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另類解讀？　　

剛才讀了任天佑的文章，草民直想哭。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個中國人本應有的常識，我上小學時早就知道了，半個世紀來也仍然這么的認為，因為事實終歸勝于雄辯，終歸是難以否認的。說共產黨一黨專制也好，說毛澤東個人獨裁也罷，歷史畢竟如大江滾滾東流而去，那千古風流人物，任由后輩評說，是功是過，不憑三寸不爛，也不由善描之筆。——此小段與題目無涉。　　

張宏良在《胡錦濤七一講話和共產黨重新起航——烏有之鄉上海站建黨90周年研討會講座大綱》中有這樣一段：“我們說，文化大革命創造了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大眾政治文明，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實質，而不是指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否定文革的人，總是控訴文革過程是如何荒謬如何錯誤，盡管這種控訴是真實的，但是，歷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過程，無一不是充滿荒謬和錯誤，如果用過程來衡量革命，歷史上所有革命將都是罪惡的。任何剛剛出生的嬰兒都是骯臟的污穢的，但是沒有一個母親會因此而一棍子把嬰兒打死。英國人沒有因此而打死英國大革命，法國人沒有因此而打死法國大革命，我們為什么要在同樣情況下打死文化大革命？況且，我們講文化大革命，如同法國人講法國大革命一樣，只是要繼承和發揚其精神，而不是要復制革命。”草民以此將其理解為文革的另類解讀。　　

上海現任市委書記俞正聲同志今年在給五千名大學生上黨課時，回答了關于文革的提問，他說：“我認為他（指毛主席，草民注）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找一種錯誤的道路。”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話至少表明，搞文革自有積極的一面，比如動機無可厚非；又肯定地說明，文革最終還是搞錯了，毛澤東在“無可厚非”的動機下“尋找的道路是錯的”。這也是應了民間“好心辦壞（錯）事”的普遍通俗說法。所以，俞正聲同志是客客氣氣地解讀和否定了文革，因為誰會愿意跟著走一條錯誤的道路呢？　　

張宏良作為左翼旗幟性人物，在中共誕生９０周年之際，也為我們又一次解讀了文革。草民將其稱之為“實質與過程分離論”。那么，什么是文革的實質？張宏良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創造了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大眾政治文明”。對此，卑微的草民是十分地認同的。而文革的過程呢？張宏良說：“否定文革的人，總是控訴文革過程是如何荒謬如何錯誤，盡管這種控訴是真實的”，又說：“歷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過程，無一不是充滿荒謬和錯誤，如果用過程來衡量革命，歷史上所有革命將都是罪惡的。”上述的話語簡潔明了，無需思考便懂其意。我們暫且擱置文革，說一說歷史上的新生事物。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歷史上一大新生事物，法國無產階級走在了前面，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盡管只是雛形）——巴黎公社，但它誕生的過程如何呢？答案是使用了革命的暴力，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語）”巴黎公社失敗后，一度被打倒的資產階級自然對它進行了憤怒的控訴，而鎮壓巴黎公社的整個過程自然也是極其殘忍血腥的。再說說咱們自己的國家，辛亥革命的實質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的過程頗具喜劇性，但也看不出有多少的罪惡，咱就不多說它了。但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卻不得不說個透徹，因為１９２１年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在中國開天辟地的新生事物，她要號召被深壓在三座大山之下的中國人民起來革命，走向光明的未來。這不是一樁易事，自１８４０年以來，中國早已國不像國，民不聊生，落后潦倒，非傷筋動骨而不能恢復生機矣。之初中共也是文縐縐地干，毛澤東不是當了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么？陳獨秀也是個文斗喜好者，著書立說，宣傳馬列，以為足夠矣。然而，蔣介石終于扯下了革命的假面具，揮刀舉槍指向共產黨人，殺了個酣暢淋漓，把共產黨趕到了懸崖絕壁。也只有到了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被當今“文明人”喝斥批駁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問世了。于是乎，“罪惡”的革命過程開始了。（改開后曾有當初被共產黨鎮壓的老惡霸地主的孫子質問共產黨的干部：“為什么要槍斃我的爺爺？”）“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其間難免夾雜著必要的暴力行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為了達到共產黨鬧革命的目的，從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起，中國共產黨也開始了跟國民黨以刀對刀以槍對槍的你死我活的較量。國軍殺紅軍，紅軍殺國軍，其中必有一軍是正義的，至于誰正義，草民也狡猾一下，讓給蔣氏的信徒們去說，讓別人說話，天不會塌嘛。共產黨的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戰略大轉移，行程兩萬五，北上去抗日，馬背上馱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全民族的抗日烽火也從此點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共產黨的努力下建立了。抗日戰爭對于中華民族來說也是一種新生事物，因為中華民族從未遭受過如此大規模和如此野蠻無道的侵略，八國聯軍入侵時人數不過是區區兩萬之眾，而日寇入侵則是黑壓壓一片，它旨在吞噬全中國，奴役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殺光燒光搶光，便是近代倭寇侵華的過程，自然是萬分罪惡的。但反過來，咱暫不談正義與非正義，抗日殺鬼子也是很“殘忍”的。八路軍用大刀片削掉了鬼子的腦袋，用刺刀穿透了鬼子的胸膛，用石塊砸得鬼子腦漿飛濺；民兵們的地道戰，讓鬼子到處挨槍子，死得不明不白，鬼子進了村子就如同進了死亡之地；地雷戰，是民兵們創造的又一種戰法，它的“殘忍”度遠比地道戰來得更高，一聲巨響，便將鬼子的軀體炸得粉身碎骨，成為一灘灘碎骨爛肉。這真所謂是以針尖對麥芒，以死亡對死亡，以不怕死對武士道。最后，我們實現了“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目標，誓死捍衛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嚴，這就是抗日戰爭的實質。抗日殺鬼子的過程，“罪惡”嗎？……　　

然后進行的人民解放戰爭，也是一個驚心動魄的過程，共產黨的部隊把國軍打得魂飛魄散，國軍里頑抗的被消滅，識時務的或起義或投誠，蔣介石眼見大勢已去，罵著“娘希匹”，哀嘆著逃到孤島臺灣去了。毛澤東的確是夠“殘忍”的，動用文房四寶，寫了１９３份電報，指揮他的百萬精兵強將打了三大戰役，便致使幾百萬國軍灰飛煙滅。捷報傳來之時，衛士發現毛澤東白了一根頭發。那么，若用“過程罪惡論”來理解人民解放戰爭，能說得通么？當然，毛澤東﹑共產黨的敵人，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是一定會深惡痛絕于人民解放戰爭之整個過程的，因為那是舊中國的一個噩夢，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一個噩夢，美帝國主義的一個噩夢，自由世界的一個噩夢，所有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們的一個噩夢！而噩夢，常常總會揮之不去。　　

幾千萬先后倒下的革命先烈們，是否會懷疑自己真的參與了中國革命的“罪惡過程”？草民不知道。但有一點是明確無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整個過程的必然結果，于情于理，我們總不能說，新中國是由“罪惡”的革命過程誕生的。　　

草民作文，顛三倒四語無倫次，萬望寬恕。毛主席說他一生干了兩件事，其中第二件事就是發動并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稱為大革命，我想，是因為它發生在幅員遼闊的中國，是因為它涉及了方方面面，是因為它傾注了對中國未來的前途與人民的關注和關愛，這么說是對是錯，草民自己也很糊涂，實話實說。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曾對ｌｉｎｂｉａｏ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草民當然不信“句句真理，一句頂萬句”之類的馬屁話，那么對于文化大革命是“內亂﹑動亂﹑浩劫”之類的判定，也同樣是不屑一顧的。我有幸目睹﹑經歷并參與了文革的全過程，從第一張學校內的大字報，到敲鑼打鼓慶祝粉碎“四人幫”偉大勝利的大游行，整整十年光景，似夢非夢，至今日依舊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文革，究竟有多荒謬有多錯誤？這就來說說我的眼見之實吧。　　

文革的來勢確實是很兇猛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今天的覆蓋了昨日的，明日的又覆蓋了今天的，這樣日復一日一層層地覆蓋上去，待到足足有了幾寸的厚度，才揭下來處理了。那大量大字報大部分的矛頭所向，當然直指黨政干部，揭露出來的問題什么都有，是真是假憑肉眼自然是看不出來的，但一則無風不起浪，二來誰又跟誰前世還是今生有仇啊？用大字報的形式享受政治民主的權利，積極監督黨委和政府，了解反修防修的重要與必要性，老百姓是十分樂意的，盡管有時候也有些誤“傷”，但主流大方向是對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澤東語）”而相信群眾、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恰恰是毛主席所一貫倡導并努力推行的共產黨的工作作風。反過來，假如把老百姓看作什么也不懂的會說話的勞動工具，片面地強調“輿論監督、法律監督和機制監督”，動輒就大禁菜刀，層層慎密檢查，命老百姓限時離開自己的居所，生生地把黨政自身、把本來是老百姓的歡樂之日與老百姓活活地相隔離了。從害怕老百姓，到壓制老百姓，再到任意欺負凌辱老百姓，這種反常的、與社會主義制度性質格格不入的現象，自文革結束后不久至今，已經達到了頂峰造極的地步。阿Q固窮固愚固不爭，但也痛恨趙老爺、假洋鬼子，也想革命，更何況新中國的老百姓乎！所以，寫大字報張貼出去實在算不得“罪惡”。再回到文革歲月。1967年本地連續百日大旱，早稻嚴重減產，晚稻顆粒無收，但文革仍在繼續。鎮上沒有餓死的人，大字報還在張貼，工廠還開著，商店還開著，我還在上學。與以往所不同者，晚上的大街比文革前熱鬧了很多，人們都在看大字報，也看光芒四射的彩牌樓，邊看邊議論紛紛，人們的臉上看不出有什么被“浩劫”了的神色，有的只是談笑風生。到了1968年，形勢有所不同了，因為形成了兩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也叫保皇派），兩派的對立很尖銳，“文攻武衛”就是那時候提出來的，其中的“武衛隊”都有不少的武器，機槍沖鋒槍步槍手榴彈都有，但毛主席及時地發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這年的早稻已可開鐮之時，縣城傳來一條消息，說保皇派要奪權，對此本鎮貧下中農憤憤不平，為了“不吃二遍苦”，他們組織了成千人的隊伍連夜開赴縣城，只是在目的地前的公路上被架設在那里的機槍嚇了回來。這些說起來是有些可嘆，但又說不上是“罪惡”，它至少說明貧下中農的階級覺悟政治覺悟其實是不低的，正如當時一個貧農所言，天變了，早稻就是收割回來，也不是我們的了。這年的秋季，我進入初中讀書，學校里當時有三個被批判、批斗的對象，原校長呂某是“走資派”，是被批斗的對象，另兩個是教師，一為“歷史反革命”，解放前曾任某區三青團骨干，全校就數他的工資最高，月薪60多元，他沒被逮捕入獄，依舊教他的書，給我們上課，晚上寫交代材料，到時候接受師生們的批判；一為“企圖投敵叛國分子”，這是一頂虛帽子，因為查無實據，他也依舊教他的物理，我很佩服他，因為他很聰明；他是紹興籍，大家都把他叫作“紹興師爺”。也因為我拒絕發言批判他，故被擼了學生高干的“官職”。學校就是學校，我們學習各個科目，也開運動會，參加軍訓，吃米糠餅番薯糕咸菜湯憶苦思甜，米糠餅番薯糕管夠，盛在水桶內的咸菜湯更是富裕，每個小組點燃著一支蠟燭，我們聚集在大禮堂內。諸位覺得好笑么？今天聽來我也覺得確實有點好笑，但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因為，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今天的情景大家不是都看見了嗎？而且，盡管確實有點可笑，但絕對夠不上是“罪惡”之舉，反倒是提高我們學生階級覺悟的一條途徑，一種辦法。毛主席說“不破不立”，既然校長已被打倒，原管理班子已經癱瘓，而學校不管理是不行的，于是就民主推選教師及學生（紅衛兵）代表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名曰“革命大聯合委員會”，設主任一名（教師代表），副主任兩名（教師、紅衛兵各一）；大聯會又接受工農管理學校小組領導和監督。工農管理小組負責人說，教書和讀書的事情就由你們大聯會決定著辦吧。這些就是“否定、批判文革派”所說的“造反奪權與外行領導內行”。而事實上，大聯會成員是全體教師學生推選出來的，又得到了工農管理小組的認可，所以有何不妥，又何罪之有呢？放眼社會上，很奇特的一點是，風氣比以前更好了，何因呢？文革是群眾運動，強調群眾性管理，這樣一來，五類分子自不必說了，平日里蠻橫不講道理，喜好動拳弄腳的人也老實起來了，就怕被武衛隊叫去訓誡一頓。社會上的封建迷信活動也停止了，就連老太太們也只能在自己家里呢吶著念經，四人或八人聚集在一起朗聲念經已成為過去，道士們也失了業，這就是“批文革者”所言的“紅衛兵破壞傳統”之一“罪”也。鎮上確有幾個職業的“文革人”，來自工廠、生產大隊和居委會，拿的是工廠的工資，大隊的工分，沒有揮霍納稅人的一分一毫。這跟“改開人”爭搶全民所有的財產是有著天壤之別的。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黎陽曾經這么引述過的。回頭再講一件1967年的事情。其時我所知道的單干農民還有兩位，其中一位有家有妻有兒女，還養著一頭耕牛，另一位則是單干單人，耕田時用人力掏，灌溉時用人力小水車搖；兩個單干都本本分分地種著田地。該年，單干單人的那位59歲，半年前“收養”了一個16歲的女子，但她不幸懷孕了。大隊造反派會同老干部召開了對他的批判會，規模百來人，老單干被人們圍著站在中間，交代道：“說做女兒那是騙騙人的，實際上是做我的老婆，……”大家都以哄堂大笑對待之。老單干86歲過世，那時兒子已也27歲了。以此說明，文革時期我們鎮上是很人道的，而在倒算文革時，被判被關被隔離者，那就多了去了，簡直是不人道得很。　　

文革時期“四大”的實質，就是民主。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大大地有別于虛假的美式“民主”，偽民主派喋喋不休地詆毀和反對“四大”，取消“四大”，原因就是“四大”太厲害了，所以就用所謂的法律形式禁止了“四大”，看看今朝的官場，便能知曉失去了人民大眾的有力監督，后果是多么的嚴重。　　

文革時期，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是在十年文革的絕大部分時間里革命與生產雙不誤的根本原因。農民們深知不種田地就沒有收成，所以農民們依舊勤勞地種糧植棉養雞養鴨養豬養羊，除了養活自家，也為社會主義大家庭做著力所能及的貢獻。那時從上海等地來了不少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本鎮也成了其們的第二故鄉，至今仍有一部分留在這里，兒女當然進城去了。農村需要知識青年，知識青年更需要經受農村勞動的鍛煉，否則，把韭菜當作麥苗，以為生姜是長在樹上的笑話還將持續下去；不下田下地磨出兩手的老繭，就不知道農村天地的廣闊，農民的偉大與艱辛。知青的上山下鄉，又是“怨男怨婦”們咀咒文革的一大“證據”，但殊不知，離開了農村和農民，“改開”將如何進行？血汗工廠將何以為繼？城里人又將何以安逸地生存？　　

草民將入老齡，每每回憶起文革歲月，不禁常常潸然淚下，一場偉大的群眾性大革命運動，不想被“文人雅士精英賢達”描繪成“罪惡”的“浩劫、動亂”，仿佛那時就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頭，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草民談文革，無非就是談談所見所聞，而以所見為主。關于文革深層次的意義，以及高層爭論等重大問題，草民（們）一般是無能力深刻理解與知曉的。與其說十年文革是一場“浩劫”一場“動亂”，不如說是一場人民群眾自我教育、自我革命和捍衛紅色江山的偉大新革命運動。人民群眾不是阿斗也不是阿Q，能從細微處感知到社會的冷暖安危。比如，文革前期L鎮第一次迎來了駐軍部隊，駐扎在鎮子南首國道南鄰的半山腰上，山頂安置了雷達設備，架起了高射機關槍。這給L鎮帶來了很大的變化。擁政愛民的場景真真切切地呈現在了我們的面前，擁軍犒軍有了眼前的對象，軍訓有了身旁的教員，民兵有了親切的軍哥，節日的汽車站有了忙碌的活雷鋒，孤寡老人有了異姓的兒子，敬老院里響起了更加歡樂的笑聲。在那個時候，鎮上沒有異樣，只有安定與祥和。部隊指戰員還參加農村勞動，幫助生產隊收割稻麥，成了貧下中農的貼心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所以，在我的眼里，L鎮那個時候不荒謬，沒錯誤，更不“罪惡”。　　

針對文革破壞文物的問題，就本鎮而言，草民也要說上一、二。鎮上的國立中學內曾有一座天香亭，它緊依山麓，不算大，但卻小巧精致，門前有一棵需要三人合圍的香樟樹，臺階兩旁各有一顆高達二十多米的梧桐；在學校的不遠處有一座三官殿，屬于國有公房。它們是L鎮的文物建筑，若照改開派的意思，應該在文革中慘遭“浩劫”而蕩然無存了，但事實恰恰相反，天香亭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拆掉，原地基上建造了宿舍；三官殿成了校辦工廠的廠房。這總與“破壞文物”的紅衛兵無關吧。最近倒爆出了故宮內宋代瓷盆（？）破碎的新聞，此真乃喜劇也。　　

是的，文革已經漸行漸遠，也將離我們越來越遠，但是，從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一路走來的人，決不會忘卻那一段歷史，直至生命的終結。對待文革，有的人至今仍咬牙切齒，恨不得“挖”出來痛鞭其“尸”；有的人心情復雜，說不清也道不明，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人和稀泥，幾成肯定幾成否定；有的人跟著精英賢達瞎嚷嚷湊著熱鬧謾罵之；有的人擁毛反文革；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奧巴馬先生在和平獎領獎會上有一段精彩的話，他說：“鑒于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晤似乎不可饒恕——但是，這確實幫助中國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千百萬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并與開放社會建立了聯系。”這是一個美國“和平”總統對中國文革的解讀，他讀出了“文革的種種恐怖”，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似乎也印證了文革過程及結果的“罪惡”。但他同時也犯了中國精英賢達們的忌諱，竟把中國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的功勞都算在了毛澤東的頭上。可有一點是奧巴馬沒有意識到的，因為解讀文革，就如同解讀《紅樓夢》（在此不是簡單地拿《紅樓夢》與文革相提并論），各人有各人的見解，立場不同，觀點也就不同；方法不同，著眼點也就不同；思想不同，結論也就不同。假如一解讀就一懂百懂一通百通了，那么，文革就不成其為文革，《紅樓夢》也不成其為《紅樓夢》，關于文革史、紅學的研究也就可以終止了。世上哪有這么便當的事情啊。　　

關于文革，一百年之后仍然會爭論不休，那自然是后人們的事情了。在今天，我還是弄不懂文革的正面價值究竟有多巨大，或者負面價值究竟有多巨大，當然，我相信文革的價值肯定是正面的，現今官場的普遍性腐敗也似乎在反證文革的正確與必要。那么如何理解“歷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過程，無一不是充滿荒謬和錯誤，如果用過程來衡量革命，歷史上所有革命將都是罪惡的。任何剛剛出生的嬰兒都是骯臟的污穢的，但是沒有一個母親會因此而一棍子把嬰兒打死。”的觀點呢？草民以為，如果“荒謬、錯誤、罪惡”的含義是反面的，此觀點成立，反之就不能成立。母雞孵雞子的過程為什么見不到一絲的“荒謬、錯誤、罪惡”？因為母雞孵的是雞蛋，不是石頭，合情合理的過程產生出合情合理的結果。剛出生的嬰兒決不“都是骯臟的污穢的”，“骯臟的污穢的”只是嬰兒身上的附著物；而且，十月懷胎之過程本身就是光榮神圣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天地之間人為貴。””[（毛澤東語）　　

綜上所語無倫次的簡述，我想說，“過程荒謬、錯誤、罪惡論”可以算作是一切新生事物的另類解讀，這其中自然包括文革的解讀。　　

                                            2011.08.04—05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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