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很豐富，有兩個數據可能特別引人關注。報告指出，中國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7.4%，2015年的目標是增長7%左右。這兩個數據之所以引人關注首先是因為有較大的向下調整，其次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長期以來都是全球高度關注的問題。從持續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到“保八”成為話題，在到現在面臨是否要“保七”，人們對這些數據敏感的背后，有著復雜的心態。理解這種心態，也許有助于我們理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認識。

　　客觀地說，中國201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使下調到7%左右，在世界各大經濟體中依然是鶴立雞群，領先幅度非常顯著。然而，多年以來，在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經濟崩潰論、危機論、硬著陸論等等，從來沒有消失過。自十八大以來，此類論調再次形成一個高潮，同時還增加了環境破壞、生態代價、國富民窮、福利落后等批評角度。此外，前幾年國內外輿論宣稱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即將超過中國，事實證明那是某些人空歡喜一場，如今，印度經濟增長速度超越中國的論調再次出現，雖然被質疑數據的可靠性，但是，從各個角度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依然頑強地層出不窮。我們該如何看待各種花樣翻新、經久不息的唱衰中國論調?

　　理解這一現象需要一個歷史和政治的角度。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研究指出，中國的經濟總量在1830年時為世界第一，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0%左右。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經濟總量持續下降了一百多年，縮減到只占世界經濟總量的5%以下，與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極不相乘。與這個過程同時伴隨的是，美國的經濟總量持續上升，成為今天的世界第一。這一經濟數據變化的背后，是一種政治理論：中國的制度不靈了，只有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保持經濟增長和持續繁榮。因此，對中國而言，如果要想獲得經濟增長和繁榮，只有復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模式才有可能，因為西方模式或政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先進的文明和制度，乃至于人類政治制度的發展已經由于西方的出現而達到了“歷史終結”的高度。為了使這一理論有更強大的支撐，某些人甚至認為安格斯·麥迪森提出1830年時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說法也不可信。這一政治理論針對中國再精確一點說就是，中國必須像西方一樣實行民主選舉制度，才有可能發展經濟和保持繁榮。長期以來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問題及其爭論，背后就有這個理論的強大作用。它早已經在西方話語權壟斷下，成為顛覆不破、無可置疑、放之四海皆準的必然規律和必由之路。

　　然而，中國幾十年來經濟的高速發展給上述理論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并沒有按西方開出的藥方治病吃藥，沒有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樣實行民主選舉制度。這讓很多相信西方絕對正確的人們非常失望甚至不滿。客氣一點人，例如福山，又給自己“歷史終結”的理論增加了自圓其說的續篇，認為專制集權在經濟起飛時挺有效率，但到了經濟趕超西方的階段，最終還是要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不客氣的人一次次發出聲嘶力竭的聲音，認為中國共產黨最多只有五年、十年的壽命。雖然這種論調已經持續喊了幾十年，從來都以失敗告終，但他們依然以愿望代替現實，希望中國經濟早日崩潰，以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

　　中共十八大讓這些膜拜西方理論的人感到岌岌可危，甚至有末日來臨的危機感。因為中國十八大提出的目標，要求在2020年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兩個翻番”。如果這個目標實現，正如國內外很多經濟學家指出的那樣，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重新成為世界第一。雖然不同的經濟學家對這個日期有不同的判斷，但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這個時刻的到來，應不成問題。換句話說，十八大“兩個翻番”的目標一旦實現，前文所述的那些西方政治理論將徹底失敗，西方幾百年所構筑的西方中心論，將不得不開始構思自己的墓志銘。

　　由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十八大后各種唱衰中國經濟論調背后的真實心態。說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無非是說：中國可以了，到此為止吧;說資金逃離、外資工廠關閉，沿海工業地區一片哀鳴，無非是以偏概全地得出結論說：中國經濟真的不行了;說中國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無非是說：中國人發展經濟有罪啊，都快把地球毀滅了，還不快停下!說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只能到3%左右甚至更低，甚至希望人為破壞中國經濟的發展，無非是希望以中國經濟的失敗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從而“倒逼”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即實行西方民主選舉制度;說印度經濟增長要超過中國，甚至不惜以數據造假來強化這個論調，無非是說：還是西方民主制度有效。所以，鼓吹印度即將超過中國，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是西方政治理論的一劑強心針。只可惜，西方自身已是強弩之末。

　　中國經濟問題有多嚴重?可以說相當嚴重，非常嚴重，十分嚴重，極其嚴重!但這種嚴重性，并不是針對中國自己，而是針對西方幾百來趾高氣昂、頤指氣使的西方中心論。簡單說，如果中國按現在的制度方式實現經濟總量超越美國，西方將失去幾百年來他們自我確立的道德制高點和話語權壟斷，他們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幾百年來，西方自以為是的西方中心論，可能真的錯了，可能真的不是永遠正確的標桿，西方民主制度可能真的不是靈丹妙藥。這對于西方以及那些膜拜西方的人來說，可謂晴天霹靂、乾坤倒轉，因為他們的永恒信念即將面對破滅。對此，少數人能坦然接受;有些人能認真反思;有些人繼續負隅頑抗，做口舌狡辯;還有少數信仰西方的極端分子則祈禱、實施對中國經濟的破壞，以維護他們對于西方的畢生信仰和盲目迷信。對于他們來說，當理論與現實不符，他們不是用現實來修正理論，而是用理論來強迫現實，企圖對中國實行削足適履的愚蠢計劃。

　　本人最新出版的《中國自信》一書，第一章便全面解讀了這一問題。對于中國經濟來說，出于西方理論崇拜的感情因素、政治因素所導致的崩潰論、危機論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實事求是地考察中國經濟的發展機遇和困難，是另一方面。而有些人常常將這兩方面混淆在一起。應該承認，中國經濟的確存在問題，的確面臨各種挑戰，但那并不是極端致命的。換句話說，世界各國、各經濟體都有問題，很多問題是共同的，具有普遍的共性，需要全球共同解決，而非中國單獨的問題。事實上，面對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局面，西方能夠拯救經濟的辦法并不多，也并不十分有效。在這種局面下，西方放下自己長期的傲慢，虛心地與中國共同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何不可?西方應該意識到自己的一個邏輯矛盾：他們預言中國經濟失敗，所依據的理論是西方的，但他們又指責中國沒按西方模式行事。既然中國沒按西方指導的模式行事，為何就一定會出現西方理論所認定的結果?中國人講求“實事求是”，西方人能否放棄信仰的傲慢，向中國人學會一點實事求是?

　　我在《中國自信》一書中指出，要實現中共十八大制定的“兩個翻番”目標，數學計算很簡單，平均7.2%不到的增長，十年就是翻番。因此，近年來，關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各種唱衰言論，圍繞著7%，實際上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某種程度上就是試圖阻礙、放緩或破壞這一目標的實現。對于中國來說，應該保持自信，實事求是面對自己、面對世界，在各種奇談怪論前保持頭腦清新。可以說，未來五到十年的確是中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和轉折關頭，習總書記引用古人話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夙夜在公”，領導者要有“如履薄冰”的自覺，這既是一種政治態度，也是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應有的態度。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十八大制定的目標，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重新成為世界第一，那一時刻的到來，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將會非常巨大，它不僅僅是經濟數據的價值，還無可避免地涉及到幾百年來一系列西方理論。如果說今天中國提出“三個自信”還有很多人會觀望，到那時，中國的自信必將會有更加堅實的基礎。到那時，我們可以在一個心平氣和的空間里重新審視西方自以為獨有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所有理論，同時重新審視西方扣在中國頭上的專制、集權、威權等帽子，以證明中國并非沒有民主自由的傳統，中國并非拒絕民主自由，而是，中國理解和實施的民主自由與西方不完全一樣，西方的困境以及擺脫困境的艱難，也說明他們所理解和實施的民主自由的確存在很多問題。

　　有些人不甘于西方理論的失敗，把十八大目標的實現視為末日來臨，視為最后抵抗的最后機會，他們很可能無所不用其極，因而，在那個時刻即將到來的這段時間里，各種各樣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可以預見還將不斷從各個角度掀起一個個高潮。為此，我們也許應該感謝那些崩潰論、危機論的制造者，因為，他們基于中國經濟迅速崩潰的渴望，竭力尋找中國經濟的病癥，某種程度上，他們尋找到的問題可能是準確的，可能是被我們忽視的。只不過，站在不同的立場，他們用放大鏡尋找中國經濟的毛病，找到這個那個病灶，目的并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幸災樂禍地宣布：我說它要死了吧!面對各種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我們可以抱著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態度，不妨聽一聽，想一想。但是，“三人行必有我師”并不是說要對別人言聽計從，而是要立足自身，獨立做出符合自己實際的判斷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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