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區長溝鎮沿村征地拆遷調查
目前,城鎮化已經被政府視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成為最大的改革紅利與經濟增長引擎,成為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圍繞著進一步推進城鎮化的各項工作和準備,已在國家多個層面逐次展開。
那么,在城鎮化進程中存在那些利益主體?這其中農民又扮演著什么角色,他們的態度和意愿是什么,他們是否真的渴望或者能夠過上跟城里人一樣的幸福生活,在身份轉化成市民后,他們的生活到底如何?或許,理清這些問題,更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和理解城鎮化。
長溝鎮沿村地處北京房山區西南。2009年11月,長溝鎮人民政府以加快旅游集散特色鎮開發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推進北京市千億投資土地儲備項目,對沿村啟動大規模全村整建制拆遷并居工程,進行城鎮化改造。如今,時間已經過去五年,沿村的城鎮化改造又給人們帶來那些思索和啟迪。
土地!他們想得到的只是我們的土地
沿村村民白書山現在早已住進了鎮政府為他們建設的西廂苑小區。但五年來,他與村里的一些村民,始終沒有停止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通過上訪、打官司、信訪申訴、聯名上書、前往政府機關游行靜坐、尋求媒體關注、散發傳單等等,對征地拆遷中的非法占地、貪腐、強拆、補償不公及其它各類問題進行揭露和反映。不過,多數情況下,他們除了在各級政府那里遭受冷遇和推諉,甚至打壓和報復外,并不能給自己爭取到什么。已經年近70歲的村民白桂增說,五年來,光是用于打官司和上訪等維權,他就化去了將近兩萬元。要知道,他現在的主要收入就是每個月不到400元的北京農村養老金。
那么,是什么促使這些村民常年累月的進行上訪,城鎮化到底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什么。
沿村村民白書山
白書山一家八口在西廂苑小區分得了三套各80多平米的樓房,自己和老伴住一套,兩個兒子每家各住一套。按照小區每平米5000元的房屋均價,他們的一套房子現在估值40多萬。但在談及自己如今的生活現狀時,白書山立馬變的憤憤不平。他認為在住進樓房后,自己的生活大不如前。各項支出要比以前多出許多,現在買一棵菜也得花錢,就這一項每年對他來說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以前,他家的菜基本可以實現自給。另外,在他看來,現在即使拉屎撒尿,也需要用水花錢。到了冬季,幾千元的暖氣費更讓他感到吃力。以前住平房時好多開支都是可以節省下來的。現在看著是比以前住的適舒了,但卻得花錢養著樓房。還有,他現在什么活也干不了,要是以前在農村,除了種莊稼,還可以搞一些副業,每年養幾頭豬、幾只雞、養一些兔子,這就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在他看來,現在好多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像他們這些六十多歲的人有能做什么。白書山在沿村時曾有兩處宅院,而且都是付了好多心血以及物力財力興建的,原本計劃著大兒子一家住一處,自己跟小兒子住一處,平時種種莊稼搞搞養殖帶帶孫子就行,但隨著09年的城鎮化改造和土地流轉,這一切都已經遙不可及。最重要的是收入,白書山因為以前花6萬多參加過北京市買斷工齡,現在每月能領取1000元,加上自己和妻子每人每月400元的農村養老金,兩個人每月收入共計1800元。用這些錢來維持兩個人的全部生活開支,對他們來說并不輕松。由于兩個兒子都在市內打工,且都已娶妻生子,在白書山看來,兒子能養家糊口就已不錯,并不指望他們接濟。不過,相對于西廂苑小區內其它大多數每月只能領取400元農村養老金的老人來說,白書山的收入并不算低。在談及每月400元能否維持一個老人的基本生計時,白書山苦笑著說道:“反正他們都活著”。
沿村村民白桂增
年近70多歲的白桂增是沿村村民代表,說話和氣,待人厚道,在村子里有著一定的威信。對于09年的拆遷并居工程曾經極力支持,在家人都認為拆遷補償過低不愿搬遷時,他不斷進行說服和動員工作,最終先期搬遷。然而,這位老人如今也走上了上訪維權的道路。不同的是,這位老人在上訪維權時,一直向村民強調要理性守法。就像一些村民在維權斗爭中聚集起來,將長溝鎮政府大門圍堵起來的行為,在老人看來就有些過激,不可取。不過,就是這樣一位強調理性守法的老人,在一次維權活動中,卻被派出所拘留了七天。當公安人員要求老人在拘留書上簽字時,他甚至咬破手指去簽。白桂增說,如果知道拆遷后是現在這樣一個情況,他當初就是死也不會同意拆遷。老人說,當初政府宣傳和承諾說,要通過拆遷并居和土地流轉,讓農民全部轉化成產業工人上班拿工資,獲得股權定期領取分紅,70歲以上每月多給1000元,可這些沒有一條兌現。現在沿村所有村民,都只能自謀生路。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就曾騎著電動三輪車在小區附近拉客掙錢,每日收入三十多元。而他60多歲的妻子,拚命爭取到了一份小區保潔的工作,中間幾次被開除,但依舊堅持上班,最終總算保住了這份每月600元的工作。
由于只能自謀生路,沒有穩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又不能像以前那樣搞一些農副業,且生活支出大幅增加,沿村的好多村民,在進入城鎮化后,都陷入了生活的窘境。
在談及沿村的這次征地拆遷時,白書山強調,土地!他們想得到的只是我們的土地。
用時兩個月的沿村突擊拆遷工程
長溝鎮沿村拆遷工程于2009年11月1日正式實施,至2009年12月30日完成,用時兩個月。
對于這次拆遷,長溝鎮政府這樣進行描述和解釋,為加快長溝鎮旅游集散特色鎮開發建設進程,實現長溝小城鎮的跨越式發展,長溝鎮人民政府啟動了沿村拆遷工程。村民放棄農村的宅院,統一搬到基礎設施完善的樓房內居住,意味著村民將放棄原有的生活方式,逐步向城鎮居民轉化。那么,如何讓村民成功轉型為居民,如何使他們的收入不斷增加,如何使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好,長溝鎮政府將分“三步走”,逐步解決這些問題。第一步,通過搬遷,農民得到拆遷補償。第二步,農民全部轉化為產業工人,增加其工資性收入。第三步,對土地進行流轉,把農民的土地從實物形態變為價值形態,讓農民獲得股權后安心上班拿工資,定期領取分紅。
而在許多村民看來,這次突擊拆遷純屬違法拆遷,根本沒有拆遷許可證。
還有,按照官方文件,此次工程涉及沿村全體村民,共696戶,人口2134人,宅院549座。但從一些村民的反應材料來看,沿村總共不足600戶,加之2005年的一次小規模征地拆遷已經有幾十戶搬離,此次明顯存在200多戶的賬目造假。
同全國其它一些地方的征地拆遷一樣,打、砸、搶、燒、抓、欺騙、利誘、恐嚇、突襲等手法并沒有因為沿村地處首都而避免。在一次沿村全體村民代表大會上,房山區政法委書記劉欣國這邊正在講話,不遠處的村民王洪濤一家,就被副鎮長王海濤帶領幾百人,當著全體村民的面強拆。王洪濤夫婦及兩個還在上大學的女兒,被強行帶走,關進村里的一間破屋,非法拘禁一周。其間由派出所及村子派人看守。
邵學銀與他所居住的廢棄的村委會平房
村民邵學銀系退伍軍人,單身一人,在外出打水時被一幫人按倒在地,房屋遭強拆。如今,五年多時間已過,由于未能與政府達成協議,至今依舊住在沿村廢棄的一間村委會平房。村民白書福外出不在家,房屋被推倒。村民吳鳳先外出放羊時,房屋被火點燃。至于門窗被砸,斷水封路,強壓威逼等亦不在少數。
而對于征地拆遷矛盾糾紛,房山區法院一律不予立案。即使立案,也必須變更事由,如拆遷糾紛變更為拆遷補償糾紛。當然,就算是在百般刁難后立案,多數村民最終也以敗訴告終。偶爾有一兩起村民勝訴的案件,似乎也只是給村民留出通過司法途徑來維護權益的一絲幻想所采取的政治手法。
王洪濤一家因強拆將長溝鎮政府訴諸法庭,在花費30000元聘請律師,5000元找機構評估房屋宅院,但最終敗訴。在他看來,他所聘請的律師,早已被政府收買,根本沒有為自己辯護。其實,與其說這是一場官司,不如說是一場游戲。而這種成本高昂的游戲,他根本沒有能力再繼續進行。因此,只能在政府開出一點條件后進行妥協。
其他十多戶通過法庭進行維權的村民,差不多遭遇了同王洪濤一樣的際遇。
在征地拆遷過程中,有村民前往房山區政府門口下脆舉牌反應自己的訴求,也有村民在房山區區委書記劉偉前往沿村視察時,將其拉住不松手,討要說法。而村民反抗最激烈的一次,兩百多村民圍堵長溝鎮政府大門尋求公道。在一些村民五花八門的申訴材料中,不時能閃現出和諧社會、法治社會、青天大老爺、父母官、英明的黨中央國務院、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等字眼,從這些南腔北調的吶喊呼號中,依稀能感受到當時征地拆遷的慘烈。
在圍堵長溝鎮政府大門事件發生后,十多名村民被拘留。隨后,房山區政法委書記劉欣國前往沿村召開全體村民代表大會。在大會上,劉欣國聲稱,沿村拆遷是村長工程,鎮長工程,區長工程,市長工程,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房山區花1.3億新建的監獄還都閑著空空蕩蕩,對于阻撓強拆的,要運用法律手段狠狠打擊。
征地拆遷中的官商一體
2008年,李仲開始擔任長溝鎮黨委書記。同年9月12日,大河鳴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經營范圍:房地產開發,旅游開發,土地一級開發及工業用地前期開發,商品房銷售。住冊所在地:房山區長溝鎮墳莊。可以說,這家公司的成立,早已拉開了沿村征地拆遷的序幕。他的經營范圍,完全圍繞沿村的量身打造。
2009年,李仲、大河鳴澤總經理楊順利開始主推沿村征地拆遷。其間,楊順利既是大河鳴澤總經理,又是長溝鎮黨委委員,同時還兼任沿村村支部書記。讓房地產開發商直接擔任被征地拆遷村子的主要領導,這本身就顯的過于搞笑荒唐。
因此,對于村民所反應的拆遷補償價格過低,回遷樓價格太高等問題也就不足為奇。村民房屋拆遷大約平均500元/平,而回遷房均價為1500元/平。這使得近半數村民扣除回遷樓房款后,反倒欠大河鳴澤公司幾萬到十幾萬。村民王鳳清在住進樓房后,倒欠大河鳴澤公司15萬。而村民李桂清,征地拆遷后各項補助只有14萬多。按照白書山的說法,那些老實巴交的人,別人評多少就是多少,一分錢也一平米房也不會多給。盡管那些欠大河鳴澤公司錢的人,最后并沒有付錢,欠賬不了了之。但像白桂增等一些村民,由于擔心欠大河鳴澤公司錢,反倒將到手的40平米一居或者80平米兩居退了回去。由于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一些在拆遷中有關系和門路的村民,有的則明顯違背分配原則,在征地拆遷中得到更多的好處,比別人多分得一套甚至多套房子。這也引發許多的村民的強烈不滿。因為,某些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和原則,帶來的往往是村民間幾十萬元的收入差距。
2011年7月14日,北京城建長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成立。房山區區委書記劉偉,區長祁紅出席成立慶典。而劉偉與祁紅,同樣是沿村拆遷的主要推手。如今,沿村的3000多畝土地,已經從大河鳴澤公司經營,變更到由城建長泰經營。在沿村村民原來的一些宅基地上,已經開始興建起了一整排別墅。在白書山看來,這些新成立的公司,其成員多與各級領導沾親帶故,不是這個領導的女兒,就是那個領導的兒子,或者他們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連他們的司機,有時候也會成為這些新成立的公司的領導。
北京市某政協委員在沿村的土地上建設的私人別墅“梁源居”
盡管沿村村民被徹底遷出了沿村,但那些有錢人,卻堂而皇之的在沿村占地建房。沿村南云居寺路附近的8.5畝耕地,就被一擔任北京市政協委員的房地產商買走,建成了自己的私人別墅,四周高墻聳立,鐵絲環繞。
對于土地的價值,沿村村民并非不知道。他們村集體的400多畝耕地,此前就曾被政府以11萬/畝的價格買走,轉手就以100多萬/畝賣出。而隨著2010年沿村實行土地流轉,村民對土地的話語權越來越弱。
不被信任的村級組織
李麗娟站在自己曾經承包的蘋果園前
李麗娟曾是沿村的種養植能手,09年以前,他承包著村里的17畝蘋果園,養著幾百頭豬,每年有著十幾萬的收入。她認為沿村應當像北京的高碑店一樣,就地實現城鎮化改造,調動和依靠村民自身力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這樣村民才能像高碑店村民一樣,從不斷發展壯大的集體經濟中受益,每月領取分紅。而現在這種由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和土地流轉,一心只想著賣地和房地產開發,根本不可能從長遠惠及村民。
然而,目前村民對村級組織普遍缺少信任,一些村級組織的選舉,不是被上級操縱,就是出現私下拉票賄選等問題,缺少合格的有組織和領導能力的被群眾信服的村級領導。在李麗娟看來,建設強有力的能密切聯系群眾的村級組織,對于當下的農村發展極為重要。
如何發揮和調動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而不是單純的依靠政府和資本所主導和推進的城鎮化,或許更加健康和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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