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以小人之心揣測中國“國安會”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引起日本媒體的關注，有日本報紙分析認為，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為加強對釣魚島等海洋問題的管控。還有日本報紙認為“這是因為中日因釣魚島問題關系緊張，日本計劃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中國采取了對抗措施。”筆者認為日本媒體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虞。

　　當今時代，國家安全問題日益從傳統的政治、外交、軍事等領域，拓展到金融、財政、網絡、環境污染、販毒反恐、重大傳染病、天災、社會穩定等非傳統領域，而且不同的安全問題和安全領域相互關聯、耦合。這就需要一個高度權威的機構從國家戰略的高度，綜合全面地應對各種安全問題，并將各領域、各部門的力量和資源進行整合與協調，以提升決策的水平和層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是新安全觀、綜合安全觀、科學安全觀的一個具體體現和實際舉措。

　　日本某些媒體將此事解讀為“加強對釣魚島等海洋問題的管控”，這反映了日本自身的國家安全觀發生了偏差。中國國安會不是專門為處理中日關系而成立的，在中國的安全與對外戰略中，日本的地位遠沒有那么高，日本媒體不必自視過高。

　　早在1980年，日本大平正芳內閣曾經制定過一個包括經濟安全、農業安全、糧食安全等的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比較而言，目前安倍首相所制定的“以釣魚島為綱”的安全戰略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倒退。安倍將國家安全等同于“軍事安全”，又把“軍事安全”等同于“尖閣諸島專業”，極力鼓吹“中國威脅論”，煽動敵視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此來贏得支持率。這與其說是為日本的國家安全，不如說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國家安全利益界定的失誤必定導向國力衰弱。

　　盡管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是專為中日關系而設，但顯然會把處理中日關系問題作為一個緊迫課題。這里存在著兩個“相處”，一個是在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外交、國防、安全、經濟、海洋、環保等部門之間的“相處”，通過加強溝通與協調，有利于各部門制定一個既有利于堅定捍衛我國領土主權，又有利于維護我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所要求的穩定周邊環境的對日戰略和政策;一個是中日兩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間的“相處”，兩國今后又多了一個互動渠道。目前，中日島爭就像一個“膿包”，兩國都未能有魄力去挑破這個膿包。今后日本設有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中國有國家安全委員會，或許就到了可挑破膿包進行殺菌治療的時候。從這個意義上，筆者反而認為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可能對中日關系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和效果。(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 馮昭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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