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離開我們十二年了。最近，人們不約而同地把奮戰在抗疫第一線的白衣戰士稱為“最可愛的人”。聽到這個詞，人們不能不想起和這個詞緊密聯系的歷史名篇《誰是最可愛的人》。

　　魏老首先以報告文學名震華夏。不過，他不是只會駕馭某項文學品種的作家。作為一位大手筆和多面手，他早年用“紅楊樹”的筆名寫詩，與華北烈士詩人陳輝齊名，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章。上個世紀50年代初，他三赴朝鮮，寫了許多動人的采訪記和報告文學。他曾和宋之的、丁毅合寫歌劇《打擊侵略者》，和錢小惠合著電影小說《紅色的風暴》。他的長篇小說也是出類拔萃的。《地球的紅飄帶》、《東方》、《火鳳凰》這三部長篇都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量級著作，《東方》曾獲首屆茅盾文學獎。我記得，《地球的紅飄帶》問世后，紅旗雜志約我寫一篇評論文章，我和《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同仁還在自己的刊物上發表關于這部作品的專論。有一天，突然有“不速之客”來訪，通報姓名之后，才知道是博古的女兒。她告訴我，讀了《地球的紅飄帶》，她感到欣慰，書中對博古的描寫，很真實、很公正。她要我把她的謝意轉告作者。我給魏老打電話告知此事，他很高興，問我聽到什么批評意見，我說暫時還沒有聽到。

　　魏老有許多頭銜：詩人、報告文學家、散文家、小說家……他擔任過有關軍旅文化的許多重要職務，如總政創作室副主任、北京軍區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等等。但他最看重的不是什么家、什么長，依我對他的了解，我以為他最重視的一個職務就是戰地記者。可以說，自從17歲參加八路軍以來，他一輩子都沒離開“戰地記者”這個崗位。有人說，魏巍有“三勤”：腿勤、嘴勤、手勤。他給后人沒有留下金銀財寶，也沒有留下豪宅大院，除了感人肺腑的作品，他留下的“貴重物品”就是一摞一摞的采訪筆記。創作當然需要天才，他寫作不僅靠才華，更靠勤奮。在掌握生活素材上，他是下了大功夫、苦功夫的。為寫《地球的紅飄帶》，他走遍了長征路。他不僅勤于采訪，在寫作上更是精益求精，許多作品都是反復修改后才拿出來和讀者見面。《東方》動筆于1955年，1965年完成40萬字。“文革”中寫作中斷，直到1978年，經過反復打磨推敲，稿子才公之于世。關于《誰是最可愛的人》的創作過程，魏巍說：“在朝鮮時，我寫了一篇《自豪吧，祖國》的通訊特寫，里邊寫了20多個我認為最生動的例子，帶回來給同志看了看，感到不好，就沒有拿出去發表。因為例子堆得太多了，好像記賬，哪一個也說得不清楚，不充分。以后寫《誰是最可愛的人》就只選了幾個例子，在寫完后又刪掉了兩個。”正因為對生活的深入考查和深入理解，正因為對志愿軍戰士有深厚的感情，正因為在創作上精益求精，《誰是最可愛的人》一炮打響，成為軍旅文學的經典名篇，半個多世紀以來盛傳不衰。周恩來在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上曾高度評價《誰是最可愛的人》：“我們就是要寫工農兵中的優秀人物，寫他們中間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寫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就是這種類型的歌頌。它感動了千百萬讀者，鼓舞了前方的戰士。我們就是要刻畫這些典型人物來推動社會前進。”

　　魏巍令人嘆服，不僅因為他筆下佳作連篇，更因為他的人品。他17歲參加革命，此后一直堅持初心、理想不泯，為民族的解放和復興奮斗終身。他早年一直在華北奮戰，沒有機會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卻終身矢志不移地實踐《講話》所指出的創作道路。他敬佩魯迅，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和“孺子牛”精神。在《自題》一詩中他寫道：“魯師遺訓銘心底，癡牛永俯孺子前。”作為一名部隊文藝戰士，他不善于應對復雜的人際關系，不以靈活多變見長。八面玲瓏、左右逢源，更是與魏老格格不入。心直口快、剛直不阿，是非分明、疾惡如仇，這才是魏巍的特點。為此，他贏得人們的信任和尊重，也難免得罪一些人。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輝煌成績，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魏巍有一次回河南老家，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我今復歸來，地覆天已翻。喜看黃河清，麗日照碧川。頓感天地新，猶覺未釋懷。”他為祖國的巨大進步而興奮不已，同時也感到有“未釋懷”之處。腐敗和不正之風的蔓延，一些地方貧富差距的拉大，意識形態領域中種種謬誤造成的精神傷害，使魏老寢食不安。晚年，魏老寫了許多雜文，抨擊腐敗和不正之風。有趣的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他寫了《誰是最可愛的人》，近半個世紀之后，他又寫了《誰是最可恨的人》。他把貪官、污吏、蛀蟲、賣國者列為“最可恨的人”。老而不改初衷，他總是火辣辣地贊其所愛，刺其所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反腐倡廉的力度，扎扎實實地抓黨風建設，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實現貧困地區和貧困戶的脫貧。可惜魏老未能活到今天。如果他看到今天的巨變，一定會由衷地感到欣慰。

　　因為抨擊不正之風，魏老受到巨大的壓力。毛澤東同志講，共產黨員要敢于堅持真理，要做到“五不怕”。魏老確實做到“五不怕”，為此可謂吃盡苦頭。晚年多病屢次住院，我們到他那里探望，他從不講個人的遭遇，關心的都是事業，都是國家和文藝的前途。最后一次見他是在301醫院。知道他患的是絕癥，即將離開人世，和我一起去的徐飛光老大哥想留下最后的合影。可惜醫院門衛管得很嚴，不讓帶照相機進病房。我們見面，魏老仍和往常一樣，不噓寒問暖，不談家常私事，開門見山，一開口就問外面怎么樣了。當時奧運會馬上要開幕，國外敵對勢力抓住這個時期制造事端，“疆獨”、“藏獨”一時鬧得風生水起，文藝界也不算平靜。我們向他介紹了一些情況。魏老聽完對我們說：“我困在301，出不去啦!”講得很平靜，但我們心里明白，這是和我們訣別。“出不去”意味著他要在301醫院、在這張病床上告別人生。我們說了些安慰他的話，自己也覺得話語很無力，只是說說而已，實際上是辦不到的，生離馬上就會變成死別。過不久，就接到魏老去世的噩耗。

　　和遺體告別那一天，八寶山告別室外廣場上擠滿了人。我粗算一下，有幾千人。這些人大多和魏巍沒見過面，不是接到訃告，而是從朋友或街坊鄰居那里聽到消息趕來的。好些人進不了告別室，只能對著遺像向魏老告別。告別室內外擺滿挽聯，廣場上有不少人用旗桿舉著大字寫的挽聯，還有鋪在地上的挽聯。此情此景，令我熱淚奪眶。魏老沒有被人追捧過，更沒有什么很顯赫的桂冠。從告別儀式上，我感到了什么叫深入人心、深得民心。一個作家，有此足矣。活在人民心中，和活在輿論炒作中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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