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戶籍制度改革的爭論從何而來？

答：之所以提出戶籍制度改革的問題，原因就在于我國目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常住地域的差異，造成人民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例如教育、醫療、各種公共服務，盡管名義上全體公民都享有，但在具體的實現上存在巨大的差異。

但這一改革的提出，即使在人民內部也引起了巨大的爭論。而爭論的原因，恰恰是各方爭論者至今都沒有明確地闡釋清楚的。城市低收入群體的代表和農民的代表各執一詞，只顧在這一問題上互扣帽子，全然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工人、農民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真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么？工農之間在當今資本主義全面泛濫的形勢下真的會產生如此不可調和的矛盾么？這一問題得不到回答，那么一切爭論都將是毫無意義的。

戶籍改革，之所以在工農之間爆發如此強烈的爭論，其焦點并不在于其終極目的，即實現全體公民真正的平等。真正引發爭論的，是實現這種目的的方式。在這一點上，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各自有各自的誤解：城市居民錯誤地認為，一旦取消戶籍制度，那么自己所享有的權利就和今天的農民一樣了，我們可以把這種觀點概括成“向最低標準看齊”；與此相對，農村居民和進城務工人員則天真的認為，一旦取消戶籍制度，自己就能夠像今天的城市人一樣了，可以概括為“向最高標準看齊”。這兩種觀點其實都是片面的。至于實際情況如何，我們下面可以具體地分析。

問：取消戶籍制度，能不能幫助農民工在城市立足？

答：不能。

我國目前已經廢除強制收容和遣送流動人口的制度，很多人舉出幾年前強制收容和遣送的事例來只是混淆視聽的做法，這種人不是出于無知就是別有用心。當前真正影響農民工在城市立足的，主要是以下幾方面：高房價、高物價、教育、醫療、福利。

教育的問題，原先相當嚴峻，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無法在父母工作的地方入學，造就了大批的留守兒童，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但這一問題近年已經從制度上得到了解決，很多省市都已經實現了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民工子女就近入學。因而這一理由已經不能成立。而隨著醫療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醫療和福利也不會再成為農民工不能進城的門檻。剩下的就是房價和物價的問題了。而這也是最為關鍵的問題。

那么，取消戶籍制度會降低大城市的房價和物價嗎？我想這個問題不用我說大家也清楚。取消戶籍制度后，更多的人涌向大城市，只能拉高房價、抬高物價。有人會說，還有經濟適用房。但是請注意，經濟適用房恰恰是戶籍制度的產物！當一個地方政府只需要對擁有該地戶籍的人負責的時候，它可以提供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給當地的中低收入階層。而戶籍制度一旦取消，那就意味著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都時時刻刻在對全體13億人負責，即使你挑這個擔子進城賣茶葉蛋，你也可以算作當地的中低收入群體的一員。那么，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政府會不會給十三億人中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準備一套經濟適用房？到那時，情況就是，大城市設施完善的中心城區成為富人逐鹿的樂園，而沒錢買房的你就被這座城市掃地出門。

問：取消戶籍制度，幫助了誰？

答：盡管目前戶籍制度尚未完全取消，但對于其中部分政策的改革已經進行，我們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我們所窺的這“一斑”，就是已經在很多省市實行的“免試就近入學”。

近年的很多改革，都是以“公平”的名義進行，卻以剝削階級收割改革果實而告終的。教育改革也不例外。以北京為例。北京的教育改革，始于九十年代末，當時北京市通過了一項荒謬絕倫的改革方案：為了實現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平，促進教育資源均衡分配，所有“重點校”停辦初中部，取消統一的小學畢業考試，所有小學升初中的學生通過電腦派位，免試就近進入初中學習。政策一出臺，各重點校立刻行動，把自己的初中部進行改制，轉制成為收費高昂的“民辦公助校”，大批不學無術的富家子弟、官僚子弟以“贊助生”的名義進入到這些學校，享受到在統一考試入學下根本不可能獲得的優質教育資源。

這次改革，雖然招致了無數批評的聲音，卻還不算對于底層群眾的斬盡殺絕。“民辦公助校”雖然有無數后門，卻還不敢把前門關上。成績優秀的學生，仍然可以通過學校的自主招生考試，進入這些昔日的公辦重點校——當然前提是父母有辦法解決學費的問題。那些有眼光的家長，很多都勒緊褲腰帶，讓自己的孩子去考“民辦公助校”。而那些反應稍微遲鈍一些的家長，他們的孩子可就沒那么幸運了。筆者曾見過一個小學時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接受電腦派位去了一個基礎薄弱校。幾個月后，這個孩子打電話給昔日的同學，哭訴自己“這一輩子完了”，說自己上了一個風氣極差的學校，學生打老師，老師罵學生，根本無法學習。

“民辦公助校”的余毒尚未消去，北京市又打著為農民工謀利益的旗號，正式推行外來人口子女免試就近入學的政策。這一政策對于農民工子女有利的，只在于“就近”，而更為關鍵的“免試”對于農民工子女并無任何實質性的好處。小學的入學，根本無法考試，而初中的入學，如果考試，則農民工子女學習好一樣可以進好學校，城市學生考不好一樣進差學校。果然，這一政策的真實目的，立刻由房地產商們做出了回答：各大房地產公司，立刻打出了“學區房”的廣告，一些名校周邊的房價被迅速炒高。在利益的驅使下，北京中心城區出現了一批怪胎樓盤：這類樓盤占據城市的中心地帶，毗鄰一些傳統名校，但是戶型狹小，很多戶型的面積甚至還不如貧民窟，但裝潢高檔，售價高昂。這類住房建造的目的，顯然不是出于居住的舒適，也不是為了工作的方便（每天車接車送，甚至都不用按時上班的人怎么會在乎上班的遠近？更何況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在城市中心區工作，甚至不在北京工作），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富豪的子女卡位，以“免試就近入學”的名義進入名校鋪路。在統一招考時期，出身貧寒的孩子還有機會通過努力學習進入重點校，獲得良好的教育，而在高喊“公平”的今天，出身貧寒的孩子通過考試進入名校的路已經被堵死，又無法負擔名校周圍高昂的房價，這等于徹底關上了這些孩子在小學和初中階段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等到初中升高中的時候，富家子弟一個一個考入名校。你問他：你的孩子為什么能夠進入名校？他回答：高中招生很公平，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一樣參加統一考試，是考進去的。殊不知，他們已經通過壟斷小學和初中的優質教育資源，讓那些貧寒人家的孩子輸在了起跑線上，然后再得了便宜賣乖，大談自己如何遵守規則，社會如何公平。這正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最生動的體現！

如果有人還不服氣，那么我們就再問一問：有沒有哪一個城市里的農民工子女，因為“免試就近入學”而享受到了這個城市里最優質的教育資源？顯然是沒有，“免試就近入學”，除了讓這些孩子有機會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外，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教育質量上的提高，他們進入的，仍然只能是城市邊緣地帶條件很差的學校，甚至是無人問津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享受的是和他們的農村老家質量相仿的教育資源。而那些優質的資源，早已經被高高在上的統治階層瓜分一盡了。

問：取消戶籍制度會帶來平等嗎？

答：不會。

我們來問幾個問題：首先，取消戶籍制度的直接目的是什么？這一點沒有什么可討論的，絕大多數鼓吹取消戶籍制度的人所要求的，都是自由選擇常住地的權利。

那么，取消戶籍制度后，是不是還要有大批人生活在農村？是不是還要有大批人生活在小城鎮？還要有人生活在二線、三線城市？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人口總數肯定要遠遠多于生活在一線大城市的人口。

那么問題又來了：沒有了戶籍制度，那么誰生活在一線大城市？誰生活在二線、三線城市？誰又生活在小城鎮、生活在農村？取消戶籍制度的吹鼓手們回答：自愿。

可是，在“自愿”的標準下，又有誰會自愿選擇放棄一線大城市的居住權利呢？既然肯定是大多數人不能生活在一線大城市，那么誰是活該居住在福利差一些的二線、三線城市的？誰又是活該居住在福利更差的小城鎮和農村的呢？答案只能是憑本事，只能是按照最野蠻、最殘酷的叢林法則來決定了。

有人說，二線、三線城市、小城鎮和農村也早晚有一天能享受到一線大城市的福利標準。

我的可敬的先生們！不要再裝了，你們的話讓人想起了當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的帶動后富的，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既然早晚是共同富裕，你們為什么一個個都去搶著當先富的呢？既然城鄉差異早晚要消滅，你們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為自己爭取進入一線大城市的權利呢？

城鄉、區域的差異不消滅，就總會有人處在被遺忘、被歧視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不去努力消滅城鄉差異，卻急著為少數人爭取進城的權利，這種人的動機不言自明。封建社會，做地主不需要什么血統，只要你有本事發家致富，再買田置地，你就能成為大地主。資本主義社會做資本家也不需要血統，只要你有本事，你就可以白手起家去成長為資本家。但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平等可言。如果一個人不要求消滅封建的生產關系，不要求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只要求人人都有成為地主、資本家的權利，這個人難道是在爭取平等嗎？

問：誰在推動取消戶籍制度？

答：有兩類人。一類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另一類是在社會競爭中失敗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

近年來，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地方上涌現了一大批新興的資產階級，他們靠對家鄉廉價的勞動力的剝削和對家鄉資源的破壞性掠奪，迅速蓄積了大量的財富。然而，這些人有了錢之后，卻并不熱心把他們的家鄉建設好，而是想方設法逃離家鄉，跑到一線城市里去。他們很清楚，照他們那樣掠奪，他們的家鄉是永遠不會有希望的，只會越來越糟。唯一的出路就是盡快逃離，把一家人都弄到大城市里。

山西的煤老板跑到北京買上幾套房子，把一家老小，連同七大姑八大姨都搬過來，留下山西的村民和煤礦工人在污染的空氣和土地中掙扎。長三角血汗工廠的老板們，把自己的老婆送到香港生孩子，讓孩子一生下來就成為香港公民。取消戶籍制度后，山西的煤礦工人能不能也像他們的老板一樣到北京買上一套大房子，永遠離開污染的土地？取消戶籍制度后，血汗工廠里的苦力工們能不能也把自己的孩子變成香港公民？

在戶籍制度的限制下，煤老板們和家鄉之間還有割不斷的臍帶，還不能做到“有錢能使鬼推磨”，把自己徹底等同于大城市的居民。這些人自然做夢都盼著戶籍制度取消，好把自己同不光彩的發家史徹底割斷。

中產階級在社會中處于過渡位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們的財力和能力不足以使他們像大資產階級一樣，無視各種制度的障礙去享受權利。但同時他們也不甘于和底層的工農群眾為伍。他們中的很多人出身貧寒，但由于自身的努力，完成了高等教育，覺得自己是“讀書人”。虛榮心的驅使使他們急于把自己變成“北京人”或“上海人”，以證明自己的能力，同時使自己獲得衣錦還鄉、高踞于家鄉普通群眾之上的心理優勢。一旦這種努力遭到失敗，灰頭土臉地離開大城市，去選擇退而求其次的道路，他們就心理失衡，把個人的失敗歸咎于戶籍制度，每天想著自己如果有X城市的戶口絕不至于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讓我們替這些鼓吹者說出他們的心里話：城鄉差異消滅不消滅無所謂，只要讓我先成為城里人就行；區域差異消滅不消滅也無所謂，只要讓我能擠進發達的地區就行。

明白了他們的心態，也就不難理解今天的一些怪現象：總是聽到有人鼓吹“免試就近入學”，卻很少有人要求國家把優秀的教師派到家鄉的農村和欠發達地區，改善那里的教育條件；總是聽到有人抱怨大城市的大醫院看病難，甚至有人要求把大城市的退休工人疏散到二線城市，來解決看病排隊的問題，卻沒有人要求改善家鄉農村和中小城市的醫療條件；總是有人高喊取消戶籍制度，讓他們能夠自由地遷徙到一線大城市，卻沒有人要求國家均衡發展，把他們的家鄉建設成一個美麗宜居的城市。

取消戶籍制度的吹鼓手們會力爭消滅城鄉差異嗎？不會，不但不會，而且還會變相鼓勵優質的資源集中于大城市，因為他們是鐵了心要擠進這座城市的，如果城鄉差異消滅了，他們還怎么在窮鄉親面前趾高氣揚？

問：為什么在左派中間會有人應和取消戶籍制度的主張？

答：兩個原因。

一是敵對階級無時無刻不想滲透進革命的陣營，讓自己的代言人以左派的面目出現，來蠱惑和麻痹群眾。從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那一天起，他們就慣于把自由競爭的叢林法則包裝成“平等”的糖衣炮彈來販賣給群眾。而真正維護平等的各種制度則被冠以“等級制度”的帽子加以破壞。這種事情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國曾經無數次上演，最著名的莫過于“打破鐵飯碗”。今天，同樣的事情還在上演。取消戶籍制度，由于關乎農民工的切身利益，因而更具有蠱惑性和欺騙性。

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左派內部的異化。在革命最危急的時候，大家都能夠克己奉公，同仇敵愾，一旦形勢好轉，革命隊伍中一些不堅定的分子就會抵擋不住資產階級的物質誘惑，轉而投入反動的陣營。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當年很多干部，在革命戰爭時期，一個個宣誓要為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一旦進了城，看到了城市里的花花世界，立刻把那些勞苦大眾忘得一干二凈，開始動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妻兒老小謀取特殊待遇。60年代，我國規定大學招生必須保證一定比例的“紅五類”，但這些貧苦出身的人，很多人在讀了幾年書后，思想也開始變化，忘記了革命，忘記了人民，只想著畢業后如何憑借自己的學歷進入好單位、大機關，如何鉆營往上爬，最終成為腐朽的官僚機構中的行尸走肉。只有當文革期間徹底打破了官僚機構，這種庸俗的作風才得以削弱（并沒有消滅，并且在文革后期，又在“工農兵學員”身上死灰復燃了！）

“紅五類上大學”的政策和今天的取消戶籍制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差異沒有得到消滅的情況下，把矛盾的雙方對調，把被剝削者捧上剝削者的位子。這就好比讓楊白勞去做地主，黃世仁去做貧農。一樣不合理。不消滅剝削制度，社會就永遠存在地主和貧農，永遠存在剝削和壓迫，楊白勞做了地主一樣要變成黃世仁。

最近還看到一篇奇談怪論，戶籍制度讓城市居民無法支配自己的“不動產”，而戶籍制度取消后，人們可以自由地賣掉自己在這一城市的“不動產”而購買另一城市的“不動產”。我一看到這篇東西就想笑，此人也太低估中國工人階級的智商了！這個作者和那些鼓吹土地私有化后農民可以自由賣土地，還有蘇聯那些鼓吹把國有企業的資產變成可以買賣的股份發到工人手里的人一樣，都不過是花言巧語欺騙群眾，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更好地把人民的財產騙到他們手里。

問：如何消滅戶籍制度？

答：城鄉的差異、區域的差異，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暫時的戶籍制度，是為了最終消滅這種制度。在毛澤東時代，戶籍制度十分嚴格，但城鄉的差距并不像今天這樣明顯。這就足以駁斥一些人關于戶籍制度造成城鄉差異的謊言。城鄉差異之所以沒有被消滅，原因在于我國在帝國主義的封鎖下，工業化的速度大大放緩，還沒有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而按照社會主義的理論，國家通過有序的工業化，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成為城市人口，同時在農業生產中實現機械化，提高農村的勞動生產率，最終使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就可以達到消除城鄉差距的目標。可惜的是，這一進程，在毛澤東逝世后，被“先富起來”的路線徹底中斷了。改革以后，農民在人口流動和務工上有了比毛澤東時代更大的自由，城鄉之間制度上的差異減少了。按照今天取消戶籍制度的吹鼓手們的說法，應該是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的。然而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城鄉差距在改革的30年間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既得利益集團把資源集中于自己居住的大城市，造成富的更富窮的更窮的局面。一旦放開戶籍，失去制度的約束，這種分化只會愈演愈烈。

在階級社會中，任何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地域矛盾，都可以是，也只能是階級矛盾的一種曲折的反映。巴以民族矛盾如此，臺灣省籍矛盾如此，中國的城鄉矛盾、地域矛盾同樣如此。而造成矛盾的原因，恰恰是資產階級聚斂財富、壓榨廣大工農群眾以自肥的行為。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吹鼓手，把中國占主要地位的階級矛盾混淆于次要的城鄉矛盾、地域矛盾，妄圖轉嫁矛盾，挑起工農之間的對立，并且趁機撈取更大的好處。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

奉勸那些披著左派外衣的敵人，收起你們的畫皮，免得遭到更嚴重的清算。也奉勸那些不明就里的群眾，要認清形勢，不要中了圈套，成了資產階級的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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