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紅VS吳曉波的“侵權”官司，欲知結果尚需時日，但柳吳之訟事，令傳記的主角吳敬璉置于聚光燈下，他那頂“泰山北斗”的紙糊高帽就穿幫了。原來號稱“吳市場”、“學者的良心”的吳敬璉，自己就是一個怎么都伸手要，哪一頭好處都要占盡的角色，他正是專制社會沒有脊梁骨的知識分子典型。

　　根據吳敬璉女兒《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五七年反右時吳敬璉的父母均打成右派，年齡已27歲的的吳敬璉居然和父母“劃清界限”，并毫不容情地“揭發批判”。到了1964年，中共組織批判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年已34歲的吳敬璉是打棍子急先鋒，他不惜用人身攻擊去狠批孫冶方。

　　吳敬璉女兒這本書還披露，父親當年不許媽媽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椅子。他多次對家人宣講無產階級的情操：“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這和“吳市場”有一絲一毫的相似嗎?誠然，那都可以推諉給極左年代的極左思潮，但吳敬璉對待父母與師長的劣跡，絕對關乎人品的大是大非。

　　吳敬璉的母親鄧季惺是著名女報人，吳的生父吳竹似、繼父陳銘德都是《新民報》(《新民晚報》前身)的創辦人。反右時吳敬璉與父母劃清界限，到了吳曉波給他樹碑立傳時，他卻聲稱自己具有憲政和改良的“家族基因”，因為母系鄧氏家族都是憲政和改良的身體力行者;同樣的話，柳紅寫《吳敬璉評傳》時，他也對柳說過。倒是柳紅事后直面歷史事實，反省了八年前書中拔高和“過度詮釋”吳敬璉的部分，因為鄧氏家族并沒有在泥沙俱下的革命狂潮中有什么超越時代的過人之處，相反吳敬璉的上一代人，多有分屬國共兩個陣營的投身革命者，如果說吳出自一個熱衷于革命的家族，這倒可以成立，問題是“后文革”這三十年來，革命并不是一個好詞語，回望前塵，革命的確不是什么好東西，對于被連綿的革命折騰得無比亢奮而后極端疲憊的中國，憲政和改良是一服固本培元的良藥。吳敬璉若說自己不認同革命那條渾濁河流，完全可以成立，但實在不必編造出什么改良和憲政的“家族基因”。

　　吳敬璉更大的問題和這兩部不同版本的傳記都無關，“吳市場”的尊號從何而來?豈知吳敬璉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閉幕之后，他還在反對市場經濟，批判“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見《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

　　這姑且算是思想觀念滯后吧，但吳敬璉反思過自己以往的言論嗎?不管怎樣，白紙黑字俱在，吳至少不能否認。他矢口否認的是另一段極不光彩的事跡——1988年，張五常陪同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弗里德曼訪問北京，zhaozy設宴接待，當時趙和弗里德曼同桌，張五常和幾個經濟學家在另一席，其中有吳敬璉，席間吳敬璉大贊趙而大貶李p。吳這番話是說給誰聽的?在那個場合是否適宜?這都不去深究。然而第二年風波驟起，豈料槍聲才落，吳敬璉就急急寫下洋洋數千言揭批趙的文章。其實那時候鄧小平還未想好要怎樣發落趙zy，倒是李對吳敬璉的批判檄文如獲至寶，旋即內部印發給中直機關某級別以上的干部閱讀。吳敬璉這一把押對了，但做的畢竟是虧心事，吳對外從來不承認他寫過這篇東西。恰好鄧小平一句“不爭論”令批趙剎車，吳敬璉的檄文沒有擴大散發，但看過的人著實不少，要徹底抹去這段劣跡，是做不到的。

　　1992年，88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宣告江澤民“反和平演變”運動的終止，市場經濟再掀大潮，吳敬璉的“吳市場”這才當時得令，走紅一時。吳的虛偽本色不改，他既任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又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頂戴著名經濟學家頭銜的吳敬璉，難道不清楚在西方這是不能容許的犯罪行為?即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紅墻之下，這也是嚴重犯忌的制度性腐敗，但吳敬璉長袖善舞，樂在其中，卻扮演“學者良心”的角色，既為高度掠奪的權貴經濟張目，也偶爾為俯仰由人窮人說說話，唱唱“社會公平”的高調。于是，吳敬璉名利雙收，既是泰斗，又是巨富，還是清流，真是閱盡人間春色!

　　(本文摘選自趙燕俠《變臉“泰斗”——吳敬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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