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這一代人來說，魏巍的名字是和他的散文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少年時怎樣按照語文老師的要求背誦這篇散文開頭和結尾的那些自然段的情景，那種情感的激蕩是我一生中讀書所留下的最美好、最難忘的印象之一。

　　而這篇散文第一次在《人民日報》發表時，是被當時的總編輯鄧拓作為頭版頭條，放在社論地位發表的。這種破例的大膽安排固然出于一位杰出報人的識力，但作品本身所特有的思想魅力、政論色彩卻是這種安排的內在的根據。是的，如果作家僅僅記敘了志愿軍戰士的那幾件感人的事跡，那幾個可愛的形象，而沒有驅動這些素材奔赴那個燃燒著的思想焦點;如果作家沒有敏銳而雄辯地提出“誰是最可愛的人”這個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道德判斷和價值估量的問題，那么這篇作品是不可能獲得那么深廣的概括意義的。

　　在這篇散文的結尾，作家熱情地贊美志愿軍的普通戰士“是歷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戰士，第一流的人!他們是世界上一切善良人民優秀之花!是我們值得驕傲的祖國之花!”然后把一個問題提到了因志愿軍戰士的浴血奮斗而享有和平生活、勞動權利的廣大人民群眾面前：

　　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坐上早晨第一列電車走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著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安安靜靜坐到辦公桌前計劃這一天工作的時候，當你向孩子嘴里塞著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悠閑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許很驚訝地說：“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從朝鮮歸來的人，會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

　　這種對生活在和平環境中而習焉不察的幸福感的提醒，對人們享有的幸福與普通戰士的獻身和吃苦之間的內在聯系的揭示，實際上是向人們提出了個人幸福與社會公益相關連的集體主義人生觀、幸福觀，是對那種隱隱約約地把所謂“兵”們看得平凡、簡單，多少有點忽視他們、鄙視他們的自私偏見的糾正。《誰是最可愛的人》的強烈的藝術效果，正是在它內在的政論鋒芒引起的震動世俗偏見的力量中實現的。

　　曾有人引魏巍這一段話用作“幸福的相對性”的注腳，并以此描述自己遠離艱苦危厄處境油然而生慶幸感的庸福心態。其實，魏巍的文章提醒普通人要在與戰士的對比中意識到自己的幸福，這是請人們不妨延展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想一想遙遠的地方的別一些人的戰斗、勞動和奉獻，也關懷一下為祖國而戰的可愛的戰士們。羅曼·羅蘭說過，文學有“將人提高”的使命。這樣的提醒正是為了將人提高一點，稍稍離開一點只顧獨自覓食的可憐境界。我想，這樣的提醒，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有意義的。這是作家對社會主義的倫理價值的一次提升。

　　另外一篇散文《戰士和祖國》一開篇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拿著劣勢武器的志愿軍為什么能戰勝強大的敵人?“英雄們的心靈深處，到底是懷藏著一種什么奇異的東西呢?”作者終于從戰士們的談吐中、英雄業績中找到了這種奇異的東西，那就是對新生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愛。作者生動地描寫道，在前線的戰士們“關懷著我們祖國廣大國土上的一切。他們醉心地談著，就好像談著一個最親密最心愛的人，愿意連他的頭發都要談到。”作者也深刻地窺視到一個勇敢的戰士的內心，揭示了他的愛國主義感情與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對新中國的深沉的愛是水乳交融的。“新中國，這是我們一塊肉一片血換來的呀!……”從這戰士的心音中，作者滿懷激情地寫道：“對于取得革命勝利的中國人民來說，‘祖國',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詞兒，這是一個至親至愛的名字、尊貴的名字、神圣的名字……是一切神圣美麗的東西的總稱。”

　　這是一個革命戰士、黨員作家對愛國主義的理解。這一理解也像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人生觀一樣，貫穿著魏巍的全部創作。四十多年后，魏巍還在一篇寫給青少年的文章中引李爾重同志為同調，這樣指出：“爾重同志在海南開會時講過的兩句話我也非常贊成。他說，我們講的愛國主義不是文天祥、史可法的愛國主義，也不是梁啟超、康有為的愛國生義，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內容的愛國主義。”(魏巍《讓青少年們好好讀一讀》，《中流》，1995年第3期)

　　《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也是魏巍帶政論色彩的散文的代表作。這篇散文精警的開頭，曾被很多青年包括雷鋒在內引為座右銘：“青春是美麗的。但一個人的青春可以平庸無奇，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可以因虛度而懊悔，也可以用結結實實的步子，走到輝煌壯麗的成年。”作家記敘了朝鮮戰場上的青年團員戴篤伯在戰火中的青春的閃光，記敘了戰地醫院、文工團的女青年們對英雄、對青春的理解和她們追求進步的熱情，然后以詩的哲理的語言總結說：“年輕的朋友們，他們就是這樣沿著和工農群眾結合的道路在火熱的斗爭中度著青春的。這是快樂的青春，美麗的青春，英雄的青春!毛澤東時代的年輕人，誰不愿意有這樣的青春呢。”作家以富有鼓動性的聲音激勵一代青年前進：“為做一個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的英勇戰士而奮發努力吧，不會有比這再光榮的了。”這種面對青年發出的戰斗的青春進行曲反復地在魏巍的創作道路上演奏著。

　　從上面評述的三篇政論性的散文作品，我們看到的作家魏巍，是新的社會主義文學中富有創造性的思想火矩的點火人之一。他點燃的是無產階級關于人的價值觀的火矩，是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的火炬，是為人民獻身，在戰斗中成長的青春的火炬。什么樣的人最可愛，什么樣的感情最神圣，什么樣的青春最美麗，這些問題正是剛剛從舊中國脫胎而出的新中國社會上存在的亟待回答的、最普遍、最集中的思想問題，而魏巍的散文作品，正是投向這些時代思潮的聚集點的火花，于是便在千百萬人民，尤其千百萬的青年的心中點燃了新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的熊熊烈焰。

　　這火炬的光，穿越了近70年的歷史煙塵，至今仍是那樣明亮，那樣灼熱。盡管它在當前的思想現實背景下，在有些人看來，似乎是已經遠去的彼岸燈火，但它在當代社會思潮史和當代文學史的獨特地位卻是確定了的，很難抹煞的。

　　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是魏巍文藝性政論寫作的一個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階段。作家在這一時期所寫的那些詞采飛揚，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的政論，如《祝福走向生活的人們》、《幸福的花為勇士而開》、《夏日三題》、《寫你鮮紅的歷史》、《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而高翔》等文章，曾在青年中廣為傳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文章和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賀敬之的《放聲歌唱》、《雷鋒之歌》，郭沫若的《向地球開戰》等詩篇，相互映發，此呼彼應，共同奏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瑰麗的交響樂章。這是一代新兵的出征詞，是火熱的青春進行曲，是嶄新的共產主義人生觀的宣言書。

　　這些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處于篳路藍縷階段產生的圍繞著人生觀問題文藝性政論，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思想文獻和文學華章，值得當代文學史工作者進行認真的評述。

　　《祝福走向生活的人們》，是作家1955年為北京石油地質學校首屆畢業生送行的講話。這篇送別詞寫得文情并茂，氣盛言宜，是魏巍這類政論作品中比較精彩的佳篇。作家懷著對這些光榮的祖國母親“最遠行的兒子”的深深的祝福之情，從他們的思想實際出發，緊緊扣住他們走向生活、選擇人生目標的各個階段必將遇到的思想問題展開辭鋒，處處給人霍然醒豁的思想啟示，讓人讀了后血脈僨張，情感激蕩，產生立即奔赴生活的行動欲望。

　　魏巍贊美年輕的勘探隊員樂于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爭當社會主義建設的偵察兵的選擇，并把這種個人的選擇和一代青年的素質風貌和祖國的命運、前途聯系起來思索。他指出：“什么是革命英雄的氣概?什么是戰士的氣質?這就是愿意做別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愿意去別人不愿去的地方，不怕臟，不怕累，不怕苦，心甘情愿勇上危險最多、負擔最重、犧牲最大的戰線。如果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青年，她就能成為最有前途、最幸福、最富庶的第一等強國。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青年變成這么一種風氣：畏懼艱苦，貪圖安樂，見有光可沾，就一窩蜂似的擁上去了;見要吃虧，就遠遠避開，甚至跳到井里也想搶個干地方，那么，這樣的‘戰士’組成的隊伍，必然不堪一擊，這樣的國家，也是遲早要倒霉的。”這些寫于65年前的話，至今仍有震撼心靈的力量。這是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少年中國說”、“青年中國說”。就一代青年的素質關乎國運這一點來說，魏巍的論說是十分有力的，而且至今并沒有過時。

　　談到青年在加強思想鍛煉方面要重視主觀努力的作用時，魏巍指出：“‘主觀努力’，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指生活的嚴肅性。所謂嚴肅，請大家不要誤會是走路要邁八字步，雙手必須放在背后，說話要學什么'首長'腔調。我們不需要這些東西。我所說的嚴肅性，是指一個革命者強烈的是非觀念。在他的心里，應該給自己制定出一部憲法，應該給自己樹立起一條明朗有力的生活的律條：對的，該做的就做;不對的，不應該做的就堅決不做。”不少人犯錯誤，其中，“很大一部分卻是由于明知不對，然而由于內心里某種不可遏止的私欲，又驅使我們干了。多么可怕的魔鬼呀!”這樣的建言和剖析，難道不是至今仍是非常警策的嗎?

　　非常感人的是，1985年春，距1955年那次送行三十年后，當年聆聽魏巍的送別講演的那些畢業生，在北京舉行了一次“爭風斗雨三十年”的集會。當初的小伙子和年輕的姑娘，此時都是功績累累的廠長、書記、教授、工程師、地質師等等石油戰線的骨干了。他們邀請作家參加了這次盛會。會上，有人把大慶會戰的獎章送給作家。還有一個叫牟鶯喬的同志，雖歷經磨難，卻始終珍藏著那本載有《祝福走向生活的人們》的《中國青年》。在會上她把這本經過三十年風雨，一直鼓舞著她前進的《中國青年》送給作家，使得作家不覺熱淚盈眶。這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一段佳話。對于一個為人民、為青年、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寫作的作家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大的幸福嗎?

　　《幸福的花為勇士而開》則是為《中國青年》組織的一次關于人生觀的大討論而寫的總結，也是一篇曾在青年中引起熱烈反響的文章。這篇文章圍繞著對幸福的兩種對立的理解，雄辯地論證了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集體主義的、與創造性勞動相聯結的幸福觀。作家指出：“幸福就是深刻理解自己工作的意義，自覺地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貢獻。只有多為人民做好事，使人民得到真實的好處，才是人之一生無愧于心的最大的幸福。個人生活愿望的滿足，不過是幸福這個大花籃中的一般的花朵。”在文章中，作家調動了自己對生活的觀察、積累，甚至注入了自己個人的生活體驗，廣取事例，連類引譬，反復申論，層層剖析，筆鋒所至，思想的火花燦然怒放。他不避鋒芒，直剖種種詭辯、遁詞，使自私的說教者一點閃回躲避的余地也沒有。雖然文章結構有些松散，但讀起來仍然一氣貫注，令人神旺。其中，對人的精神生活的一段論述給我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

　　那是在批判一種流傳甚廣的論調時提出的思想。這種論調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革命還不是為了更好的穿衣、吃飯嗎?”魏巍對此分析說：“即使說，它指的是集體而不是個人，這話也是不完全的。因為它沒有說到，作為一個'人'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的精神生活。它把'人'大大地降低了……人，不是可以關在籠子里吃雞蛋粉的金絲雀呀!”

　　作家由此展開了自己對人的精神生活的境界的極富藝術感染力的論述。他說：

　　人的精神生活，有極寬廣的領域。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理想、斗爭、創造，以及友誼、愛情等等，都是這個領域中色彩爛漫的花朵。

　　一個人，應該極力去開拓這個美麗的精神世界。讓它豐富、寬廣起來。讓它發出火光和音樂一般的聲音。讓它像長滿野花、充滿香氣的草原。讓它像起伏萬狀的山岳。讓它像呼嘯著暴風雨的海洋。讓它能容納下這塊大地，這塊生育著親愛的人民的大地!

　　千萬不可使它荒蕪。

　　也千萬不可使它只有兩個可憐的土坑：“名”、“利”的土坑。

　　我以為這是我讀到的古往今來的哲人關于人的精神生活的種種論述和描繪中最好的一段之一。它是這樣視野開闊、明朗絢麗、形象別致、生氣盎然!它把“人”大大提高了。后面我們將會看到，這個思想也把社會主義的理想境界大大提高了。

　　《夏日三題》是為《中國青年》1959年組織的一次以“人生最大的快樂是什么”為題的思想討論寫的總結。文章以“生與死”、“個人與集體”、“歡樂與悲愁”三個問題展開論述，肯定了為人民利益勇于獻身的英雄行為，集體永遠高于個人的原則，為集體、為人民服務可以得到最大快樂等正確的思想。這篇文章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在展開正面論述時，作家反駁了一種來自庸人的指責，即宣傳為人民利益勇于獻身的人生哲學是提倡讓人們去“死”。作家反駁說：“不，決不!我可以說，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我們共產黨人對于'生'懷著那樣深沉的熱愛!……我們是比一切愛美的人都愛美，比一切愛生的人都愛生的!”作者進一步指出：“我們愛生，不是只愛個人的生，我們還愛集體的生、人民的生。正因為我們的熱愛太執著，太深沉，所以我們甘愿以少數人的死，來換取多數人的不死，以個人的死，來換取集體的生”。

　　時隔60年，在今天，我們又多次聽到了對“動不動叫人去英勇犧牲”的“論調”的責難。這恰恰證明，魏巍當年為無產階級人生觀、生死觀所做的強有力的、是非分明的辯護是多么必要，又是多么有預見性!

　　《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而高翔》是《幸福的花為勇士而開》的續篇，寫于1963年，同樣是為《中國青年》組織的關于幸福問題的討論的總結。因為時代背景的關系，這篇總結充滿的論辯的火焰，更具有思想針對性。這篇政論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思想，例如，關于革命精神與革命事業的關系，作家指出：“如果喪失了這種革命精神，就是已經擁有強大的物質力量，革命事業也是沒有保障的。”“不可能設想，一個革命階級的精神狀態不佳，可以獲得解放;也不可能設想，一個勝利了的階級精神狀態不佳，可以鞏固與發展自己的勝利。”這一思想的價值，在前蘇聯瓦解易幟后，人們更容易掂量出來。它成了魏巍觀察和分析蘇聯、東歐劇變的一個思想出發點。

　　魏巍的這些政論作品在文學上的價值如何呢?對此，魏魏曾說：“有的作家朋友認為我把相當一部分精力用在這些地方，似乎影響了藝術的創造。我則認為我們應當學習魯迅精神，只要作品對群眾有用就是最大的安慰了。何況這些都是文學性的政治，是具有一定的藝術性的，它本身就是散文的另一種形式”。(魏巍：《我的散文》，見《魏巍雜文集》第167頁)我認為這個自評是實事求是的。事實上，很多無產階級革命作家都鐘愛文學性的政論寫作。高爾基、法捷耶夫、愛倫堡都是這一文學領域的高手，魯迅和郭沫若也寫過不少優秀的文學性政論。魏巍是在中國社會主義時代承繼這一戰斗傳統的幾乎是惟一有影響的作家。大家知道，魏巍年輕時是華北抗日根據地哺育出來的詩人(筆名紅楊樹),中年是著名的報告文學、散文作家;新時期則以長篇小說《東方》、《地球的紅飄帶》著稱。魏巍的全部創作，都貫穿著他堅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貫穿著他明朗嚴整的無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在這個根本點上，魏巍始終以不同的藝術形式，以始終如一的堅定和熱情，闡揚著、論證著、傳播著真理的聲音。在魏巍筆端，詩的語言也好，小說的形象和畫面也好，散文的境界和辭采也好，總是以思想的明澈、豐富和穩定為特色，以生活性的豐饒茂盛為憑依的。作家的戰士本色，無產階級政治家的本色，總是作為他的作品的思想根基和感情底色存在著，顯示著，生發著。了解了魏巍其人其文的這一根本思想特色，我們對于作家晚年投注相當的心力于政論、雜文寫作，就不會感到過分驚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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