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報系著名時評家長平先生自爆“被辭退”！一時間微博熱議，眾自由派媒體精英哀鳴遍野，大呼此乃換屆前的“清洗”頓感人人自危，更有五毛粉絲團為其默聲抗議，“因言治罪”！長平先生自覺似乎比竇娥還冤。　　

  長平此君誰人，南方報系中流砥柱也。2008年拉薩事件之際，此君以一篇《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聲名大噪。在當時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周遭彌漫著仇恨、誤解和弒血陰霾的藏區，長平的這篇評論實在讓人不寒而栗。試問，在一個民眾最需要冷靜下來的時候，長平為什么還要再加一把火？這篇看似冷靜的文章事實上選擇了自己的陣營，讓藏獨分子們歡呼雀躍彈冠相慶，殺戮也變成了正義。此后的一段時間，長平很奇怪地淡出公眾視野。長平的噤聲，一直以來都認為是宣傳部門的干預，直至前不久有人爆出，事實上廣東省委宣傳部從未有過任何限制長平的文件，而藏匿長平不過是南方報媒揣摩“圣意”的“自作聰明”和內部的派系之爭。有時候我在想，當“自由”和“生命”放在一起讓我必選其一的時候，我該選擇哪一個？長平的文章表態選擇了“自由”，而對于普羅大眾來講，虛幻的“自由”遠不如真實的“生命”來得真切，更重要的是，那種在焚燒、殺戮和血光之中的“自由”，不過阿鼻地獄映射出的虛妄。挑起民族仇恨，以自由的名義，在中國的大地，這是一種怎樣的可怕邏輯？　　

 回到當下，長平為什么被辭退？無論南方系是“奉旨行事”還是“自我閹割”，這背后隱藏的意義顯然是要說明，不僅是主流意識形態已容納不下長平，即便是自由主義前沿的南方系也與其漸行漸遠。當年一起戰斗的同事，如今在長平的筆下也逐漸成為“當局”、“官僚”的化身，面目“變得可憎”。可巧的是，最近拜讀了長平先生一篇叫做《反腐教育的“震撼效果”從哪里來》的文章，讀罷之后，深感其人的偏執，也算更加明白了導致其南轅北轍的原因所在。　　

“體制惡”還是“人性惡”？　　

按照長平等精英的慣常觀點，在中國但凡一切天災人禍都是體制的錯，他們認為中國當前的腐敗以及現實罪惡是體制惡而非人性惡。無獨有偶，同是南方報系的笑蜀前幾日也在微博上痛斥機器之惡，大贊體制內人之善，論調一致令人感嘆。而事實上，這其實是一句極端矛盾的話，如果機器真由無數真、善之人構成，又何致如此罪惡？　　

誠然，體制的缺陷制造了無數人腐化墮落的溫床，正是三十年來的改革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舊秩序瓦解，新的公民社會卻尚未建立，使得轉型時期許許多多的矛盾顯得十分復雜，并且這些問題的的確確與大環境、大體制有關，非一日之功可改變。但倘若我們將道德滑坡、金錢至上僅僅歸結于潮流所致，而不去追究人性根底里的真善與丑惡，這究竟是對人性的尊重還是還是漠視？長平曾在某一年《南方周末》的新年賀辭留下過“總有一種力量令我們淚流滿面”的句子，而后這句話成為評論很多大事的發端詞。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尊重人性除了包括承認人性的善，肯定還有惡，除了悲憫一定還需自省。　　

說說長平提到的重慶，回到在打黑風暴應聲落馬的一幫官員和黑老大。當年罪惡之所以遲遲無人清算，并非沒有機制，恰是因為前人的縱容、遲緩、阻礙恰是人性中的“惡”，使得體制發揮不了作用。笑蜀痛斥機器之惡大贊體制之內人善，并藉以善能改變機器之惡，卻看不見機器仍由人尤其是人之惡在操控，到時候又在怪誰？　　

長平自己也說“貪官的悔過書是一種組織要求”，這何嘗不是機制在感化人性，何嘗不是體制在發揮作用，至于是否激蕩心靈那也就見仁見智了，就好比高舉“自由”大旗的長平也可以對拉薩的血光之災視而不見。或許，他根本認為，民眾的血是藏區“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又或許，他早已忘了知識分子“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信仰，單單讓民眾去死。　　

說到體制，事實上真正一步步將文強推向審判庭的其實也是體制，“空降”只是一種任職形式，打黑超常規卻又不脫離常規。王立軍沒有創造新的體制，他依靠的始終還是體制內的資源——法律和制度，只是相比前人他更有勇氣和智慧，選擇了作為，選擇了巧妙地運用機制。他原本可以安安靜靜地做個太平官，如果那樣也不會有南方報系的撕咬，可是他沒有。重慶打黑在體制內將文強以及一干黑惡勢力繩之以法，我認為，這正是對當前體制最好的檢驗。　　

惡的人性操控了本就不健全的機器，人性惡更是主導，長平責備機器的不健全，卻始終回避人性的自省與罪惡，他堅持著選擇性失明，因為他絞盡腦汁要論證的其實只有一個——萬惡的體制！　　

“黑打”還是“打黑”？　　

長平早在《斷裂中的重慶打黑》一文就曾主觀性地認定重慶打黑的“黑打”實質。何為“黑打”，長平似乎沒有做過精確的解釋。筆者看來，重慶打黑其實包含了兩個的內容，一個是法制層面即事實層面，另一個則是傳播層面即精神需求層面。　　

我們今天回想重慶打黑，覺得那更像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忠義武俠故事，這樣的傳播效果并非說是失實，相反由于它反應了當前中國眾多的社會情緒與民眾精神訴求——對權力、腐敗的憎恨，對英雄的崇拜，對公平的呼喚，其實更值得關注和討論。打黑故事里，文強的“惡”與“黑”并不是通過媒體報道一次玩弄女星或是魚塘藏錢就樹立的，相反是他的貪婪映照了當下中國太多的丑惡現實，在經人們不斷的口耳相傳中傳播被放大，于是民眾中久積的對權貴階層的不滿、對社會不公的不憤、對貪污腐敗的憎恨于一刻間就集中到了文強集中到了重慶打黑上，且這種情緒大大超過了當局的預料，民眾對重慶打黑幾乎同聲一致地叫好便是最好的佐證。這其實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重慶打黑的傳播效果顯然不是長平等人揣測的那樣“導演民意”，如果真是我倒覺得他高估了當權者的智慧，相反這種規模化的社會情緒噴發與釋放使當權者始料未及，只是打黑最終所表現出的秩序井然，恰也證明了當前中國體制的自我修補是值得信任的。　　

長平的偏執就在于他始終將傳播層面上的打黑混同于法制層面的打黑，而事實上文強的魚塘藏錢或者是謝才萍的保養男寵最終都不是審判的罪證，因為法律取證基于事實，長平最終也能通過報道得知了文強究竟藏錢多少，以及其他種種羅列的有據可查的罪證，這也說明體制的辟謠與糾正能力，重慶打黑在法制層面仍然堅守著它固有的程序，只是媒體太少關注，或者說是在民眾斬殺貪官的呼聲中被淹沒罷了。　　

“輿論的偏執狂”是我對長　平　先生的結論。在主題先行的前提下，一切的質疑不過都是要證明體制之惡。在強大的犯罪事實面前，長平顯是無法為文強及無數黑惡勢力找說辭，在民眾的眾口稱快前，他更不敢多加異議，漸而只能“反思”打黑的程序正義，諷刺廉政教育基地“震撼的反腐效果“，于是在他眼里文強的人性墮落無足掛齒，因為現實的一切悖論終是因為沒有民主，終是因為萬惡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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