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這股逆流，小心歷史重演　　

看到現在茅于軾、辛子陵、鐵流們的表演，使我想起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他們。這些人社會地位都不低，還相當有名望，而且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身價”想必許多人都知道，在這里也不再一一說了。　　

方勵之他們因為煽動學生鬧事，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公開提出要改變共產黨，鼓吹資產階級“民主”與“自由”等，被清除出黨。鄧小平說：“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干什么，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　　

在方勵之等人的帶動下，相當一部分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知識分子也跟著鼓吹“自由”和“民主”。一些偏激的新聞媒體也鼓噪，影響了中國各階層，特別是在各高校讀書的學生。　　

一九八六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活動中，中國科技大學三千多學生被方勵之煽動上街游行。受此影響，北京等城市一部分學生也上街游行，要求“自由”和“民主”。由于鄧小平的及時處理，方勵之等人暫時蟄伏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了春夏之交的動亂風波，引發了中國多個大城市的學生游行，也是鼓吹“民主”和“自由”，提出“懲治腐敗”，“優化組合，從政府開始”。本人當時在北京讀書，十分清楚這一切發生的經過。動亂風波被處理后，引發了西方國家以中國壓制“民主”和“人權”為借口，對中國進行了經濟、外交、政治上的制裁。　　

這次動亂風波是中國之痛，如果及時發現和處理，就不會如此被動了。前車之鑒，后事之師啊！　　

現在茅于軾、辛子陵、鐵流們的表演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他們何其相似！只不過他們表演的花樣不同而已。前者攻擊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毛澤東，后者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的目的都是推翻現任政府，建立與美國一樣“自由”和“民主”的國度。　　

或許有人說，現在言論自由，評價一下歷史人物不行嗎？毛澤東的功過是三七分，早已蓋棺定論，中國人民只有景仰的份，豈可再說三道四？一個人如果只抨擊毛澤東的過錯，就不是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了。允許這些人在國內公開的媒體上抨擊毛澤東，已經是宣傳主管部門的不作為了。你想想，如果美國某人在新聞媒體上大談特談他們的開國元勛華盛頓小時候的不端行為（或許這個行為并不存在）,美國人會饒過他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動亂，當時中國的宣傳主管部門難辭其咎。　　

這使我想起在“百家論壇”上同樣詆毀毛澤東的袁騰飛，袁騰飛被“下架”后，難道“百家論壇”的負責人沒有責任嗎？袁騰飛的講稿他沒有審校過嗎？為什么允許他整段整段地在那里講呢？這里，我們只得認為要么他就是認同袁的觀點。　　

“六四”風波后，方勵之自知其罪難饒，于是逃到他的主子—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去了。并在美國的幫助下逃到美國去了。現在他還在與同樣逃出去的王丹等境外敵對分子坐而論道，思量著中國的“民主”和“自由”。　　

方勵之等人與境外敵對分子是一脈相承的，都是要“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只不過他們當時在國內，境外敵對分子在境外。他們中不少人得到了美國的基金會的資助，就象現在的茅于軾一樣。我真想不通，一個將近八旬的老人為什么比年輕人還急于“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呢？其實就是因為他身后得到美國基金會支持的天則研究所。　　

美國一向對別國的“民主進程”興趣很高，因為它從中得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搞垮蘇聯以后，美國在蘇聯興高采烈地賺了大筆的錢。接著它又在中亞的格魯吉亞、波蘭等，乃至現在的突尼斯、埃及等國搞“顏色革命”，一一推翻了原來的統治者，換成所有親西方的領導人，美國的生意越來越好做。所以我相信，一九八九年美國沒能在中國搞成功“顏色革命”，心里一定是悻悻的。　　

讀書時不明白方勵之等人的目的，參加工作后看到太多的“顏色革命”，知道這不是鬧著玩的。每次“顏色革命”都必須先造輿論，然后再付諸行動。一個孱弱、四分五裂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是美國一直的追求的目標。境外民運分子封從德說，我希望中國能分裂成四五十個國家。這也道出了美國的心聲。要知道，現在世界哪個小國家美國不是很容易搞定的？不聽話就空襲的？　　

現在茅于軾等人這樣開始做了，到時候我們國家還會有鄧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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