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意識形態生產者的鄧相超：談談高校的“神話群落”和意識形態生產過程的某些特點

　　老田

　　一

　　在高校青年教師中間，持有一種普遍的憤懣：許多年長的教授象學閥一樣壟斷話語權和資源，但基本上不做學術研究，還往往打壓青年人的學術進步。有人追溯過這一群學閥的歷史淵源，發現這群人中間，許多人是改開后第一批進入大學受教育，然后在難以置信的短周期內成名成家并獲得霸主地位的，此后這群人的主要業務，就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實現了轉型——主要業務轉入維護話語權壟斷地位和資源，而打壓新進成為最主要的壟斷維持方法。

　　鑒于這群人在學術界神話一般快速崛起的歷史，中國政法大學應星把這群人的成名成家史稱為“新三屆神話”——大多數人是1977-1979年進入大學然后快速獲得霸主地位的。這一群人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其成名成家之速，都是罕見的，堪稱神話群落。

　　許多高校青年教師都發現，現在擁有霸主地位的教授群落，在學術上有很大的欠缺，這群人在中學時遭逢文化大革命沒有打好基礎，在高校恢復之初接受草臺班子的教育未能掌握恰當的研究入門訓練，但卻很快就成名了，結果以極高速度跨入領導崗位，陷入文山會海和資源分肥的圈子里，此后，學術研究對這群人來說是投入高收益低的“雞肋”——為了學術霸主地位的維護不得不拿在手上，但是也實在缺乏興趣和精力去投入。神話群落在高校擁有壟斷和霸主地位，極度缺乏進行學術研究的起碼訓練和投入意愿，為了維護壟斷的話語權還常常手持磚頭拍打新進，這其實就是高校青年教師不得不憤懣的現實。

　　對于神話群落而言，他們這幾十年最主要的人生體驗就是：毛時代他們干活多拿得少，鄧時代他們拿得多不怎么需要干活，這種“毛鄧時代兩重天”的人生體驗是他們一切言說的基礎，鄧相超顯然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相比較而言，許多從事“非毛化”事業的神話群落中人，往往有著顯赫的出身，要么是在共產黨革命前就是統治階級成員(就是祖上曾經在天堂上，解放后落入了地獄)，要么是毛時代的官二代家庭在文革時掉入過地獄，他們在哭訴毛時代的黑暗時有一份特殊的經驗對照資源：在搞憶苦思甜時有著切身經驗作為依據。鄧相超好像特別缺乏這一份資歷，他自己說他的祖父擔任過鄉干部，只是經歷過困難時期的挨餓經歷，搞憶苦思甜的時候有點資格不夠的感覺。

　　除了新三界神話之外，學術圈內的大腕們來源，還有一個歷史遺留部分。改開搞以來中國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歷史轉型，這對教育體制內部的沖擊也很大，許多人在毛時代只學會了一肚子馬列毛話語，轉型之后這也成了雞肋，但為了避免“前期投入成本貶值為零”，許多高校教師還是勉為其難地拿著“舊酒裝新瓶”——用自己熟悉的話語套路為新來的資本主義辯護。迄今為止，相當多的高校中間，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相關學科專業及其老教授們，都是從毛時代“科學社會主義”轉型過來的(相當部分高校的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碩博點至今依然掛在“科社”名下)，即便是不追問治學所需的“最低人格水準線”是否為零，這種老是用從前學會的“舊把戲趕新場子”的狀況，也很讓高校新進們感覺到極端倒胃口。畢竟要更好更有效地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辯護，馬列應該算是最不合適的思想資源，拿著這樣的話語資源壟斷權力和利益，在青椒們看來就是不公正：相當于這群人是以過低水平的辯護換取了過高收益，而自己掌握了更高端的西方主流辯護理論卻只能夠獲得過低收益。假如沒有意外的話，鄧相超讀大學時期，應該是那些拿著舊把戲趕新場子的教授群體給輸灌出來的，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一個深刻的自我修行和學習過程，鄧相超教授這一輩子恐怕是很難從“舊把戲”的話語套路中間超脫出來的。

　　在中國高校中間，新老教師群體之間的矛盾集中地體現在如何看待“神話群落”的霸主地位方面，與此相對應，對于霸主地位的不尊重，變成了對那種與霸主地位相互綁定的話語形態的極度厭惡，這種表面矛盾的實質是高校中間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投入產出比：年青人的低收益和高投入，而對照樣本“神話群落”卻是高收益低投入。連帶地，在高校課程設置中間體現政治社會化要求和教化功能的相關政治課，因其都是用神話群落操持的語言寫就的，也受到青年教師和大學生多數的討厭。

　　在晚清時期，頑固派反對一切變革，他們打著祖宗成法不可廢的幌子，尊奉大成至圣先師孔夫子，結果導致全國民眾極度痛恨孔夫子和傳統，以為是這些東西占據了那些頑固的頭腦，使得中國無法實現最必須的那些變革以救亡圖存，在這種普遍的社會厭惡情緒基礎上，結果就出了一個“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話語英雄。現在高校中間，從科社轉型的老教授們在那里滿口馬列話語，打擊新進，壟斷話語權和利益，也差不多激發了類似的情緒，馬列在高校教育中間被邊緣化除了人為的政策性因素之外，馬列話語被一些人用于維護學閥地位和特權，更是激起很多青年人反感的原因所在。在一定程度上，那些“吃馬列飯”的神話教授群落實在讓人討嫌，由此也影響了那種思想的信譽。

　　二

　　要有效地打擊新進，總要找到一個標準來甄別高低，這群神話群落的教授學閥們的方法很簡單，說穿了一錢不值：政治標準。這群神話般崛起的教授們，有著土改時期老貧農的諸多特征，胸懷“毛鄧時代兩重天”的堅硬人生感悟，徹底否定毛同時徹底擁護鄧(至于他們擁護的鄧與鄧小平本人的主張有多少關系就不好說了)，神話群落就拿這面鏡子去照別人，發現那些新進們不是左了(過度毛化)就是右了(過度西化)，環顧上下左右，還是神話群落的階級立場最為可靠，滿口馬列、心懷特權，支持社會向著徹底的兩極化改革;所以，話語權只能夠由他們這一群人有著堅定政治立場的老貧農壟斷，才最可靠。

　　在神話群落的教授們中間，有人公然說：寧要腐敗不要毛澤東，腐敗是潤滑劑是帕累托次優，要是一個人的立場如果達不到如此鮮明的程度，就很難認為是改革的堅定支持者，這是很多神話群落最為自豪的立場堅定性所在，環顧袞袞諸公，神話群落的教授們自詡他們自己才是改革最為堅定的擁護者。什么是擁護改革，寫文章說說市場經濟的好處這個遠遠不夠，北大教授厲以寧說要犧牲一代老工人，上海著名的蕭功秦教授把數千萬工人下崗與經濟快速增長之間賦予因果關系之后綁定起來，這樣才算是擁護改革了。所以，泛泛地說擁護改革并不可取，關鍵是你的話語權行使之時，如何肯定老百姓最反感的那些事情，這恰好是許多高校新進們羞于從事的事業，這樣就出現了態度上落差，什么人應該擁有話語權以及什么人的話語權份額要加以打壓，就有了客觀的分配標準。在神話群落的教授們中間，很多人以前寫文章笑話說毛時代有人宣傳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擁護毛主席要擁護到狂熱的程度，現在也是同樣這一群人，確立了一個標準：如果擁護改革沒有擁護到狂熱的程度就不算是立場堅定，就不配擁有更高份額的話語權。

　　就如同1957年反右時期鄧彭諸公確立的政治資本標準絕對凌駕于文化資本標準之上一樣，此后官場選拔就完全以革命資歷標準來遴選。通俗地說，神話群落如同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推手們一樣，發現了一個新的標準，如果對這個標準進行通俗地概括的話，就是“賣立場比賣知識的人可靠”，而鄧相超在微博上的各種言論，都精確地體現了“賣立場”的風格。如果把賣立場的人群看做一個數學集合，再把拿著馬列話語來推銷壞資本主義的教授群體看做另一個集合的話，這兩個集合有很大的交叉集，鄧相超本人應該同屬于這兩個集合的成員。

　　鄧相超在學術圈里頭混飯吃，還當上教授副院長什么的，但主要是依靠“賣立場”來確立自己在學術界的超級學閥地位，最低限度也要通過這個來刷一下社會存在感。鄧相超的言說方式給草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網民對鄧相超這樣一個“賣立場”的言說方式不接受——因為他的微博上基本以制造和傳播謠言為主要方法來“賣立場”，認為這個手段下作，過于低端了。老田有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過，因為在二十世紀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歷史性辯論中間，毛澤東的許多重大預言都非常準確地應驗了，拿歷史演化過程來檢驗觀點正確性的話，要進行學術成果評獎的話毛澤東就應該是那個唯一應該得獎的學者了，這就帶來一個嚴重的學術困境——在反毛問題上實際上已經沒有了進行學術反毛的空間，要堅持反毛或者以反毛的方式來為壞資本主義完成合法性辯護，造謠就是絕對必須的了。這個反毛困境是共同的，不僅鄧相超必須用造謠傳謠來反毛，另外一個著名反毛學者茅于軾，如果沒有人保護他的造謠權的話，他就無法借此來服務于資本主義合法性辯護了。在一定程度上，賣立場的生涯，需要依靠造謠權來實施，就算是對鄧相超本人來說也算不上一個好事情，畢竟任何一個稍微有點臉面的人，都不愿意干這種不上檔次的事兒，但是，如果不造謠的話，賣立場怎么賣呢?在這個方面，鄧相超雖然不要臉面，但是他并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事業，相比較而言，這是以犧牲臉面來成就事業心的。

　　三

　　此外，很多網民還對鄧相超的諸多政治頭銜感到極為驚訝，這么一個人是怎么在政治上成功的?后一個問題，需要聯系到改開搞年代與時俱退的世代收益比來分析。粗略地回顧，毛時代是一個扁平化的社會，雖然有特權階層但人數極少而且是特殊歷史因素造就的，等待改開搞開始的時候，就開啟了一個統治階級再形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第一世代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優投入產出比——一個人上完大學之后只需要花費很少的努力就大富大貴了，高校中間新三屆神話就是這么崛起的，不僅在高校中間，而且在業界和政界也同樣如此，都存在一批只花了很少時間就爬上統治階級高位的群體。老田大約屬于第二世代，這個時代的人群，上完大學之后通過平均水平的努力，大多數能夠在城市里自力掙到衣食住行無憂的小康處境。再比老田晚一世代的第三世代人群，哪怕讀了大學并付出了高水平的努力，大多數人最后發現很難自力掙到衣食住行無憂的生活了。

　　改開后個人努力呈現出依不同時代而快速遞減的邊際收益率，與毛時代和鄧時代的相對狀況有關，毛時代個人支付的學習成本極低，鄧時代開始時期社會上層大部分位置空空如也、沒有被人占滿，這就形成了兩個相互對照的投入產出要素，越是在毛時代度過其學習期，個人支付的私人成本越低，越是在鄧時代早期跨入社會，向上流動的社會藩籬越是稀疏、向上爬的通過率越高，個人奮斗的收益率越好。高校新三屆神話群落的狀況，屬于絕大多數學習成本由社會負擔，同時邁入職場時期統治階級地位上的許多社會崗位卻虛位以待，幾乎不需要鉆門子就能夠得到一個好位置。由此造成了一個狀況，第一世代的群體不僅個人容易成功，而且自己的師友同學也往往很強大，很容易得到強有力的援手和支撐，所以這個群體的人士到處都能夠得到遠超個人素質和努力水平的報酬，例如以鄧相超的言語癲狂和不穩重還得到政界的過度肯定——這是其朋友圈極其強大的體現。

　　在高校這個具體的職業場域，第三世代對于鄧相超等為代表的第一世代的憤懣，是極為強大的，在一定程度上，高校青椒們對神話群落的憤怒，具有經典意義上的階級對立性質，不過這樣的對立被青椒們扭曲地理解為：需要恢復公正的學術評判標準并據以進行話語權和收益的分配，在青椒們看來，這就是最后的斗爭，這一個斗爭勝利了他們以個人奮斗通向成功的道路就開辟出來了。青椒們的憤怒，即便是一時不能夠翻天，威脅到鄧相超們的權力地位和利益，但是，無形的精神壓力反作用還是很大的，因此，賣立場的事情需要做個不停，這是鄧相超們自詡的政治正確性所在：他需要向新進們證明我們立場堅定比學術精深更重要。

　　在高校中間，神話群落受到的精神反作用力是很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醒他們：需要不停地最大化操控認同的技術，以意識形態建設來維護穩定，避免出現顛覆性的變局。

　　四

　　鄧相超的造謠傳謠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很不學術，但這個可能是網友或者青椒們太幼稚，完全不理解意識形態的力量從哪里來。意識形態能夠說服人，當然有時候也需要規范的學術說服力和邏輯的力量，但是，意識形態的功能畢竟主要是要獲得被統治階級的認可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意識形態的接受機制是第一位的，學術規范和邏輯是第二位的，如果兩者發生矛盾，顯然要服從接受機制的需要。在這一點上，應該說鄧相超是對的，畢竟人家是在傳播學什么的領域混教授的，意識形態說到底是一個傳播學過程和追求受眾如何更高程度接受的事務，對于意識形態建設而言，認同操控技術比學術說理能力更為重要。鄧相超傳播的謠言中間很有力的一部分是說如果毛澤東死得早，中國的老百姓就能夠過得更好，這個說法雖然粗糙但高度吻合意識形態的接受機制，目的當然是要在被統治階級中間激起對毛澤東的同仇敵愾之心——要是沒有了毛澤東我們原本可以活得更好活得更長，進而達成否定毛時代并遮蔽人們探尋非資本主義前途的目光。

　　說毛澤東或者共產黨執政導致人口大量死亡，這個謠言被編造出來之后得到精英們的廣泛利用，這個經典的案例準確地闡釋了意識形態生產規律——到底是事實和邏輯優先，還是接受機制和認同操控優先?有一個著名網友數學畫了一個兩千年中國人口變化圖，并根據1949年之后的人口暴增趨勢命名了“毛澤東階躍”，這是依據統計數據和邏輯分析得出來的結論。老田把數學網友依據統計數據作出的分析引在下面，更為精彩的是數學網友對于鄧相超一流造謠潛力的預見性：　

　　“假設我是一個微生物學家，專門對細菌進行研究，假設我連續觀察2000分鐘，經常地記下細菌的菌群繁殖情況，如果我發現在第1949分鐘，細菌的數量開始急劇增加，我會得出什么結論呢？我會認為在1949分鐘開始，這些細菌的生存環境有了明顯的改善。 ”“如果將這條曲線制成一條上坡路，那么1949年以后的上升就構成了一個懸崖峭壁，……從1949年那個位置往右約一毫米左右，如果你有放大鏡，可以看到一個微小的波動，那是叁年饑荒時期，這個小波動就是右派定義毛澤東是殺人犯的地方，據說是殺了叁千萬。那么，整個懸崖峭壁是誰制造的呢？是不是毛澤東制造的呢？這回右派肯定地說不是，這回右派們堅持毛澤東的觀點，即人民創造歷史了。也就是說，凡是壞事，就是毛澤東一人干的，凡是好事，就是人民干的。”“在我的腦海里又出現一個右派指著那個懸崖峭壁說：‘相信我，那個時代的計劃經濟是生產不出東西的，生產出來的東西是不能用的，價值是零的。’又出現一個右派指著那個懸崖峭壁說：‘這是中國歷史上自西周以來最黑暗的年代。’還有一個右派指著懸崖峭壁說：‘十年浩劫社會系統徹底受到破壞，是二十世紀可以和法西斯暴行相比的人類大悲劇。’再出現一個右派指著懸崖峭壁說：‘人民公社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等等等等。突然一個哭泣的人出現了，指著懸崖峭壁說：‘慘啊！慘啊！有人被割斷了喉管被處決啦！’”“我又將目光移向懸崖峭壁左邊的大片平緩的曲線處。我知道按照生物學的常識，也許不同國家的人生育能力不同，但是中國人的生育能力并不會變得那么快，1949年并沒有造成中國人民的遺傳基因來了一個突變，突然變得特別能生孩子了。此外，在前面長達兩千年的過程中，中國人并沒有有效的避孕手段。”“我再將目光轉向懸崖峭壁處，我知道這個階段和前面的二千年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以前是孔夫子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而偏偏就在懸崖峭壁處，事情給顛倒過來了，成了‘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了，知識分子倒扛著鋤頭下地了，拿著掃把掃廁所了，工人農民倒當上副總理了。知識分子們看著這懸崖峭壁哭喊道‘我恨！我恨啊！’”“一個右派煞有介事地說：‘其實如果重用知識分子，這段時間會搞得更好。’可是我又將目光移到了懸崖峭壁的左邊，那不都是勞心者在管理著嗎？”“其實，象這種曲線上的跳躍，在電子學中有一個術語，叫‘階躍’，因此我們下面還是專業一點，將這段跳躍叫做‘毛澤東階躍’吧。”“我突然又想到，再過兩千年，即到了4000年的時候，中國還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我還可以預測一下中國人口的曲線。我想人口大約增到十五億到二十億的時候，就會因為戰爭或者計劃生育減緩或者降低，之后由于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因此以后的人口變化都將是平緩的。”“因此，到那個時候的人口專家畫一張四千年人口變化圖，那個時候的懸崖峭壁已經在圖中央了，則人們的目光會首先被1949年開始的上升所吸引，那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快速上升期。‘那是誰干的？’那時的一位專家向歷史系的學生們指著那個懸崖峭壁說：‘這是毛澤東階躍。’” 【數學：用中國2000年人口變化圖來紀念人民領袖毛澤東 】

數學網友所畫的中國人口數量變化圖

　　在鄧相超這一批專門賣立場的人群中間，存在著一種深刻的戈培爾信念“只要把謊言進行到底最后就不會有人知道真相了”。之所以拿人們的生存機會說事，因為這是最方便激發人們敵愾之心的法門，至于統計數據和實際情況，都在完全漠視之列，在這個意義上，要不是立場堅定到鄧相超這個程度，說謊言是很容易臉紅的。鄧相超說自己的祖父當過鄉里干部，依據老田所知道的共產黨基層政權建設的歷史，鄧祖父這樣的人通常是土改后出來工作的“土改干部”，此種人等多數是解放前極度窮困的家庭出身，共產黨干部下農村搞土改的時候最喜歡找最窮困家庭成員作為“土改根子”去控訴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后來有一部分土改根子就被培養成為基層政權的干部，如果這個推測靠譜的話，鄧相超應該是一個典型的農三代和窮三代家庭出身。國民黨時期的典型調查顯示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為35歲，按照鄧相超的家庭狀況，他的家庭成員壽命不應該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挨餓應該是本分，吃飽了反而是例外，因此，沒有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話，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應該死于35歲之前才對。甚至，鄧相超的父親在1949年之前有沒有成婚機會都不無疑問，鄧相超本人則確鑿無疑是出生在數學網友命名為“毛澤東階躍”的那個峭壁上。

　　鄧相超能夠甩開家庭出身，為了意識形態需要而徹底否定毛澤東和共產黨執政的歷史，應該說是出于公心和意識形態建設需要。而他所做的事情并沒有具體的收益，在現有高校狹隘的學術評價標準中間，鄧相超這些微博言說不能夠作為學術成果被肯定下來，這近乎是無收益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鄧相超賣立場的堅定性和敬業精神。微博造謠和傳謠，因為不是學術論文在體制內交換不到職業利益，但對社會公眾而言卻能夠取得同樣的意識形態宣傳效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鄧相超確實是比很多幼稚青椒們的敬業精神強——他把維護今天的兩極化社會看做是自己個人的事業，沒有收益的活兒只要是有效果就一樣積極地去干。想必，在他和他那一世代的人群中間，自認為今天的兩極化的社會就是我們創造的，也是我們應該享有的，新進們想要怎么樣，你們還遠遠不夠成熟，還未能理解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主人翁精神，所以還需要等一等，別太著急了。

　　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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