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群體，無論在思想觀念上還是在利益結構中都呈現出顯著的分化。

　　幾年前，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曾用“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指認那些“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的知識分子。他還提醒道，“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這是對當代知識分子的一次深刻解剖，也是對當代知識分子問題的強力破題。

　　知識分子理應承載民族的良心和理想，理應取義忘利，但部分知識分子功利主義的傾向，顯然與這一理想人格背道而馳。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知識分子群體不以言利為恥、關注物質生活的改善無可厚非。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有人卻已然將知識甚至理想視為市場中可以兜售的商品，沽名釣譽，嘩眾取寵，以博取升官晉級發財的機會;有的借助自身的學術領導地位壟斷學術資源，巧取豪奪，大獲其利。這群人名義上關注的是公共事務，但落腳點無一不停留在對自身利益得失的考量上。儼然一副學官商合一的樣子，不僅與西方視野中的知識分子概念有本質區別，也與中國古代“士”的精神差之千里。

　　也有部分知識分子，沒有像“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那般墮入紅塵，而是選擇在改革的大潮前做犬儒。針對學術界的犬儒主義，有學者曾發表題為“學術犬儒主義應當緩行”的評論，文章指出，這部分知識分子標榜罪惡都是別人的，與我無關，而我則玉樹臨風，紅塵滾滾而清者自清。去批判化和去思想化，是學術犬儒主義的當下寫照，正是這一特點塑造出知識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明知是非卻不管是非，明曉利害善能趨利避害。雖然貌似清高，拒絕合作，心里打的還是功利主義的算盤。還是這位學者不無辛辣地寫道，對世俗的全盤否定與對世俗的照單全收，其思想方式是一樣的，二者都沒有確定的價值標準。正因如此，學者可以明碼出售，被買入的學者作為學科帶頭人就是拿項目;一旦項目來臨時，則先是為分配爭斗，后就是為報銷發愁。

　　當下以精英自居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但這些“精英”們能否名副其實，恐怕要打上個問號。有的“精英”愛以大眾救世主面貌出現，以高傲的姿態俯瞰大眾。有的“精英”信口開河，發出的一些言論不僅理論根據不足，而且缺乏基本常識。有的雖然一副為中下層民眾代言的姿態，但表里不一，思想和行為已嚴重脫離大眾;有的則公開跳出來為異化的權力和欺壓勞動的資本代言和辯護。

　　這些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精英意識，是功利主義的另一種典型表現，真正內心忠實于大眾和勞動的知識分子，不會有所謂精英的意識與做派。不得不引起警惕的是，一些所謂知識精英與干部隊伍中脫離群眾的一部分人以及部分資本的所有者，已經組成與大眾相對立的精英集團。他們相互唱和，試圖影響中國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在智庫建設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如何有效抑制精英主義傾向，堅持大眾主義立場，就成為一個嚴重而緊迫的現實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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