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秀云為阻止警察抓走討薪(央視的說法是治安糾紛)的兒子和丈夫“因鈍性暴力致閉合性頸部損傷(頸椎骨折、頸椎間盤斷裂、頸髓挫傷)，而死于急性呼吸循環功能衰竭”。用老百姓的說法就是被“扭斷了脖子”，喘不上來氣，憋死的。

　　周秀云死的很慘。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民警察扭斷了脖子，無法呼吸而死，一慘!還有口氣的時候，醫院近在咫尺，沒得到施救，還被殺害自己的人趾高氣揚地踩住頭發，大冬天躺在冰冷的地上23分鐘，二慘!與丈夫說最后一句話的時候，自己的他被反銬住雙手壓在車底，三慘!臨死前，聽到的是自己最親的人被暴打后慘痛的喊叫聲，四慘!人之將死，還被其它可以伸以援手的“人”，以為裝死，踢來打去，五慘!人之已死，反被搶救，自己成為殺己者洗刷罪責的工具，六慘!死后不得安寧，尸身不得全，肇因不得清，網上受污蔑，七慘!而最慘的是：周秀云受難的全過程，都發生在他最親的人的眼皮子底下。在這個過程中，眼見妻子生命垂危，哀求告訴，反遭肆虐，身如魚肉;思感母親氣若游絲，呼嚎奮身，更歷摧殘，心何煎熬?嗚呼!唯求圣手清蒼天，愿得吉風送秀云。

　　然而周秀云又是幸運的(在寫這句話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殘酷)。因為現代化的、被普及的工具記錄了慘案的過程;因為記錄者躲過了追趕，保留了唯一的證據;因為網絡的傳播效力的不易迅速被控制;因為自己的近親里有懂網絡的人;因為年底討薪的高關注度;因為中央最高層不僅在口頭上，也在行為上開始重視保護人民的利益，使得討薪者至少在制度層面上還能受到保護。

　　可以說周秀云是用生命為代價，換得的事件的解決。而問題的本質是：無論周秀云生還是死，無論事件的肇因如何，都不改變事件本身的性質——人民警察不保護人民還以暴力對付人民，由此也不應該改變事件的處理結果——農民工要回工資，處理違法、違紀的警察。而實際上，正是因為周秀云的死亡、因為周秀云的死亡被暴光，才改變了事件的處理結果。我們有理由想象有成千上萬個沒有被打死、沒有被曝光的農民工，怨沉海底;而從改革開放至今又有多少相似經歷的勞動者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1982年出臺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將乞討者和“其他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人”列為收容遣送對象。該《辦法》同時也強調了收容的目的在于“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被收容者“必須服從收容、遣送”。 1990年代初，國務院《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的出臺，收容對象被擴大到“三無人員”(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無穩定收入)，即無身份證、暫住證和務工證的流動人員。要求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戶口公民辦理暫住證，否則視為非法居留，須被收容遣送。2000年前后，由收容引發的悲劇開始陸續見諸媒體報道。湖南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原黨支部書記郭先禮目睹其中怪現狀后拍案而起，向媒體實名披露收容站違規以收容之名行創收之實。從1996年到2002年間，該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錢的手段，從一萬多名農民身上非法獲利320萬元。2003年3月發生的孫志剛事件的爆發直接導致同年6月，一部為私有化保駕護航而設立、修改、完善并被貫徹執行達20多年的主要針對農民工的惡法被廢止。一個100多萬人口的不發達省的縣級市，6年間從1萬多農民工身上榨取了320萬。那么全國呢?20多年呢?

　　2004年之前，有很多被欠薪者是連討薪的可能都沒有的。那時的一些老板只須用電話舉報一下，被欠薪的打工者就很有成為某些執法者完成業績考核指標的冰冷的數目字。相比于周秀云，他們不但不能理直氣壯地討薪，最終還要東拼西湊，花錢解救自己。如果沒錢，“昌平挖沙子”不就是那時北京警察威脅他們的口頭禪嗎?我相信全國各地還有很多可供“挖沙子”的地方。至于在“挖沙子”期間和“遣返”過程中，他們遭受的磨難，孫志剛的結果是可以成為一個旁注的。孫志剛事件并不是個案，因為到現在還有母親在尋找“挖沙子”時失蹤的兒子，還有妻子打探遣返中至今未歸的丈夫。相比于這些悄然消失、至今無果的失蹤人口，相比于這些失蹤人口中的討薪者，相比于這些討薪者中沒有對警察進行過任何撕扯的人，周秀云又算什么?別忘了，時至今日，全國被拖欠的農民工工資總額，據估算是以千億計的。這是多少背井離鄉者的血汗啊!

　　從改革之初，它的決策者就格外注重頂層設計、制度建設和配套措施，而升斗小民往往對此是遲鈍的，光聽人說“摸著石頭過河”就信以為真。于是乎光拉車不問路，等到車子按既定路線鉆進了人家的胡同無法轉彎，自己也就成了人家的先鋒，不但被驅趕，還要犧牲在前，成為改革血路上涂抹者的顏料。想不干?可以，給你公民自由選擇的權利，但你在經濟上有自由選擇的資本嗎?你能不屈服于大環境嗎?

　　一個總想著“向改革要紅利”的社會是不會尊重勞動者價值的，它的實質就是對勞動者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作用的根本否定。圍繞它的制度、措施的設計無非是為了削弱勞動者的力量作用，減少勞動者的發聲渠道，降低勞動者的政治地位。什么時候勞動者重新站回歷史舞臺的中央，什么時候勞動者的利益才能獲得根本的保障。如果不能，即使將來薪水能夠按時發放，也不代表勞動者的利益就獲得了保障。

　　在寫此文的2015年1月31日，中央電視臺法制頻道播放了一個案例，名《青春有悔》。它講的是：13年前(2002年)內蒙古某縣發生的一起出租司機的遇害案，在13年后靠DNA比對技術成功告破的案子。在這起案子中的三名作案者，就是因為打工拿不到薪水，飲酒后起意劫財，遇受害者反抗，失手將受害者殺死而成為罪犯的。三人中的主犯，成為殺人犯時，年僅16歲。在警察13年后抓捕他時，他還是一個往來于各個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我想以他16歲的犯案年齡，應該不會被判處死刑，但他的一生由此而被毀滅，則是毫無疑問的。在看到戴者手銬、拖著腳鐐指任現場的他時，我真覺得這個可憐的生命比周秀云還要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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