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口——中國的隔離制度

星期六, 9 八月 2008.

chinaworker.info

對人民來說是專政的，對資本來說卻是自由的。

大多數中國的窮人生活在由許可、監控和處罰構成的沉重制度的嚴密監管之下，這一制度決定了他們在哪里生活、工作、學習，以及可以生多少個孩子，然而中國的資本卻享受著世界上最不受管制的環境之一。人民來說是專政的，對資本來說卻是自由的。

從貧窮的內陸省份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的農民工（流動工人）受到嚴格的管制。資本主義全球化把這些流動工人集中到了一起構成了“新工人階級”的主力。1982年他們的人數是3000萬， 1995年增加到5350萬， 2004年是1億4000萬。目前估計“流動人口”有2億，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大遷移。有8750萬人口的四川省，向中國的其他地區輸出了1100萬工人，相當于全省人口的八分之一。2008年5月的大地震造成了87000人死亡500萬人無家可歸，再度反映了民工的困境。許多四川人了為重建家園很可能要背井離鄉找工作。6月底，在地震發生6周之后，官方的失蹤人數統計突然增加了1125人，總人數超過17000。數字的劇增來源于從國內其他地區長途跋涉返鄉的流動工人向官方通報了失蹤的親人人數。

流動工人被迫從事最卑微的工作，如建筑、家政服務和性工作者，以及工作在出口地區如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大量流水線上。他們構成了中國1億900萬制造業工人的主力。他們的勞動推動了中國尤其是沿海省份的經濟發展，廣東省的GDP (3900億美元)已經超過了挪威和沙特阿拉伯。占建筑工人人數4/5的民工改變了諸如上海北京等許多大城市的天際線。北京華麗的奧運設施包括場館、新電視中心、劇場，新的公路、橋梁和地鐵站主要是由民工修建的。2007年4月份6名外地建筑工人在地鐵管道坍塌事故中遇難，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當時評論道：“北京奧運是建立在全體農民工（流動工人）的血汗之上。” 而起初，來自國有建筑公司的老板試圖掩蓋事故，扣押了工人的手機，防止工人打電話報警，這只是在25公里地鐵線上發生的嚴重的傷亡事故之一。據國外媒體報道，有10名工人在修建北京國家體育館“鳥巢”時死亡，然而中國官方否認了這個說法，但是承認有2人喪生。一份罕見的資料來源于法國的紀錄片劇組對“鳥巢”建筑工人的采訪。當被問及是否因為參與建設奧運項目而感到自豪時，工人的回復是：“并沒有。”他的工友補充說：“有錢人才覺得自豪，而我們很窮。”流動工人告訴記者他們一天只能賺40-60元，在新場館高空作業的危險工作一天也只有80-100元。

戶口——制度化的歧視

中國的農民工受著歧視，并且受到類似已廢除的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一般的居住許可制度的嚴格管制。戶口或者戶籍注冊制度為毛澤東在不幸的“大躍進”時期進一步加強。本意在于把農民限制在人民公社內以保證糧食生產，避免大批人口涌進城市。在這一制度下，中國社會被分割成兩部分，按中國日報的說法是“有產者（城市戶口）和無產者（農村戶口）”。即使在城市居住多年并且依法納稅，如果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權利享有住房、醫療、教育以及市政府管轄下的其他社會服務。這一制度沒有靈活性，農業戶口或非農業戶口會伴隨著人們一輩子。中國的農民工因此遭受著和西方國家非法移民一樣的問題和歧視。同樣他們都被資本主義作為廉價勞動力剝削，但只有在標榜著“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歧視發生在工人自己的國家里。眾所皆知這一制度是不公正的，人們對它的批評也很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徹偉（音譯）說戶籍制度“否定了流動工人作為中國公民應當被平等對待的基本權利”。

戶籍制度在中國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離開了戶籍制度的閘門作用，中國會像其他新殖民主義國家一樣出現貧民窟的爆炸性增長。戶口制度保證了工廠主、警察、當地機關有利可圖的對民工進行制度上的歧視，它的作用不亞于南非臭名昭彰的“通行法”。然而與南非的制度不同，戶口不是以種族來區分的，因此它執行起來更缺少透明度。大約有30萬戶籍警和其他受雇機構在監控這一制度，并且收集轄區內的居民信息（正如我們看到的，警察的工作被最新的計算機芯片技術革命化了）。戶口制度的運作屬于暗箱操作，公開它的內幕會帶來牢獄之災。只有26.1%的中國人，大約3億5000萬，擁有讓人垂涎的非農業戶口。其余9億5000多萬人大部分被排除在中國的城市經濟繁榮之外。

戶籍制度的影響必須放在最近三十年的反革命以及房價、學費和醫療費飛漲的社會背景下來看。只有約5%的少數流動工人被覆蓋到當地醫療保險中。大多數人和農村的家人一樣都是沒有保險的。大赦國際報道過流動工人因為支付不起醫療費而被迫給自己動手術。當中央政府在武漢啟動試點項目為該市14000名流動工人提供免費醫療檢查時，情況令人震驚。檢查結果表明，40%的流動工人帶病工作，1/5的受檢者攜帶乙肝，1/10有心血管疾病，2/3的女性工人患有各種生殖道感染。38歲的受檢者劉國勝（音譯）被檢查出患有肺結核。他告訴《上海日報》這是他20年來的第一次體檢。

幾個大城市里的流動工人人數已經超過了本地人口。有1050萬民工的深圳，本地常住人口只有187萬。中國的許多城市有全面的社會分工，類似于在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幾乎所有的體力工作都是由來自南非和其他阿拉伯世界的流動工人承擔的。中國大部分民工說著不同于當地人的方言；他們通常身材矮小瘦弱，衣著破爛，因此更容易受到歧視。據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的喬健（音譯）教授說，他們的狀況并不比“印度種姓制度里的賤民”好多少。

據《中國日報》報道，流動工人的平均工資約為城市工人的40%——2004年是每月540元（78美元）。他們還要將微薄收入的一大部分寄回鄉下的老家作為全家的主要收入來源，用來支付家人的學費和醫療費。中國社會科學院稱，民工每年寄回家的錢將近800億美元，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匯款流量。在有些省份，民工的匯率總和甚至超過了省政府的財政預算。

拖欠工資普遍存在

卡爾·馬克思在150年前就解釋了資產階級的利潤來自于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卻給經濟準則帶來了新的轉變，剝削了甚至屬于“非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官方數據統計2005到2007年7月全國拖欠的總工資額達到660億元（95億美元）。調查表明70%的流動工人被克扣過工資。雖然欠薪行為明顯違法，但是對公司的罰款太少，監管機構的力量也很弱，以至于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具有臨時性特點的建筑業情況最糟，2/3以上的拖欠工資事件都是由此造成的。有時工人對面錯綜復雜的承包關系都不知道該向誰追討工資。這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悲劇現象。流動工人會在最后一次絕望的抗議拖欠工資之后從自己所修建的摩天大樓樓頂跳了下來，這被叫做“跳樓秀”或者“跳樓抗議者”。中央政府試圖打擊這些泛濫的事件，針對拖欠工資下發文件督促省政府落實行動。他們設立了熱線電話和許多其他的辦法幫助流動工人追討工資。這反映了中國政權上層面對流動工人的暴力抗議高潮有了更多的警戒。但政府拒絕批準的一項措施就是允許工人組織起獨立的工會。

目前戶口限制已有所松動，一些地區正在實行試點改革使改戶口更為容易。有學者建議采取像美國“綠卡”的制度，讓那些在城市里居住滿一定年限的流動工人享受當地的公共服務。但是廢止整個戶籍制度仍遙遙無期。中央政府在1992年討論過廢除戶口制度。2005年公安部發表聲明決定所有變革都必須由地方政府來執行。然而恰恰是地方政府對變革的抵制最為嚴重，因為廢除戶口并給予流動工人同等的權利意味著在當地的公共服務上花更多的錢，只有最富裕的城市才能選擇變革。

當2003年河南省會鄭州市政府解除限制時，市內人口一年內暴增了15萬，這迫使政府再度“關掉了這扇門”。沒有新的資金注入，城市無法應對新增的學校、醫療和社會服務的負擔。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鄭州市中心的小學一個班的學生人數高達90人，幾乎是正常標準的2倍。據說有些學校為了應對過度擁擠的狀況安置了小型的課桌。

《亞洲時報在線》的吳鐘（音譯）說：“按中國的說法，讓地方市政府開始改革就像與虎謀皮一樣。因此改革必須由中央政府直接執行。”如同貫穿于所有的政治經濟問題的斷層一樣，中國的權力核心再度與城市和地方發生了利益沖突。

在城市居住的許多流動家庭仍因為戶口分在“錯誤的一邊”而過著不安定的困難生活。約有300萬跟隨父母在城市生活的流動兒童被排除在公共教育系統之外。許多兒童就讀于條件很差的私立學校，這些學校完全由沒有教師資格的人在上課。而其他兒童處于失學狀態之中。在有540萬流動工人的北京，估計就有7萬民工子女失學。盡管中央政府的新政策要求城市的公立學校讓民工子女注冊上學，但地方教育機構以新的歧視性法規和更高的入學費用作為回應，將民工拒之門外。至少2000萬農村兒童在父母離家打工時被托付給老人或者其他親戚照顧。正常來說，每年只有農歷新年他們才能見到父母一面。2008年的嚴冬迫使公路和鐵路交通長時間關閉，600多萬準備踏上艱難的年度返鄉路的流動工人滯留在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成千上萬人被迫放棄回家，返回到工廠所在的鎮上。除了遭受災難以外，極端的天氣突出反應了中國運輸系統長期以來的超負荷運行和對鐵路網投資的不足，在主要節假日期間交通網都要掙扎著應對大量的農民工客流。

社會主義者要求廢除戶口制度。我們反對任何形式基于種族、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或出生地的歧視。然而僅僅要求取消戶口制度和與之相關的嚴厲的許可制度和監控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資計劃去重建諸如醫療、教育、公共交通和社會安全體系這類首要的公共服務。這些服務在30年的經濟“改革”中，尤其是在90年代被縮小了規模或被廢除。中央政府說要落實這些計劃，但是傾向于富人的政策意味著實際情況并沒有改善，有時反而惡化了。許多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和負債，意味著問題必須在全國范圍內通過大量注入中央資金進行處理，這需要徹頭徹尾的變革整個經濟和政治體系。唯一的道路是實現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取消由少數利益熏心的超級富豪所支配的經濟體系，在真正獨立和完全民主的工農組織掌管下實行對生產力的民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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