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道路”在哪里》從2014年掛出第1季開始,加上被斃掉的第6季,到現在已經進入第7季了。在新常態的背景下,“中間道路”向何處去?想必是國人都比較關注的問題。所以,展望未來,是本季的中心任務。
關注拙文的朋友,也在翹首以待我的答案。先別著急同志們,與其直接回答“‘中間道路’何處去”,不如先來看看發達國家未來將向何處去。為什么?既然發達國家正在引領世界潮流的方向,那么,拿發達國家的未來說事,恐怕會更有說服力。
左翼可能會有意見:不是說要有自己的“特色”嗎,干嘛非要以別人的馬首是瞻?我說別激動同志們,強調“特色”很有必要,但既然都是“市場經濟”,就有一個“一般性”在里面吧?按照“誰主導世界游戲規則”,我們就得有“清醒認識”,并“尊重這個規則”的邏輯,你不把“一般性”講清楚,右邊那撥人能答應嗎?所以,必須滴。下面,我先談談“一般性”,最后談談“特殊性”。
問:“現在主導世界的游戲規則是誰?”答曰:“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是不是“普世”,另說,有一點我卻必須強調:別看普世價值很有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其實,現實的狀況卻是:“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行走在路上猶豫不決,心中充滿了遲疑彷徨。
從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來看,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與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交替登臺,是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演進的基本脈絡。這個基本脈絡清晰地表明,伴隨著“過剩”與“透支”的周期性折騰,當代資本主義走在“中間道路”上,六神無主,糾結得很吶——何以見得?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交替登臺,不就是資本主義行走在中間道路上左右搖擺的真實寫照嗎?
次貸危機以來,由金融泡沫支撐的發達國家的“透支消費”,與全球產能的嚴重過剩交相輝映;以數字化、網絡化、扁平化、彈性生產為特征的“新資本主義”,使實體經濟雪上加霜,幾近坍塌。我敢在這里打賭并接受實踐的檢驗:曾經如日中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將逐步讓位于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
糾結于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之間,資本主義的前進方向似乎要萬世開太平地走下去了。但是,這條中間道路走得下去嗎?很遺憾,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之間踩鋼絲,其技術要求越來越高,其平衡難度越來越接近制度的極限。一句話,不僅在中間道路上保持平衡已經越來越艱難,而且其難度系數逼近臨界點也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若問當代資本主義最嚴峻的問題是什么?人們可以列出N個答案。在我看來,最嚴峻的問題是腐朽!啥叫腐朽?就是腐爛,就是敗壞變質。腐朽的表現涉及方方面面,而集中表現,就是“過剩”:一個是生產過剩(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另一個是金融過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兩種過剩交替折騰,周期旋轉,二者必居其一。
曾經有飽學之士反復叨叨:“過剩比短缺好”。短缺當然不好,難道過剩就好么?NO!今天的所謂過剩,并非“絕對過剩”——并非相對于整個人類或者絕大多數普通群眾需要的過剩,而是“相對過剩”——相對于有購買能力需要的過剩。也就是說,主流經濟學所說的過剩,不是相對于真實需求的過剩,而是相對于購買力的過剩。如果這個“過剩”是絕大多數人都買不起的“過剩”,它比“短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總而言之,不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當下語境下的過剩,并不是馬克思所倡導的“財富源泉充分涌流”的物質極大豐富,而是兩極分化過程中的畸形孿生物。過剩的當然是“財富”,但是,“過剩”并不等價于“富足”。因為,今天的“過剩”是資本和利潤的過剩,而勞動者的收入與購買力卻依然“短缺”。伴隨著過剩的不是整個社會成員的“富足”,而是越演越烈的貧富分化。
一個內在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在于:資本主義解決“過剩”的辦法,除了交替使用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的政策以外,越來越不得不依賴于社會保障的修補和完善。正是這個“不得不”,成了抵御資本主義在危機中崩潰瓦解的“新常態”。
若干年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群學者造訪北歐,期間有一段對話很有意思。問:“你們北歐有這么好的社會福利,你們就不怕養懶漢嗎?”答:“我們寧愿養10個懶漢,也不養一個罪犯!”——與中國改革以來盛行的“末位淘汰”、“贏家通吃”的蠻拼相比,這樣的回答很另類,也很有點“社會主義”。
西方發達國家為什么會不惜“養懶漢”,越來越依賴于完備的社會福利網呢?這是值得“特色”社會反思的重大理論問題。竊以為,只有把這個問題搞清楚,“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創新出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特色理論”來。
按理說,只要勞動者滿足于吃社保的溫飽日子,這“新常態”也沒有啥不好的。問題是,在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資本主義世界,大多數人靠吃社保混日子,短時間可以,長期下去,他們心里能平衡嗎?即使他們心里能心安理得,在崗的人能心里平衡嗎?馬克思說:“勞動是人的類本質”。什么意思?就是說,勞動原本就是人類的天性!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找不到工作,即使有限的社保能保障基本生存,可人的本性卻被“無所事事”給扼殺了。這就是勞動的異化。
西南財大經濟學院前任院長任治軍教授,是一位資深的老海龜。最近他從歐洲回來告訴我,歐洲的失業率很高,西班牙青年人的失業率高達40%以上。我上網查了一下,2014年6月西班牙青年人的失業率高達54%。近幾年來,整個歐元區的青年人失業率創下了歷史新高,達到23.9%;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數據則經歷了最大的跳升,分別提高到55.9%和36.5%。根據最新的數據,希臘的青年人失業率最高,達到了57%。美國18至34歲之間的年輕人,六年來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兩位數,幾乎一半的黑人青年沒有工作。
我問:“如此高的失業率為啥還能保持社會穩定?”任老師告訴我,“全靠社會保障的支撐”。任老師還特別強調:“在現有制度的框架下,歐洲任何政黨上臺都解決不了失業這個難題”。出路何在?稍稍有點常識的人都意識到了一個必然趨勢:縮短勞動時間。
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公有制才可以“一個人的活幾個人干”。這種備受經濟學詬病的“吃大鍋飯”其實預示著人類勞動方式的創新:縮短每個人勞動時間的同時,增加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時間。問題在于,私有制只能“幾個人的活一個人干”,“提高效率”不僅意味著在職勞動者的過勞死,而且意味著必須保持失業大軍的競爭壓力。
為啥任老師說“任何政黨都解決不了失業問題”?因為失業與資本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資本主義就是失業,沒有失業何來資本主義?從理論上講,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勞動時間就會縮短。但是,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縮短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意味著勞動者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的下降;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縮短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卻意味著個別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和強度的增加與其他勞動者失業的增加并存。這說明:
(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能力不僅已經足以支撐人們的基本生存,而且也足以保證大多數人過上富裕的生活。
(2)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不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減少勞動是社會的必然趨勢。
(3)由于減少勞動投入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因此,失業問題將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頭號難題。
(4)在資本雇傭勞動關系的框架內,失業問題是無解的;只有在公有制的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失業問題。
(5)當下流行的“靈活就業”、“打多份工”、“減少周工作日”,以及兼職工人、季節性工人、臨時工日益成為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看似資本主義面臨失業的權宜之計,卻也表明,資本主義的勞動方式越來越具有“一個人的工作幾個人干”的特征。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右翼理念為指向的中間道路越來越艱難,未來很可能向“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干”的左翼方向調整。至于調整的力度有多大,則取決于勞動與資本的力量對比,以及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為什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然失業率會趨于上升?其深層原因就在于此。難怪有人說:“福利太好了,上班干活的工資還沒有在家拿政府救濟的多,誰去上班啊!”
G20會議(第九次峰會)2014年11月15-16日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召開,會議的主題是“增長、就業、風險”。這三個關鍵詞是互相關聯的:(1)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的增長越來越成問題,中國的增長動力也在疲弱。(2)金融危機雖然正在淡出,但風險卻在進一步累積,整個世界經濟處于風聲鶴唳的狀態。(3)下次危機啥時爆發,能不能規避,誰也不敢打包票。G20會議用這三個關鍵詞作為主題,真實地反應了當代市場經濟面臨的困境。尤其是“就業”這個關鍵詞,我預計,未來將日益成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頭號噩夢。
那么中國呢?據媒體報道,中國是世界上機器人最大的消費市場,每5臺機器人就有4臺被中國買走。中國自主開發機器人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核心部件已經能中國自行生產,成本大幅降低。最近一段時期以來,機器人在沿海一帶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關注和廣泛應用。在人力過剩遠遠超過西方的中國,企業算賬是很明智的:使用機器人比雇傭人力的成本要低得多。不論機器人對勞動力就業的負面影響有多大,自動化、機器人代替人力肯定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也就意味著,將有越來越多的人力被擠出生產活動過程。
隨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勞動方式和生產方式應該向何處去,又將向何處去呢?
人類的腳步已經跨入2015年,地球又長了一歲,人類的進步是不是也在增長?生產力的進步我感同身受,生產關系的進步又在哪里呢?很遺憾,對于后者,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反智和倒退。這不,我這有損普世價值臉面的系列博文,有人早已“屎可忍,鼠不可忍”了。此前的第6季,不過是重溫了一下張維迎吳敬璉的雷人理論,就被刪了帖。眼下這第7季,諸位也看見了,鄙人把普世價值的洋祖宗都那啥了,這不是就捅了某些人的肺管、掘了他家祖墳么?
問題是,刪了拙文,是不是資本主義就能壽比南山、萬壽無疆鳥?做你的大頭夢去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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