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注定永遠是吃城市剩飯的小狗嗎？

　　司馬平邦(原發于[天農網]http://www.tianong.cn)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鄧鴻勛在5月26日的北京開幕的第十屆全國創業之星經驗交流表彰大會上說，讓農民真正分享城市發展成果仍是挑戰。精英思維的悲天憫人，有良知的一面，但這種純粹精英式的思維方式，整個都是反動的。

　　既然你們已經無數次承認改革開放30年，占中國人口多大數的農民中國的絕大多數在城市化發展中掉隊了，被利益邊緣化了，為什么現在還在持有以城市化惠澤于農民的反動觀念?

　　如果，中國的發展只有城市化一條路，惟一能改變中國農民命運的合理性道路就是農民全部搬到城里來――不肖說，這已經被證明是死路一條。所以，現前掌握著這個國家的政權、財權和話語權的人們是不是該反思，如何在接下來的30年、50年里為中國農民制定一條純粹屬于農村的發展道路，或者，未來我們要討論的議題不再是“讓農民真正分享城市發展成果”，而是“讓城市真正分享農村發展成果”。

　　其實，以北京、上海、廣州為龍頭的中國城市，現在何嘗不是正在遭遇發展瓶頸呢，依現在中國城市的肥胖癥式、膨脹式的發展方式，不久后它們要面臨的難題將肯定不會是讓農民兄弟分享城市的發展成果，而是環境破壞、能源危機、就業緊迫、安全失控、物價高企、生活麻煩之類讓城市自己恐怕都難為維系的現實困境。

　　到那時，再想起投資農村，壯大農業，恐怕為時已晚。

　　農村、城市并重，無論是資金支持還是政策傾斜，還是人文關懷，以及話語導向，上至國務院，以至省、市、縣、鎮，現在是到了下力氣設計兩條平行進展的城市、農村雙軌道的時候了，把30年城市化發展中多吃的吐出來，多占的交出來，乃為天道。

　　所以，對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鄧鴻勛這樣的所謂農村問題專家們來說，你們在面對所謂中國社會問題新挑戰時，已經站錯了方向，把屁股沖著刺刀的結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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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鄧鴻勛：讓農民真正分享城市發展成果仍是挑戰

　　原發：中國經濟時報　作者：李慧蓮 趙海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鄧鴻勛5月26日在北京開幕的第十屆全國創業之星經驗交流表彰大會上，就當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農民工群體的新特征、城鄉就業的新形勢以及實現城鄉統籌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談到城鄉統籌這個話題時，他表示，如何通過加快城鄉統籌的改革，來保證城市化的質量，讓農民能夠真正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仍然是一個嚴峻挑戰。

　　在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要處理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

　　數據顯示，2000年我國城市化率是36%，城鎮人口約4.6億人;至2011年，城市化率已提高至51%，城鎮人口約6.3億人。過去十年，中國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13個百分點，因此可以說，這十年是中國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時期之一。

　　是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鄧鴻勛認為，這個問題需要具體分析。一些研究指出：我國的城市化是“偽城市化”。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并沒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卻被統計為城鎮居民。具體來看，進城務工的一億五千萬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城鎮居民的權利和待遇，卻被統計為市民。

　　“我們的基本看法是，推進城市化要以人為本，要真正實現在制度上讓農民融入城市，真正實現在城市安居樂業。 ”鄧鴻勛表示，換句話說，城市化的速度，應該與就業增長的數量和質量相適應，與政府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發展相匹配。否則，結果可能是，一方面是表面的、數據統計上的城市化率提高，另一方是失業激增、貧富分化、城鄉社會沖突加劇。這樣的城市化提高，實際上在走向社會的不穩定。所以，在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處理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尤為重要。

　　當前形勢下，農民工群體出現新特征

　　鄧鴻勛認為，二十多年來，農民工問題一直受到關注，但在當前形勢下，有若干新情況新特點。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主體。鄧鴻勛說，現在的農民工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工。農民工的內部構成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主體。新生代農民工在思想理念、生活態度、就業需要等方面，與他們的父輩有著顯著的差異。

　　其次，大學生農民工迅速形成。過去，大學生和農民工在就業、收入、居住等方面有明顯界限，但是，現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大學生正在和農民工融合在一起，出現了農民工化了的大學生，或者說大學生成了農民工。這種變化帶來新的社會需要和社會問題。

　　再次，舉家外出農民工不斷增加，目前已占到全國農民工總數的25%左右。鄧鴻勛認為，這一群體在收入、支出、意愿等方面也表現出一些不同的特點。農民工從單身在外，到舉家在外，這個變化會導致一系列深刻的社會后果，對于政府有更多、更高的要求。總的來看，新一代農民工與傳統農民工相比，有更強烈的定居城鎮的愿望，更看重保障性住房、子女升學、高水平的社會保障等城鎮生活要素。他們的觀念、行為、甚至政治態度都不同于過去的農民工。這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關注城鄉就業新形勢

　　“當前，城鄉就業出現了新形勢，這就是‘招工難’和‘就業難’并存，而且有不斷加劇的趨勢。”鄧鴻勛認為，最近幾年，“民工荒”現象已經從東部蔓延到中部地區，從技工到普工都短缺，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農村勞動力供求關系從“供過于求”轉向“總量過剩、結構短缺”。許多城市也存在大量農村勞動力的非充分就業。民工供求的區域矛盾突出。

　　在“民工荒”的同時，農民工“就業難”依然存在。鄧鴻勛說，這主要表現為，一是找不到工作，即無業可就;二是不能持續、穩定就業，也就是就業質量很低。現在，“就業難”的群體也在擴大。

　　與此同時，失業不返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鄧鴻勛分析，從城市看，農民工失業了，但是并沒有回到農村;從農村看，農民工外出了，但是在外邊并沒有找到工作。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態是不正常的。 “招工難”和“就業難”并存這種現象，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這幾年，一些地方的群體性事件發生過程中，這個因素的作用已經相當明顯。

　　實現城鄉統籌的幾點建議

　　“我們認為，如何通過加快城鄉統籌的改革，來保證城市化的質量，讓農民能夠真正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仍然是一個嚴峻挑戰。”鄧鴻勛表示，在這方面，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需要正確認識勞動力資源的優勢。過去不少人以為，中國農村有十分豐富、可以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些廉價勞動力可以長期支撐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鄧鴻勛表示，現在看來，并不這樣簡單。一方面，勞動力本身依然很豐富，可以大量供給，但是，勞動力不可能依然像過去那樣低成本，低待遇。另一方面，勞動力數量本身也在變化。所以，所謂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要具體分析的，是相對的，是有條件的。現在看來，我國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發展經濟的時代已經結束。

　　第二，加快調整城鄉收入分配制度。鄧鴻勛認為，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僅是農民工的大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大問題。

　　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實質上反應了制度和體制的問題。近年來，我國在保障農民工權益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但問題依然突出：農民工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城鄉勞動者同工不同酬;勞動用工管理不規范，勞動合同簽訂的比例不高;農民工勞動安全條件差，組織化程度低等等。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調查，農民工對工資不滿意程度已從2006年的32.94%上升至59.70%。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農民工對政府不滿的基本訴求之一。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農民工其實沒有很好地分享中國發展或者說“中國奇跡”的成果。

　　第三，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近些年，在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公共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問題依然很多。解決這些問題，是廣大農民的強烈愿望，需要進一步深化并加快改革。

　　第四，“新市民”要有新內容。近年來，各地都提出新市民的政策口號，一些地方推出了新的居住證制度。居住證逐步取代暫住證，“新市民”成為農民工的代名詞。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居住證制度是我國城市管理的重大進步，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居住證制度也同樣存在門檻過高、惠及人口少的弊病。由于附著在戶口上的各項社會管理政策和就業、醫療、教育、福利待遇太多，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農民工變市民，不是簡單地改寫戶口本，而是確保進城農民在就業、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逐步構建全民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總體來說，我們認為，推進城鄉統籌，需要加快推進勞動就業、義務教育、公共住房、社會保障、戶籍等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農民工與城市居民身份統一、權力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體系。 ”鄧鴻勛說，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城鄉和諧和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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