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政治場上有一句時髦用語，叫“問計于民”，這大概是執政者執政路線的一種描述。竊以為，中國社會的改革必須走這條路線。

　　改革非常重要，據說這是當今中國全社會最大的“共識”，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把鑰匙。但不能不看到的是，改革的呼雖然聲強烈，唱的卻是南腔北調;改革的固然旗號鮮明，但卻五顏六色。至于路徑模式則更加五花八門，這就意味著，不同的改革路線必定導致不同的結果。那么，中國究竟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改革路線呢?

　　改革的路線不同，下場截然不同，這樣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了。

　　前蘇聯的改革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前蘇聯以及后來的俄羅斯在改革上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其一是直奔政治主體，首先拿政治體制開刀，其二是一竿子到底，堅決徹底，實行經濟上的“休克療法”。這樣的改革結果怎樣盡人皆知：“直奔主題”的行為讓強大的蘇聯分崩離析;一竿子到底做法讓俄羅斯直到今天都沉疴難愈，差不多已淪為不產香蕉的香蕉國家。前蘇聯的社會轉型遭遇了有史以來堪稱為最大規模的失敗，布熱津斯基恰如其分將其成之為“大失敗”，這種改革不要說對比中國反差有多大，就是與越南、古巴、朝鮮等國家相比，俄羅斯人的歷史駕馭能力也都只能算做下乘。

　　前蘇聯以及后來俄羅斯的教訓足以警醒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任何一個從國家利益出發考慮民族前途與未來的中國人，甚至良心發現的西方政治家，都能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 中國的改革“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能采取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行動”。

　　這樣的結論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僅僅這樣就足夠了嗎?

　　竊以為，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中國的改革還應避免以下兩個誤區。

　　第一，不能走“精英”路線。

　　當代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而成長起來的一批“精英”對改革有著空前強烈的訴求，其改革藍圖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重心向上，主要指向瞄準的是公共權力的再分配，把政治改革視為改革的核心任務，具體的實現路徑就是西式民主，要通過西方式的民主形式，以選票為敲門磚，打開公共權力殿堂的大門，分享蟠桃大會的盛宴。可以肯定地說，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絕不是為民請命，而是要通過政治改革完成自己從文化精英、經濟精英向政治精英兌變，實現階級地位的華麗轉身，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他們的經濟文化成果，即所謂“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一說，否則，也就只有外逃一途了。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與前蘇聯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那一派大同小異，所以，在他們的語境中，戈氏其人非但不是什么罪人，而是永遠值得肯定的圣賢。

　　中國的改革能走這樣的路線圖嗎?

　　回答是不能。如果按照“精英”們的政治設計，中國就將離前蘇聯似危險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遠。

　　第二，不能走“資本”路線。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天開始，資本萬能論就一直在荼毒(當初中國老百姓將其概括為通俗易懂的一句話：一切向錢看)，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由西方舶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又在神州大地扎根、成長、開花、結果，現在不但在學術領域成為當今中國最大的“顯學”，而且也事實上左右著社會輿論，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最大理論股東。在他們精心營造之下，“市場萬能、讓資本支配一切”儼然已成為至高無上的法則。

　　在這一法則之下，優勝劣汰成了市場經濟的終極邏輯。

　　人們都知道“物競天擇”這一描繪生物進化的叢林法則。譬如非洲草原，羚羊在奔跑，獅子在追逐;跑得快的羚羊存活了下來，跑得慢的被獅子吃掉，羚羊優勝劣汰了;獅子也是這樣，跑得快的獅子吃到羚羊繁衍了下來，跑得慢的吃不到東西自然淘汰了。這就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也稱之為達爾文主義。

　　如果說，大自然有這樣一個“叢林”的話，那么，人類社會也有這樣一個“叢林”，這就是市場。人類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功能也是優勝劣汰。讓人類也像非洲草原上的獅子或者羚羊一樣，在殘酷的競逐中來一個“適者生存”，這就叫做社會達爾文主義。

　　當今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把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進一步發揚光大，他們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引進中國，堅持無條件不加任何修正地貫徹這一法則。　　于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成為改革的主攻目標，所謂的改革，就是解決公有制的問題，把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一切公有制消除干凈，用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很經典的話說就是“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私有化成了改革的最高境界，如果能一夜之間徹底私有，就像俄羅斯的私有化證券運動那樣，中國的改革就完全徹底了，也就一步到位了。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這批人與俄羅斯以蓋達爾為代表的那一幫子大同小異，所以，在他們的語境中，蓋氏其人非但不是什么罪人，相反是值得尊敬的先鋒，是令人欽佩的改革盜火者。

　　中國的改革能走這種資本至上市場第一的路線嗎?

　　按照這樣的邏輯，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問題，而是讓“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讓整個中國社會按照財富水準重新安排社會秩序。有些人之所以敢于說出“沒有富人誰來養活窮人”、“ 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 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之類的話，其勇氣概源于此。在他們看來，把中國也打造成為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再來一次“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是完全正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們說，無論從人類理想的角度還是從中華文化價值的角度，更不用說社會主義的崇高信念，都不能讓叢林法則在中國泛濫。不能在中國搞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國不允許弱肉強食，而只能以強補弱;不能損不足以奉有余，而只能奉天之道，損有余以補不足。這是一個社會起碼的良心，起碼的道德底線。市場是血淋淋的，資本是骯臟的，它們缺少良心，沒有底線，不能也不應該在中國社會泛濫，而必須受到限制，也必須用國家的力量和公有的手段加以矯正，也就是說，以公有制為代表的國家力量必須具有干預市場左右資本的能力，改革不能沖破這個底線，否則，中國社會就將偏離基本方向。　　不能讓“精英”把持中國的改革，不能讓“資本”左右中國的改革，這是中國社會的合理邏輯，也將成為中國歷史的結論。

　　從這樣的邏輯出發，中國改革的正確路線就應該重心向下，面向社會底層，順應最廣大老百姓的訴求，把他們的利益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

　　——加大財富再分配的力度。充分發揮國家的調配功能，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加大社會保障力度，不能讓市場泛濫、資本橫行。

　　——合理規劃東、中、西經濟產業的戰略布局。毛澤東時代的大三線建設直到今天都具有鮮活的戰略意義。中國不可把自己的國計民生都放在東部沿海的一個狹窄的條條上，這事關國家的戰略安全與民族的未來。

　　——掌控國家產業結構與資源利用。中國經濟既不能被外資綁架，也不能被所謂的國際化、一體化掏空虛化。制造業特別是重化工是民族的脊梁，只有把脊梁挺直做強，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使子孫后代立于不敗之地。

　　——加大縣鄉以及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改革。縣鄉及城區基層是老百姓的空間，不要說相比于豪華的貴族空間，就算比擬于現代化的中產階級空間，中國老百姓的空間大部分海都是相當寒酸的，尤其是城鄉二元結構下的新的城鄉互動，使中國的鄉村社會呈現支離破碎的前景。如何重塑現代化條件下的城鄉關系，再造鄉村社會治理模式，是改革的一大難點。

　　到哪里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如何在改革中解決這些問題?

　　“精英”階級是不關心這些事情的，即使他們經常會有一些小恩小惠，那也只具有施舍的意義，不過是為了給良心漂白，他們主要還是替富人說話;資本是不相信眼淚的，其所青睞的是高樓美酒，而厭惡街頭的群氓;只有到真正到群眾那里，走群眾路線，問計于民，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這也是中國社會最廣大群眾對改革的寄托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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