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介紹廣益的第十三篇筆記之前，先做點預備工作。我在《別拿調料當主糧》一文中提到了《文化縱橫》雜志對芝加哥大學教授趙鼎新的訪談錄《中國沖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傾向》。當時只是引用了其中對中國媒體的暴戾之氣的批評，后來越來越覺得，這篇文章內容十分豐富，值得好好介紹一下。
　　趙鼎新指出，中國目前缺乏主流價值觀，因此政府和媒體精英之間的聯盟是建立在經濟利益基礎，而非價值觀基礎之上的。在美國，因為媒體和政府持有共同的價值觀，所以媒體的態度比較保守，很多時候只是政府的傳聲筒，但在中國，政府和媒體卻因為價值觀不同，而存在十分緊張的關系。趙鼎新認為，主流價值觀的缺乏，一個根源在于言論不自由，各個階層的人缺乏在公共媒體上公開表達和彼此辯論的機會，所以對別人的貢獻往往缺乏認知，結果總是幻想自己所在的階層出力最多、收獲最少，產生強烈的被剝削感。而且，言論自由可以使各種聲音的人相互牽制，從而避免全民運動的發生。
　　我對趙鼎新這個觀點持一定保留態度，因為臺灣的言論不可謂不自由，但臺灣因此就有主流價值觀嗎？不過趙鼎新認為由于缺乏主流價值觀，中國社會缺乏“忠誠反對”（loyal opposition）的傳統——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聲音都缺乏尊重對手聲音的意識，在他們看來，對手是不共戴天的敵人，而并不是雖然有重大分歧、但在基本價值觀上一致的“反對著的朋友”——這是十分正確的。
　　趙鼎新同時否定了最近幾年來中國社會愈演愈烈的暴戾之氣可以用“社會變遷”范式來充分解釋，也就是說，不能把暴戾之氣的出現都歸結為社會的巨大變遷，這種想當然的歸因是不實證的。實事求是地說，要消除社會上的暴戾之氣，最好的辦法是把社會矛盾制度化，也就是說，承認社會矛盾是中國社會必不可少的中性現象（不管是轉型期還是非轉型期），在這個前提之下利用嚴密的制度和法律來解決社會矛盾，從而把體制外的事情轉化為體制內的事情。
　　以此看來，現在中國社會有這么盛的暴戾之氣，應該負主要責任的的確不是民眾，也不是媒體，而是政府。我由此想到，我們有時候批評媒體和民眾，但這種批評主要是說給有潛力成為精英的人聽的，希望他們在接受批評之后，可以認真反思，提高自己的認知水平和能力，以免永遠“泯然眾人矣”。但如果真要解決問題，光批評媒體和民眾是不行的，因為媒體和民眾的權力根本沒有大到可以對社會面貌力挽狂瀾的程度，有這個權力的只能是政府。
　　具體來說，政府的最大問題有二，一是對言論自由缺乏正確的認知，不知道民眾的什么言論應該允許自由，民眾的什么言論不應該允許自由，于是一方面對許多沒有必要封殺的言論如臨大敵，另一方面又對許多理應封殺的言論不以為意。二是缺乏把社會矛盾制度化的能力，不是采取“疏”的辦法（和而不同）維持和諧社會，而是采取“堵”的辦法（抹平矛盾）來維持，結果就對鬧事者過于軟弱，不僅助長了“越鬧越有奶吃”的民粹情緒，而且破壞了法制的公平性、嚴肅性。而且，當這種堵的思路決定了地方官員政績的評定方法，也即一味以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為準繩，而不考慮可持續發展性時，地方官員就都成為“在我卸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短視之徒，使他們和群眾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僵。當群眾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中央政府之上時，上世紀80年代的動蕩就呼之欲出了。

    有了上面的鋪墊，下面來看看廣益的第十三篇筆記。我認為，這篇筆記補上了趙鼎新文中沒有提及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果分裂不是在政府和媒體之間，而是在執政黨內部怎么辦。
　　廣益先是從“臺獨”精神領袖姚嘉文和異議作家王力雄的預言小說中發現二者都在強調中國南北的文化差異可能導致分裂，繼又援引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對中國南方出現和海外華人同聲相應的“擁有政治計劃的集團”的非小說式預言，然后指出，他們不是危言聳聽，這種南北沖突其實已經初現端倪了，這就是“南方系”的崛起。
　　很多人以為南方系是體制外的異議集團，其實大謬不然。南方系依托的《南方日報》是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是地地道道的體制內媒體。如果沒有政治力量在背后撐腰，南方系根本不可能有這么強大的聲音。其實，不知是陳獨秀還是毛澤東早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中共內部像國民黨、民進黨以至日本的自民黨、民主黨一樣有派系斗爭，不僅是人性的必然，而且早就被無數可靠的材料所證實，沒有什么諱言的必要。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南方系背后的大佬是頗有野心的，而且很有不擇手段的味道，所以廣益才要提醒大家：就算你是信奉自由主義的右派，最好也要對南方系抱有警惕，因為就算他們沒有分裂中國的意圖，這一派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忠誠反對”的。
　　的確，南方系在爭權奪利上所使用的卑鄙手段，早就達到了讓人嘆為觀止的程度。最近在新浪微博上就有個現成的例子：《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指責那些抱怨中國參加朝鮮戰爭而自外于“文明社會”的人，說沒有新中國的獨立自主，我們也許還在過著民國時期“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式的生活。結果馬上出來一大堆人，說上海租界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是中共在1949年之后為了喚起人們的“愛國主義”而編造的。
　　事實的真相如何呢？清末民初，上海一些公園禁止中國人和狗入內的規定是真實存在的，只不過不是寫在一項里，而是分成兩項罷了，這不僅有政府文件的文字記錄，而且詳細寫著這些規定的牌子也是有影像證據的（見圖）。至于一字不差地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現在的確沒有實物或影像證據，只有一些目擊者的回憶，而這些回憶確實不能說是十分可靠的。從純粹客觀的史學角度來講，質疑一字不差地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的存在，的確是體現了史學的實證精神。但如果要堅持這個實證精神，就應該同時認識到當時確實是有很多人相信這塊牌子存在的，而且它畢竟是有史實作為依據的，所以1949年以后中共對這個事情的宣傳并非有意造假，充其量是不夠嚴肅罷了。 　　

　　那么這場有關“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的爭論，和南方系有什么關系呢？原來，第一個公開質疑這塊牌子存在的是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薛理勇，文章發表在1994年第2期的《世紀》雜志上，其中就不恰當地說“這是一個人為編造的故事”。因為原文我沒有看過，不好再多評價什么，但從此人的研究方向來看，是一個典型的“摩登主義”者，特別懷念半殖民時期上海的風韻，充滿了上海小資情調。
　　緊接著，《南方周末》1994年4月29日“芳草地”副刊就刊登了署名“袁靖宇”的《史學家的骨頭》，引用了薛理勇文的結論，痛斥編造“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神話的人是“嘩眾取寵，自己作踐自己”，“太下三流，卑劣得令人憤怒”。這個袁靖宇和薛理勇一樣，都只實證了一半，光顧質疑“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存在，卻不去想想當時的歷史氛圍，想想為什么這個說法會在20世紀初清朝還未亡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流傳。這種片面的實證，本身就充分反映了宣傳者的意識形態，至于那種“作踐”“下三流”“卑劣”的指控，已經開后來NF系媒體人謾罵異己的先河了。
　　不過，總的來說，由于上世紀90年代經濟還不夠發展，所以媒體的力量還不如現在這么大，南方系雖然已經有了斷章取義誤導輿論的嫻熟本領，但還很難興風作浪。進入21世紀，社會矛盾逐漸增多，因特網等技術又極大加劇了信息流通，于是南方系在公眾面前狂灑狗血的時機終于全面來到了。而且，還有一點因素不容忽視，就是最近幾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也造成了沖擊，加劇了社會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南方系大佬和黨內其他派系的矛盾便提前浮出水面了，這從最近《炎黃春秋》和《半月談》等雜志能發表一些突破言論尺度的猛文就能看出來。
　　在這種狂歡中，南方系和他們的粉絲、小弟連之前片面實證的姿態都不要了，在不要臉方面更加肆無忌憚。比如在這次朱偉引發的微博爭論中，有人就完全否認任何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意義的牌子存在。還有人（如余少鐳）雖然承認這些牌子的存在，卻說民國成立后就匆匆撤掉了，似乎比前一種人強一點，其實是一樣無恥。事實是直到1917年9月，外灘公園修訂的《公園規則》10條中仍然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規定，而這一年是民國六年，連袁世凱都死了。直到1928年，租界公園才被迫全部向中國人開放。
　　所有類似的事情都表明，南方系是一支非常可怕的力量，其最可怕之處不在于其中那些媒體人的群魔亂舞，而在于掌權大佬的幕后操縱，而這種幕后操縱反映了執政黨內部的分裂。也許我們人微言輕，難以彌補這種分裂，但至少我們可以不急著站隊，以免在最壞的事情發生時，能夠不為先前主動站隊而被當成炮灰悔恨終生。

    到這里就把廣益的四篇最新的《洛杉磯十日談》評完了。拉拉雜雜，不成系統，甚是慚愧。不過更慚愧的事還在下面。廣益把我的長文《向前精英，向后小資》轉到了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的論壇“朝圣山”上，法學院的章永樂老師（海裔）看到之后，回復道：　　

　　這文章很宏大，已經是在做體系建構了，而且提出了“實證保守主義”的這樣一個政治理論主張。
　　不過，我還是不太能理解這個“實證保守主義”中的“實證”。這個主義的基點在于“科學實證”，但從“科學實證”出發是否能直接臧否政治價值觀，我是心存疑慮的。因為各種政治價值觀是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現實的：有的是給不太完美的現實披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對現狀進行合法化，有的是能通過批判現狀打開改革和變遷的空間，有的是給痛苦乃至絕望的人提供精神鴉片……如何通過“實證”，對這些非常不同的介入方式進行評判？科學是否是進行政治判斷的充分的根據？（雖然有political science這個名稱，但大家都知道，它其實徒有科學之表而已。）　　

    然后，廣益就希望我能盡快給一個答復，我們為此還在網上認真討論了一番。但是，因為有別的事情，導致我的拖延癥發作，竟然半個月都沒有回復。現在我就借評論廣益《洛杉磯十日談》的機會完成這個答復，呵呵。　　

　　謝謝海裔老師的點評，請原諒我半個月都沒有及時回復。
　　我認為科學的最終目的其實并不是認識客觀世界、發現宇宙真理，而是為了促進人類的發展，促進社會和每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科學所主張的實證主義，恰恰是最能夠實現這個目的的一套方法論。不過，實證方法論的具體內容是不斷演化的，因此在不同的時代不盡相同。對于當代實證主義來說，我曾經初步總結了以下幾條原則：
　　1. 奧卡姆剃刀原則：如無必要，勿增實體。
　　2. 兼容原則：新的理論必須能夠兼容舊有的成功理論，同時能解釋舊理論不能解釋的一些現象。
　　3. 開放未來原則：承認遠未來的全貌是不可精密預測的，但是在沒有不可預知的力量作用下，未來的宏觀走向有時是可以確定的，未來的個別微觀細節也是可以精密預測的。
　　4. 概率原則：(1)科學解釋的真理性的本質是高概率性，尤其是對近未來的預測成真的高概率性；(2)兩件事情是否有相關性，必須通過概率論的檢驗。
　　5. 逐層還原原則：高層次的現象可以還原為與之相鄰的低層次的現象，涌現（emergence）可以用低層次的科學規律概率性地預測；但是，越層還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
　　6. 唯物論原則。
　　7. 有限實在原則：低速宏觀世界中的一些現象因為可以被由進化所塑造的人類心理直接感知，所以可以視為有實在性；但是在其他層次上的一些現象不能被人類心理直接感知，可以認為并不具備實在性。人們對這些層次上的現象的解釋并不是為了證明其實在性，而只是為了“拯救現象”。
　　對于社會科學來說，如果應用這些原則，那么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1. 社會現象是人類心理活動的產物，也就是說，社會現象可以還原為人類心理彼此相互作用以及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所以，心理學是社會科學的基礎，社會科學理論應該緊隨心理學理論的發展。換句話說，好的社會科學理論應當以人為本，以對人性的正確認識作為其理論基石。
　　2. 人類心理又是進化的產物，因此心理學的完整的還原主義實證進路必然符合進化心理學范式。所以，社會科學的實證進路也應該以進化心理學為基礎。
　　3. 進化心理學作為心理學新興的進路，必須能夠兼容傳統心理學的各種成功進路，比如必須能夠把勒龐的群體心理學、凡伯倫的“有閑階級”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喬姆斯基的“語言本能”理論及其他認知心理學理論、以阿希從眾實驗和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等經典實驗為代表的社會心理學理論等成功的傳統理論整合起來，而不是自說自話，對前人的成功研究視而不見。
　　4. 同樣，進化心理學也應該能夠解釋為什么表面上違反進化心理的意識形態（包括宗教）能夠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對于這個問題，現在的初步研究的結論是，凡是能夠穩定存在的意識形態，一定在某一方面是契合進化心理的。比如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論可以視為互惠利他的個體博弈心理策略的體現，而宗教則是樸素目的論和二元論的發展，等等。
　　5. 對于某些進化心理學尚不能合理解釋的社會現象（如自殺現象、同性戀現象），實證的研究應該是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對它們進行現象學研究（包括歷史研究和社會調查），總結出可靠的經驗法則，以備今后能夠被還原地整合到進化心理學理論中。
　　6. 至于最終如何評定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優劣，取決于我們的目的是什么。我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達爾文主義式競爭是客觀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最能夠保證中國在主權獨立的情況下穩健復興，贏得競爭，最終引領世界和諧的政治價值觀就是最優的。
　　通過實證考察可以得知，第一，要把中國價值觀全盤改造成其他價值觀，社會成本太大。第二，傳統中國的價值觀對進化心理的后天矯正恰恰要小于西方價值觀，而因為這種后天矯正需要消耗社會成本，所以在其余情況皆同的時候，秉持傳統中國的價值觀本來就可以降低社會成本的支出，提高國家競爭力。第三，傳統中國價值觀在保持社會和諧、增加社會幸福方面展現出的能力絲毫不亞于西方價值觀。因此，我認為我們理應在感謝歷史給了我們這種更經濟的價值觀的同時，利用一些現代性對它進行必要的改造，這樣就可以在成本最小的情況下提升中國的競爭力，實現中國的復興，這樣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因而是最優的。
　　以上是我的一點不成熟的思考，是否自洽、妥當，望海裔老師繼續不吝賜教。　　

2010.09.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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