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軍高級將領與意思形態專家們展開了一場有關“顏色革命”的激辯，似有水火不同爐之勢。他們雖然個自言之鑿鑿，我們觀者卻有些摸不著頭腦。昨天，我們還是“中美國”;還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還是“夫妻關系”，今天，怎么突然翻臉了?說美國正在虎視眈眈的在中國培養“第五縱隊”，準備發動對中國的“顏色革命”了呢?

　　雖然有些突然，卻不是空穴來風。所以，才有了這次將軍學者激辯“顏色革命”的話題。

　　其實，這是個老話題。早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就一直警惕西方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毛澤東始終關注西方對中國的野心，不斷地從國內和國外兩方面警告中國人民避免國家改變顏色——演變成修正主義。建國后，毛主席著作的絕大部分都是這方面的論述，直至他去世，都擔心中國人民“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可惜，我們以毛主席“晚年錯誤”為名，統統的放棄了，毛主席的教導，成了書架上一排排故紙，擺在那里，無人問津。

　　今天，我們又重新提起這個話題，于國于民應該是個幸事。

　　不過，無論發生什么革命都是有條件的，“顏色革命”也不例外。那么，中國具備了“顏色革命”的條件了嗎?

　　事物發展變化有內因、外因兩個因素，內因是根本，外因是條件，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也就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說白了：“顏色革命”

　　的發生必須是能達到“里應外合”的條件。

　　“顏色革命”的外部因素確實直逼中國，這是毫無質疑的了。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王海運認為“西方代理人階層在中國已形成”。他在《西方代理人階層在中國已形成》一文中分析了當下中國“顏色革命”為什么可能發生，列舉了包括“西方代理人階層在中國已經形成”等4條原因，稱“一旦顏色革命發生而又未能制止于始發階段，在內外敵對勢力勾連管道十分暢通的現實條件下，完全有可能擴大為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如是，中國的發展環境將嚴重破壞，甚至存在中華崛起再次被打斷的危險。”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約翰•米爾斯海默在《烏克蘭危機錯在西方》一文中說：“西方從莫斯科手里搶奪基輔的終極手段是其價值觀宣傳，以及在烏克蘭等國推動民主進程，通常，西方國家會為當地的親西方組織和個人提供活動資金。美國國務院歐洲和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紐蘭在2013年12月估計，美國自1991年以來已經在烏克蘭投入50億美元，幫助該國實現‘她應有的未來’。作為計劃的一部分，美國政府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提供資金。這家非營利性組織在烏克蘭資助的公民社會項目數量超過60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主席蓋爾什曼稱烏克蘭代表著‘最高榮譽’。亞努科維奇2010年2月贏得總統大選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把他當作眼中釘，于是，該組織加大了對反對派、民主運動機構的支持力度。”

　　香港“占中”事件背后被挖出來的泛民領袖不是同樣接受由美國民主基金會提供的活動資金嗎?而民主基金會對藏獨、疆獨以及流亡海外的民運力量的資助更是公開的秘密了。

　　應該承認，美國確實是操縱“顏色革命”的行家里手。世界上的“顏色革命”，哪一個不是美國操作的?從上個世紀的蘇東劇變，到幾年前中東等地區“顏色革命”，直至最近的烏克蘭動亂，都有美國人的影子。

　　所以，將軍們擔心和憂慮外部勢力滲透、在我國煽動“顏色革命”絕不是駭人聽聞，而是理所當然的了。我們清醒的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憂患意識。

　　應該討論的是：即使確有外部敵對勢力在那兒扇陰風點鬼火，就可能發生“顏色革命”了嗎?

　　外部勢力的影響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可能成為“顏色革命”的催化劑，但絕不可能成為“顏色革命”的發動者和主力軍。所以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有沒有發生“顏色革命”的內因?

　　我們的內因甚至比外因還危險。

　　比如：有良心的愛國人士都看到了國內確有“第五縱隊”存在，都擔心“第五縱隊”里應外合。問題是，這些“第五縱隊”的隊員們都是我們國家養活的寶貝，都是吃共產黨肉，喝老百姓血的國師級人物，有些人甚至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他們就在共產黨的眼皮底下吃里扒外!讓人情何以甚?我倒是想起了鄧小平臨死前說的一句話：“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端起碗吃肉”，肯定不是中國普通的老百姓;“放下筷子罵娘”也不是中國普通的老百姓。

　　比如：我們回過頭去反思一下改革開放30多年產生的社會問題。

　　“砸碎鐵飯碗”，令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不是境外敵對勢力干的吧?

　　取消毛澤東時代公有住房福利制度，逼迫買不起房子的人住水泥管，馬葫蘆，大橋底下——不是境外敵對勢力干的吧?

　　將教育事業，醫療事業推向市場，令應該上學的上不起學;應該看病的看不起病——不是境外敵對勢力干的吧?

　　廢除毛澤東時代的養老制度，讓待養老者自掏腰包繳納“養老統籌”——不是境外敵對勢力干的吧?

　　房地產資本家雇傭打手，燒死護地農民;農民奮起反抗，又燒死打手——不是境外敵對勢力干的吧?

　　富士康“十三連跳”——不是境外敵對勢力干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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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對改革開放30多年糾偏，不解決改革開放30多年的積弊，“群體事件”出現頻率越來越高，參加人數越來越多，發生地域越來越廣，想不發生“顏色革命”也難。再加上國企“混合制”;農村城鎮化，使社會矛盾不斷的積累，加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成為導火索，將“顏色革命”的火藥桶引爆。突尼斯大學生小販被毆打致死就引發了“顏色革命”——一次偶發事件就引起了“顏色革命”。

　　比如：又給日本侵略者樹碑立傳;又給張靈甫建造陵園;北京請來孔仲尼;南京又邀蔣中正……我們自己就在演變自己，自己就在顏色自己。還指責什么外部勢力?

　　因此說，普遍的、內在的社會環境才是“顏色革命”的必要條件，它不依賴于是否有外部勢力的介入——盡管外部勢力的確是催發“顏色革命”的興奮劑。

　　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分割歷史。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如何防止“顏色革命”?習總早已給出了答案：“打鐵還需自身硬”。按著習總的主張，不但“顏色革命”不可怕，什么革命也不足為慮。

　　我倒是贊成王占陽的說法：“如果我們的社會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都富裕了，你怕什么顏色革命?”還應該補充一句：如果中國人民都安居樂業，誰愿意“顏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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