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的一位朋友問我，如果蔣介石不圍剿紅軍，中國現在是什么樣?這是一位60后提出的問題，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都有這個疑問。

　　其實，這是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了，60歲以上的老人們都能回答這個問題，只因為現在的年輕人不懂歷史，甚至可以說不讀歷史，才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現在的青年人，有讀史書的嗎?我們的教育是應試教育，學生們是為了考試而學習。在學校，老師講什么，他們就學什么。閑暇時間或者約會，或者玩游戲……根本就不去主動的學習什么。而在課堂上，除了聽到呲必中國，不可能聽到真實客觀的東西。而那些為了就業謀生，而到處奔波的青年人，就更沒有時間讀書了。農民工呢?看看他們的影視資料吧，不用我為他們的生活處境描述了吧?所以，當下中國的青年人對國共兩黨的恩怨知之甚少。

　　既然有人提出來了這個題目，我就回答一下吧。即使我辛辛苦苦的回答，未必有人看。但是，我也要回答一下。萬一真的有年輕人看了——哪怕僅僅一個人看了，我也算盡到了微薄之力。

　　一、早期的共產黨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完全聽命于莫斯科。

　　1.黨的領導人由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安排

　　1921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然而，這個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她完全聽命于莫斯科(共產國際)，包括黨的領導人都由莫斯科說了算。1921 年7 月中共一大選陳獨秀為書記，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同意的;陳獨秀之后，鮑羅庭出來包辦，他指定瞿秋白成為了共產黨實際上的領袖;瞿秋白之后，斯大林、布哈林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向忠發之后(1930 年底到1931 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共產國際包辦中國革命的現象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是國際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會議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是米夫與國際遠東局共同擬定的。)米夫指定他的學生王明為黨的領袖;王明害怕蔣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中共中央改為臨時中央，何人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中共中央自行決定。王明去莫斯科前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一說是在一家酒店開的，一說是在博古家里開的，王明主持了會議。決定中共臨時中央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事情就這么定了下來。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后來叫長征)。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中國共產黨與她的頂頭上司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我們黨才在遵義會議上第一次自己決定自己的領袖?，F在，很多作品把遵義會議拔高的高之又高，無論怎么拔高都不過分。遵義會議決定了我黨在領袖上的自我選擇，自己選出的領袖，決定了黨的命運，紅軍的命運，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

　　2.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同意中國建設與蘇俄相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

　　1917年11月10日，上?！睹駠請蟆反筇枠祟}：“美克齊美(過激黨之意)占據都城”。這是中國最早報道十月革命的報紙。

　　孫中山看完報后，立即通過中間媒介給列寧一信，代表國民黨向布爾什維克黨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人團結在一起，共同斗爭。列寧稱這封信是“東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代表列寧回信給孫中山：“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我們的失敗就是你們的失敗，為了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在這偉大的斗爭中團結起來”。

　　1920年11月，孫中山見到了列寧的第一個使者維經斯基。(后來有人認為他是來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但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報告說，他的首要任務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沖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沖突”，以減弱帝國主義國家對新生的蘇維埃的威脅。維經斯基首要考慮的是蘇俄在遠東的安全，在這個基礎上才考慮如何聯合中國的革命力量、支持中國革命。如果沒有史料證明，你敢相信這是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嗎?)列寧的第二個使者是馬林。他主持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親自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并在第一次會議上一口氣作了將近四個小時的發言。但是對初生的中國共產黨，馬林卻頗不以為然。他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評價說，中國共產黨人是一些“不懂馬克思主義，缺乏社會主義實踐”、“傾向社會主義的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同工人階級有過密切的聯系”。對國民黨馬林倒充滿樂觀和希望，認為它是由“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南方士兵和工人組成的各階級聯盟”。這位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結論是“在上海我對中國的運動及其發展的可能性獲得一種十分悲觀的觀點;我在南方才發現工作大有可為，而且能夠成功”。所以馬林很快從舉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馬林在廣西桂林對孫中山提出了三條建議：

　　第一、改組國民黨，廣泛聯合工農大眾;

　　第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

　　第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孫中山認為，這是列寧給他傳遞過來的聲音。

　　這三條建議，成為后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起源。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在一篇臨別演說中說，西方國家雖然富足，“但這些國家國內貧富間的懸殊仍極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著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F在所謂幸福只是少數幾個資本家才能享受的。”列寧對這篇演說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這是“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人民的真正偉大思想”。列寧把中國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孫中山身上。

　　因此，出現了《孫文越飛宣言》，這份宣言即規定了中國的國家性質。

　　宣言第一條：“……孫中山博士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的條件。越飛先生完全同意這一看法，并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孫中山和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代表。兩人皆不認為中國存在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皆認為中國不存在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的條件。

　　孫中山一半出于對三民主義的信念，一半出于對當時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擔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蘇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在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的條件”。

　　三大政策中問題最大的就是聯共。

　　孫中山欽佩共產黨人。他對汪精衛、胡漢民、張繼等人說：我們的革命運動，黃花崗、潮州之役，人數極少;鎮南關之役不過200人;欽廉之役不過100余人;現在中共組織工農運動，群眾一起來，動輒成千逾萬;開灤罷工、 “二·七”罷工規模浩大，震驚中外，其勢尤不可侮!共產黨人的組織能力和氣勢，給他以極深刻印象。由此更感到已經腐朽的、無戰斗力的國民黨急需改造。孫夫人宋慶齡問他，為何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要新鮮血液救活國民黨，但不是要新鮮血液取代國民黨。

　　篤信三民主義、篤信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孫中山，不想看到國民黨外又出現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發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詢意見。聯俄大家都無問題，因為不論在道義在財政還是在武器在顧問上，都需要蘇俄提供強有力的支援。爭論的焦點在聯共。

　　汪精衛同意聯俄，反對聯共;

　　廖仲愷則贊成聯俄聯共，認為既聯俄，就必須聯共;

　　胡漢民介于汪、廖之間。胡漢民的論點是：“無政府主義者離我們比較共產黨員更要遠些，對待無政府主義者尚且如此，容納共產黨員入黨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向孫中山建議，先對共產黨人有條件地收容。條件是“真正信仰本黨的主義，共同努力于國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據地淘汰。依據是“發現了他們有足以危害本黨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動”。胡漢民的觀點對孫中山影響很大。后來孫中山采納有條件聯共的主張，不同意實行黨外合作，堅持讓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施“黨內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漢民。孫中山認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產黨人的力量改造國民黨，再用國民黨人的紀律約束共產黨。

　　1924年1月，由孫中山主持，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榘、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幾乎占委員總數的1/4。譚平山出任組織部長，林伯榘出任農民部長;在國民黨最強大的一個執行部——上海執行部，毛澤東當了組織部長胡漢民的秘書;惲代英則當了宣傳部長汪精衛的秘書;文書主任邵元沖未到任前，毛澤東還代理了執行部的文書主任。

　　然而，孫中山對共產黨是防備的，他還有另外一些批語，在我們自己編纂的史料中卻不多見了。在今天一段我們基本不引用批語中孫中山說，先前共產黨人“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且窺破彼等伎倆，于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他對鄧澤如等人表示，共產黨人“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寫給蔣介石關于組織革命委員會的信中，孫中山說：“而漢民、精衛二人性質俱長于調和現狀，不長于徹底解決。所以現在局面，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為籌備以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

　　上面這些話，你敢相信這是孫中山說的嗎?

　　二、蔣介石背叛了斯大林

　　列寧去世后，斯大林也一如既往的深深關注著中國革命。他有一段鏗鏘有力的著名論斷，被中國共產黨人反復引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遺憾的是斯大林講這番話的時間是1926年底。“武裝的革命”之所指并非當時還未誕生的中國工農紅軍，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蔣司令麾下的北伐大軍。他一直把中國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國民黨和蔣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蔣介石，是因為他認定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雅各布賓黨人。在這位中國的羅伯斯庇爾領導下，未來政權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

　　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懷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樣看待中國共產黨人的呢?在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斯大林發表的那篇《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演說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外，還有這樣一段話：“有人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中國共產黨人現在退出國民黨將是極大的錯誤。中國革命的全部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毫無疑問地說明中國共產黨應當留在國民黨內，并且在那里加強自己的工作。”

　　孫中山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的條件”;斯大林也不相信離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存在;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任務。

　　斯大林曾對蔣介石給予長久的信任。開始說蔣介石是國民黨左派。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后，僅把對蔣介石的認識由“左派”調整為“中派”;蔣介石反蘇反共面目已經十分明顯了，也只承認其是“中間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認蔣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還說：“目前我們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們領導軍隊反對帝國主義。蔣介石也許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領導著軍隊，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它作為”。還把一張有親筆簽名的相片寄給了蔣介石。“四.一二”事變讓斯大林看到了他以為蔣介石不可能有的“其它作為”，令斯大林傷透了心。

　　從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從1941年1月皖南事變，到1946年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蔣介石每每突然間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屠刀。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它革命人士，就達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達100萬人以上。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優秀領導者皆被殺害。這些人都是當時知識分子隊伍中的精英，僅僅因為信仰不同就被殺害了。

　　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敵人可以在幾分鐘內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鐘內鍛煉出我們的領袖。”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紀念感言》中寫道：“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志有識的青年。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四.一二”政變不久，陳獨秀悲痛地說：“我們一年余的忍耐遷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并且變成了他屠殺共產黨的代價!”

　　對這一如此明顯的事實，連共產國際的布哈林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報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認：“共產國際武裝中國軍閥而沒有幫助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結果，我國無產階級創造的子彈射進了中國工農的頭顱。”

　　蔣介石用屠刀在中國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謂是全世界頂尖的白色恐怖。不知那些至今仍然頌揚蔣委員長的人作何解釋?

　　對蔣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極其憤怒。1927年5月在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起草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斬釘截鐵地說：“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必須懲辦那些壞蛋。如果國民黨人不學會做革命的雅各布賓黨人，那么他們是會被人民和革命所拋棄的”。斯大林方才明白，蔣介石的國民黨并非他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布賓黨人”。

　　當時的情況的確尷尬。莫斯科正在籌備五一節游行，剛剛制成一個蔣介石的大型模擬像;斯大林也剛把一張親筆簽名的相片寄給蔣介石。

　　5月30日，斯大林又對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開始建立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八個師或十個師”，“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來代替正在叛變的“現在的軍隊”，以懲辦蔣介石。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連建立一個師的實力也沒有。

　　斯大林忘記了，當最初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裝的時候，他是如何的不以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給了國民黨。

　　19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簽署后，越飛赴日，從日本熱海致電馬林轉孫中山，宣布向國民黨提供200萬盧布的款項和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輛裝甲車的援助，并派遣教練員幫助建立軍校。

　　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記述，軍校開辦前，孫中山批了300支粵造毛瑟槍給軍校。但是當時兵工廠一心巴結軍閥，不以軍校為重，結果開學時僅僅發下30支，勉強夠衛兵用;廖仲愷反復交涉也無濟于事。正在此時蘇聯援助槍械的船只到岸，一下運來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10支手槍;全體學員歡呼雀躍。

　　王柏齡回憶說，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于學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后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蔣介石標榜的黃埔建軍，本錢卻來自蘇俄。正是有了蘇俄資助的200萬盧布作為開辦經費，加上提供的大批槍械，才使國民黨獲得了建軍的基礎。

　　除了經費和武器，蘇俄還派來大批軍事顧問。

　　除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顧問的鮑羅庭和總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外，專門派到軍校工作的有總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里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里、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卡夫喬夫等。他們指導軍事、政治訓練工作，編訂了典、范、令和戰術、兵器、筑城、地形與交通通訊五大教程，成為黃埔黨軍后來堅強戰斗力的基礎。

　　此后，蘇俄繼續運來槍支彈藥。1925年一次運到廣州的軍火就價值56萬4千盧布。

　　1926年又將各種軍火分四批運到廣州。

　　第一批有日造來福槍4000千支，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

　　第二批有蘇造來福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

　　第三批有機關槍40挺，子彈帶4000個，大炮12門，炮彈1000發;

　　第四批有來福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挺，大炮12門。

　　第二次東征大捷后，蔣介石在汕頭講演說：“我們軍隊的組織方法是從那里來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們老實說，我們軍隊的制度實在從俄國共產黨紅軍仿照來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蔣介石深知，黃埔黨軍的勝利，很大一部分應歸于蘇俄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

　　為此國民黨也曾面臨“盧布黨”的指責。

　　1924年，孫中山、汪精衛在一次答《順天時報》記者問中，有記者問：“為什么國民黨接受俄國布爾什維克每月五千金盧布資助?”“為什么廣州軍事學?？慷砹_斯蘇維埃政府的經費維持?”孫中山、汪精衛巧妙地回答：關于國民黨和黃埔軍校接受經費的問題，還要有書面材料才能成立。記者君請拿出真憑實據來證明關于接受蘇維埃資助的責難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點，那么他不僅負有道義上的責任，而且還負有法律上的責任。末了，孫中山、汪精衛通過進一步補充，也給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個政黨或學校會反對接受別人的資助。因此，即使證明國民黨或上述學校從其它來源獲得財政支持，那在道義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為什么記者君一定要對我們的動機提出異議呢?

　　后來指責中國共產黨“是有國際的背景，挾有經濟的后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的蔣介石，當初在這方面也有頗為精彩的論述。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東征大捷后，他在汕頭總指揮部宴請蘇俄顧問時講：“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人的指揮，在他說話人的用意，以為這句話就是可以誣蔑我們革命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為作這樣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19世紀以前知道國家主義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現在是一個什么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褊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還可以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是現在20世紀就不行了。因為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備世界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徑，恰同南轅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蔣介石也是頗善雄辯之人。

　　而援助中國共產黨的，僅僅是辦公經費。

　　缺乏實力的共產黨人，不掌握武裝力量、沒有槍桿子，即使有再深奧的理論修養，再犀利的政治判斷，再龐大的民眾組織，在一個只憑實力說話、誰力量大誰就嘴巴大聲音大的社會里，也難于成事。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黨的緊急會議，有了會上毛澤東激動的發言：“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F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段話后來被總結為一個石破天驚的理論：“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為了反抗蔣介石的大屠殺——或者說蔣介石將共產黨殺急了，中國共產黨才由此走上了一條武裝斗爭的反抗道路。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為了建立抗日愛國統一陣線，經過努力的工作，與東北軍，西北軍建立了一定的合作關系。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經過兩個月來的多次討論，決定將抗日統戰工作重點放在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上，建立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的“三位一體”，爭取首先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實現“西北抗日大聯合”。“三位一體”“西北國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聯合”這三個基本點，成為后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政治基礎。

　　1936年1月，中共中央與東北軍的張學良建立了直接聯系。張學良、王以哲在與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會談中，表示贊同中共的抗日主張，愿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2月，紅軍與王以哲的六十七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各守原防，紅白通商。3月，張學良在與李克農會談中提出，請中共在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博古4人中選一位來膚施(膚施即后來的革命圣地延安)，與他談判。4月，周恩來應邀前往膚施，在城內一座天主教堂與張學良徹夜長談。

　　2000年5月，香港鳳凰衛視播映1993年制作的張學良訪談錄《世紀行過》 ，張學良還能清晰地回憶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膚施天主教堂與周恩來的長談。“我最佩服周恩來”, 1993年已經92歲的張學良侃侃而談。他說周恩來“反應快，幾句話就明白，不用啰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能打下天下，“周恩來的作用很大”。張學良最后還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當然是指周恩來。張學良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不但能夠順勢而為，而且成為時代大勢的推助者，的確值得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對其表示欽佩。

　　張學良特別看中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關系。他認為在當時條件下采取聯合抗日行動，必須以強大的蘇聯作為后盾。對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命令東北軍向蘇聯紅軍發動進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記了。或者說國難當頭之際，他愿意忘記。

　　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決策時，就有了一個重要補充：“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互助條約。”打通蘇聯的目的是為了獲得蘇俄的軍事援助，以利抗日。

　　8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致信張學良，要求東北軍以至少三個師好好地控制蘭州，如此著成功，則可在今年秋天三個月內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必須堅信，打通蘇聯是保證西北勝利(更不說全國勝利)的基本點。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9、10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

　　信中對張學良的個人安全頗為擔心：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系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從電文中可以看出來，給張學良通報的情況，對張學良安全的關照，幾乎與對待自己的人一樣。

　　8月12日，毛澤東又同張聞天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今后戰略方針的建議：“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并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

　　8月13日，毛澤東致函西北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愿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當時并未認識到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設計存在一個嚴重缺陷，就是張學良忘記了他當初惡化與蘇聯的關系，斯大林卻并沒有忘記。

　　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棄抗日反蔣的觀點，放棄利用兩廣事變和其它內戰削弱蔣介石統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爭取全國范圍統一戰線;尤其“不能把張學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指兩廣事變)失敗之后，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顯而易見，共產國際和蘇聯不同意中共中央關于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繼續實行帶有“抗日反蔣”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統戰放在東北軍方面，而要把統戰重心北移到全國去。核心是不同意紅軍與張學良的聯合。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對待抗日反蔣問題上，與中國共產黨出現重大分歧。中共中央以為基本找到了克服艱難局面的好方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迎面潑過來的卻是冷水。

　　面對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執意要 “蔣中正必須離職”的叫喊，蔣介石坐不住了。1936年1月，蔣介石委派駐莫斯科武官鄧文儀同王明直接會談。

　　根據共產國際保留下來的記錄，鄧文儀當時說，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被日本的宣傳所欺騙。他們認為日本不會、也不能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們決定不抗日，而首先同日本一起反對西方列強，然后他們再來對付日本。鄧說：現在看來這是錯誤的，日本進攻威脅到整個中華民族，不抗日中國就會滅亡。鄧文儀告訴王明，蔣介石收到他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和《八一宣言》后，決定同中共談判。初步提出三項建議：

　　(1)取消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的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

　　(2)因為對日作戰需有統一指揮，改組工農紅軍為國民革命軍;

　　(3)恢復兩黨在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它形式。

　　鄧文儀強調，在上述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可以繼續存在。

　　談到改編紅軍時，鄧文儀說：“當然紅軍不會接受南京政府的軍事工作人員，但紅軍和南京軍隊間應交換政工人員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將給紅軍一定數量的武器和糧食，以及撥出若干軍隊幫助紅軍，以便紅軍開到內蒙古前線，而南京軍隊將保衛長江流域。”鄧文儀特別提出，在中日戰爭情況下，日本將會封鎖中國海岸，那時，中國將不能從歐洲和美國買到武器和彈藥，主要來源將是蘇聯，所以我們想經過西北從蘇聯方面得到武器和彈藥。希望紅軍從西北方向打通與蘇聯的交通要道。

　　王明根本不了解國內的詳細情況，他最后只有向鄧文儀建議同在國內的中共和紅軍領導建立直接聯系，談判抗日和停戰的具體條件。

　　1936年1月23日，王明專門就此事寫信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介紹鄧文儀去蘇區。并讓潘漢年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長身份致函蔣介石，代表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紅軍總司令朱德，保證鄧文儀進入蘇區談判時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就在王明寫信前一天，1月7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又與蔣介石進行了一次認真深入的會談。蔣介石因急于獲得蘇聯軍事裝備的援助，加強與日本的談判地位，改善中蘇關系，這次談判的態度特別好，在會談中未提任何使蘇聯為難的要求。關于援助的規模，蔣介石表示一切由蘇聯政府決定。談到與中共組成聯合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時，蔣未再提及《孫越宣言》，要求只要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司令部的權威，保持現有編制，參加抗日，在此基礎上他可以同中共談判。

　　蔣介石為保障華北不再分裂，要打蘇聯牌嚇唬日本;蘇聯為保障其東部安全，也需要打蔣介石這張牌牽制日本。雙方各有所需，也各有自身的打算。

　　1936年2月28日董健吾牧師受宋慶齡、宋子文委托，從南京到達陜北，在張學良部隊護送下，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他向留守陜北工作的博古介紹說：“蔣系法西斯分子陳果夫左派與曾擴情右派，陳主聯紅反日，曾主聯日反紅。此外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聯俄聯共。”博古將此情況迅速報告正在晉西指揮東征作戰的毛澤東、彭德懷。

　　董健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首次得知國民黨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

　　2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李克農：“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

　　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董健吾：“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并進一步指出：“我兄復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見：

　　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

　　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

　　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

　　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還指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從此，中共中央開始逐步放棄反蔣抗日口號，逐步明確地提出“聯蔣抗日”和“逼蔣抗日”。

　　當時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漢年為談判代表，直接與國民黨代表陳立夫會談。毛澤東8月底致電潘漢年：“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

　　蔣介石卻又在轉變心思、要變卦了。

　　他對馮玉祥說：最擔心中共手中的軍隊。他說，與中共談判的內容有三點：

　　一、人的問題好解決，以前大家在一個桌子吃飯，一屋子開會，現在變成對打的冤家，這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現在如妥協成功，仍在一起，對外并無不可。

　　二、黨的問題也好辦。

　　三、軍隊問題，這是最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最不容易解決也要解決。

　　蔣介石還是想軍事解決。他想乘紅軍云集陜北、糧食彈藥供應均極為困難之際，發動圍攻，最低限度也要壓迫紅軍全部過黃河，然后在談判桌上迫使共產黨就范，完成“招安”。蔣介石又弄錯了。他把中共“聯蔣抗日”政策看做是軟弱的表現。

　　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張沖晤談判。陳立夫的態度大不如前，轉達蔣介石的意見是：

　　首先是對立的政權和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編3000至5000人，師以上干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果軍隊能按此解決，政治方面各點就好考慮了。

　　條件突然變成如此苛刻，是中國共產黨人意料不到的?？磥硎Y介石的目的還是削弱乃至取消共產黨領導的紅軍。

　　中共談判代表潘漢年針鋒相對地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蔣先生目前有此設想的原因，大概是誤認為紅軍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議。”

　　陳立夫回答說：談判一時難成，蔣的中心意旨是必須先解決軍事，其它一切都好辦，可以請周恩來出來和蔣介石直接談判。

　　潘漢年明確答復：停戰問題不解決，周恩來是不可能出來談判的。

　　陳立夫又說，能否停戰，蔣的意思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而軍事問題必須雙方軍事直接負責人面談。

　　剛開始的談判就立即破裂。還是要戰場上見。

　　11月，蔣介石在洛陽召開剿共軍事會議。策劃將其嫡系部隊約30個師，調往西北剿共前線，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陜、甘、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駐前方督戰，并召集二十多名高級軍政大員聚集西安待命，圖謀一舉消滅紅軍。

　　12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徐向前等紅軍將領19人聯名發出《致蔣介石》的信：“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

　　從1935年冬開始，到1936年冬持續一年的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終于不歡而散。共產黨建立抗日聯合統一陣線，建立聯合政府的愿望徹底落空。

　　蔣介石決心“剿共”到底。

　　但歷史的決心從來不屬于個人。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現代史發生質變。

　　我的最終結論是：

　　沒有蔣介石對共產黨人肆無忌憚地屠殺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沒有蔣介石對紅軍根據地的五次圍剿就沒有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沒有紅軍長征的勝利就不會有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組成“三位一體”;沒有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組成“三位一體”，就不會有西安事變。

　　最后，回到題目提出的問題，如果蔣介石不圍剿紅軍，中國是個什么樣?假設蔣介石不顛覆孫中山與列寧建立的革命基礎;不背叛斯大林支援中國革命的政治路線，中國有可能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一個多黨制的聯合政府。

　　這是國共兩黨的恩怨，這就是歷史。

　　現在的中國青年人明白這個道理嗎?

　　玖江春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67249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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