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令廣大中共黨員長期困惑不解的疑問是：為何黨內那些資產階級代言人的嘴巴沒有被封住，江平賀衛方固然有右翼媒體及同路人提供版面、場合，只是想到境外說三道四被阻于國門，而李銳、胡績偉長期在香港反動月刊撰文反共批毛，散布惡言，把自己共產黨員的外衣脫得一干二凈。李銳到2011年該刊7月份一期已寫了60篇，按一篇稿酬2萬計，已賺取120萬港幣，而胡績偉迄今在該刊寫了64篇，已賺取128萬元港幣，這些都還是按最低稿酬算，如果該刊背后的美國基金、臺灣秘帳加碼，李、胡這兩位在北京享受中央正部級待遇的“外快”還真不少，居然留在黨內優哉優哉！讓這種吃里扒外的人留在黨內，圖個啥？留作黨內反面教材嗎？筆者并不認為當今誰有毛澤東留王明當中央委員的那種寬廣胸襟與布局。

在紀念中共成立90周年之際，舉國上下敲鑼打鼓，胡績偉也不甘寂寞，他在香港月刊7月份最新一期追加一篇應景文章《95大壽話90周年》，其言論與胡總書記7·1講話一對比，完全是南轅北轍，好像是“民運”對陣中央。

胡總書記把中共90周年歷史概括為三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而胡績偉是這樣說的：“建黨元勛陳獨秀、李大釗最初主張不叫共產黨，而叫社會黨。李大釗編譯馬恩著作時也把“階級斗爭”譯作“階級競爭“，顯然他們建黨的初衷是要建立一個第二國際的政黨。但第三國際的頭頭蘇聯出錢、出槍、出人來建立中國共產黨，所以我們一開始就上了第三國際的船，走的路是第三國際的路。”胡績偉是這樣區別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第三國際主張階級斗爭，第二國際主張的是階級競爭。第三國際主張武裝斗爭，武裝鞏固政權，第二國際主張的是和平的議會競爭，尊重普世價值（這應是胡本人與時俱進亂加進去的，一百多年前哪有此種詞匯？）

既然胡績偉話說如此，我們不禁要問：沒有搞階級斗爭和武裝奪取政權，中國共產黨如何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延安窯洞走進北京城？！如果中共那時還在依第二國際那套東西搞議會競爭，欲在專制獨裁國民黨的大餅里分一小塊，現在可能還在黑暗中摸索，或者分崩離折，或者根本不存在了。正確結論乃如同　張宏良　教授所講：“第一件大事能夠成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要帶領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能夠成功，而國民黨領導的舊民主主義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中國人民對中共的選擇，就其本質來講，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沒有毛澤東親自策劃的解放戰爭三大戰役，蔣介石何以敗退臺灣？

胡績偉妄稱：“縱觀我黨90年的歷史，可以突出表明，凡是認真貫徹和實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時，中國革命就進行得順利，就去的很大的成績；凡是實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我黨就一再犯錯誤，使黨和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災難。”

對于一個加入中共數十年而說出上述話的黨員，相信他所在的黨支部會深感錯愕和痛心，筆者實在懶得花筆墨去詳細駁斥胡某人上述胡言，僅說一句，如果中共不按毛澤東的理論而按劉少奇的某套理論或屈服于斯大林的某套理論和解藥，根本不可能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和解放軍充其量也是偏安華北一隅，或者與國民黨反動政府以長江為界“南北朝”，不是嗎？毛澤東的膽魄，實非凡人俗子可比。

胡總書記所闡明的中共90周年“第二件大事”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可是在胡績偉眼里，1949年至70年代末是“大浩劫”。聽起來似曾相似，因為黨內不是也有人在境外說類似的話信口雌黃嗎？

胡績偉的原話是：“批蘇聯是修正主義，自己妄圖登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霸主的寶座，結果發動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批判劉鄧修正主義，全國大亂，全面崩潰，全國全面恐怖，最后氣死了‘四個偉大’的太上皇，抓了四個替罪羊，結束了這場禍國殃民的大浩劫。”

胡績偉完全抹殺那段時期中共領導全國人民在革命與建設的所有成就，只談黑暗，但中共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像蘇聯那樣“崩潰“嗎？沒有嘛！如果”崩潰“了，你胡績偉還能享受正部級待遇，有免費醫療保健、轎車、秘書優待你嗎？你對你所在政黨如此心灰意冷，何不趁早退出以示清高及出淤泥而不染？

胡總書記講中共90年第三件大事是進行了“改革開放“，本來這是李銳、胡績偉、普世價值派們最津津樂道的，可胡績偉也沒給總設計師好果子吃。胡績偉在其文章說：”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繼續毛澤東那套主張來整人害人，鄧公然用宮廷改變的辦法把胡耀邦、趙紫陽搞下臺；公然調動XXXXXX包圍首都，公然用XXXX血洗XX門；公然發動什么清查支持XX民運的運動和清黨運動，橫掃一切胡趙新政時期的干部。鄧小平把經濟放松，政治收緊的手法傳給他欽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把黨搞亂，把人民搞苦。”須指出的是，胡績偉不僅點名指責鄧小平，還把黨倡導“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的兩屆領導人都不點名扯進去了。對胡績偉這種罵遍黨內最高領導人，老子天下第一的“體制內”不穩定因素，為什么還要手下留情不開除出黨，他比鄧小平開除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這三個人會好多少？！

道路選擇，不僅是黨和國家領導層的念茲在茲的大事，也是左右兩邊的基層比拼，如何交互影響，值得觀察。在主事者看來，左右之呼聲皆有所本，卻又各有盲點。1978年底后，尤其1992年“南巡”之后，執政黨的社會基礎更清楚轉變，農工階層和中小企業更多讓位給資本階層與專業管理層，貧富差距惡化，國內分配問題也惡化，因而影響政治力量重組，打壓房價折騰一段時間了，房地廠商仍然尾大不掉。試想，當廣東X大、X力、大連萬X投上億資金到頻臨破產的中國足壇，地方諸侯除了拿國土資源給這些地產大鱷建六星七星湖畔山邊高級住宅，還能做什么？難以在改開中獲利的農工階層會質疑改開，而在改開進程中的贏家當然歡迎“深化”改開。對主政者來講，保增長、抗通脹、調結構，三者實在很難兼顧。“紅色重慶”PK“幸福廣東”，還是先撂在一邊吧。

受毛澤東主席器重的“山西人”陶魯笳（前中共中央委員）5月27日八寶山追悼會上，人們看到了胡總書記、習近平副主席等領導同志獻的花圈。其它引人注目的送花圈者有：李敏、李訥、毛遠新、汪東興、于桑（前公安部副部長）子女、葉子龍（毛澤東秘書）子女和鄧仆方。88歲　陶魯笳　夫人曹于慈老人在場受到敬重。只是，主流媒體對陶魯笳逝世的報道有其規格限定，認同陶魯笳的左派力量有無東山再起的本錢，還很難說。

　5月23日　晚，北京大學法學院搞了一個講壇，主講人江平，評議人為賀衛方、梁衛平。與會自由派們大發牢騷，大吐苦水，其中還為廣東司法警官職業學院老師郭某（因課堂上提及艾未未“被離開”講臺）鳴不平。

六月以來，北京的風入松書店和三味書屋都已悄然歇業。美國公共外交重要一環“公民論壇”、“公民講座”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在中國扎根。廣州的官方圖書館不定時辦一些講座，隔三差五會讓一些自由派人士擔任主講人。北京的三味書屋每周都搞公民講座，08份子崔衛平等，臺灣學者周志文都曾擔任主講人。當然，請前美國大使洪博培去那里主講“美國參與式民主”并回答關于劉曉波問題，更為外界留下想象空間。因為美國認為三味書屋提供了效果更佳的場所，畢竟，美國駐華使館和沈陽、上海、廣州、成都總領事館新聞文化處每周也有“公民講座”，但因場地在美國領土之內，想當聽眾都要出示身份證，這讓一些人望而卻步，因此作用有限。

辛子陵前陣子雖遇到些麻煩，但也沒閑著，他“借殼上市”，讓另一08份子俞梅蓀在香港月刊7月一期撰文《與辛子陵一序談》，引用辛子陵5月18日下午在東三環四川會館的話說：“我發表《形勢與前途》演講，反對當局批判XXX（大人物之一），反對國家為朝鮮金家父子保駕護航，被北京海淀區紀委負責人 ，責令我不再發表演講和文章，我寫了四個說明材料上交，一個月來沒有再找來，沒有限制自由。”辛子陵還聲稱：“我們的存在，對黨和社會都是一種平衡和穩定的因素。”真可謂大言不慚。你說他辛子陵可以平衡一下左派勢力漸大或許有些在理，但說他是“穩定”的因素，鬼才相信。正式因為他無事生非，引起對立面強烈反彈，已被相關者視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才會有海淀區紀委負責人請辛某喝茶談話！

在炎黃和香港月刊撰寫文章的　姚監復　先生在7月份港刊發文，指責網上公訴茅、辛二人是“左派舞劍，意在鄧公”，“矛頭直指鄧大人”。他呼吁“清醒的領導者能冷靜處理，及時遏止極左派的拙劣壓制自由民主的政治局面惡性發展，及早撤銷限制辛子陵言論等自由的錯誤規定。”

北京市有關部門對辛子陵的態度，說明它自我內控能力在提高，值得正面評價。不過在對待胡績偉違反黨紀此一老大難問題，可能是胡的官階大辛子陵不少，其主管部門目前仍是緘默，尚無積極作為，沒有及時介入，值得敲打提醒。不能對胡績偉在香港撰寫反共專欄聽之任之，否則再花口舌談“黨的政治紀律”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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