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近段時期以來，正當普通中國人還在為成品油漲價及通貨膨脹而神經緊繃之際，“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惡性食品安全事件又接撞而來。應當看到，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主法制的推進，文化建設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這些“毒食品”事件的相繼發生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所謂“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及“養老難”等等，百姓大眾生活本來就夠千難萬難了。再來個“毒食品”防不勝防，社會誠信缺失和道德嚴重滑坡，這還能談得上什么享受公平正義和尊嚴與民生幸福呢？

我們不妨先來看兩條相關時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食品安全事件頻出  監管部門被曝“為利執法”

據新華網2011年04月18日電，“瘦肉精”事件塵埃未落，“染色饅頭”“回爐面包”“牛肉膏”又接踵而來。食品安全是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然而惡性事件卻頻頻出現。食品安全屏障為何屢屢被突破？監管到底缺失在哪兒？把好“入口”安全關該有哪些突破？

監管“馬后炮”：曝出來就查，曝不出來就算

來自權威部門的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有關部門共檢查各類食用農產品、食品及相關產品生產經營單位3552萬戶次，查處各環節違法違規行為13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締和停產違規企業單位10萬余家。食品安全的整頓力度不可謂不大，但為何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頻現？

隨著上海盛祿食品公司非法使用色素生產“染色”饅頭的曝光，相關部門迅速進行了查處。然而，疑問卻并未隨著調查結果公布而消除。一個饅頭從生產到銷售再到最終上到百姓餐桌，需要過企業內控、質監、工商等諸多關口，但遺憾的是，除了經營者“黑心”外，安全監管防線“集體失守”。

記者梳理發現，從近期曝光的“染色饅頭”“回爐面包”“瘦肉精”豬肉、“牛肉膏”事件，到以前披露的“三聚氰胺”奶粉、“大頭娃娃”奶粉、“假葡萄酒”事件，其中暴露出的“馬后炮”監管，并不少見。

2008年發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從當年3月起三鹿集團、有關部門就陸續接到消費者反映，在前期長達四五個月時間內，各級檢測機構先后多次對三鹿奶粉進行檢驗，“均未發現問題”。直到9月被媒體曝光后，地方政府和企業才開始“徹查”。

2010年底的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中，當地的假葡萄酒業存在多年，形成了“造假一條龍”，甚至帶火了當地的酒精、食品添加劑及制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標簽廠家，而當地的監管部門竟“渾然不覺”。直到被曝光，才開始“迅即”介入……

在疑云未散的“瘦肉精”事件中，有關部門排查后對外界稱，確認的“瘦肉精”陽性生豬主要集中在河南濟源周邊四縣市。而“巧合”的是，媒體所曝光的，也是這四縣市。“搞調查的媒體掌握得這么準？沒被曝光的就全都讓人放心嗎？”采訪中，一些百姓仍心存疑慮。

從現實來看，目前我國共有食品、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生產企業和小作坊40多萬個，人手相對較少，快速和常規檢測能力不夠完善。“監管難度大，但這并不能成為監管缺位的‘擋箭牌’！”山東大學社會問題研究專家馬廣海教授認為，作為百姓食品安全“把關人”，少數監管部門工作人員得過且過，曝出來就查，曝不出來就算，這樣食品安全事件焉能不發生？

以利定取舍：“執法為民”還是“執法為利”

從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看，一些監管部門“在辦公室看樣品”成為“監管習慣”；“瘦肉精”事件中，曝出“讓養豬戶自己取樣送檢”的尷尬，更有甚者，少數監管部門和工作人員將能不能創收作為管與不管的取舍標準，甚至存在執法腐敗，監管職責被拋之腦后。

毋庸諱言，雖然近幾年財政支持力度加大，但當前食品安全監管任務繁重，經費需求還有很大缺口。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現行體制下，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辦公經費和人員工資，要依靠上級返還的收費罰款來“解決”，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門和工作人員的“執法為利”。

山東某縣質監局一位食品審查員曾多次向記者反映基層監管問題：“現在的財政供養機制不是很順，收費罰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約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資福利就從收費、罰款中出，這樣的監管能沒漏洞嗎？如果說之前曝出的上海出租車運營是‘釣魚執法’，我們現在就變成了‘養魚執法’，每天的工作目標就是想著如何完成‘創收’任務。”

罰款的目的本來是加強監管，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懲處，然而，調查發現，在一些基層監管人員那里，罰款竟然“生財有道”。這位食品審查員舉例說，執法中即使發現造假也不能罰死，罰太狠了，下年找誰收錢去？本來罰10萬元的現在罰1萬，企業交了“保護費”，焉有不放之理？這樣的怪象下，監管人員快與違規企業成為‘利益共同體’了。據了解，這樣的現象并非個例，浙江一名基層監管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有的年份幾個月可以不干活，因為“前期努力”，已經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創收”任務。

記者在“質量技術監督人士的網絡家園”“中國質量熱訊”網上看到，有些帖子說“我們的工資來源于企業的違法所得”，“只要給了錢，立馬變成甜瓜臉。能否吃上飯比有沒有面子重要些”。此外，來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壓力，也削弱了監管力度。一位地方質監部門負責人向記者抱怨說，政府頭等大事是發展經濟，監管部門如果只是管管小企業、打打蒼蠅還無所謂，要是對于地方“有重要貢獻”的食品企業、行業“鐵面無私”，領導就會找你“談話”。

問責需到位：嚴防“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一些專家指出，從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來看，雖然部分人員確實存在失職、瀆職行為，但法律法規對于如何判定監管部門是否履職到位，缺乏明確界定。每次食品安全問題發生后，監管部門“理直氣壯”地把矛頭指向肇事者，但監管部門和監管人員的失職卻易被忽視。“這種現象一定要杜絕，監管部門也不能免責。”馬廣海說。

“在信息化高度發達和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高度關注的今天，食品安全監管一旦不及時，極易導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所以強化監管是重要的突破口。”輿情問題專家、天津社科院研究員陳月生等專家認為，應從問責“查處比曝光慢半拍”現象入手，鐵腕查處失職瀆職、以權謀私、執法腐敗、部門牟利等行為。近年來食品安全工作盡管取得一定成效，但與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期望相比，食品安全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仍需從體制機制上不斷健全完善，形成長效監管機制。

實現全程無縫監管。食品行業產業鏈條長、環節多，監管力量分散，必須形成監管合力，提高監管效率。“我們常說食品安全問題是‘九龍治水’，為什么？這在經濟學上存在著‘搭便車’的尷尬。”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黃锫說，食品的監管部門眾多，每個監管環節都會認為，我這里沒管住，自然會有別人來管；反過來，如果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管，食品安全不出問題反讓其他部門“搭便車”，破除這種職權交叉的體制勢在必行。

強化信息收集，建立群眾舉報獎勵機制。專家建議，按照查獲情況重獎舉報者，充分發揮群眾的監督力量，讓不良分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無藏身之地，從而凈化食品市場。加強基層監管部門人力、設備和經費保障力度，讓罰款與部門利益脫鉤，嚴禁罰款返還、變相“坐收坐支”。我國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統一負責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工作。絕大多數食品安全問題發生在基層，也解決在基層，黃锫建議將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工作責任制、經費保障落實情況作為檢查和問責的重點。

【2】我國食品標準被指“內外有別”     一流出口二流內銷

據新京報2011年04月20日報道，我國食品標準被指“內外有別”。出口食品合格率超99.8%，內銷食品合格率在90%左右；食品安全事件頻出暴露食品標準滯后等問題。一邊是國外認為存在安全隱患，另一邊是有關部門回應未超國家標準，新近發生的“雀巢嬰幼兒米粉事件”，再次引發消費者對食品的海內外“雙重”標準的困惑。類似食品標準“內外有別”的現象并不少見。對此，專家認為，我國食品標準要向國際標準看齊，“在可能的情況下要從嚴”。

■ 現象：一流產品出口 二流產品內銷

數據顯示，多年以來我國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上，而內銷食品在“多年整頓”的背景下，合格率卻只有90%左右。雖然只有九個百分點的差距，但卻暴露出食品安全標準“內外有別”的尷尬。專家指出，一方面，我國的食品需要“摸高”才能進入國外市場，導致“一流產品出口、二流產品內銷”。另一方面，在寬泛標準產生的“洼地”效應下，一些在國外被認定為“不合格”的洋食品，能堂而皇之地進入我國市場。有些產品在國外被查出安全問題后，面對中國公眾的質疑，卻因中國的低標準而常“傲慢無禮”。

上海奶業行業協會副秘書長曹明是說，對于某些國家而言，食品安全的標準猶如“技術壁壘”，是保護自己國家產業的“利器”。“歐盟幾乎是國際上公認對食品安全要求最嚴格的地區，我國企業生產的乳制品很難進入歐盟、美國等標準嚴格的市場。”專家提出，在經濟社會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固守落后的標準，無異于“刻舟求劍”。與造假技術的花樣不斷翻新相比，某些領域的標準滯后，也造成監管乏力，讓不法分子鉆了空子。

案例 1

據報道，來自瑞典研究機構的數據表明，雀巢等品牌生產的部分嬰兒食品含有砷、鉛等重金屬，存在安全隱患。

【回應】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通報，這些品牌在華產品檢出的砷、鉛等重金屬，均未超出中國標準。

案例 2

2010年麥當勞的麥樂雞在美國被發現含有兩種化學成分，“聚二甲基硅氧烷”和“特丁基對苯二酚”。

【回應】麥當勞中國公司稱，這兩種物質含量均符合現行中國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

案例 3

以原料奶為例，我國標準規定每毫升細菌含量不得超過200萬個，但這一標準在國際上得不到承認；再如，國際標準中有奶牛“體細胞”的檢測項目，這是判斷牛是否健康的重要標準，而我國卻沒有相關規定。

【說法】上海奶業行業協會副秘書長曹明是表示，我國對乳品和其他食品行業的檢測標準，的確存在與國際上發達國家標準不同、部分指標低于其他國家的情況。

案例 4

我國允許的“農殘”量要比歐盟和美國高出數倍；植物奶油被曝光有危害，但我國沒有強制性的限量標準；“蜂膠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在樹膠里添加蘆丁、槲皮素等黃酮類物質，人為提高了總黃酮含量，反而“符合”了蜂膠國家標準……

■ 探因

“有些標準二三十年不變”

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背后，屢屢暴露出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存在標準質量不高、滯后的問題。我國的標準化法1989年開始實施，形勢早已發生變化，標準化法修訂工作開展近十年，目前新法仍未出臺。《標準化法實施條例》也明確規定：標準實施后，制定標準的部門應當根據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需要適時進行復審。標準復審周期一般不超過五年。

“遺憾的是，有些標準長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變，不但給一些造假企業鉆空子提供了可能，也影響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甚至國家形象。”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如是說。

企業常贊助食品標準制定

“標準之爭就是利益之爭。”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說，往往標準低一點，就有大量企業被放進去，標準一高，一些生產能力落后的企業就會被淘汰。而我們的某些標準恰恰是遷就了一些落后企業。邱寶昌解釋說，我國共有幾萬個標準，當時制定的標準普遍較低。另一方面，制定一個標準，需要大量的數據收集及論證，費用較高，而國家對此補助有限，不少花費往往是企業贊助，一是“更新”慢，二是摻雜了企業的“意志”，有些企業就成了低標準的受益者。

■ 觀點

“標準制定應去掉企業聲音”

如何健全和提高我國食品標準？在邱寶昌看來，當務之急是“標準的制定應該去掉企業的聲音”，由國家層面組織有公信力的業界專家等參與，過程要公開透明。

“既然是食品安全標準，就不能‘內外有別’，應向國際標準看齊，在可能的情況下要從嚴。”邱寶昌說，提高標準，既是對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負責，也是我國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需要。

食品標準的提高，還應改變令出多門、不統一的問題。此外，標準的提高還應發揮第三方機構的預警作用。專家建議政府建立激勵機制，與第三方機構及企業間形成風險預警網絡，構筑聯動機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掌握主動。

【3】網聞博評：私欲膨脹必然導致的“損華利洋”早已沖破道德底線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此前的《“洋師爺”遭遇“師道尊嚴”的尷尬》、《金融地震：科學等于“專家觀點”嗎？》、《野史傳聞：當猴子學會使用武器以后》、《一篇博文何以會周點擊破百萬？》和《中國歷史是如何“跑偏”的？》及《“道德滑坡”端的不是“天災”》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所謂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就是市場自由發揮資源配置基礎作用和企業發揮市場主體作用的經濟體系。而企業發揮主體作用的市場體系，本來就是資本發揮主導作用的市場體系。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不是追求道德最大化，這本來就是資本唯利是圖的天性。資本的血腥與貪婪，從來就不是靠勸善和道德說教可以感化的！華爾街的金融欺詐丑聞以及由此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早已戳破了美國市場經濟公平公正法治規范的神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核危機，也已經曝出了私人資本的壟斷貪婪和官商勾結腐敗的黑幕。環顧整個市場經濟全球一體化體系，所有的社會腐敗丑惡與人性扭曲墮落，又哪里是民主法治和道德良心可以約束的？而所謂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接軌，就意味著中國已經很難避免國際市場的沖擊和影響了。

這里的萬惡之源，還是一個“私”字，還是一個“利”字。私欲膨脹之極，就是一個“貪”字！私人資本追逐暴利，就會瘋狂到制售“毒食品”害命。監管部門謀私利，就會為虎作倀“養魚執法”。而所謂食品標準“摻雜了企業的‘意志’”，也便是摻雜了“私人資本的意志”，于是也便有了“標準滯后”乃至“內外有別” 。而被稱為“經濟漢奸”的前商務部正局級官員郭京毅一案，則暴露出有關外資法律法規起草和修訂工作“立法腐敗”的“資本魅影”。可見，中國食品標準的“內外有別”以及“經濟漢奸”的存在，絕不是空穴來風的聳人聽聞。

從外資“洋毒食品”在中國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到中國“毒食品”害命的“內外有別”。從外資企業曾經在中國享受長達幾十年的“超國民待遇”，到中國的“世界血汗工廠”和資源賤賣及生態環境破壞。從外向型的“出口退稅”補貼，到大把“進口”美元債券補貼美國人高消費。如此等等，我們都很難用精英專家們的市場經濟“國際慣例”接軌說辭解釋得通。反之，從市場化私有化及國際化的“資本意志”切入觀察，卻很容易使所有的云霧謎團得到清晰的解釋。

然而，長期以來，市場化私有化主流精英專家們，總是極力布道“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的“洋迷信”，甚至是倒打一耙，反將此種種腐敗丑惡歸咎于中國體制改革的不徹底不到位，并動輒以“極左回潮”和“抹黑改革”的大帽子壓制群眾意見。可事實上，現在的“毒食品”泛濫及其“養魚執法”和“內外有別”，早已不是所謂的“左”與“右”的內部矛盾，也早已超出了“道德滑坡”的范疇。今天，我們13億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已經是一個觸目驚心的“資本意志”橫行肆虐的“經濟漢奸”問題，是一個不容模糊且不容回避的愛國與賣國“漢賊不兩立”的大是大非問題。甚或，首先是一個“文化漢奸”禍國殃民的問題！

應該看到，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形態，不是公有制就是私有制，非公即私，非里即外。從來就沒有抽象的仁義道德，也從來就沒有抽象的自由人權。美國國際金融危機的“剪羊毛”，其收官之戰的目標，始終鎖定的是中國。以“國際慣例”為幌子打開市場經濟體系的通道，也一直是美國私人資本寡頭集團的超級夢想。所謂“人權高于主權”論，實則是尋找干涉中國內政的借口。在這個“資本叢林”弱肉強食的世界上，國家主權是民族集體自保的基本憑借。國權不存，人權何依？

當此之際，只有回歸并復興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愛國主義的團結力量，反腐肅漢，保家衛國，方能共克時艱安度危局。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經驗教訓已經證明，而且將來還會再次證明，在中國，愛國與愛社會主義，是絕不可分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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