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4月3日，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舉辦第一期戰略傳播沙龍。會議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王維佳主持，邀請新書《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作者、75后青年學者鄢一龍、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及來自其他高校的嘉賓學者等，分享對中國政治的觀察與思考。環球網評論頻道特將發言內容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大道之行》封面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歐樹軍：中國不該再步西方“衰退停滯”的后塵

　　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到2008年演變成了影響至今金融危機，這就刺激我們重新理解中國所處的世界體系。這個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生產體系，的確存在一些周期性的問題，尤其是在金融、財政和經濟上。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西方國家在二戰之后，完成了一個“休養生息”階段。經濟繁榮不再持續，出現通脹、停滯甚至衰退。福利體系和人口老齡化疊加在一起，再加上經濟衰退帶來的經濟停滯，西方國家從1970年代開始出現石油危機。這些問題在社會層面，表現為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分化進程在加快。這也是《21世紀資本論》中談到的問題。由于資本收益持續增加，而勞動收益長期止步不前，兩者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最終導致貧富兩極分化的全球化現象。

　這樣一個世界進程再次提醒我們，必須把中國的問題放到世界的層面，放在世界范圍內，通盤思考;同時也需要更為全面的觀察，不僅僅注意到全球化的積極層面，也要關注其消極的方面。(作者是新書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

　　章永樂：對于中國制度，我們沒有妄自菲薄的理由

　　有一種觀點認為，世上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體，因為這種政體以所謂“普世價值”為追求。然而，追求一種價值，并不等于就能實現這種價值，在不同的環境中實現同一種價值，往往需要不同的制度工具。還有種觀點建立在歷史階段論基礎之上，認為歐美的政體在現階段可能并不一定適合中國，但隨著中國達到與歐美相當的發展階段，就應當采取那樣的政體。但這種歷史階段論的要害在于，它并沒有考慮到當代世界正在發生著新的變化。

　　事實上，即便是歐美自身的政治體系也在經歷著嚴峻考驗。從表面上看，冷戰是西方贏了，但隨后經濟全球化波濤洶涌，信息技術的發展塑造了新的社會互動模式，這就給西方各國帶來了新的挑戰。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許多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洼地”，導致發達國家出現明顯的“去工業化”趨勢，國家稅基被削弱，財政上“開源”變得比較困難。另一方面，人口壽命的增長，“去工業化”帶來的失業問題，都使得福利支出持續增加。在全球化條件下，執政者如果向富人加稅，往往會導致資本外逃，經濟惡化間接導致喪失選票;執政者如果削減窮人的福利，往往會直接喪失選票。政府兩頭都得罪不起，既不能開源也不能節流，其結果就是高負債運作，但這就使得政府很難做有利于社會長遠利益的投資。另外，社會的信息化，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少數人群可以在短時間內放大自己的聲音，對原有的代議制民主格局形成很大沖擊。各種否決力量此起彼伏，政府行為就出現了“短期化”傾向，很難有定力去做長線決策。

　　而對處于工業化關鍵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克服短期行為，做明智的長遠決策的政府。但只在形式上建立某種政體，保證不了領導力。亞投行受到發展中國家很大的歡迎，其實就很能說明問題，這些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碰到的不僅僅是資金不足，同時也是政府領導能力不足，他們在中國看到的不僅是雄厚的資金和強大的制造能力，同時也是中國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事業的強有力的領導。而發達國家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所以中國不必妄自菲薄，我們是與發達國家一起在探索適合人類未來的、更好的政治制度。(作者是新書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王洪喆：別低估了中國“認識群眾”的能力

　　1971年，一個加拿大的傳播政治學者訪問中國時，寫了一篇叫做《自行車之后是什么》的文章。文中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當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實現了為最廣大人民生產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是實現溫飽的時候，我們下一步應該生產什么？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將來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什么樣的道路的核心問題。

　　事實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恰恰是因為我們善于分析群眾。我們不僅僅知道要去發動群眾這件事情，我們也知道群眾從來都不是一個整體，所以如何認識群眾，如何發動群眾成為了中國革命非常核心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要把群眾組織起來。但是如果不觸動現有的階級關系和發展方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和其他關系，我們如何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或者說，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之后，人民群眾會不會愿意跟黨走，黨能不能去有效地回應群眾的需求，能否實現群眾最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追求？在這里，“共同富裕”不僅僅是分配意義上的，還是從馬克思對于生產消費關系和分配這一整套關系的思考出發，是從毛澤東對于如何在中國這一整套政治理想和理論框架出發的。最后，我認為今天的討論是從政治和從治理出發，但最終應該落腳在經濟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從人民當家作主到社會共同富裕。(作者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殷之光：毛主席1956年說的那句話令我非常感動

　　今年是英國的大選年，BBC做了一個四集系列紀錄片，將這種具有普遍性的理想概括為四個關鍵句：有房住，有飯吃，有工作，和有希望。這四個問題，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錯。但是，如何能夠真正地到達到這種理想的途徑則是特殊的。我們今天不少討論，將這種具有普遍性的理想與具有特殊性的制度兩者混淆了起來。將制度誤會為一種承載著普遍性目標的萬靈藥，甚至將制度本身視為是普遍性的終極理想。這便忽略了制度的重要特性，即它實際上產生于特定空間與時間的語境下，是實踐的產物。

　　《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結尾用了一句話，叫做：“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的屌絲互聯起來!”之前人們把自己叫做勞動人民，認為這是一個光榮的稱號，為什么我們今天叫自己屌絲呢？因為勞動者代表了我們上一代人所共有的、超越性的認同。這種認同建立在我們對社會歷史本質問題的理解基礎上。其體現的認識論是，勞動不但創造了世界，更在勞動之中，人類獲得了自我價值確證。具有政治理想價值的“人民”觀念，恰是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當我們將人類自我價值確證的基礎替換為消費之后，我們也便從光榮的創造財富和未來的“勞動者”，變為受壓制的無希望的“屌絲”了。《大道之行》的討論超出了簡單的制度問題爭辯。

　　毛主席一直在談為人民服務以及群眾路線的問題。他1956年時說過一句話，特別令我感動。毛主席說如果我們中國人不把自己的生活建設好的話，那就得把自己開除球籍。如果沒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話，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這種表述超越了二元論和簡單內外觀。在他看來，中國的問題就是世界的。為中國人民負責，同樣也就是對人類負責。在他看來，中國革命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普遍性的，但中國本身的歷史與社會環境是特殊性的。從這種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追求的過程則是實踐的，是辯證的。恰恰是這種連接普遍與特殊的辯證過程是我們今天需要認真討論的中國道路。(作者是英國埃克斯特大學助理教授)

　　何建宇：維護人民主體性，黨和政府需與社會合作

　　本書在批判基礎上的建設性主要有三個面向，第一個是面向現實，尤其是面向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現實有成就也有問題，不能用兩個分離的理論體系去解釋，而需要用同一個體系進行，因為成就和問題都是在同一種制度下形成的。第二個是面向人民，社會再組織需要突出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人民主體性。第三個是面向未來，我們嘗試著去探討和想象未來的制度。

　　這些年，社會重建是個熱點話題，社會管理、社會治理等主題迅速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之中。就社會治理而言，它應該有兩個面向，即面向政府的同時，也面向市場。市場經濟社會由國家、市場和社會三個部門組成。我們會去講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會去講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但是很少去講市場與社會的關系。但實際上，社會的成長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功能，即平衡市場力量，或者說平衡資本力量。我們在解決會問題的時候，改革后的思路往往是很市場化的。“小政府、大社會”實際上成了“小政府、大市場”。因此，在經歷了30多年市場化改革之后，需要把社會關系依附于經濟關系、把人依附于資本的關系，重新往回擺。這就需要政府承擔發揮保護社會、促進社會自治的責任。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當中，黨和政府天然應該去跟社會合作，因為不論是黨的宗旨、黨的歷史經驗都強調且善于通過群眾路線的方式深入到社會當中、去跟社會合作的。因此，在當下背景下，怎樣去保護人民主體，保護人民的平等參與社會治理，是政黨和政府所需要去思考的。(作者是新書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鄢一龍：有必要為中國共產黨重新“尋根”

　　本書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主題詞，一是人民至上;二是共產黨領導;三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道路和中國體制的“鐵三角”。針對潘維老師序言中提到黨的“爛根”的現象，我們有必要在北大這個黨的發源地重新來“尋根”。產生這個問題與“三個化”有關，解決之道也要破解這“三化”。第一個“化”就是我們的政治體制的“精英化”。政治的精英化是全球同此涼熱的現象，這本也無可厚非，但是任何政治體制都需要給普通老百姓提供舞臺。我們黨最初是要建立一個普通人民群眾掌握權力的政權，最重要的組織就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讓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來掌握最高權力。然而，現在各級人大代表中，真正的一線工農代表數量少，黨組織也出現精英化的趨勢，農民、工人黨員比例已經不足40%。

　　第二個“化”是社會的“科層化”。科層化是韋伯說的現代社會的基石。但是科層化并不一定意味著“官僚化”。1933年，當時毛澤東同志帶領軍隊打仗的時候，軍隊要求的紀律性要比企業、學校強多了，但是他當時還是要走群眾路線。當時有一個排長，官僚習氣比較重，他習慣打罵和侮辱士兵。毛澤東得知這個事情以后就專門開了一個軍人大會，他在那個會上講了一段話，值得我們銘記：干部和士兵只是分工上的不同，政治人格上一律平等，大家都是為了全國各族人民求解放，謀幸福這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的，因此，要嚴禁干部打罵士兵，這是第一條。第二，士兵自覺地服從尊重領導，服從指揮，遵守紀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越是并肩作戰的隊伍，越是能夠無往而不勝，這是人民軍隊根本不同與國民黨軍隊之處。科層制和民主是可以兼得的。

　　第三個“化”是過度市場化。如何在市場化條件下保持黨的主體性？本書中白鋼提到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在市場化的條件下保持黨的主體性，要使黨的立足點放在老百姓身上，而不是資本家身上。只有我們真正地實行人民民主，讓勞動者享有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管理企業的根本權利，共產黨才能找到自己的根。(作者是新書作者、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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