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

　　近日，中國新聞網援引美國《僑報》的報道，透露2007年中國大陸赴美生子只有600人，到2010年增至5000人，而2012年赴美生子人數遠遠超過1萬。

　　其實，精英階層移民幾乎可以不算新聞，該報道的描述只是通過這幾年赴美生子人數的變化讓人們對當下移民的熱度和規模有一個較為具體的感受而已。

　　近年來，人們對移民熱潮已有強烈觀感，左鄰右舍的孩子有不少選擇出國留學，甚至認為“學成就不回國，學不成才回國”。“裸官”現象和貪官外逃，提示了權力移民的孔道早已開鑿。富豪移民則更加理直氣壯：發財是憑借自己的能力，選擇良好生活很正當，選擇在哪里生活更是個人的權利。

　　可以回顧一下移民熱的來歷。與19世紀中國人向外移民大不相同，那時的移民者多是迫于生計而“闖南洋”，或被拉到北美當做苦工的“豬仔”，如今的移民潮帶有很強的向域外“歸化”的意味。封閉年代，人們大多生活在幻境里，苦不自知，待國門一開，“國外先進、中國落后”不僅成了意識形態的宣傳，更成為普通人的認知。

　　早些年，人才被派出去學習，學成不回國者不少。后來偷渡和正常途徑的移民都“魚有魚路，蝦有蝦路”地普遍起來。現在，就連電影里都可以名正言順地將移民作為夢想來表現并大加贊許了，今年熱映的電影《中國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圖》說的就是這類故事。

　　移民熱潮的背后，是社會對中國與外國進行比較所形成的觀念模式。外國代表著各種先進，移民外國代表著移民者的能力、才華、本事、奮斗精神、有追求和夢想。“移民光榮”從潛行的社會觀念，變得堂堂正正。現在，富豪甚至會拿移民作為一種表達社會要求的手段：富豪作為個體，會說“發展環境不好，還是移民算了”;富豪作為群體，會因“絕大多數已移民或正在移民”而被用來證明市場或者政府需要改進。

　　確實，移民既是一種權利，又是一種正當的行為，而且某種程度上真的是一種能力證明。但正因如此，說滿足了哪些條件，那些選擇移民的人就會不移民了，其實是不靠譜的。例如富豪，固然可以用移民來表達對原所在環境或者政府服務的不滿意，但發展環境變好了，政府服務改進了，富豪就不移民了嗎?例如明星，為什么要移民呢?難道是因為國外的演藝環境更好?

　　大多數移民者，在國內可以算是精英，移民到了國外，卻并不是去當移民目的地的精英，移民只是其生活場境改變的一種可能性。富豪移民國外，但其發財地點可能仍在國內，國外只是其財富的轉移場地，至于生活，國外則既可能是前景，也可能是后路，可進可退。明星移民國外了，卻不能在國外做明星，做明星還是要到國內做。這就跟貪官要讓子女移民，自己也要弄張外國護照，掌權卻還是要在國內，沒什么兩樣。

　　我們不能說移民就是不愛國，也不能說個人沒有追求好生活的權利，可是，為什么精英階層紛紛移民，他們要實現的個人及后代的發展和安全等訴求，為什么要通過移民來保證，他們狡兔三窟的行為說明了什么?值得我們思考。

　　掌權者的妻子兒女都是外國人，甚至他自己也是一個外國人，那么他的權力會在多大程度上服務于民眾?這個社會的經濟在發展，財富在增加，先富人群的力量在增強，各類企業在長大，但支配資源和財富的人都已移民，這會有怎樣的結果?假如說，放眼一看，所有社會平臺都在發展;定睛一看，所有發展都由外籍人士掌握，這算不算國家空心化、社會空心化?

　　我們固然可以說“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甚至還可以討論開放雙重國籍的可行性，但我們對城市空心化、產業空心化都操了心，難道對精英紛紛移民而帶來的國家空心化、社會空心化可以無動于衷?精英各有外國護照，后路十足，似乎隨時可以卷起背包就走，但此時依然在這里掌握一切，而最廣大的民眾卻鉚在這片土地上，他們不僅無處可去，更沒有參與資源、財富、文化的途徑。這樣的社會就算發展了、繁榮了，前景會好嗎?

　　(作者系長江日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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