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賈大山這個名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上。賈大山1997年因病去世,時隔十七年成為媒體熱點,頗值得玩味。論官職,賈大山1982年曾任河北省正定縣文化局局長,官職并不高,后來擔任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嚴格來說不算正式官職。論作品,賈大山1978年因《取經》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說實話,獲得此獎充其量只能算文壇新秀,賈大山后來并沒有發表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作品。媒體關注賈大山,是因為今年1月《光明日報》刊發習近平《憶大山》一文,這篇文章并不是新作,而是刊發于1998年。為何在這個時候重發十幾年前的舊文章?有人說這是要體現當今領導人的“禮賢下士”,我認為并非如此。習近平與賈大山密切交往時,只是擔任河北省正定縣縣委副書記、書記。以當時的情況看,兩者級別差距并不大,賈大山當時的社會名氣可能還更大些,所以談不上“禮賢下士”,更應該說是趣味相投的平等交往。因此,媒體從今年年初開始關注賈大山,我認為另有含義。
有意思的是,這幾天,一個名叫李小文的人突然走紅網絡。如果不做介紹,絕大多數人未必知道李小文是干嘛的。李小文走紅網絡是因為一張照片,他頭發凌亂,蓄著兩撇胡子,面龐身形消瘦,一身黑衣,光腳穿著黑布鞋,低頭念著稿子。咋一看,以為是個底層老頭,或是個村干部,一看介紹才知道,李小文是中科院院士,有一大堆令人震驚的頭銜:美國博士,中科院遙感所前所長,北師大遙感科學院名譽院長,博導,幾何光學創始人,國內外遙感領域頂級專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等等。賈大山和李小文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讀書人受到媒體關注,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李小文網絡熱照
讀書人又稱知識分子,政府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在近代中國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流行觀點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對知識分子不夠友好。這個觀點未必站得住腳,毛澤東早就提出要團結黨外知識分子,并且身體力行。但是,改革開放以后,輿論圈里“知識分子受委屈”、“知識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等流俗觀點已成普遍趨勢。因此,一句借古諷今的話大行其道:“千萬不要得罪天下讀書人”。這一觀點與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觀點結合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改革開放以后的知識分子政策。一方面,周恩來在1956年提出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觀點被進一步確立,另一方面,對于知識分子中的“異見”人士,很多都采取“養起來”的措施,確實體現出生怕“得罪”讀書人的心態。
對于知識分子中不同觀點、不同意見采取息事寧人的政策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不爭論”的前提下,中國政府集中精力搞發展,中國社會快速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面對如何進一步發展,如何保持發展動力,如何確立未來發展目標,不同意見的爭論日益加大且尖銳,一些極端、過激的言論和行為屢見不鮮,有些甚至走向以造謠、傳謠、操控輿論的手段試圖在中國實現“顏色革命”、“花朵革命”的對抗。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要繼續深化改革。為了讓改革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改革與穩定就需要形成適當的共生、共存關系。然而,某些對于改革目標、改革手段的不同意見借助部分形成利益共同體的知識分子,試圖以輿論左右改革,甚至試圖破壞改革與穩定的共生、共存關系,試圖更大限度地實現“利益集團夢”,阻礙實現屬于全體民眾和國家整體的“中國夢”,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的“負能量”。因此,中共十八大后,對于網絡謠言依法采取了治理措施,對于一些不利于大局的極端過激言論也限制了傳播范圍。于是,有些人又搬出“千萬不要得罪天下讀書人”的論調,認為十八大后新一屆領導失去了知識分子的支持。他們把自己等同于“天下讀書人”,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民心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訓被他們用來標榜自己,仿佛沒有他們這些知識分子的支持,未來中國的命運將岌岌可危。于是,曾經為知識分子大面積平反的領導人被歌功頌德,成為借古諷今的道具,仿佛善待知識分子就應該等同于無條件地溺愛、寵愛知識分子。
由此我們再來看賈大山、李小文被媒體關注的現象,便會有一些新的理解。它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真正的讀書人,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是什么樣的?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政府究竟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媒體關注這兩個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未必有明確的答案,但是,有一些東西我們可以看出端倪。例如,賈大山做了9年縣文化局長,局里盡然沒有一筆吃喝賬;賈大山經手上千萬的文物修繕費用,竟沒有一分錢不合理的搭車開支。李小文作為有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其淡泊名利、不修邊幅的形象,似乎就是“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最好的注解。
知識分子如何修身立命,知識分子與政府應該是怎樣的關系,是另一個龐大的話題。就當今輿論來說,某些人經常列舉民國政府時期知識分子待遇如何好、地位如何高,其矛頭所向就是中國共產黨。但這種指桑罵槐并沒有說服力。蔣介石的確優待了很多大知識分子,但是,優待大知識分子就等于真正擁有民心民意嗎?蔣介石政權最終不仍然被民眾拋棄了嗎?知識分子問題的確是中國需要認真對待和解決的大問題,但解決方案絕不只能是某些人的高調主張。賈大山、李小文這兩個例子,給了知識分子和政府兩方面都共同認真思考這一問題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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