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是分配制度改革。 改革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是基礎，初次分配中的“兩個偏低”是痛處。

　　17大關于“兩個提高”的決策部署，算是找對了病根——初次分配，觸到了“痛處”——“兩個偏低”。

　　真想把“兩個提高”落到實處，就不能不下決心“痛改前非”：

　　一，調整“國民”之間所得比重，(減輕、降低稅費 “輕徭薄賦”)實行留利于民——國家、政府不與民爭利，蓄水養魚。

　　二，調整初次分配中“勞資”之間所得比重，(降低、減輕剝削程度，變革初次分配對勞動不公的分配制度，使勞動、勤勞能致富)實行還利于勞——完善工薪制度，遏制“利潤侵蝕工薪”;探索、創新收益分配制度，勞動要素參與收益分配，不能再任由資本要素獨占收益。

　　【早在2007年，收入分配問題就引起高層的重視，當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此后黨和國家一再強調要提高“兩個比重”。但事與愿違，“兩個比重”非但沒有提高，反倒繼續下降。】——摘自2012.07.09人民網>>理論導讀>>“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需要什么”.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摘自2012年11月08日中國共產黨新聞>>十八大專題報道>>高層動態(十八大授權發布)胡錦濤談過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總結.

　　17大就已經作出、此后黨和國家也一直強調的關于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兩個比重”的重大決策、部署，好幾年過去了，為啥會非但沒有提高，反而事與愿違，繼續下降?十八大在基本總結中稱“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一年又一年，差距較大卻“依然”!!!難道不值得深刻反思?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分配制度改革嚴重滯后，總想繞道走，回避初次分配這個基礎，缺乏觸動“兩個偏低”這個“痛處”的勇氣與決心，以至于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方案遲遲不能出臺——沒有及時“兩個提高”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關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有人立馬想到的是城鄉差距近、地區差距、行業差距、機關單位與企業養老金差距……不可否認，這些都是有待通過改革來縮小的差距。

　　廣西農民工朱孔孟說：“老板一年能賺幾百萬，我們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卻只能賺幾萬塊，而且兩年來也沒漲過工資。難道人和人之間的勞動差別就這么大?” ——《人民日報 》(2009年12月3日18 版)《提高“勞動所得”勢在必行》.

　　“難道人和人之間的勞動差別就這么大?”這是什么差距?這差距、那差距，都有人講，為啥唯獨就沒人提勞資差距——剝削與被剝削的差距?“差別這么大”，對勞動公平嗎?該不該縮小?

　　“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鄧小平.

　　不逐步“消滅剝削”，能“消除兩極分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分配制度改革，難道不該改改這只能“富資窮勞”的初次分配制度?

【附文】：憲之：“做蛋糕”“分蛋糕”與“市場經濟”

　　一，“做蛋糕”與“分蛋糕”能夠分開說話嗎?

　　“做蛋糕”與“分蛋糕”問題是生產與分配的關系問題，“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發展生產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吃的蛋糕越來越大越來越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不會出現“拉動內需”話題。社會主義“轉型”之后，這個問題才以微妙的方式出現，“先富”，“不會出現百萬富翁”，“效率優先”，尼基系數話題，等等皆是也。重慶模式從“科學發展”角度嘗試探討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并引起國人的廣泛關注，廣東省遂拋出“蛋糕做大論” 與之對抗的。“做大”云云，不過是早已千孔百瘡的“先富”與GDP“硬道理”的新版，除了摭拾點美式余唾以嚇唬人外并無些許新意。不過他們掌控著話語霸權，所以依然聲勢可觀。

　　所有制決定分配制，財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這本是馬克思主義常識，改開以來被霸權話語人為地遮蔽罷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觀點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消滅所有制。后來《共產黨宣言》的兩位作者又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強調：“《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改開以來，“攻關改制”也好，“產權明晰”也罷，一言以蔽之，無非是宣告資本主義地久天長，它無比優于“平均主義鐵飯碗普遍貧窮”社會主義，“人間正道私有化”——不過“只能做不能說”罷了。“蛋糕” 話題，不過是不得不“說”的曲折曖昧。

　　離開了所有制，離開這個生產方式孤立地談論分配，談論“分好”，無異于隔靴搔癢，要么是糊弄百姓。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世界的主人”，轉型之后，“主人”下崗了，“買斷工齡”變成弱勢群體之后，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希望工程”，《國際歌》的主題也就演變成了依賴“扶貧”，變成“楊白勞靠黃世仁扶貧”以及“慈善事業”、“媒體救助”等等的與時俱進喧囂了。

　　1，生產分配問題，只有社會主義條件下才有可能自覺調節。

　　社會主義國家因為是公有制，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用人們曾經熟悉的話說，“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也。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真正有效地進行生產與分配的調節，比如積累與分配的問題，農輕重的比例問題，社會各階層的分配比例問題，長期以來它一直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實踐中不斷探討的課題，毛澤東主席的《論十大關系》就是這一探討的光輝記錄。

　　轉型接軌之后，過去曾經引起爭論的“滿足需要”云云話題，實際上已經變質：中國 “做大蛋糕”的目的，原來是為了滿足中外富豪的超額利潤需要，“滿足美國人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一結果恰恰證明了八大以后對基本路線爭論的必要性。

　　毛澤東高瞻遠矚察微知著，對涉及黨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問題最為敏感，他從不搞無謂的爭論，這是為歷史證明了的，許多問題當年人們不理解，經過30余年的曲折反復，人民才慢慢理解。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設年代，政治路線的正確，是根本性和第一位的。其實，“經濟建設為中心”云云不過是政治路線的一種回避方式。改開以后，“平反冤假錯案”與 “民主化進程”是政治且不論，從“分”“包”到“股”到“攻關改制”“快賣賣光”，刀子全都揮向生產關系，那一項不是“政治”!不過政治的內容不同罷了。近期《環球時報》發表題為《中國向前走，需超越左右之爭》社評，雖然標榜“不左不右”，但也承認“早在鄧小平時代就有左右之爭”，不過堅持說“但回頭看，可以說中國走了一條沒往左轉，也沒往右轉的路。中國既沒有陷入‘繼續革命’而不可自拔，也沒有按照資本主義的路標安排改革。”禿子護頭瞎子護眼，“融入世界”“現代企業制度”，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哪一點不是與資“接軌”。

　　“做大蛋糕”“硬道理”暢行無阻30年，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和蘇東覆轍的無底深淵。“居安思危”，“公平與效益”問題調整下提法，如今廣東拋出的 “做蛋糕”命題，從“兼顧”又倒退回去了。

　　2 ，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調節，是無產階級斗爭的結果。

　　資本的生命即使無限的追逐利潤。作為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家的眼里只有“利”而不存在“義”，不存在人道和良心——這些玩意是資本的奴才買辦精英糊弄老百姓用的。

　　八小時工作制是西方無產階級一兩個世紀前仆后繼流血奮斗的結果，美國工人階級也為之流過鮮血，絕不是老板紳士“人道”的賞賜。直到今天，特色中國的外資、合資、“民資”企業，八小時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西方的發達，不是“普世”的結果，而是“大國崛起”對世界幾個世紀掠奪的結果，是航母霸權和金融霸權對第三世界殘酷掠奪結果，也是中國外向型奉獻的結果。小崗模式下的中國農村，為資本提供著廉價的勞動力，是雇傭勞動大軍的龐大蓄水池。它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最殘酷的血汗工廠，可以將勞動力價格壓到了勞動力再生產費用之下，使農民工跳樓索薪成為中國特色。“法制”自覺保駕護航下的中國無產階級，實際地位遠低于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

　　“分蛋糕”的問題，“效益與公平”問題，是社會矛盾不斷尖銳化背景下提出來的。

　　沒有通鋼工人階級的拍案而起，不會有黑龍江省的“攻堅改制”的暫時緩步。如果中國有十個通鋼，買辦勢力也不至如此猖獗。

　　廣東對 “做蛋糕”的鼓吹，說明買辦勢力依然強大，這是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的一次較量，這較量，是18大之前的一個政治斗爭。

　　重慶強調“分蛋糕”，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可貴嘗試，表現的是中國完成“轉型”前共產黨依然有著改弦更張調整路線的可能性。“做、分”云云，是既定霸權語境下的表述方式，雖非根本，卻也實際，所以才會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與舉國右翼精英所激烈反對。

　　兩種模式，兩條道路，各自代表，陣線分明：廣大群眾為一方，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一方，是一次全國范圍內的階級斗爭。

　　3， 廣東的“蛋糕”是怎么“做大”的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人們看到的是他們越來越富，“不會出現百萬富翁”的結果是股市、房市和礦難幾個月甚至幾天就能“大開快流”出億萬富翁。2010年世行報告，中國0.4% 的人口掌握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這可是洋人說的。

　　GDP“硬”了30余年，人均卻不到被超過的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國的蛋糕就是這樣分的!

　　這GDP，發生在中國，但大頭并不屬于中國，中國以超國民待遇 “引”的是中國自己借給美國人的外匯。跨國資本控制我們的支柱產業，“拿走利潤，GDP留給中國”，中國用犧牲環境資源和血汗換得的是小頭，這小頭再拿去換美國的白條，如此“招商引資”循環不已——中國的“蛋糕”就是這樣“做大”的!

　　汪洋　先生“殺開一條血路”，就是要堅持這樣的道路“不動搖”，不僅如此，還要通過“普世”政改，將這“蛋糕”的做法“深化”——用政改徹底轉型，將其進一步惡化、永久化。

　　珠三角是改開搞的排頭兵，中國的“第一世界”，它以“外向型”模式做大殖民經濟“發達”起來。在與內地的關系上，東部與 “西部”地區恰恰換了個位置：后者的供奉成就了珠三角的“做大”，就像廣東在“全球化”的世界上與跨國資本的關系一樣，內地為廣東提供者資源、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如果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廠，那么，廣東珠三角則是中國最大的血汗工廠。每年一次的春運，就像非洲大陸的數以百十萬計的食草動物的大遷徙一樣，聲勢浩大的農民工群可憐的短暫回流，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宏偉景觀。農民工，這支正在形成的中國特色的準無產階級大軍，30年來一直以低于勞動力再生產的價格為珠三角的中外資本創造者超額利潤。小崗模式下的中國農村，不斷為這支饑腸轆轆的大軍提供著產業外維持生存的營養補充，雖然這一模式在“土地流轉”的喧囂中，正面臨著進一步被剝奪的危險。買辦精英的土地私有化的心愿也許有朝一日會變成現實，但不要忘記，中國農民被徹底剝奪之日，也就是資本的掘墓階級成長壯大和一切“先富”“做大”騙局徹底破產之時。

　　此外，中央多年的稅收優惠，正像“出口退稅”一樣，那時從全國人民口袋掏出的倒累進稅，為廣東的發達提供著呵護和補貼。

　　仇和等改開政治明星發明的“招商引資”模式，一個市縣設十幾甚至幾十個招商局，不過是廣東模式“做大蛋糕”的普世形式，這種模式的理論價值，除了傻瓜和三歲孩子，都不難看出來。可在時下中國，依然是行政的根本，招商引資和增持美元的二重奏依然是響徹云霄，在廣東和云南，執政黨變成了“招商引資黨”和“保駕護航黨”。這些地方的“小政府”，卻最大化地“突出政治”，為中外資本的掠奪揠苗助長和保駕護航!

　　“做大蛋糕”云云不過是個騙局。

　　不能離開所有制談論“做蛋糕”與“分蛋糕”。

　　二，決定社會的“型”和“特色”的是經濟基礎

　　不能離開所有制談論做分蛋糕，不能撇開“姓社姓資”談論分配。

　　真的像“不左不右”論說的 “中國既沒有陷入“繼續革命”而不可自拔，也沒有按照資本主義的路標安排改革”么?

　　未免太自欺欺人。

　　1，乞求美國承認的“市場經濟”，到底“姓社”還是“姓資”?

　　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為了乞求美國承認這個“市場經濟”， 我們不知付出多少代價，至今依然堅持不動搖。

　　現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底“姓社”還是“姓資”，能從理論上考量考量嗎?

　　流行的與“計劃經濟”對立的“市場經濟”說法，是個偽命題。

　　毛澤東主席在文革期間講過“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甚至說“跟資本主義差不多”，這是人們耳熟能詳的。

　　“實行商品制度”就要有市場交換與價值規律，不是“市場經濟”是什么?這一點，斯大林就明確肯定了的。上世紀50年代后期我黨上下頭腦發熱，大刮“一平二調”之風，后來鼓吹“市場經濟”的人，當年熱衷廢除商品制度，“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主席建議大家讀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自己在閱讀過程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著名的批注。

　　毛澤東反對“平調”，十分肯定價值法則的作用，稱“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所有的經濟單位(包括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要利用價值規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地改善經營管理工作，合理地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以利于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

　　毛澤東時代并不排除“市場經濟”。

　　鄧小平同志也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

　　既然“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 說起來不該有“爭論”。如果是就“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主次關系之類說事，那就不該用“市場經濟”否定取代過去的“計劃經濟”，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現實的經濟模式，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的根本 “轉型”。

　　左翼的經濟學家談論這一話題的文章，駁斥右翼主流，囿于“體制”說話，就像帶著鐐銬跳舞，施展不開拳腳，非平煤的文章，把話說透才能一針見血。比如，右派講的“市場經濟增長一分，國有經濟就萎縮一分;市場經濟建成之日，就是國有經濟消亡之時”，其實倒是大實話。“究竟哪種所有制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不爭論”的“做”中，誰也不曾懷疑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先進生產力”?不然何來“接軌轉型”“攻關改制”!

　　記得“不問姓社姓資”剛出現時，連《中流》都刊文論辯這句經典的原意如何如何。其實這在右翼看來很好笑——轉型年代的話語特色，右派自己心知肚明，絕無左翼的書呆子氣。

　　改開問題，許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說”。“市場經濟”，“做”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也。

　　“不爭論”“大膽的干”時，令旗上大書“市場經濟”;需要應對“爭論”時，就加個定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的論證過程“不能說”：

　　它有一個“原道”式的預設前提：“計劃經濟”是“貧窮社會主義”，因此，“市場經濟”自然是先進生產力。

　　接著將“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并加否定，繼而將“市場經濟”事實上變成“資本主義”。

　　至少有三個漏洞：

　　1，預設的霸道前提不是通過邏輯論證，而是通過妖魔化社會主義的霸權輿論完成的。

　　2，以偏概全將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劃等號，偷換概念。

　　社會主義不能等同于“計劃經濟”或者“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 + 計劃經濟(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 生產資料公有制主體 +以消滅剝削為特征的人與人之間的同志關系 = 社會主義經濟

　　3，偷天換日。“市場經濟”一會“姓社”一會“姓資”：“爭論”時 “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大膽的“做”時，百分之百地變成“資本主義”。

　　看看“做”，就一目了然了： “市場經濟” 一旦寫上旗子，“轉型接軌”、“全球化”、“融入世界”、“為洋人打工”、“現代企業制度”、“產權明晰”、“公關改制”、“快賣賣光”、MBO、“管理層收購”等等，就霞光萬丈紛至沓來，“資本主義”就披著“市場經濟”的輕紗與“特色”攜手步入婚姻殿堂，堂而皇之地變成“先進生產力”了。

　　對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經濟的區別，毛澤東講得十分清楚：

　　“斯大林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個說法對。我國現在的情況是，已經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經把資本家從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現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國家和人民公社，這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

　　抹殺了這一前提的“市場經濟”，還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嗎?

　　鄧小平同志也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毛澤東主席說：“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為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有各級黨組織，有成千成萬的黨員，有廣大的貧下中農作為我們的依靠，我們可以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單看這話，十分相似。但如果一看要害，二者的天差地別就出來了。

　　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方面對斯大林反對價值規律對生產的調節作用不以為然，同時又批評他的只見物不見人：

　　“他這本書，只談經濟關系，不談政治掛帥，不講群眾運動” ，“他過去說，技術決定一切，這是見物不見人;后來又說干部決定一切，這是只見干部之人，不見群眾之人。” “不講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不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分析，哪些應當破除，如何破除，哪些應當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組織也是資產階級式的。”

　　因此才有后來的著名論斷：“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商品生產的存在，市場經濟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正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重要經濟基礎，老人家一直探索如何“限制”，包括發動文革，不幸的是人亡政息—— “市場經濟”就是顛覆“限制”的必然產物。

　　所以毛澤東一直強調，市場經濟如果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對那些反共反社的人，鄧小平同志也說：“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談論“做蛋糕分蛋糕”問題，不能離開“姓社姓資”的根本。

　　2，中國“走資”必然“走殖”， “再為再為洋人打工20年”，成為跨國資本的附庸

　　毛澤東60年代重上井岡山收的一段話50年后讀之依然振聾發聵：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決策者與其花力氣爭論“做蛋糕分蛋糕”，不如把這段話能夠認真讀一讀——如果能認真反思一下，則中國之大幸焉。

　　中國眼前的危險，已經不是“姓社姓資”的問題了，這個問題實際上基本解決了，時下的最大危險已經是“不問姓中姓外”的問題了。買辦漢奸把持著許多關系國家命運前途的要害部門，中國被美國綁架著迅速地在殖民化的道路上下滑，廣東是買辦勢力的橋頭堡，他們每一舉措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做蛋糕”云云即為其一。

　　先不說 “分”，經濟日益殖民化的中國，“蛋糕”能夠做大嗎?

　　3，國企在時下的地位與作用

　　轉型的國企，國企在轉型中。

　　惡性的市場化，連教育都產業化了，不問國家民族的發展前途，掠奪和利潤就是一切。整個中國被投進了資本的熔金爐，成為中外資本狂歡掠奪對象。千萬個馬明哲劉志軍掌控下的國企，早已“轉型”成官僚資本或官僚買辦資本。不要說下崗，在崗的工人與老總，地位天差地別，比毛主席當年說的“比資本家厲害”要厲害一萬倍!WBO、“管理層收購”不過是在法律上“明晰產權”而已。這不是“個別”，而是“一般”，真正的“普世”。國企的利潤不過是推行“攻關改制”和“保駕護航”以及“救美國”的物質基礎。比如，個別資本的瘋狂制造層出不窮的礦難，“維穩”總是由國家來埋單。

　　但是，中國畢竟還處于“轉型”中，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斗爭還未塵埃落定。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的較量，還不知鹿死誰手。就是說，國企一天不徹底“改制”，它依然有可能變成社會主義回歸的物質基礎。也因此，整個右翼都把國企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鐵路“市場化改革”所造成震驚世界的高鐵事故，國人都在反思，而右翼媒體卻倒打一耙，以之作為鼓吹私有化的借口。

　　毛澤東主席為什么說“最壞的資本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也，惡性的市場化也，瘋狂掠奪，自我殖民化也。

　　捍衛國企是時下經濟方面左右兩翼斗爭的焦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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