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評析任志強現象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3月6日上午烏有之鄉在北京舉辦的“評析任志強現象”開放沙龍上的發言）

　　舉辦這次開放式沙龍，與大家一起共同探討最近發生的任志強現象，很好。今天到會的有很多的學者和知名網友，有的老師已經發表了對任志強現象的文章。任志強現象不單指任志強，而是由任志強所代表的一群人，他們對習總書記提出的黨媒姓黨置質疑態度。

　　任志強是著名的房地產大亨，網絡大V，在房地產行業的影響力很大，他的一句話就可能左右房屋市場的冷熱。任志強雖然在房地產市場的言論很多，但沒有引起他在質疑黨媒姓黨的言論所上招致的幾乎是一致的反對，這是因為任志強這次的言論涉及到了我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態度問題了。

　　我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任志強現象的出現是一種必然。

　　分析任志強現象的出現，應該說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環境里的一種必然現象。其必然性，一個叫趙磊的先生說出了根源，我完全同意這種觀點，也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說，當前中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沖突起來，打起來了。稍有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常識的同志，都應該知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的。

　　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經過公私合營等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和集體經濟的偉大改革，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服務于這個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我黨建立了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由黨領導一切之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益于兩者的先進性，新中國充分激發了勞動人民的干勁，取得了改天換地般的建設成就。應當說這一時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完全能相互促進，相互匹配，相得益彰的。改開后，在經濟領域，一個基本事實是，公有制不斷被消弱，私有制不斷被膨脹和扶持，直到全面在各行各業推行私有化改革，幾乎完全解散了集體經濟，將公有制經濟擠到了只剩下幾十個大型國有企業的角落里，除此之外，中國經濟遍地已全是私有經濟的天下，在經濟發展要求上，私有經濟的話語權越來越大，同時產生出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以階級的面貌占據了社會經濟領域里的主導權。

　　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一個規律，凡在經濟上占據了主導權之后，必然要尋求更高的地位，最后奪取政治上的控制權，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規律所反映出的社會現實。新生資本既得利益集團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財富，不再僅滿足于吃喝玩樂，開始謀求社會政治地位，追求對社會發展的話語權和政策決策權。這也是兩會代表中富豪逐步越來越多的一個重要原因。來自經濟基礎上的要求強烈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要沖擊到現有的上層建筑了。

　　我國的上層建筑，雖然為私有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調整變化，但從根本上說，不論指導思想、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黨章、憲法，社會主義的色彩還是比較濃厚的，紅色基因已然強大。這就勢必讓那些企圖奪取政治權利的新生資本利益集團分子所不滿，欲必推翻顛覆，以建立為資本服務的上層建筑，也只有最后建成新的完全服務于資本的社會制度，才能從根本制度上保護好資本集團的整體利益。我國的特色社會主義，并不能使他們完全放心。從歷史來看，中間道路是走不通的，不走社會主義，就走資本主義，兩面討好是徒勞的。

　　任志強就是其中的一代表分子，他雖是紅二代出身，但他受益于房地產市場，成了房地產資本家，在現實利益面前，背叛自己的出身是不足為怪的。所以出現在黨反黨的任志強現象，是必然的。

　　有的同志說任志強在黨反黨是一種政治亂倫，也很有道理，但我持有不同意見，因為今天在我們黨內，有一些黨員入黨動機不純，也很可能是植入黨內以圖從內部顛覆我黨的木馬病毒，他們的在黨反黨是談不上政治亂倫的。至于任志強反黨的目的，以他在清華大學的推墻言論，可以判斷他很可能就是木馬病毒。在黨反黨而政治亂倫，其前提應該不是“推墻”。

　　沖突的另一方上層建筑，如果按照十八大之前的狀態走下去，可能遲早會將政治體制改革轉到為資本服務的方向上去，但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大力反對腐敗，重新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強調黨的性質和宗旨，強調黨的紀律和規矩，這就是黨內的私有化既得利益集團的不滿和阻撓甚至對抗，任志強不站出來，也會有別的人站出來。習總書記強調黨媒姓黨，本不是一個特別要求，是一個起碼要求，但是資本勢力清楚的很，在姓黨的背后，是共產黨本性的回歸，是黨方向調整的動作，很可能在姓黨之后，還會有黨姓什么的進一步追問和嚴格要求，到那時，資本勢力的利益就受到了威脅。這應該說是任志強現象發生的深層原因和動機。

　　任志強現象的發生，應該是到了上層建筑主動與經濟基礎發生沖突的一個明朗化的標志。在這場沖突中，誰勝誰負將決定中國未來的前途和命運，是兩條路線和兩個前途的重要選擇。

　　可喜的是，任志強現象出現后，廣大的人民群眾對他的言論進行了廣泛的批判，除了民間聲音之外，來自北京千龍網的官方聲音，是這次發生任志強現象之后的一個最為可喜的變化，就是說對黨員的反黨言論，官方在意識形態上不再默不作聲，不再縱容和放任。民間和官方的合力，使得這次反對任志強現象的聲音第一次占據了主流。

　　習總書記的黨媒姓黨的要求，是順應了群眾的心聲，在以往時期，黨撒手意識形態的松軟管理，造成了社會思潮的混亂，敗壞了社會人心和道德，明曰思想自由，實為混亂不堪，人們與黨離心離德，黨媒黨校中充斥著一些反黨人員和反黨言論，而且還理直氣壯，使真正的共產黨人有處于了地下黨的狀態。以總書記的最高要求為要求，有力遏制了這種反常現象，黨媒黨校等單位紛紛表態支持擁護，這在氣勢上極大地壓制了黨內的、體制內的資本勢力、反黨勢力，在道義上、紀律上他們不再敢明目張膽反對，即使內心反對，也不得掩藏起來，當然，也有一些中間觀風派的跟風倒。

　　第二個問題。經過文革運動，中國人民早已經不是之前的人民群眾了。文革雖然被否定，但是一個歷史事實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民群眾，成了敢于反抗、敢于斗爭的人民群眾。雖然能夠容忍和忍受新的資本欺壓，但是在維護自身利益的關鍵時候，人民群眾是敢于站出來的。人民群眾清楚的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在對黨內外的那些反對黨的性質和宗旨的言行，人民群眾是堅定地站在了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只有擁護和緊跟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人民群眾才有更好的希望和盼頭。

　　任志強將黨性和人民性對立起來，人民群眾看得非常清楚，人民群眾眼中的黨性和人民性與任志強所說的黨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不一樣的，人民群眾理解的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而任志強所說的人民性是一種借“人民”詞語的概念欺騙，拿“人民”說事不過是一個幌子，他所說的“人民”，本質上是不包括廣大的底層人民群眾的，他曾經說過，他蓋房子不是蓋給窮人的，而且他的“黨性”是企圖將我們黨演變成或“推墻”后的資產黨的黨性，不過他所說的“人民性”與他所說的“黨性”也倒是一致的。

　　黨章憲法是防止共產黨變成資產黨的一道緊箍咒，人民群眾握有這個緊箍咒，可以從道統上、立場上、依照規定，有了反對任志強現象的底氣和勇氣，有了使得反對黨媒姓黨勢力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的法理基礎。

　　社會的發展，只有人民，才是推動世界歷史發展的動力。不得不承認這是真理。

　　第三個問題，“人未厭唐德”，“民未忘毛恩”。

　　講到人民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我想起了一段歷史。人的社會，除了科技的一些作用之外，在人的社會中發生的社會現象，很多都會重復發生，只不過時間和表現形式不同罷了。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至于會有哪些會重復發生，是可以發揮人的想象力的(此處略去大段內容)。只談一點，在武則天時期，武則天稱帝改唐為周，并且想將皇位傳給武家，欲立侄子武三思為太子。

　　新唐書有一段記載：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杰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逾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承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于是，仁杰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召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為后，且姑侄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于千秋萬歲后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袝姑。”后感悟。

　　周復歸于唐，這里有兩個因素，先不談廟不袝姑，且說人未厭唐德，也是復歸于唐的民心決定因素吧。

　　中國共產黨風風雨雨、披荊斬棘九十五年，建國六十七年，其中黨和國家、軍隊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給這個黨和國家、軍隊注入了永不可磨滅的人民性，他去世四十年來，人民一天也沒有忘記他，雖然在三十多年的反毛、非毛、妖魔化毛，也只是集中在了一少部分人中，而廣大人民群眾是永遠愛戴和尊敬毛澤東主席的。一年比一年熱的毛澤東熱就是證明。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了我們黨的黨魂，中國人民的民族靈魂和精神信仰，人民軍隊的軍魂。所以，不管毛主席去世多少年，人民群眾永遠是“民未忘毛恩”。

　　人未厭唐德而復唐，民未忘毛恩而干社會主義，這也算是歷史規律所左右下的必然趨勢吧。

　　201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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