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藝謀超生”折射出的三大問題

　　——決不是一種危言聳聽

　　據(jù)媒體報道，張藝謀終于“認罰”。2014年2月7日，他已向無錫濱湖區(qū)計生局繳納了“計劃外生育費及社會撫養(yǎng)費”(“超生罰款”)人民幣7，487，854元。至此，自2013年5月以來被媒體曝光、熱炒，歷時8個月的“張藝謀超生”事件終于畫上了句號。

　　張藝謀何許人也?答曰：以導演“國丑”影片《紅高粱》而成名的“世界級”名導，一個曾獲得過美國波士頓大學、耶魯大學“榮譽博士”光環(huán)的人物，他無疑是“改開”以來公認的頂級“名人”、“精英”。

　　“名人”、“精英”者，按照“公知”們的定位，理該是社會的模范公民，守法的標桿，道德的楷模。可是，偏偏是這樣一個“公眾人物”，不僅在2001至2006年長達六年時間里，一直無視國家“婚姻法”與“計生法”的存在，可謂無法無天地連續(xù)“非婚”誕生子女三名;且在事件曝光后，仍躲躲閃閃，拒不承認。直至社會輿論嘩然，被媒體“曝光”到“曾有四個妻子七個孩子，被網(wǎng)友們笑稱‘葫蘆娃的爸爸’，甚至還有人爆料他還有第八個孩子”后，這才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通過“工作室”發(fā)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張藝謀與其妻陳婷的確育有兩子一女，愿接受無錫計生部門調(diào)查，并依照國家規(guī)定接受處罰。”(以上引文見《“百度·張藝謀超生事件”》條)

　　張藝謀最終承認了違法超生事實，表示愿意“依照國家規(guī)定接受處罰”，并繳了748萬多的罰款。人們一般認為，張已真心認錯、領(lǐng)罰，態(tài)度轉(zhuǎn)好了。殊不知，情況并非如此。

　　據(jù)《華西都市報》引張藝謀新片《歸來》劇組方面人士獨家透露，“收到《決定書》后，張藝謀夫婦面對如此巨額罰款數(shù)額，剛開始心中也有些不服，打算申請行政復議，但張藝謀擔心如果申辯，如果不提前繳清748萬超生罰款，許多媒體會對此事沒完沒了炒作下去，嚴重影響他的電影事業(yè)，于是，最終決定認罰，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訴訟，提前繳清罰款。希望以此早日平息這場風波，安心做電影”，如此而已。

　　一句“希望以此早日平息這場風波，安心做電影”的內(nèi)心直白，充分證明：張的“認罰”，不是發(fā)自內(nèi)心，而是出于無奈，是心猶不甘的。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極大的遺憾。不過，話說回來，在當今“金錢拜物教”盛行，崇洋迷外世風彌漫之際，像張藝謀這樣的“精英”，愿意把孩子生在國內(nèi)，讓他成為“中國人”、不移民國外也算是“阿彌陀佛”了。

　　應(yīng)該說，“張藝謀超生”事件是落幕了，但這一事件卻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一些嚴重問題，卻是發(fā)人深省的：

　　其一，社會貧富兩極分化之嚴重。

　　以往人們只籠統(tǒng)知道，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嚴重，但對多數(shù)人來說，缺乏具體感性的、科學的認識。如今，“張藝謀超生事件”向社會公眾提供了一只被解剖的“麻雀”。它讓人們初步了解到“精英”們的收入情況。

　　無錫濱湖區(qū)計生局對張藝謀作出“超生罰款”的依據(jù)是，按2002年起執(zhí)行的《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guī)定：非婚生二胎及以上的，社會撫養(yǎng)費征收應(yīng)按孩子出生前一年城鎮(zhèn)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倍至八倍繳納。此外，其實際收入超出當?shù)爻擎?zhèn)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二倍以上的，還要再繳納一倍至二倍的社會撫養(yǎng)費。

　　張藝謀的三個“非婚”子女，分別出生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這樣，就需要：

　　1、確定2000年、2003年和2005年的無錫市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職工年平均收入)，然后乘以“五倍至八倍”計算;

　　2、確定張藝謀在這三年中的實際收入，其超過“人均可支配二倍以上以上”部分，再乘以“一至二倍”計算;

　　把1、2項計算得出的數(shù)字相加，即為“超生罰款”的具體數(shù)額。

　　無錫濱湖區(qū)計生局調(diào)取張藝謀(陳婷無工作、無收入)名下三個銀行賬戶在2000年、2003年和2005年的流水記錄，查清了張藝謀這三年的實際收入。最后認定：

　　1、根據(jù)無錫市統(tǒng)計局公布的《無錫市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顯示：2000年、2003年和2005年無錫市城鎮(zhèn)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603元、11647元和16005元。

　　2、張藝謀在2000年、2003年和2005年的實際收入與“超生罰款”計算分別是：

　　*2000年，張藝謀年實際收入為2760元(作為廣西電影制片廠名譽廠長，每月工資230元，全年共計2760元)低于當年無錫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03元，按三倍征繳，即：8603元×3=25809元”;

　　*2003年，張藝謀實際收入約為106萬元(包括拍攝某廣告酬金100萬元、執(zhí)導《印象·劉三姐》勞務(wù)費6萬元，以及廣西電影制片廠工資)。按基本標準11647元的八倍征繳，同時對其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還要以二倍征繳，即：11647元×8+(1060000元-11647元)×2=2189882元;

　　*2005年，張藝謀實際收入約為251萬元(包括《圖蘭朵》巡演補助費約56萬元、執(zhí)導《印象·劉三姐》稅后收入161萬元、拍攝某廣告稅后收入34萬元以及廣西電影制片廠工資)。按基本標準16005元的八倍征繳，同時對其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還要以二倍征繳，即：16005元×8+(2510000元-16005元)×2=5116030元。

　　以上三項合計，即：25809元+2189882元+5116030元=7487854元。

　　看了上述內(nèi)容，人們自然會對2000年張藝謀的實際收入產(chǎn)生懷疑：作為一個國際級的著名導演，這一年他的收入居然只有2760元!竟比無錫人8603元的年平均收入還少5843元!僅有一份“廣西電影制片廠名譽廠長”的兼職工資，每月為230元，你信嗎?那么，這一年他的主業(yè)是什么呢?怎么就沒有主業(yè)收入?難道這一年他導演的影片《幸福時光》，只是一種單向的“公益”性的“義務(wù)勞動”嗎?另外，作為一位專業(yè)導演，他所導演的作品多達數(shù)十部之多，幾乎每年都有成果問世。可是在這三年時間里，怎么只能得到《印象·劉三姐》一筆報酬(稅后收入161萬元)?

　　去掉2000年明顯不可信的這一年的數(shù)據(jù)，即便是只可能是被低估的2004年和2006年，張藝謀的年收入也在106萬、251萬以上。記住，這可是近十年前一位中國精英的收入。反觀當時中國普通農(nóng)民的收入，簡直不敢設(shè)想。

　　據(jù)2011年11月，國務(wù)院新聞辦公室發(fā)布《中國農(nóng)村扶貧開發(fā)的新進展》的白皮書披露，近十年內(nèi)，農(nóng)村扶貧標準已從865元提高到1274元，貧困人口數(shù)量從9422萬人減少為2688萬人，10年減少6734萬人;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從276元增加到3273元，年均增長11%。

　　按照這一數(shù)據(jù)，也就是遲至2011年，中國農(nóng)民年人均純收僅為3273元;而農(nóng)村的“扶貧標準”是年收入1274元!這就告訴我們：

　　張藝謀2006年的收入是251萬元，為2011年普通中國農(nóng)民年平均收入3273元的766倍!為尚夠不上“扶貧”資格農(nóng)民年收入1275元的1968倍!

　　作為精英，其實張藝謀的收入也不算太高。精英中如萬科的老總王石，他拿的年薪已高達700萬,可是他還在說:“我拿700多萬年薪算個啥?”2007年平安保險公司董事長的年薪更高達6616萬元。

　　如今的中國，出現(xiàn)千萬、上憶的富翁早已成了“小戶”，幾憶、數(shù)十憶，甚至超百憶的富豪亦已不在話下，這是“改開”搞私有制，“與國際接軌”的必然結(jié)果。本來，鄧小平搞“改開”，說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以先富帶后富，實現(xiàn)“共同富裕”。可是30年后，一部分人確實先富了起來。可惜，先富并沒有“帶動”后富;相反，卻席卷財富外逃，成了外國的“投資移民”，成了“掏空中國的外國人”!留在國內(nèi)的就是數(shù)以憶計的工農(nóng)大眾——或是靠“扶貧”、“低保”茍活的人群，或是生活在年收入不過萬元的人們。

　　其二，社會道德的淪喪。

　　“名人”、“精英”，人們雖然不能要求他們成為怎樣、怎樣的“圣人”，但總不應(yīng)該成為社會上作科犯案的犯罪分子和搞雞鳴狗盜、男盜女娼的社會渣滓吧。

　　張藝謀出生于1950年，作為一名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共和國的近齡人”，經(jīng)受了毛澤東時代的嚴格教育，又是一名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理所當然應(yīng)該具有起碼的社會主義的道德品質(zhì)。那就是遵守社會公德，尊重女性，決不能干那種社會不恥的勾當。

　　自從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實施以來，幾十年來，誰都知道，新中國“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應(yīng)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這些不僅是法律條文;同時又是一般人們所遵循的社會道德準則。

　　非婚同居，非婚生育，這在中國歷來被認為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在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凡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的，就其極大多數(shù)案例來看，其結(jié)果都是以女方受騙、受欺而告終的。因此，傳統(tǒng)上人們都把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看作是男方對女方不尊、不道德的表現(xiàn)。

　　“改開”以來，在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蝕下，精英們打著“人性”解放的旗號，重新把婦女變?yōu)橐环N特殊“商品”，把她們打回到富人手中的“玩物”與“附屬品”。號稱“專家”的精英分子，更是大造輿論，公然提倡“性”解放，提出“實行賣淫非罪化”。在法律上，對“男女問題”實行“不告不理”，為隨便發(fā)生兩性關(guān)系的行為和地下賣淫業(yè)的興起開啟了綠燈。

　　何謂“人性”?誰都知道，人性是具有兩重性的。它既有文明向善、積極為公的一面;同時又具有獸性向惡、消極為私的一面。不是不問善惡，什么都往“人性”這籮筐里一裝，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自私、縱欲，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顯然都是人性中的消極面，都是應(yīng)該受到批判、遏制的東西。

　　“張藝謀超生”事件的出現(xiàn)，既是西方腐朽思潮泛濫的產(chǎn)物;同時，又反過來進一步敗壞了整個社會的風氣。事實證明，在“張藝謀超生”事件上，許多人并不把這一敗壞社會風氣的事件看作是什么嚴重問題，而只是把它當作名人的緋聞來炒作;還有的甚至帶著欣賞、羨慕的目光來看待張藝謀的所作所為，這難道不正是當前社會道德淪喪的表現(xiàn)嗎?

　　其三，“名人”、“精英”的“無法無天”現(xiàn)象。

　　毋庸諱言，在當前中國違法犯罪最多的人群，就是精英階層。從各級治國掌權(quán)官員的腐敗，到各個領(lǐng)域 “優(yōu)秀人物”的“出事”;從銀行“老總”卷款外逃，到“先富人群”的犯案。只要上網(wǎng)一查，幾乎所有重大案件，無不都與精英們有關(guān)。什么“我爸爸是李剛”啊，什么浙江永康發(fā)生“大規(guī)模嫖宿學生處女”事件啦，所有千奇百怪的案件，幾乎很難找到與普通草根百姓相干的。所以如此，客觀上除了精英們手中掌握著不同類型、大小不等的各種權(quán)力有關(guān);主觀上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這就是精英們自恃身份“特殊”，缺乏法制觀念。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特權(quán)階級統(tǒng)治的國家，崇尚精英治國;又有“刑不上大夫”之說。這類封建傳統(tǒng)，雖在新中國建立后，一度被毛澤東打了個“稀巴爛”。但隨著時空轉(zhuǎn)換，很快又沉渣泛起，舊東西重新粉墨登場，化腐朽為神奇，且成為一種趨之若鶩的追求。于是，“官官相護”，“惺惺相惜”，“同病相憐”，形成一個個“精英圈子”。現(xiàn)實生活中的這一客觀存在，決定著精英們頭腦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什么都能搞定”的潛意識，最終導致法制觀念的缺失。

　　“名人”、“精英”，因為有“名”、有特權(quán)，有精英圈子呵護，有恃無恐，法制觀念缺失，這才釀成了層出不窮的“名人”犯科作案的新聞。張藝謀作為當今社會的“文化精英”，又是“改開”以來的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品格按理似乎應(yīng)該高一點，對自己的要求應(yīng)該更嚴格一些。很遺憾，他同樣還是不能“脫俗”，鬧出了“張藝謀超生”事件，還是沒能跳出“‘名人’缺乏法制觀念”的怪圈，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網(wǎng)上找了一下關(guān)于張藝謀的材料，在“百度·百科《張藝謀》條”中，專門有《戀愛婚姻》一節(jié)，其中介紹了他的三段“情史”：

　　1、“張藝謀和肖華初中相識，在1978年張藝謀和肖華領(lǐng)取了結(jié)婚證。1983年3月31日，女兒張末出生。1988年張藝謀與肖華離婚。”

　　2、1987年，“因拍攝《紅高粱》張藝謀與鞏俐相識并相戀，但他們最終在1995年分手了。”

　　3、“張藝謀和陳婷相戀于1999年，共育有三個子女……兩人于2011年登記結(jié)婚。”本次“張藝謀超生”事件，就發(fā)生在張與陳的情事期間。

　　如果上述“情史”屬實，就可斷言：在張藝謀的頭腦中，確實沒有法制觀念。為什么?假如他有法制觀念，他就不該在1987年與原配肖華婚姻的存續(xù)期間就同鞏莉“相戀”。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一章第四條明文規(guī)定：“夫妻應(yīng)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guān)系。”

　　什么叫做“夫妻應(yīng)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一方面同肖華保持著夫妻關(guān)系，同時又與鞏莉“相戀”，這難道符合《婚姻法》條文嗎?其后事實也證明，正是鞏莉明知張藝謀是“有婦之夫”，硬行“插足”;正是張藝謀主觀上在婚姻存續(xù)期間與鞏莉的“相戀”，最終導致張藝謀、肖華“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guān)系”的破裂。

　　如果上述“情史”屬實，還可斷言：在張藝謀的頭腦中，壓根兒就沒有法制觀念。為什么?假如他有一絲法制觀念，他就不該非婚生育;更不該在長達十年時間里非婚生育三個孩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是規(guī)范、管理中國公民男女婚姻關(guān)系與生育的法律。可是在張藝謀眼內(nèi)，根本就沒有這兩部大法的存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七條規(guī)定：“ 公民有生育的權(quán)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wù)，夫妻雙方在實行計劃生育中負有共同的責任。”

　　第十八條規(guī)定：“ 國家穩(wěn)定現(xiàn)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wù)委員會規(guī)定。”

　　張藝謀與陳婷非婚同居，本身就違反了《婚姻法》;且非婚生育了三個孩子，這又從根本上違反了《計生法》;更嚴重的，他又是“屢犯”，是一犯再犯，從法制觀點看問題，實屬性質(zhì)嚴重，情節(jié)惡劣!

　　嚴重的“名人”、“精英”違法犯罪現(xiàn)象，是社會危機的一種表現(xiàn)。從“張藝謀超生”事件中折射出來的以上三大問題，很值得廟堂上的高層和一切關(guān)心祖國前途人們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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