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名稱：【國際研討會】探索成為社會研究和實踐的劇場——以《世界工廠》為例

　　會議時間：2014年11月23日

　　會議地點：深圳OAT當代藝術中心A展廳

　　以下內容轉載自草臺班(http://blog.sina.com.cn/grassstage)，由深圳OCT 當代藝術中心(OCAT)提供，經授權使用。文字經過簡單整理。

　　=======================================

　　謝謝趙川先生和他的團隊邀請我到這兒來參加這個討論。來的時候我還不知道要用什么樣的方式來討論，并沒有一個事先的準備。我想就昨天看的這個演出和它引發的一些問題，說幾點觀感和想法：

　　第一，昨天的這個《世界工廠》的演出，我自己覺得是很喜歡的。喜歡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一定程度上它保持了現在這樣的一個實驗劇場的業余精神。它是很認真做的，但又是業余的。今天小劇場中的實驗很快、很容易地被什么力量收編進去，要不就是大資本、要不就是國家項目。

　　我想到類似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京人藝曾經做過一個跟建筑有一點關系的叫《萬家燈火》的戲，當時在北京還很轟動，關于解決住房問題的。我們可以從這里很清楚地看到一個戲的轉化過程：也就是一個把關于工人們的勞動轉化成為幸福工程的這個過程。在業余轉向專業的這個過程中，很顯然有些東西會丟失。某個粗糙的感覺會被丟失、會被篩選掉。所以草臺班能夠持續這個狀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一開頭我看演員們上臺的時候，從形體到發聲，你如果帶著進劇場的感覺，第一下的感覺就是這個好像太業余了，可是演著演著就看進去了。尤其它舞臺的一些處理，我個人覺得挺好。我昨天跟趙川導演也說了，比如說無論是正步走的這個過程，還是跳繩的過程，把身體耗盡了的那個感覺是真的。如果一個專業的演員，平時有體能訓練以及掌握表演技巧，他/她也能做得惟妙惟肖，不過你還是能看出這個差異。這一回演員在臺上真的被掏空了，到了某個瞬間他/她再也走不動了，你可以感覺到那個耗盡的過程：那是生命和勞動在這個條件下轉化出來的一個關系，它把我們講的那些質感整個地給推出來了。到了那個時候，你不會再去思考這是業余的還是專業的，因為所有的震撼力在那個地方表現出來了。

　　第二，其實是昨天晚上演出后大家吃飯時候唱歌。我坐在那兒感覺這個唱歌的過程，只有一部分歌曲是可以在這種狀態下被大家歡樂地唱出來的。我們大量的流行歌曲進不去(這種狀態)，大量的以完全的個人抒情模式的歌曲進不去(這種狀態)，慢節奏也是很難進去的。它標志著這樣一個演出已經延續到了演出后大家休息的時候。這里有一種新的集體意識在萌生，它找到自己的文化形態。這個文化形態是需要再創造的。我們找到了過去的，還要再找新的，這個創造過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意識的方向。

　　那么為什么要從業余問題說起?我覺得這個業余態度很重要，因為它不太容易被現有的體制收編;也因為這個原因，它堅持下來非常困難。昨天有幾位演員在演后談都說到自己有別的工作，完全是在業余狀態下介入的。

　　還有，業余狀態下介入的這個困難，實際上跟專業的演員碰到的一樣。什么樣的困難呢?昨天后面的那個同學提出的問題，我認為是真實的問題，但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它?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工人，你怎么去表現工人?你怎么再現他們?你有什么樣的權力來表達?這是經常會提到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一定的真實性，我舉兩個我在其它領域看到的問題為例。一個是紀錄片，一個是戲劇。我們知道，60年代在拉丁美洲有紀錄片運動，大量的拍攝貧窮、貧困。這個是當時左翼運動的一個部分。但是后來，左翼的運動創造社會的動態慢慢衰落了，而紀錄片卻越來越成功，這些導演在國際上都得了很多獎。因此，人們會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拍攝貧窮的倫理到底是什么?我們站在哪兒去拍攝這個貧窮?難道拍攝貧窮就是為了去得獎嗎?就是為了在你所在的領域里去得到提升嗎?這是一個倫理性的質問。這個是70年代拉丁美洲的紀錄片運動里面提到了一個問題。

　　另一個例子。前兩年在蘇格蘭我看過一個戲，戲的名字是27(Abi Morgan著)。一個大學的學者，研究阿茲海默癥病人。他的課題是研究是否修道院里面的修女得阿茲海默癥的比例比其他地方高。最后他就住在修道院，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那些修女把他視作朋友，他也有研究成果發表。在最后的那個瞬間，他忽然回過頭來問：“究竟是什么在驅動我做這個研究的?”這也是一個倫理性的追問。

　　所以我說，業余的意義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是一個倫理性的政治，因為這關系到你怎么去表達而使得這個行動不會被收編到那個體制內、成為在國家層面、資本層面和你的專業領域層面的不斷提升的過程，而是重新轉化創造出新的文化的過程。業余的意思不是說僅僅保持業余的演出水準，恰恰相反，它是指如何保持自己的某一種自由狀態。

　　第二個，它介入的這個過程不僅是要去介入，而且是用業余的方式去介入。我們套用中國過去的話說叫，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或者說你先到群眾中去，然后你再從群眾中來。在這個過程當中，生成出完全新的東西，也就是說超出我們通常在學院里面所討論的所謂底層能不能說話的問題。因為我們都知道，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有Subaltern Studies (庶民研究/底層研究)和后殖民研究所提出的——所謂底層能不能說話的問題Can the Subaltern Speak?——這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底層研究的對象是農民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后來就逐漸地變成了對后殖民性的討論。這個部分的思考是必要的，原因是運動本身政治性、政治化的過程終結了。思考這些過程的人都逐漸疏離于運動本身，所以他們不得不去追問、對自己的身份進行再追問。但是有時候這個追問導致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對于那個運動過程本身的創造力的完全忽視。“我們”這里是elite (精英)，“他們”那里是subaltern(庶民/賤民),你我之間沒有能夠產生這個互動。而他們也沒有看到我們過去的歷史經驗里面、比如20世紀的政治經驗里面，在農民的運動、工人的運動、社會的運動中，都有過很多“業余的”的參與者。我把它統稱為業余的，是知識分子、是律師、是其他不同身份的人。在介入這個運動的過程當中，由于要和對立面進行斗爭，于是這些業余者漸漸地成為了運動本身的一部分——成為了“我們”。這個時候的“我們”，不是“你”和“我”。“我們”是新的東西、不是舊的東西。你不介入的時候，不存在這個“我們”，只有在介入過程中、在運動過程當中，才能產生出完全新的“我們”。這一點是我們忘記了的。所以，當我們反而用一個距離、一個結構來限定這個過程，使得行動變得不可能。其實這些問題在乎思考和行動的關系問題，而只有在行動當中才能生成出我們。昨天(演后談)提問當中反復提到“我們”的問題。這個是我覺得是需要超越的，至少在我自己所處的學院氛圍里，需要超越這種能不能說話的問題、要超越底層能不能說話的問題。我們當然要讓底層來說話，但是我們問這類問題的時候更要超越這個底層能不能說話的框架，去探討新的“我們”有沒有可能產生。這才是一個關于行動的問題。否則這個問題永遠成為學院內部循環的，看起來也是反思性的，卻沒有生產性的追問，因為你永遠把自己限定在勞動分工所給定的位置上。

　　我剛才說的業余性，就是這個給定位置的飄移，它讓你換一個地方，讓你變成另外一個人。你不是一個專家、也不是一個教授、不是一個學生、不是一個研究者，在那個時候你變成了另外一個的“你”、你變成“我們”當中的一個要素。同樣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新的文化產生，所表現的對象也作為“我們”而展示出來。所以這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他們能不能說話、我們能不能再現的問題，而是關于這樣一個政治過程有沒有可能發生的問題。這個我想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第三，關于勞動的問題。我昨天聽到導演跟同學之間的對話，客觀上說我覺得你們兩位說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昨天對于這個戲的質感，工人們其實是很認同的。而學生在實驗室里面，講述了在另外一個氛圍內他們的處境問題。所以學生要問你，這個工人跟我們的關系是什么?他/她質疑“我”和“你們”的話語。那么導演的回應是說不贊成把這個差別抹掉。我個人也不贊成把這個差別抹掉，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繼續思考下去的，怎么去思考呢?

　　第一，我覺得我們要考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這個差別在某一個層面上被模糊。如果倒退10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像蔡元培提出“勞工神圣“的時候，他雖然也提出各種各樣的勞工，但是那個時候勞動的概念是跟產業工人的概念密切相關的。但在今天，勞動被普遍化到沒有邊界的地步。今天的世界是資本沒有邊界的帝國、也是勞動沒有邊界的帝國，勞動也變得沒有邊界。

　　我們看一看國家對于勞動產業工人的界定：三大產業、第一、二、三：農業、工業、服務業。服務業包括了金融業、IT產業，通通都是服務業。你可以想象這個世界里資本組織勞動的模式發生了什么變化。我們可以去設想我們和曼徹斯特之間的差別到底在哪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可以找到處在不同勞動狀態的人之間的差別和關系的。要尋找這個差別的目的，不是簡單地界別身份性的差別，而是重建這個聯系來揭示今天資本將世界重新編碼的特殊狀態。而且也在這個意義上，來揭露它的另外一個圖謀、一個陰謀。

　　我記得有一次中央電視臺找我去談富士康的工人問題。當時本來是自殺問題，還沒有說到別的問題，只是說自殺問題。討論的時候，這個問題一出來以后，資方的態度很清楚，資方說我們要用100萬機器人來替換工人。結果從媒體到地方政府，最擔憂的不是自殺、不是工人勞動，是怕有一天如果真的上百萬機器人進去了，我們這兒又面臨了大規模失業怎么辦的問題。所以說它不斷地替換，實際上是在試圖取消勞動的價值。如果生產不需要勞動者的勞動，那我們過去的建立在勞動價值范疇內的勞動尊嚴觀念就被取消了。所以我們只能依賴什么呢?我們只能依賴再分配，我們現在講了很多國家再分配。而不是勞動者的主體能力。我們面對的就是作為世界主人的這個最基本的歷史定位由此要被取消掉的一個處境。

　　在今天新型的世界工廠，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它是工業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確也被組織在新的勞動關系里。這個跨國性的、流動性的、大規模的生產模式正在發生著變化。從藝術的角度說，尋找這個差別本身、尋找它的差別和共同性本身，是揭示今天所謂資本主義世界秘密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此我們怎么能夠在沿著昨天的對話路徑，繼續去講述這個故事?我覺得是挺重要的。

　　所以最后我說兩點。剛才莊稼昀前面提到雷蒙•威廉斯的那一段話，戲劇尋找可能性——在既定的已經做過的那些無數可能性當中，再去尋找這個可能性的問題。我舉兩個例子，這都是做過的，但是我認為我們還可以沿著那個再創造的部分。

　　一個例子是中國現代的戲劇傳統。從20年代晚期到40年代，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的戲劇實驗里面，無論是劇場還是戲劇文學，或者表現工人運動的這一部分，或者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那些街頭劇和說唱劇，我把它稱之為戲劇的游擊戰：到不同的地方繼續打，像打游擊一樣的。它高度靈活的參與性的是在一個運動內部不斷產生出來的一個新能量的實驗!今天當然這個條件完全不一樣。經過了一個長時段的、我認為是去政治化的過程，到今天我們重新看到了許多政治新的萌動的過程里面。我覺得可以去探討這樣的可能性，更有機地介入這個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我覺得是從集體性挖掘集體生活的面貌。昨天也有一位發言，我不是完全同意。(戲劇)不是講個人，而是講勞動者的內在性、內部的問題。我想到兩個戲劇，一個是我在英國看到的用蘇格蘭的方言上演的《The Missing》(Andrew O'Hagan著)，它是講工業化、城市化當中那些消失的故事。什么東西消失了?消失的不僅是物品，更重要的是人。昨天戲里講到那個手指頭，我當時想到的那個場景里面，有一個消失的東西，就是手指頭沒有了。工廠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身體部件離開了我們。生命消失了、愛情消失了、家庭消失了、家鄉消失了、父母鄉親消失了、鄰里關系消失了——所有這些消失的過程怎么變成一個內在的個人命運?這個意義上，個人不是今天發達資本主義世界里面，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表達的個人;個人背后仍然標示著一種集體命運。當年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這一類的戲劇，都曾經給過我們這樣的啟示。他用各種場景去透視一個個的人的命運，但是又是集體性的，是群雕一樣出現。

　　在今天的條件下，我們到底怎樣來敘述這樣的一個巨大的轉變?!我覺得有許多值得探討和思考的地方。我也特別感謝草臺班的《世界工廠》，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聽這些討論，來觸動我的一些思考。

　　謝謝!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