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剛剛過去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整四風”等方面產生了重大成效，為黨風建設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然而，“群眾路線”作為一種中國共產黨寶貴的歷史資源，其理論和實踐意義，不僅僅局限于干部教育方面，可以進一步深度發掘。

　　當代世界，政黨政治與代議制民主遭遇深刻挑戰，作為政黨政治社會基礎的中產階級以及作為政黨政治基礎運作模式的社區協商、勞資談判等要素不斷瓦解。在中國，以經濟發展為主要任務的執政黨在科層化、專業化的壓力下日益官僚化，行政吞噬政治，政黨國家化，黨員干部日益脫離群眾。

　　全球化時代，無論是東方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必須尋找新的政治資源，藉以療救日益僵化的政治形式，而群眾路線，恰恰可以作為新時代政治的靈感來源。群眾路線的要旨，在于它是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互循環的動態政治過程。先進性的政黨到群眾中去，將群眾組織起來，組織起來的群眾參與公共事務，并監督政府，而黨員，則通過對群眾日常事務的關注與解決，通過模范的先鋒表率作用而收獲民眾認同，進而夯實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因此，群眾路線具有主動地去塑造政治空間的強大功能，值得在今天加以深度剖析和重新認識。

　　為此，修遠基金會在2014年初成立了“群眾路線課題組”，試圖在把握全球化時代政治原則變遷邏輯的基礎上，開掘群眾路線在新時代的可能性，并以此拋磚引玉，以求激發思想界和學術界進一步的討論。

　　真實的民主制度不僅需要制度化的規范性法權結構，還需要良性運轉的政黨政治作為活力來源——政黨政治可以溝通精英與民眾、實現政治整合。持續深入的全球化，導致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調整，各國內部社會結構和財富分配的不平衡也被持續放大，這直接動搖了政黨政治的社會基礎：從歐洲到美國，作為社會基礎的中產階級不斷削弱，基層社區在資本和移民的沖擊下出現瓦解趨勢;從阿拉伯世界到拉美國家，高漲的生活成本和失業率將民眾推向街頭，無論是民主政府還是威權政府都無法收拾局面，國家陷入持續動蕩的泥淖。全球化時代一個普遍性的政治挑戰是，各國政黨需要重新塑造自身的社會基礎。群眾路線作為中國共產黨塑造自身社會基礎的歷史資源，其內在價值有必要在全球化時代被賦予新的意義。

　　群眾路線回應政黨政治危機

　　現代政黨的誕生與資本主義的擴張過程相伴：擁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復雜的內部分工和協調體系、并對新興社會階層具有領導和吸納能力，其組織社會資源、動員廣大民眾的能力都遠遠超過傳統的等級制結構。

　　在西歐和美國，傳統的政治精英主要在議會中活動，往往形成各種松散的“宗派性”群體，如英國的輝格黨和托利黨，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政黨。隨著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推進，資產階級成為新的社會精英，要求分享政治權利。新老精英之間形成競爭性關系，為了獲取執政地位，新老精英從現實利益出發，將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吸納為各自的社會基礎，同時，民眾的抗爭運動也加速了這一過程。政治精英不得不走出議會，走向社會，發展出全國性、持久性的組織系統，吸引民眾，爭取選票。正是在從派系演化為政黨、從議會黨轉化為選舉黨的過程中，現代政黨才得以創生。現代政黨，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將傳統宗派政治(黨爭)的破壞性力量轉化為建構性力量的功能：通過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與政策爭論，將碎片化的團體利益和訴求重組為公共輿論和公共意志，通過競爭性選舉將大眾的訴求和偏好轉變為可執行的公共政策，實現了國家的政治整合。而公共教育的普及、公共媒體和輿論的培育和組織，是現代政黨運作的基本條件，這些條件，都依賴工業化提供的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組織資源的支持。

　　在后發國家之中，現代型政黨往往肩負更為復雜和艱巨的使命：在英美原生型資本主義國家，一般是先有資本主義發展，進而出現社會演化，最后在此基礎之上出現現代政黨。但是，在后發型國家中，顯然不具備類似的歷史和現實條件——由于原生型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快速擴張，后發型國家為了擺脫殖民地和邊緣性地位，往往必須選擇一條相反的道路：先創生出現代型政黨，再以政黨為組織核心，改造國家制度，重塑社會結構，推動經濟發展。對于廣大后發國家的現代型政黨而言，其合法性來源不同于西方政黨的選舉民主所賦予的代表性，而是必須以完成國家、文明現代化轉型的先進性為特質。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政黨，都曾經承擔著領導國家現代化的任務和職能，然而，它們卻由于被承擔這些職能所附帶產生的“紅利”所俘獲，而無法完成更為復雜艱巨的培育社會和創造更好的政治治理模式的使命，進而終被淘汰。

　　與其他后發國家的現代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表現更為出色：在革命救亡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表現為其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意識形態領導力——可以深入農村，打碎傳統階級結構，調動最廣大的農民階層參與革命，重建強有力的國家體系;在工業化積累階段，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表現為其強大的學習、調整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既可以制定宏觀的經濟發展戰略又能在微觀層面推動地方經濟創新和多元競爭。然而，到了全球化時代，中國共產黨首先面臨的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挑戰：執政黨必須重塑自身的社會基礎。

　　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深入，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面臨重大調整，生產環節的全球分布和社會化大生產的全面推進，使得社會生產的公共性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也使得公共利益與私人資本的對立越來越嚴重，這一過程導致了各國內部社會結構和財富分配的不平衡被持續放大，現實的政治治理必然面臨這些新技術和新經濟變革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依靠互聯網在世界范圍內實現的實時信息傳播，關于平等和民主化訴求的輿論逐步形成強大的話語勢能，這種勢能進一步在實體政治層面釋放出強大的力量，世界各國民眾對不平等的容忍界限不斷降低，并有激進化傾向。現實的不平等和觀念上的平等訴求之間的巨大鴻溝，往往容易引發社會的動蕩和秩序的崩潰，而不是推進理性的建構性行動。這意味著，全球化時代的政黨政治，必須再次探索如何維系大眾與精英之間既能保持一種具有正面、創造性的緊張關系，而又不會墮落為反面的、破壞性的緊張關系之中。

　　面對這樣的局面，各國都需要在政黨政治層面進行新的努力嘗試：首先，為了適應互聯網時代的碎片化認同趨勢，政黨本身的代表性變得面目模糊，很多政黨轉向全民黨，不再聲稱自身代表某個特定社會階級，而是代表全民，比如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民黨等等。其次，到了全球化時代，新的技術條件和生產模式造成的不平等超越了既存政治系統所能調節的范圍，需要能動性的政治主體和政治組織進行調整，進行社會化改革。因此，很多政黨開始重新展開日常性的群眾動員工作，力圖重建自身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在美國，有“茶黨運動”，少數政治精英與不滿現實的中低收入白人階層結合，不斷擴大影響，其勢頭甚至有可能突破美國的兩黨制選舉模式;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借助基層宗教組織聯絡、動員底層民眾，一度取得埃及的政治領導權;在我國臺灣地區，民進黨也逐步從“臺獨”式的族群動員轉向以貧富分化為切入點的階級動員，逐步擴大著自己的社會基礎。最后，信息技術的發展降低了集體行動的組織成本，新技術擴展了群眾組織和群眾動員的可能性，政黨機構從等級森嚴的科層制結構向扁平化結構轉型，政黨與民眾的溝通渠道和溝通方式得到擴充和發展。

　　今天，處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中國，也出現同樣的趨勢，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分化的日益凸顯，伴隨著互聯網等新技術的推動，中國的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另一方面，執政黨在長期關注經濟建設這一系統工程的過程中，逐步往專業化、科層化的方向發展，習慣于集中資源組織大規模的建設活動，日益與民眾拉開距離、形成隔膜。這兩方面問題的結合，就是干群關系惡化、黨群矛盾凸顯，執政黨的領導權威受到質疑。因此，在今天重提群眾路線，初步來看是關注干部作風問題，實際上卻包含著推動黨的重新社會化的可能性：干群矛盾只不過是經濟轉型、技術變革帶來的社會矛盾激化的一個集中表現，因此“轉變作風”只是起點，重塑社會基礎才是歸宿。

　　對于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而言，必須同時處理好穩定與發展、民主化與工業化的雙重任務，這意味著，執政精英與群眾之間處于一種緊張關系之中：精英與群眾有區別，精英必須有先進性、有責任感，但是，精英又不能脫離群眾，必須為群眾服務，受群眾制約。這是一組張力，有張力才有動力，然而，張力也有可能轉化為你死我活的斗爭與對立。因此，在現代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其核心都在于如何維系群眾與精英之間既能保持一種具有正面、創造性的緊張關系，而又不會墮落為反面的、破壞性的緊張關系之中。任何形式的民主，必須在日常的社會生活領域以“潤物細無聲”的形式得以體現，而當其成為意識形態的口號和標簽，就說明民主制度本身出了問題。良性的民主運作，必然要依靠三個層次的實踐，首先，必須具備豐富、多元的基層政治運作，這是民眾參與政治的重要維度;其次，必須具備堅強有力并有宏觀視野的政治領導階層，尤其是在全球化競爭的世界背景之下;最后，必須具備溝通上下的動態政治過程。

　　從今天來看，第三層次的實踐顯得尤為難得。與古典時代的小國寡民不同，現代世界體系中的佼佼者往往是同時具備小共同體的自治活力和大共同體的動員能力的國家，然而，從基層的社區自治、群眾自治到國家層面的政治治理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西方的政黨政治曾經依靠定期選舉來實現上下之間的動態聯系，但到了今天，數年一度的選舉形態，無論從動員程度(選舉中的多數派并不能代表大多數民眾的利益)，還是從動員效果(選舉只能局限于少數候選人和少數政策)，西方的政黨政治都需要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

　　歐美政黨政治的根基是歷史形成的基層自治傳統，政黨更多的是從基層政治中收獲力量，而一旦這種傳統受到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的沖擊，歐美政黨很難逆轉這個過程，因為選舉型政黨對政府和社會資源的掌握程度較弱，無法以資源反哺社會，調節分配，重塑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與之相比，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資源掌控能力，如果這種能力可以與群眾路線相結合，或許可以走出一條突破政黨政治全球性危機的道路。因為，群眾路線的核心要旨，不僅是要將“官員”和“干部”教育成“政治家”和“接班人”，更多的是在于重組民眾和政黨、政府之間的聯系，使之形成一種能動性的政治過程。

　　群眾路線的理論內涵

　　群眾路線形成于革命時期：1943年6月1日，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正式提出群眾路線作為領導方法。到了1945年，七大修訂的黨章強調了四個群眾觀點：“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等。

　　群眾路線在革命時代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績，原因在于，其不僅僅是黨員干部的工作方法，還在于其內在邏輯符合現代政治的基本原理：在精英與群眾之間建立起具有能動性的緊張關系。中國共產黨從源頭上受到了列寧等人創立的“先鋒隊”黨建模式的影響。“先鋒隊”型政黨，不同于選舉型政黨，不是從階級的基礎中產生，而是先有理念，以理念凝聚職業革命家，再以職業革命家為火藥，顛覆傳統社會，醞釀勢能，調動群眾，塑造新的階級。“先鋒隊”模式集合靈活與紀律的雙重特點：一方面，在“先鋒隊”的旗幟之下，每一個黨員都是一個“播種機”、“發動機”，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調動民眾的能力;另一方面，黨員都必須服從黨的組織紀律，每一個黨員作為一個螺絲釘，分工協作鑄就起金字塔般的戰斗堡壘。“先鋒隊”模式中，在黨中央的架構之下，黨小組就像從黨這個有機體中孕育而出的細胞、基因，迅速扎根到不同的區域，甚至能改造土壤，不斷壯大自身。

　　中國共產黨在誕生之初，就具有強烈的先鋒隊型政黨屬性：在意識形態上，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具有宏大的世界觀和深遠的歷史意識，更為關鍵的是，擁有一套改造中國、發展生產力的治國方略;在組織形態上，實踐了列寧等人的黨建原則，依靠紀律將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仁人志士改造為具有政治行動能力的黨員。在城市革命遭受挫折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員接受中央指派，進入廣大農村地區發動群眾運動。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先進的理論并不能吸引農民，黨員必須把這些理論本土化、在地化、物質化，用“土地、大米、饅頭”講清楚何為剝削，講清楚為什么要反抗——反抗不僅要打破鄉村既有的權力結構，還要重新組織基層秩序，設立農會等組織，農民因此而成為鄉村政治的現實參與者。黨員為了能指導農會工作，要保持權威，就得注重農民的訴求，改變作為知識分子常有的教條主義的工作作風，更注重中國現實。30年代農村工作的全面展開，幫助中共實現了自身組織性的升華：黨中央與基層黨組織和黨員之間雖然存在領導關系，但沒有發展為科層化的組織。黨員干部往往僅靠黨中央的“一封介紹信”就深入農村，充分發揮個人的能動性開展各項工作，黨中央則進行事后評價。這種“星火燎原”的工作模式，成本低、見效快，并且使得中央與基層的溝通更為暢通、有效，這可以說是一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群眾成為政治的參與者，而黨也成為大眾政治的一部分，它們相互塑造，水乳交融。黨教育了群眾，對群眾的動員反過來也改造了黨。

　　因此，群眾路線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使得革命黨的活動內化到中國社會的機體之中，而不再作為一個西方事物、外來事物而受到應激性的排斥。

　　到了延安時期，群眾路線得到了升華，從運動式的非常狀態，逐步演進為一種具有活力又能保持穩定的日常性的工作形態。

　　延安時期，在抗日戰爭持久化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不僅要處理好自身的生存發展問題，還必須組織維持根據地政府的運轉。因此，根據地政府必須成為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用盡一切努力解決群眾問題：要處理土地、勞動、柴米油鹽、婦女、學校、集市貿易甚至貨幣金融等等涉及了人民生活主要內容的各種問題。軍事與日常生活的相互滲透和轉化成為延安時期群眾路線的核心特征。延安時期的群眾路線有著一系列具體實踐和實際辦法作為支撐：在日常組織上，組成工作隊，深入到群眾中，尋問他們的要求，將“領導者和教育者”的姿態改變為“學習者和服務者”，讓群眾參與改造政府，包括更新政府的辦事規則和人員，如“精兵簡政”運動、“三一制”實踐;在軍事上，在軍隊基層建立黨支部，實現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工作，保證革命武裝的人民性;在經濟上，推行配給制，即保障較為平等的資源分配，同時又能形成一定的激勵機制;在思想和組織建設上，推行“整風運動”，規范黨員干部的生活、工作作風，接受群眾監督和群眾教育。正是通過這些大量的具體工作，群眾路線才擁有了鮮活的生命力。正是在這樣的日常化運作中，共產黨和百姓相互教育、相互批評、相互提高，最終發展出群眾路線。

　　總的來說，革命時期的群眾路線是一個雙向的日常化政治過程。所謂雙向，即既有到群眾中去這一自上而下的環節，又有從群眾中來這一自下而上的環節：一方面，如果沒有黨的動員和組織，就沒有群眾，有的只是一個個如散沙一般沒有力量的農民、工人;另一方面，如果黨沒有在基層與群眾打成一片，沒有黨向群眾學習、受群眾監督的過程，黨組織就可能像大革命之后的國民黨一般，逐步凌駕于群眾之上，喪失社會基礎。而所謂日常化，意味著黨與群眾的互動過程必須是日常的、可見的，不僅在于黨員干部可以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幫助民眾解決問題，還在于民眾向黨員干部反映問題的信息渠道必須是暢通的，民眾可以參與、監督事關自身利益的決策過程，比如說馬錫五審判模式，[1]不僅僅在于解決糾紛，還在于黨員在民眾的生活層面充當起協調者的角色，借助著幫老百姓排憂解難、聽取百姓訴求，黨員干部成功地實現鄉村本土化，成了老百姓的熟人，成為值得信賴的人，這就是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結合的政治過程。黨與群眾的關系，就在日復一日的直接交往中不斷得以延續、深化，黨的理論和組織的先進性，通過黨員干部本身的優秀品質和能力的可見形式，展現在群眾面前，獲得群眾的認可和信賴。

　　從政治功能的角度來看，與群眾路線具有類似功效的，是美國的政黨政治運作模式。美國的政黨政治運作模式由兩個關鍵性步驟構成：首先，是鄉鎮(社區)自治傳統，這源于早期移民的鄉鎮(社區)一級自治經驗，這是一種自發形成的政治空間，民眾在處理事務上主要訴諸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常識、直覺和判斷，這是一種實質的民主模式，但又不需要借助票選的模式，因為鄉鎮基本屬于熟人社會的空間，人們進行決策更多依靠協商，而不需要選票。美國鄉鎮自治的組織資源是各種教派，它們將《圣經》中的理想型教義加以實踐，發展出一種共同體協商的傳統，這種傳統將日常生活中的實踐看作是人參與政治的方式。可以說，鄉鎮自治是美國政黨政治的基礎。其次，是代議制的選舉模式。各黨派候選人、獨立候選人通過競爭性的選舉模式進入州、聯邦一級的權力機構，參與立法活動，監督和規范行政事務，充當起將鄉鎮事務上升為州事務、聯邦事務的中介，與此同時，聯邦事務、州事務又透過政黨競爭、全國大選的模式不斷返回鄉鎮自治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美國的政黨政治運作實際上也是塑造了一個維系群眾與精英之間能保持具有創造性緊張關系的動態過程。實際上，美國的政黨政治中第一個環節，即鄉鎮自治傳統具有不可復制的歷史偶然性，而很多后發國家在學習美國經驗時，往往只能學習競爭性票選的做法，反而固化甚至加劇了由歷史中原有的宗教對抗、族裔沖突而引發的社會和政治分裂，陷入“劣質民主”的泥淖。今天，美國政黨政治也出現了危機，其根源在于基層社區的瓦解：制造業轉移和虛擬經濟的興起，抽空了傳統社區的經濟基礎，而外來移民的涌入也改變著傳統社區原本的文化認同和日常生活倫理觀念。很多美國政治人士已經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并提出重建“共同體”的呼吁，但成效如何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

　　與美國的政黨政治內在原理相類似，群眾路線的要害之處，在于在精英與群眾之間建立起具有能動性的緊張關系，是黨與群眾、先進性組織與大眾的相互塑造，而不是直接敵對。首先，黨員干部和群眾之間不能混同，黨員干部代表了先進性的方向，一旦黨員干部混同于群眾，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放棄了政治領導權;其次，黨員干部與群眾之間雖有不同，但這種不同不能放大為對抗性矛盾，一旦發展為對抗性矛盾，黨員干部和群眾的關系就變為敵我關系，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的存在基礎就受到瓦解。“文革”時期的做法，問題正在于沒有維系好精英與群眾之間的創造性緊張關系，而激化成了對抗性矛盾。造成這一困局，有很多歷史原因：首先，革命時期的群眾路線，是競爭政治環境下的歷史產物，一旦政治競爭的嚴酷環境消失，一旦黨的核心任務由領導人民推翻反動統治轉為領導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群眾和黨的干部原本分享的一種歷史緊張感——救亡圖存的集體意識會逐步喪失，運動中的主體能動性逐步消解。其次，在革命時期，共產黨的先進性表現為黨組織的堅強有力和黨的領袖對先進理論的把握，二者通過革命這一歷史使命結合到一起，在這一時期，黨和領袖是一體的。到了建設時期，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理論及先進文化誰先誰后的路線斗爭問題再度凸顯出來。如果堅持生產力為中心，先鋒隊黨勢必要吸納大量的專業技術官員，向現代科層制結構轉化，執政黨對經濟建設的領導和參與也會加強自身的官僚化傾向，此時執政黨本身存在著靈魂與身體分離、領袖與組織性力量分離的危險。尤其是當具有官僚化傾向的黨組織和黨的成員被視為敵人時，誰來領導群眾就成了巨大的疑問。失去黨這個組織中介，領袖是無法直接領導群眾的，民眾也無法實現有效的自我組織，因為民眾的自我組織和自我治理絕不是單憑先進理念指引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長期復雜的日常培育過程。過度激化群眾與黨之間的矛盾，使得群眾路線原本保持群眾與黨之間存在創造性緊張關系的作用無法得以實現，這是執政初期的歷史經驗給出的深刻教訓。

　　今天依然需要避免過度激化群眾與執政黨的矛盾的做法，但是，也必須注意到不能矯枉過正，害怕矛盾、害怕沖突，甚至有意掩蓋矛盾、壓制沖突。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但這一過程之中依然存在著大量問題，尤其是黨脫離群眾的問題。黨實際上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所以采取了各種形式的干部教育實踐活動，希望重建黨的先進性，緩和黨群關系。然而，這一系列活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只有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和組織壓力，沒有自下而上的社會動員過程，群眾成為干部教育的觀眾而非參與者。要改變這一局面，應該再度把握“群眾和政黨相互塑造”這一精神，把群眾路線理解為一種雙向的“政治過程”，并不斷使之日常化、制度化。

　　群眾路線作為人民民主的實踐形式

　　在執政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必須平衡各階層的利益，而不是發動階級之間的斗爭，因此必須以建立完善的法制規則為目標，這種日常化的行政管理與靈活的群眾路線之間如何結合就是一個現實的挑戰，表現在理論上，這也是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之間應該如何結合的重大命題，也就是探索人民民主的實踐形式的歷史命題。借用當代政治學的術語來表述，這一問題實際上就是要探索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政結構”。“憲政結構”是一種日常化的政治形態和基本的民情、信念，以美國為例，其成文憲法和司法體系，只不過是憲政秩序的框架，而其“憲政結構”根基就在于前文所論述的鄉鎮(社區)自治過程之中，這是一個塑造民情的動態環節，也是其他移植美國制度的國家難以學習的地方。比如說，在后發國家中，菲律賓作為美國曾經的殖民地，一向以美國為圭臬，其憲法文本、司法制度、政黨制度、選舉模式等等都移植和借鑒了美國模式，但是，其內部的社會結構本身問題重重：家族勢力、大地主勢力膨脹，基層秩序黑惡化，階級分裂與宗教、族裔對抗扭結在一起，精英階層與民眾之間，無法形成良性的互動和溝通機制，這使得其民主制度名不符實。因此，制度、體系和法條可以照搬照抄，但是“憲政結構”必須從本國的土壤中培育。對于廣大后發國家而言，往往面臨工業化與民主化的雙重任務，而在初始階段，工業化和民主化之間存在著極其復雜的關聯，甚至是相互對立的關系：工業化本身需要資本積累，在缺乏外部市場的條件下，往往必須在國家內部來消化巨大的工業化成本，甚至可能表現為嚴酷的內部剝削，這一過程反過來會激起國家內部的階層對抗，受損較為嚴重的平民階層在知識分子的引導下發動起民主化抗爭運動，顛覆主導工業化的執政精英集團。但是，打破秩序并不意味著可以建立更好的秩序，面對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趨勢，如果革命階層無法找到有效的國家發展戰略來應對現實挑戰，民主化的抗爭運動最終只會延緩社會發展，敗壞政治秩序。

　　對于中國而言，今天所要做的，不是推倒60余年來逐步發展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而去引進英美制度，而是要在既有政治、法律架構中激活中國的“憲政結構” 。在群眾路線的視野下，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非但不矛盾，而且還是相輔相成的，是一個循環的動態過程：把黨政體系自上而下的科層制壓力與人民群眾自下而上的參與和監督兩種力量結合起來，把政黨和群眾重新接續在一個政治過程之中。

　　在今天重新轉化和激活群眾路線，黨至少在三個維度的工作上，是可以進行推進的。

　　首先，執政黨需要重建基層組織，引入群眾參與。執政黨要發揮其政治組織職能，要發動基層黨組織，將民眾組織起來：只有組織起來的民眾，才叫群眾，才有政治意義;組織起來的群眾的主要任務是參與和監督：參與社區管理，監督黨員干部、監督黨員干部是否踐行“到群眾中去”這一過程。要求和動員廣大非干部黨員進入基層組織民眾，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把民眾組織起來，監督黨政干部的“在地化”——幫助民眾解決日常生活相關的具體事務：比如獨生子女家庭問題、老城改造問題、教育和醫療資源分配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過去，這些問題往往累積成大矛盾，原因在于缺乏群眾參與，群眾不能參與決定與自己生老病死密切相關的具體事務，只能接受管理。要克服這一問題，就得依靠自下而上的群眾參與。群眾路線的歸宿是人民民主，在革命時代，人民民主的載體是連隊、農協、工會等等基層組織，在新時期，由于城市化的發展和農村改革的推進，人民民主的真實載體在基層更多體現為城鄉社區組織。對民眾的組織，更多不是依靠經濟利益，而是必須依靠日常性的社區服務：如給家家戶戶排憂解難，解決五花八門的具體矛盾，維護社區公正。這一過程，意味著黨的基層組織要改造和恢復為扁平化結構(類似于支部建在連上)，以黨員與百姓日常生活中結成的信賴關系重塑黨的權威，這與互聯網時代企業結構的扁平化發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有了群眾參與，還要有群眾監督。在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情況下，群眾監督的對象主要指向的是政府，與黨不同，為了解決效率問題，政府必然需要一個科層制結構，以科層制的內部等級分工來處理公共事務。我國各級政府的主要工作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這使得政府的決策影響巨大，同時政府領導干部往往握有較大的權力。單純依靠個人道德自律和黨組織內部監督顯然不能限制政府的決策失誤和官員的尋租行為，必須依靠廣大民眾參與監督政府、監督黨政干部。今天，由于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普及，民眾組織和動員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而由于來自市場化沖擊的影響，民眾天然需要安全感和秩序感，需要聯合起來相互協作，以便節制資本保護自身利益。現實的發展已經表明，民眾的組織化趨勢日益明顯，黨不去組織民眾，就會有其他勢力去組織，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力量，甚至還有各種邪教組織、受到外部勢力支持的NGO組織等等。客觀來說，不少民間自組織的確發揮著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民間組織不足以發揮主導作用，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需要平衡好穩定與發展、中央與地方、公平與效率各種關系，因此，需要在政治結構的上層有一個先進性的政治領導集團——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先鋒隊”組織而言，其強大的執行力無可置疑。而到了今天，這種強大的執行力需要再度與群眾路線相結合。

　　其次，要創新政治運作過程，在群眾和執政黨之間搭建多種形式的橋梁。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代表型政黨，而是一個領導型政黨。領導型政黨的主要行動邏輯不是權利的邏輯而是責任的邏輯，除了必須為治理的績效負責，還必須承擔意識形態的領導作用，必須體現其先進性。因此，中國共產黨采取的民主形式，不能是西方式的權利民主，而必須是領導型政黨必須采取的責任民主形式——更多地要以治理國家的責任來要求執政黨。黨不僅要關注民眾的現實利益，還要肩負民族的長遠發展。也就是說，政府承擔的是有限責任，而執政黨承擔的是無限責任。這同樣需要群眾監督，群眾要監督執政黨和政府負責任，相對于投票等偶然性因素較大的方式，群眾的口碑和日常性的關注具有更多的合理性。長遠來說，負責任的執政者與負責任的民眾之間是一個相互促進的動態循環過程。根據我國憲法，黨的領導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中實現。為此，應進一步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人大的基層組織作用來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應該成為政府與社區自組織的交流平臺;從人大的政治運作職能來看，黨的領導應該更多的是在人大而不是在政府層面實現。例如，黨的決議，應該在全國人大通過。應該將群眾的呼聲集中到人民代表大會上來體現。

　　最后，對于群眾當家作主的承諾，執政黨應該在利益分配的層面探索切實可行的做法。尤其是面對30年來劇烈的社會分化，黨在一定程度上，要將“共同富裕”的承諾轉化為分配行動。現在面臨的挑戰，一方面是資本和資產性收益增速遠遠超過勞動性收入增速，貧富差距過大;另一方面是國有資本的公共屬性表現得不明顯，民眾看不到國有資本產生的利潤分配的具體流向，民眾感受不到國有企業帶來的福利，國有企業每年產生的巨大利潤，或以稅收等形式上繳國家、或被國企職工等利益團體所瓜分，民眾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好處。未來的分配模式改革，不僅需要在勞資分配模式上進行探索，也必須在國有資產利潤分享機制上進行改革。

　　結語

　　近些年來，中國共產黨已經自覺地將自身定義為領導型政黨，而領導型政黨的主要行動邏輯不是權利的邏輯而是責任的邏輯，除了必須為治理的績效負責，還必須體現其先進性。在今天，先進性不僅意味著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還意味著更好的治理模式和更真實的民主制度。領導型政黨必須采取的是責任民主、過程民主和實質民主。所謂責任民主，即要以治理國家的責任來要求執政黨，靠群眾來監督執政黨負責任;所謂過程民主，是指群眾監督的實現不能僅僅依靠投票選舉決定政黨精英的去留，而是應該體現在政治運作的動態過程中;所謂實質民主，則意味著“共同富裕”的承諾需要在分配領域得到體現，使民眾能夠切實感受到公平與合理。責任民主、過程民主和實質民主，正是人民民主的題中應有之意。對于民眾而言，“人民民主”只有可見、可感，才能獲取信賴，“中國特色”才不至于淪為反諷，而是從真實的歷史脈絡中生長出來的有活力的政治形態。而只有依靠群眾路線溝通執政黨與群眾的具體實踐，人民民主，才能煥發真實的活力。

　　(本報告系修遠基金會“群眾路線”課題組成果)

　　1.馬錫五審判方式是指：在抗日戰爭時期，由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馬錫五同志創造的群眾路線的審判方式。其特點在于：其一，深入農村進行實地調研案情;其二，簡化形式，方便群眾訴訟;其三，調解與審判結合，在維護公正的前提下緩和群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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