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儉成中國的“新紅色運動”》，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5月19日文章。勤儉節約是傳 統美德，然而，這種美德在改革開放后反而成為了批判的對象，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后半段開始，中國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主流媒體把增加奢侈性消費當作了一種時 尚。厲以寧就提出過每個家庭應該擁有兩套房，溫家寶也提出過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牛奶。也正因為從中央政府開始就提倡奢侈性消費，因而整個社會的消費觀日漸奢靡，到了今天已經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也正因為負面影響已經非常顯著，所以習總才開始推動節儉運動，但是，只要相關的政府政策和主流媒體在消費觀上所持的立場不改變，那么光靠習總一個人的吶喊是無濟于事的。

　　另一方面，相比于個人消費，整個社會再生產循環中的浪費問題更應引起重視。但是，由于新一屆中央政府所力推的改革方向完全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交由市場去優勝劣汰，既然有劣汰，那么生產這些被淘汰產品的過程也就是增加整個社會再生產成本的過程，因而也就是制造浪費的過程，因而這種改革方向就決定了改革的結果只會在最大程度上制造浪費，而不可能相反。由此，一方面在要求勤儉節約，另一方面在從體制機制上擴大制造浪費的能力。最后的結果當然是“空談敵不過實干”。由此可知，如果節儉是所謂的新紅色運動的話，那么這場運動必然以慘敗告終。

　　《中國強化對私企非法集資管控》，美聯社北京5月20日電。據報道，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稱，林海燕以高息或高回報率為誘餌，累積向他人非法集資6.4億余 元。騙局在2011年10月暴露，有4.28億元無法追回。5月15日，溫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對原溫州鑫富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林海燕 (女，39歲)以其犯集資詐騙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責令退賠其違法所得人民幣4.28343億元返還相關被害人。法院認 為，林海燕的行為已構成集資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鑒于其集資詐騙不能歸還的數額特別巨大，騙取的資金沒有用于生產 經營活動，而是進行個人高風險投資造成嚴重虧損，且犯罪涉及面廣，給眾多被害人造成無可挽回的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應依法嚴懲，故 作出如上判決。

　　如果林海燕最終被執行死刑的話，那么相信可以對社會上其他存在類似問題的人員和組織形成震懾作用，從而有利于緩解因非法集資而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矛盾乃至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之視為是浙江方面對此前產生嚴重后遺癥的吳英案判決的一種修正。當然，如果林海燕最終不能被執行死刑的話，那么這種對非法集資案的態度將直接起到縱容甚至鼓勵集資詐騙犯罪的作用，從而必然進一步加重社會矛盾，而不是相反。

　　真正的問題在于美聯社對此事的報道。

　　首先，美聯社說私有企業為中國創造了財富。這個說辭和我們從漢奸國賊及其接班人那里聽到的完全一樣。而這個論調從根本上就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財富永遠都是只是被剝削階級創造的，因而私有企業作為剝削階級實行剝削的工具，它本身并不創造任何財富，它只是無償占有由被剝削階級創造出來的財富而已。

　　其次，美聯社說私企為中國創造了就業崗位。從統計數字上來說，好像是這樣的。但只是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才會得出的結論。如果用運動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的話，就會知道，私企之所以能夠從勞動力市場上雇傭到那些工人，只是因為在此之前，改革 開放已經將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失業了，反過來說，原本這些工人完全都是可以在國企就業的。因而，在私企創造就業崗位之前，這些就業崗位就已經在國企內部存 在了，只不過是因為改革開放的反動政策將這些國企工人逼到了私企里面去而已。而根據官方報道，國企工人的平均工資是私企工人的一倍，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在這 個問題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私企老板——作為改革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就算之前不是共犯的話，那現在也已經成了主兇了。尤其要指出的是，在經濟危機時期，私企老 板不僅不可能擴大招工人數，相反它們只會裁減人員甚至關門歇業。因而，把提高就業率的希望寄托在私企身上的做法，首先是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其次是 根本不知道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歷史和現狀的表現，總之，是無知無識的表現，而這種反常表現出現在高官和高級知識分子身上的這種現象，只能表明這種高官 和高級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了資本家的走狗，換言之，他們的立場已經是與勞動階級相敵對的立場了。而要真正解決就業難的問題，政府就應該首先拋棄新自由主義， 其次通過在各個行業投資建設新的國企來吸納勞動者。

　　其三，美聯社自己也承認，因為經濟環境惡化使得銀行和私人貸款機構都不愿出借。因此，所謂私企常常無法從國有銀行系統那里得到貸款的問題根本就是個偽命 題。而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則是別有用心的。中國也不是沒有私人銀行，如果貸款真是對銀行有利的話，那些私人銀行為什么不肯向私企放貸呢?因而將私企不能獲得 貸款的問題歸咎到國有銀行身上，進而提出改革國有銀行和金融系統的措施的做法根本就是漢奸國賊企圖侵吞國有金融資產的陰謀。再則，無論是吳英案還是林海燕 案都揭示出這些要求獲得貸款的私企根本就是在搞集資詐騙，因而貸款機構拒絕向這種皮包公司放貸的做法完全正確。而美聯社指鹿為馬的做法顯然是唯恐中國不 亂。

　　其四，美聯社說許多中國家庭愿意把錢借給私人，以求獲得比銀行的低利息更好的回報，說什么“銀行實際上是在迫使儲戶補貼借給國有行業的低息貸款”。這完全就是在誣蔑造謠了。如果中國的銀行3%的利率還叫是低利率的話，那么美國的零利率又該被稱為什么呢?如果中國的3%的利率是為了迫使儲戶補貼借給 國有行業的低息貸款的話，那么美聯儲是不是要承認美國的零利率是為了迫使儲戶在更大的程度上補貼那些獲得低息貸款的私人機構呢?由此，如果說中國的國有行 業因所謂的補貼而獲得的利益實際上是屬于全體中國人民的話，那么美國的私人機構所獲得的遠遠超過中國國有行業的所謂低息補貼實際上完全歸個別人所有。由 此，前者使得中國的社會貧富差距縮小了，而后者使得美國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了。

　　由此可知，美聯社先是混淆私人投資和非法集資，顛倒黑白，意圖不軌;后是用語言暴力強奸民意，為私人資本無償侵占他人財富的行為張目。

　　《中國就業性別歧視“根深蒂固”》，美國《紐約時報》網站5月20日報道。據報道，在 2010年的統計數據中，中國工作年齡女性就業率為71.1%。這一數據與美國和澳大利亞的75%的數據似乎非常接近。同期，瑞典的這一數據為 87.5%，法國為84%，英國為79%。不過，中國的數據之所以較高，是因為其中包括了在農村務農的婦女，而中國城市工作年齡女性的就業率實際上只有 60.8%，而20年前，這一數據為77.4%。2010年數據顯示，城市工作年齡女性就業率比男性低了20.3個百分點(注意，中國官方通報的失業率一 直維持在4%一線，由此可以知道，中國和美國一樣，并不能從就業率或失業率數據本身只通過簡單的減法來獲知對方的數值，換言之，就業率與失業率之和小于1，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這個既不被就業率統計在內，又不被失業率統計在內的人口究竟算什么呢?當然，這不是我們在這里要談的問題)。

　　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寫給庫格曼的信里寫到：“每個了解一點歷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顯然，至少20年來，除了個別可以憑著當官的兒子或老公的權勢通過向外出借身份證來謀得巨額財富的婦女之外，隨著中國工作年齡女性就業率的大幅度下降，從而中國工作年齡女性經濟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因而中國婦女經濟地位的大幅度下降，使得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大幅度下降，由此也就意味著中國社會在近20年來并不是處于一個進步的過程中，相反，完全是處于一個倒退的過程中。也正因為整個改革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因此其所導致的結果必然使得婦女地位不斷下降。相比于毛主席時代的“婦女能頂半邊天”來，現在的婦女在家庭里面能否頂起半邊天來都已經是個問題了。

　　現在，城鎮化改革的目標是要實現“人的城鎮化”，因而，原本農村超過80%的工作年齡女性就業率就要進一步向60%多的城市工作年齡女性就業率接軌，因而，工作年齡女性就業率平均化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工作年齡女性就業率進一步下降的過程，換言之，城鎮化的農村女性越多，中國工作年齡女性的就業率就會越低——也就是會比2010年統計的71.1%的這個數字更低，由此也就意味著，眼下正在展開的城鎮化改革只會進一步增加導致中國社會倒退的負能量。

　　進而，該報道指出，如果與上世紀70年代相比，城市工作女性減少的幅度就更大。那時，超過90%的城市工作年齡女性有工作。但是，那個年代恰恰是被以官員和學者為核心的漢奸買辦勢力批判為“浩劫”的時代。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改革使得大批城市工作女性下崗失業，而這一倒行逆施的改革卻被漢奸買辦勢力歌頌為“春天來了”。也正因為有那個反動透頂的改革在前，所以才有后來的那個“男主外、女主內”的封建糟粕觀念的復辟。也正因為工人在中國社會已經毫無尊嚴和地位可言，因此無論男生女生都在極力擺脫淪落為工人的下場，但是女生考試普遍強于男生的這個現實與“男高女低”的傳統觀念相沖突，因此才出現了所謂高學歷剩女的問題。 而導致這一問題得以出現的根本原因還是工人階級的地位已經下降到了社會的最底層，而女工的地位則是處于工人階級的最底層，換言之，這個問題并不是什么性別 歧視，因而是所謂的觀念沖突而造成的問題，相反，這是由導致這種觀念死灰復燃的社會物質條件——資產階級專政復辟成功，相應地，工人階級被打入地獄，女工 更是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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