人來說，靠這種收入水平來維持生活，甚至是難以想象的。
　　很多工人靠這種收入簡直不能生活。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不得不繼續工作，或者成為他們子女的負擔。有些人依靠福利金來增加他們的社會保險金收入。如果房價還沒有償清，房子就沒有了。他們的晚年往往消磨在租賃的帶家具的房間和“住宅旅館”里。這是一種使人沮喪的凄涼前景。
　　然而，過半數的就業男性工廠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工作場所是有私人養老金計劃的，他們能夠想象退休時的生活比這好得多。
　　但可悲的事實是，根據現行的法律，這些工人中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根本不能從他們養老金中拿到一分錢。每年都有幾千工人突然發現，他們已經跟他們的救濟金完全無關。用拉爾夫•納德的話來說，私人養老金制度是“很多美國人所曾碰到過的最廣泛的對消費者的欺騙”。《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指出，許多批評家把私人養老金描述為一種“殘忍的騙局”。(29)
　　試舉一個在一座冷藏奶油倉庫工作了三十二年的工人的事件為例。在他五十二歲即離他領取養老金最低年齡五十五歲還差三年的時候，公司關閉了這座倉庫。他什么也沒有拿到。阿納孔達銅礦一個因公司縮減生產而遭殃的工人也有同樣的遭遇。他四十八歲，工作了三十年，但他根本沒有拿到養老金。
　　除了年齡和工齡的條件以外，養老金基金（無論是公司的還是工會的）既無保證又不受保護。如果企業破產或合并，基金中沒有足夠的錢。工人們就會喪失養老金。1963年史蒂倍克汽車公司破產時，四千名四十歲至六十歲的工人只拿到公司欠他們的款項的百分之十五。很多人根本沒有拿到養老金。
　　這個單子無盡無休。一個寡婦在她丈夫死后沒有從他的養老金計劃里拿到遺族撫恤金，因為他是五十二歲而不是五十五歲。包括在一項工會養老金計劃之內的一個工人被調出這個工會的管轄范圍，他失去了他的養老金。一家大食品聯號商店承認，從1950年以來，它的雇員有三分之二喪失了他們的救濟金。一家電話公司估計，它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失掉了他們的養老金，其中包括一些曾在那里工作了十五年的人。(30)
　　事實上，很可能的是，即使是包括在計劃之內的工人多半也只能得到他們在增加工資時所犧牲的數額的一部分。這是在整個戰后時期無恥地不顧工人的基本而簡單的需要的最惡劣的事例之一。
　　最后，即使是對于那些在退休時確實既拿到社會保險金又拿到全額養老金的少數人來說，所得的結果充其量也是很平常的。下表列出九種對有三十年工齡的雇工的養老金計劃，它代表各種不同的工業。

1971年私人養老金計劃選(31)

　　公　司　　　三十年工齡雇工　　　每星期總收入——
　　　　　　　　每星期養老金收入　　個人社會保險金平均數和
　　　　　　　　　　　　　　　　　六十五歲的夫婦二人的養老金
　阿摩爾公司　　　　　　45美元　　　　102美元
　底特律愛迪生公司　　　58　　　　　　115
　福特汽車公司　　　　　45　　　　　　103
　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　16　　　　　　73
　國際造紙公司　　　　　39　　　　　　96
　紐約市木工工會　　　　72　　　　　　129
　南部貝爾電話公司　　　40　　　　　　97
　美國鋼鐵公司　　　　　49　　　　　　106
　西部卡車司機（卡車　　47　　　　　　104
　　和倉庫）聯合會

　　夫婦二人的總數可能比上面這些合在一起的數字高一些，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夫婦二人的社會保險金增加了。但與此同時，半數以上的美國工人將拿不到私人養老金。
　　對于很多年老的工人來說，退休實際上是恢復到他們作出極大犧牲以求避免的那種生活水平。許多美國工人在工作三、四十年以后，在同他們開始工作時的狀況極其相似的狀況下結束他們的工作。象失業一樣，這一生活事實不僅只是影響年老退休的工人，而且也影響他的子女，以及每一個當他在美國的工廠或建筑工地做藍領工作時考慮他的前途的人。
　　藍領工人的其他“小額”優惠在其影響方面遠遠不那么深遠，但也值得加以考察并把它同白領工人的這類福利作一比較。在工資照付的假期方面，辦公室職工顯然占有優勢。

　　1970年適用工資照付的假期規定的人數百分比(32)
　　　　福　　利　　　　　　工廠工人　辦公室職工
工作兩年以上享有兩星期或兩　　54％　　　95％
　　星期以上的工資照付假期
工作十年以上享有三星期　　　　66％　　　81％
　　或三星期以上的假期
工作二十年以上享有四星期或　　50％　　　62％
　　四星期以上的假期

　　總的說來，兩個星期是典型的工人階級假期，難得有三個星期。他們的工資照付的節假日也比較少。工人平均享有七點一天，辦公室職工享有八點四天。
　　另一方面，保健規定和保險賠償費也不大相同。大多數在大工廠工作的工人享有由公司支付的住院治療和外科手術保險的待遇。但是，象嚴重疾病醫療保險和工資照付的病假之類“更好的”福利，在辦公室職工中間要比在工廠工人中間普遍得多。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工廠工人由公司支付嚴重疾病醫療費用。而對于辦公室的職工來說，這一比率是百分之四十五。至于病假，能拿到全部工資并且沒有等待期的工廠工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一；而辦公室的職工則有百分之六十四。(33)美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不平等的固定型式在這里也是很明顯的。然而，在象這樣把注意力基本集中于研究工人階級工作上的種種問題和不滿情緒的時候，必然會不知不覺地產生一種曲解，必須加以糾正。這些情況和問題可能使人認為工廠工人的形象好象是郁抑寡歡的機器人——從來不在工作時發笑或面露笑容的傻瓜。例如，如果有人匆匆地巡視一個工廠，那就很容易認為情況就是如此。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這和五十年代所說的“快樂工人”是同樣的曲解。盡管存在著噪音和壓力所經常造成的障礙，人們還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互相說笑，并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在需要協作的建筑業或其他工作中，友好合作一般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即使最壞的環境也無法制止工人尋找辦法去“打破制度”。我的一個朋友和他的同伙一起在裝配線上作調整車輪的工作，他們常常一面干活一面下棋，在每輛汽車之間的空隙走一步棋子。只有在一個工廠呆過幾年的小說家，才能恰當地描述工人階級生活的這一部分：友誼是怎樣發展的，有些“秘密”活動——如把錢押在數字上的賭博（這是很普通的事情）——是怎樣進行的。或者甚至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情，如一個口信怎樣會從一個人發出，經過三個人傳過來，傳到汽車工廠的另一部分，要求從下一輛雪佛萊牌汽車的發動機上拆下一些零件給他，因為他私人的汽車上需要那些零件。作為報答，在對方需要的時候，他提供火花塞。
　　但是，工廠工作這一“未被發現的”方面的最放縱的事例，大概是在一些大工廠的停車場上進行的賣淫活動。我所知道的一種情況是，女人們在午餐時間坐著一輛大眾牌的篷車到來，然后在那天下班時間又回到那里。在某種意義上說，這類事情有點卑鄙骯臟，但同時也是一種瘋狂的任性表現。盡管其中沒有感情，那也是一種方式，宣告他不是機器人，也不是機器，而是一個人。
　　說明這一點，不過是想暗示一下時間倉促的考察所看不到的事情。正如我們在開頭指出的那樣，有許多情況和問題是共同的，但是要懂得這些問題和不滿，唯一的辦法是去了解各個工人和工人階級的各項具體工作。

第二章注：

1．羅伯特．布勞納《美國工業中的對工作疏遠感和自由散漫》(Robert Blauner，Alienation and Freedom in American lndustry，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64)一書是差不多十年前的舊書了，可是在有系統地對不同的工人階級工作情況進行比較方面，它仍是最好的著作之一。它的唯一欠缺是沒有包括機器操作這類工作。他的比較只限于印刷工人、紡織工人、汽車工人和化學工廠工人。
2．彼得．賓曾，《美國的白人城》(Peter Binzen，Whitetown，U．S．A．，Vintage，1970，New York)，第299頁。
3．約翰．海恩斯，《新工人》，載《新世代》，1970年秋季號，第4頁。
4．根據雷金納德．卡特《非勞動活動相對于勞動活動來說不斷增加的神話》一文中的資料，載《社會問題》，1970年夏季號，第60頁。
5．根據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地區工資調查》，公報1660—91，第52頁，表B-1。
6．賈德森．古丁，《裝配線上藍領工人的苦悶》，載《幸福》月刊，1970年7月，第71頁。
7．海恩斯，前引文，第6頁。值得指出的是，國際電氣、無線電和機器工人工會的社會行動負責人所寫的這篇論文即使在今天也是關于青年工人的最好短文。盡管它是在兩年以前寫出的，它是以在幾處城市中實際直接訪問資料為根據的少數論文之一。參閱約翰．麥古金，《仲裁人的好機會》，載《勞工法評論》，1971年10月。
8．這兩處分析都來自威廉．H．利維，《工會車間代表的仲裁和反抗》，載《仲裁雜志》，1972年3月，第22—23頁。
9．巴巴拉．加森，《洛茲城的機器破壞者》．載《哈潑斯》月刊，1972年6月，第68頁。
10．海恩斯，前引文，第4—5頁。
11、喬治．斯特勞斯，《工廠中變動著的力量均勢》，載《勞資關系》，第1卷，第3號，1962年5月，第86—87頁。
12．這四個事件的材料來源分別為：
　　弗蘭克．沃利克，《美國工人：一個受危害的種類》(Frank Wallick．The American Worker：an Endangered Species，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1972)，第157頁。
　　霍默．比加特，《肺病問題來源于賓夕法尼亞州黑茲爾頓鈹精煉廠的災害》，載《紐約時報》，星期日版，1972年10月29日，第58頁。
　　羅伯特．維爾，《受攻擊的石棉》，載《新共和》雜志，1972年7月8日，第13—14頁。
　　勞倫斯和奧爾特曼，《關于難于確診的疾病，醫生有大量工作要做》，載《紐約時報》，1972年3月20日，第43頁。
13．拉爾夫．納德，《疏怠的暴行》，載《民族》周刊，1969年2月10日，第44頁。小費利克斯．貝萊爾，《美國勞工機構在安全問題上獲勝》，載《紐約時報》，1972年4月16日。布倫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頓，《藍領工人和硬帽工人》(Brendan and Parricia Sexton，Blue Collars and Hard Hats, Random-House，New York，1971)，第103頁。
14．弗蘭克．沃立克，前引書，第2、4、7、42頁。
15．同上書，第53頁。
16．同上。
17．《工人的賠償金——救助受傷者》，載《新共和》雜志，1972年9月16日，第12—13頁。
18．例如參閱約翰．萊格特和克勞德特．塞爾文卡，《再談勞工統計》，載《社會》雜志，1972年11／12月，第99頁，以及A．H．拉斯金，《失業——百分之六只是冰山的尖頂》，載《紐約時報》，1972年6月25日，第4組，第4頁。關于保守主義者的看法，參閱詹姆斯．丹尼爾，《五百萬失業者——多么大的危機》，載《讀者文摘》，1972年6月。
19．安．M．揚和科普．米切洛蒂，《1970年度人口工作經驗資料》，載《勞工每月評論》，1971年12月，第42頁。
20．同上書，表4，第42頁。
21．同上。
22．收入資料引自商務部現時人口報告，消費者收入，P—60輯，*80．第118頁，表55。失業數字引自上述揚和米切洛蒂的論文。
23．肯尼思．拉森，《工人》(Kenneth Lasson, The Workers，Grossman，NewYork，1971)，第157、161頁。
24．沃思．貝特曼和喬迪．艾倫，《收入維護，獲得者和支付者》，載萊維坦編，《藍領工人》，第307—14頁。
25．引自《藍領工人世界》，載《異議》雜志，1973年冬季號，第29頁。
26．引自弗雷德．哈里斯，《藍領工人的憤怒》，載萊維坦，前引書，第354頁。
27. 邁克爾．詹森，《美國的養老金制度——一千三百五十億美元的問題》，載《星期六評論》，1972年4月8日，第42頁。百分之五十這個數字見于例如羅伯特．D．保羅，《養老金是一個不會退休的問題》，載《紐約時報》，第3組，第14頁，星期日版，1972年10月22日。
28．彼得．亨利，《有關收入的退休福利金的最近趨勢》，載《勞工每月評論》，1972年6月，第14頁。
29．《納德把私人養老金制度叫作騙局》，載《紐約時報》，1972年5月25日，第65頁，以及《保護養老金的新壓力》，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71年10月11日，第40頁。
30．這些事情見：
　　詹森，前引書，第43—45頁。
　　拉爾夫．納德，《養老金大騙局》，載《進步》雜志，1971年10月，第18—19頁。
　　《私人養老金計劃：國會考慮采取行動》，載《國會季刊》，1972年4月15日，第848頁。
　　《保護養老金的新壓力》，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70年l0月11日，第41頁。
31．亨利，前引文，第17頁，表6。
32．彼得．L．彼得曼，《城市工人的小額優惠》，載《勞工每月評論》，1971年11月，第42—43頁。
3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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