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近年來網絡等媒體頻繁出現的“富二代”、“官二代”、“貧二代”、“農二代”等熱詞， 也反映出我國社會階層代際傳承性問題及社會階層固化問題受到了普遍關注。這里分類進行分析。

　　“官二代”：出身背景等先賦性因素的作用減弱但并未消失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研究認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表現出一定的代際繼承性。父親職業為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的人，最可能成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 這些人中100個大約有7個成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6.6%)，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家庭出身的人也具有一定的優勢， 這個比例分別為3.1%和2.7%。鄭輝、李路路分析發現精英階層的子女成為精英的發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成為精英的1.925倍。這說明精英階層的確是再生產的。周玉對南方兩地省委黨校學習班干部的研究發現，對于干部的社會網絡資源積累而言，出身背景等先賦性因素的作用減弱但并未消失，人力資本等獲致性因素的影響日漸顯現，政治資本作為體制性因素依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

　　這些研究基本上認同：無論改革前后干部階層都存在較高的繼承性。改革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干部階層的繼承性有所增強。也即是說，干部階層中“官二代”的現象一定程度地存在，但是改革前后“官二代”的繼承機制有所變化，改革之后盡管干部選拔以績效為原則，但是通過政治身份、教育文憑、社會關系網絡等中介途徑，干部階層繼續發揮著社會階層地位獲得的優勢。

　　“知二代”：代際流動中自致性因素發揮著核心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對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研究顯示，專業技術人員的階層地位的代際傳遞性較強，現有的專業技術人員中，父親職業為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19.8%)，是其平均分布比例的(3.3%)的5.6 倍。李路路對3城市1998年的問卷分析顯示，在改革開放前后，父代專業技術人員地位對于子代獲得專業技術人員地位都有顯著影響。隨后他對2003年CGSS 數據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技術干部精英和專業技術精英職業的獲得均受到家庭背景的顯著影響。孫明的研究認為，改革開放以后家庭背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階層再生產有著顯著的影響，知識精英階層存在較高階層繼承性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封閉性。

　　“富二代”：財富和職業有高代際繼承率，經營能力受關注

　　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我國城鄉較早出現的經濟精英。私營企業主具有經濟資本的優勢，但是對于第一代私營企業主而言，他們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代際繼承性。“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的研究發現，私營企業主的階層位置獲得沒有明顯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 他們的成長更多地憑借于自身的勤奮努力、聰明才干和風險機遇。

　　與農村經濟精英相比，城鎮的經濟精英更多的是指經理人員階層。根據“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的研究，經理人員與第一代私營企業主有著相似的背景，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獲得經濟社會地位，但是與私營企業主不同，經理人員階層不擁有對企業的產權，因此其子女不可能像私營企業主子女那樣可以獲得企業的合法繼承權。因此，經理人員的階層繼承性不可能像私營企業主那樣高，而其子女要想成為經理人員，也主要依靠自身的稟賦與努力。

　　總之，由于財富代際繼承的合法性，人們對于經濟精英財富的代際轉移很少存在質疑， 因此在“富二代”的社會流動上，這種財富和職業的高代際繼承率是毋容置疑的。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無懸念，人們對“富二代”的持續熱議就轉移到這些階層的經營能力和生活方式上，但是，或許鑒于調查的難度和敏感，這方面客觀理性的研究還較少，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和深入。

　　“農二代”：農業勞動者階層是一個代際繼承性最強的階層

　　改革以來，社會階層結構變遷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農民階層的分化，其中最讓人矚目的就是中國大地上涌現了2.6億左右的農民工。這些游走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將極大地改變著中國邁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對這一群體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課題組的研究表明，農業勞動者階層是一個代際繼承性最強的階層。92.8%的農業勞動者出身于農民家庭，同時，超過半數的農民家庭子女(54.9%)仍然是農業勞動者。這項研究的調查是十余年前進行的，之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促進了東部沿海地區出口加工工業的迅速增長，并由此吸引了大批中西部農業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形成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這種人口大規模的流動不僅是地域間和職業間的流動，從社會分層與流動角度看，是從農民階層向工人階層的過渡，是上升的社會流動。此外，一些局部的研究普遍認為，農民階層是一個流動相對較頻繁的階層，尤其是對于“80后”而言，他們從事農業勞動的比例很低，因此其階層繼承率也很低。但是， 農業勞動者階層的代際流動的上升空間并不大，多數從農業勞動者階層上升為產業工人階層，跨越體力勞動階層成為白領階層存在較大困難。

　　在“農二代”中，新生代農民工是一個特別受到關注的群體。從社會流動角度看，相對于他們的父輩，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實現了職業轉換，但是由于城鄉二元制度的制約，這種在職業地位上的上升流動并沒有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地位真正意義上的上升流動，由于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缺乏一技之長，他們隨時面臨著不得不回到家鄉的可能，或者在城市成為失業半失業青年。

　　“貧二代”：向上流動的機會、空間和渠道愈來愈狹窄

　　從社會結構角度看， 中國貧困階層的產生是具有結構性特征的，即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和社會資源向優勢群體積聚從而限制、剝奪了社會中下層群體對社會資源的分享，底層群體向上流動的機會、空間和渠道愈來愈狹窄。

　　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了“貧困代際傳遞”概念。盡管沒有中國貧困代際傳遞的確切數據報告，但是諸多區域性和小范圍的實證研究表明貧困的代際傳遞現象在中國城鄉是存在的。對貧困代際傳遞的理論解釋有文化貧困理論、政策貧困理論以及經濟結構貧困理論，這些理論解釋中，影響貧困代際傳遞的因素可以概括為幾個主要方面，包括人口和健康、教育、社會(政策)排斥、生活環境、素質(能力)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等。國內的實證研究也主要圍繞這些因素展開，但是從這些研究來看，關于貧困代際傳遞的理論解釋缺乏系統性，往往過于強調某些因素的影響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響， 因此構建貧困代際傳遞研究框架還需要宏觀的理論建構與微觀實證研究相結合。

　　(作者為安徽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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