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日，著名經濟學家周新城撰文批判湖北官場對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新自由主義解讀，他說：“利益決定立場，屁股指揮腦袋，不同利益、不同立場當然對《決定》有不同的解讀了。”“概括起來，對《決定》有兩種解讀，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解讀，即從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和解釋《決定》……另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解讀，即從資本家的利益出發，運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分析和解釋《決定》，目的是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推行私有化，使私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進而瓦解社會主義制度。”

　　周先生話音未落，對《決定》的第三種解讀出籠了。網絡上有一篇署名馮勝平的《致信習總：政治走出叢林，軍隊退出政治》的文章，該文明確指出：“兩萬字的文件(《決定》)，通篇不談憲政，通篇皆是憲政，沒有一處贊美共產主義，也沒有一處批判資本主義——仍舊是不講主義，不爭論。”“自由派人士若有共識，應看到《決定》強烈的法制色彩……如果這還不是憲政，我不知道什么是憲政。”毫無疑問，馮勝平是從憲政的角度來解讀《決定》的。

　　我很是奇怪，一個中央全會的決定為什么會產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對立的解讀?

　　大家都知道，文藝作品可以有多樣的解讀，魯迅評《紅樓夢》時就說過：“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經常聽到的“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說的也是這個意思。越是含蓄雋永，越是給讀者(觀眾)留下巨大想象空間(留白)的文藝作品就越是充滿了藝術的魅力。至于文藝作品的解讀為什么會呈現多樣性，頑石還是另外撰文論述吧。

　　我們來分享一個古代笑話。某私塾先生應聘的時候和東家約定伙食標準：“無雞鴨亦可無魚肉亦可青菜一盤足矣”，后來東家每餐供給這位先生一盤青菜，先生很是不滿，認為自己每餐該享有兩葷一素，于是前去責備東家違約，在和東家一番辯論之后，私塾先生不得不接受現實。這中間有什么奧妙?原來古人寫文章沒有標點，怎么斷句就很有講究。這位東家就是在斷句上和私塾先生斗智，先生的想法是：“無雞，鴨亦可;無魚，肉亦可;青菜一盤足矣。”而東家則解讀為：“無雞鴨亦可，無魚肉亦可，青菜一盤足矣。”

　　私塾先生和東家實際上是訂了一個合約，由于斷句的不同，合約的表述產生了不同理解，最終先生吃了啞巴虧。一些現代人利用語言的歧義進行合同欺詐就屬于這種情況。這個故事給我們什么啟示呢?就是實用公文不應該有多面解讀，這是常識。

　　比如，某單位出個開會通知，開會的時間、地點以及與會人員應該明了，不能產生歧義，是早上8點，還是晚上8點，通知應該寫清楚。又比如，法律公文必須嚴謹規范，意思不能模棱兩可，如果判決書上出現“判與不判均可”、“死與不死都行”的表述則一定會成為笑話。一般公文尚且不能有多面解讀，作為中央全會的決定，就更加只能有一種解讀，這是常理。比如鄧完人主導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革的評價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表述就非常清楚明白，絕不可能給人表面上否定實際上肯定的理解(決議正確與否是另外一回事)。

　　為什么去年的這個《決定》能產生這么多不同的解讀?是那些“圣手”(據聞有60多人參與寫作)漢語表達水平欠佳，還是匠心巧用將春秋筆法引了進來?愚鈍的頑石確實想不明白個中緣由。

　　一個美女如果穿戴整齊，神情端莊，大約不至于給人非分之想;倘若她穿得若隱若現，還忸怩作態，頻送秋波，那就難免讓人浮想聯翩……

　　這個《決定》會成為斯芬克斯之謎嗎?

　　20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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