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位時，老臣魏征常直言進諫，太宗不悅，然而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悲嘆：“以銅為鑒(即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鑒，內防已過。今魏征逝，一鑒亡矣”。”

　　唐朝的興衰已經成為歷史，而唐太宗的“三鑒”說流傳千古，常為有識之士作為座右銘。

　　電視劇《紅高粱》反映的是抗戰時期的事情，對于幾十年后的今天，已經屬于“古”的范疇了，但是電視劇中塑造的人物群像，尤其是各色人等在國難當頭面前的各種表現，仍然可以作為今天的人們的鏡子。

　　電視劇中的幾個人的命運非常耐人尋味。

　　黑眼是深明大義的“義匪”，當他知道自己的養母把自己為她提供的糧食全部捐到廟里為他贖罪的時候，馬上金盆洗手。他能夠容忍曾經背叛他的花脖子，卻不能識破隱藏在身邊的定時炸彈錢玉郎，他雖然具有愛國心和正義感，但是他不主張主動得罪日本人，在余占敖準備去救羅漢的時候，他居然輕信寫信文質彬彬的日本人，最后不但害了羅漢，自己也命喪于表面上非常“聽話”的日本人的奸細錢玉郎手中。

　　花脖子是徹頭徹尾的土匪，基本上沒有干過好事，以前背叛黑眼，后來又暗算余占敖，雖然一直沒有答應日本人的收編，但是卻是個向惡的騎墻派，最終因為不能為日本人所用而搭上自己和所有兄弟的性命。

　　成麻子是見利忘義的卑鄙小人，無論是開始投靠余占敖，還是在花脖子追殺余占敖的時候投靠花脖子，還是與錢玉郎勾結密謀投靠日本人，都是為了錢，他不要求當官，卻一再要求日本人在青島給他一家商鋪。雖然在面臨重大選擇的時候，他沒有像錢玉郎那樣死心塌地當漢奸，直到家里基本上被日本人在大屠殺中滅門以后，才想到報仇，然而，花脖子卻把他等人領上了一條不歸路。

　　戀兒是一個智商很低并且自私自利的人，為了狹隘的和單相思的愛，她居然相信日本人的鬼話，把余占敖的女兒騙來，以要挾余占敖接受日本人的收編以圓她的“高密國皇帝正宮娘娘”夢，對于這種既愚蠢又喪失了利用價值的豬腦子，日本人棄之如敝履，可惜的是被她害了小小年紀的琪官。

　　單家的二叔和三叔屬于小人兼惡人，在單家產業繼承權之爭中，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打算摔死剛剛出生的豆官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日本人來了以后，主動要求當維持會長，竟然希望通過投靠日本人以有利于對財產的爭奪。但是，日本人河未過就拆橋以及九兒的以德報怨雖然喚醒了他們的良知，而他們把日本侵略軍這些畜生禽獸當人看，不聽九兒的勸阻，一意孤行要回家，讓他們兩個家庭最終遭受了滅門之禍。

　　錢玉郎是標準的“帶路黨”和鐵桿漢奸，從私下里串聯和慫恿成麻子與戀兒鼓動幾支隊伍投靠日本人，到直接殺死“義父”黑眼，并且嫁禍于兩個忠于黑眼的首領和把他們殺害，率部投靠日本人當漢奸，壞事做絕，最終多行不義被除掉。

　　那些不聽九兒勸告非要回家的，在日軍對受到余占敖的襲擊而對百姓的報復性屠殺中喪命的百姓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錯誤地認為，日本人和政府打仗，與我們有什么關系?日本人總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殺死吧?這種錯誤的認識讓他們付出慘重的代價!

　　在那場已經結束了70年的戰爭中，除了那些由于英勇抗敵而犧牲的軍民以及無辜受到殺害的人以外，其他付出生命代價的人們中也許都有上述那些人的影子。

　　以古為鑒，可知興替。

　　現代的戰爭，也許多了些主觀上的人道主義成分，但是在戰爭販子開動的戰爭機器面前，客觀上最大的受害者還是老百姓。

　　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莫須有罪名發動伊拉克戰爭，占領伊拉克幾年，把伊拉克翻了個底朝天，連根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毛也沒有找到，下不了臺，于是就和他們在各國的走狗一起給這場戰爭安了一個新的理由，推翻獨裁政府，消除人道主義災難。然而，不管其有沒有真正消除的誠意，客觀上已經造成了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自美國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到2006年7月，共有60多萬名伊拉克平民喪生，其中31%要歸咎于以美軍為首的駐伊聯軍。我不知道喪生的這些平民當中有多少人是盼望美國人來解放他們的，或者認為“政府與美國人打仗跟他們沒有關系”的。最終的結果都是，在已經具有精確打擊能力的今天，他們還是成為美國和西方導彈下面的無辜犧牲品。

　　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國內某些人搖唇鼓舌，誤導改革，推進了“權力資本化”(即腐敗)，有統計數字表明，中國1%的人口占有財產的41%，然后在后改革時期，他們又以“資本化”的“權力”，為內應，并且利用民眾對“權力資本化”(即腐敗)的不滿，忽悠民眾把此歸因于執政黨，并且在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下，推進“資本權力化”，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毫不掩飾當“錢玉郎”的欲望。

　　在日本右翼勢力推動日本政府叫囂“不惜與中國一戰”和美國重兵云集太平洋的時候，有人為歷史上的漢奸鳴冤叫屈，甚至直接鼓吹“漢奸有功論”，忽悠民眾說什么“人家對付的是政府而不是百姓”。主張“由美國和日本主導中國的民主進程。”

　　更加露骨的是有人發出如下言論：

　　“918是因為民國抵制日貨，推行民族工業，引起日本經濟問題，直接引發日本發生侵華問題。”

　　“南京大屠殺系因抵抗激烈引日方反感所致。”

　　“靖國神社是為紀念日本246萬戰爭犧牲者而設立的，許多日本政要的親屬也在其中，從日本的民族感情出發，他們都是為國犧牲的。”

　　“憲法它本身就是美國套在日本頭上的一個緊箍咒，但是隨著這個冷戰結構的形成，主要是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又逐步松開了這個緊箍咒，所以呢，現在日本認為，趁現在美國重返亞太，趁現在就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昂，它認為是一個時機。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點，修憲不等于復活軍國主義，這是兩個概念。”

　　“中國不是保而是奪釣，因日本實際控制它。”

　　“日本民調顯示因中國不賣稀土日本人更討厭中國。”

　　也許有人相信美國的鬼話，以為美國和西方真的是“為了讓中國變成比美國更加強大的國家”，那么我們不妨看看可以作為前車之鑒的前蘇聯和俄羅斯。

　　戈爾巴喬夫是配合西方讓蘇聯解體的“功臣”，西方還給了他一個諾獎，但是他在75歲生日接受接受人民日報社主辦的《環球人物》雜志的采訪的時候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 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臺,他說:“我深深體會到, 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 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里, 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 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 就會出現混亂, 那將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 使蘇聯社會大開放。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下, 國內工業受到了致命打擊。極少數人一夜暴富, 斂財數額之巨僅次于美國的大亨,而赤貧的人數卻遠遠超過了蘇聯時期。”

　　葉利欽是促成蘇聯解體的急先鋒并且是西方認同的俄羅斯的首任總統，為了支持他，竟然連他所做的炮轟議會大廈也開只眼閉只眼。 但是最終承諾給俄羅斯的援助都沒有兌現，給其他的一點點施舍也是規定用途是專門用于解除武裝，尤其令俄羅斯難以忍受的是，一邊“支持”俄羅斯，一邊支持俄羅斯國內的車臣分裂勢力和恐怖勢力。

　　在俄羅斯獨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葉利欽采取了一邊倒的親西方政策。他先后出訪了美、英、德、法、意、加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美國的關系上，他與布什簽署了《戴維營宣言》，發表了《華盛頓憲章》，制定了《美俄第二階段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條約》，確定了兩國和平伙伴關系，雙方保證今后不再把對方作為潛在敵人。在俄英關系上，葉利欽在1992年一年內二訪不列顛。在德國，發布了《俄羅斯德國政治關系基本原則的共同聲明》。在法國，用《法蘭西與俄羅斯條約》取代了《法蘇諒解與合作條約》。

　　然而，這種一邊倒的親西方的外交并未達到葉利欽預想的結果。西方國家援俄多口惠而實不至，離葉利欽的期望較遠，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不滿增加。葉利欽開始向獨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轉變，對俄羅斯的外交戰略和政策進行了調整。調整的核心是維護俄羅斯的民族利益，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恢復和鞏固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

　　以上述思想為指導，葉利欽把發展與獨聯體國家的關系放在首位。他采取加強與獨聯體各國經濟與軍事聯系的方法，來實現俄羅斯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和最大的國家利益。

　　最后，他選擇了對西方強硬的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大門口，葉利欽拉著普京的手，留下了擲地有聲的囑托：“保護好俄羅斯!”

　　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很多文章都恰好迎合現代西方社會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形勢和心理，1974年2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剝奪其蘇聯國籍，把他驅逐出境。同年10月，美國參議院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隨后他移居美國。1976年—1994年一直居住在美國佛蒙特。1990年恢復作家國籍。1994年回國。

　　因此，他理所當然地也成為我們國內某些人心目中的英雄。

　　他在持不同政見者當中反共最為堅決，曾被稱為“蘇維埃政權的頭號敵人”。過去他連篇累牘地寫書和發表文章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為搞垮蘇聯制造輿論方面出的力氣最大，所以，他懺悔的心也最強烈。1989年蘇聯這座大廈倒塌了，歷史就這樣讓強大的蘇聯與另一個超級大國擦肩而過，當“預言家”的“預言”、“先知”實現了的時候，久在異國他鄉的作家面對四分五裂的祖國，他的心或許也無法平靜，盡管曾因極權統治遭受迫害一度非常地痛視它，詛咒它，但當看到受苦受難的無辜老百姓，他的“俄羅斯民族良心”發現了!回國前就開始著手寫“政論三部曲”。縱覽這“三部曲”，不難揣摩出索爾仁尼琴關于俄國命運、民族意識的思考和對俄羅斯民族性格深刻的剖析，同時，作者認為西方蓄謀已久的反俄計劃及其成功實施，也是俄羅斯步入當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索爾仁尼琴想借助文學作品來提出一些有效措施而拯救整個俄羅斯的命運，追回因反動的政治宣傳所造成的損失。另一方面，也是他替自己尋找各種借口為自己辯解，雖然他沒有公開對自己的行為道歉，實際上他內心的懺悔比他公開道歉還深刻、還殘酷。他的“三部曲”完全能夠解讀他那顆懺悔的心。

　　1994年，索爾仁尼琴以一個流亡者的身份，懷著復雜而又矛盾的心情，拖著76歲老人疲憊的身軀，在遠東登岸，坐火車向西橫穿全俄，回到他闊別整整20年的俄羅斯故土。他輾轉反側，他在更深刻地懺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蘇維埃時代的看法，他開始對目前的現實采取批判的態度。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里肯定斯大林是偉大人物，贊揚斯大林發動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這些都說明他的內心在懺悔，在他心中對曾經一度強大的祖國充滿著無盡的惋惜。這是一位歷史人物，是東西方“冷戰”的時代背景造就的特殊時期的產物，文學賦予他的使命、舊俄時代打下的深深烙印都決定他必然生活在無盡的懺悔之中。

　　他之所以懺悔，就是因為他還有對民族文化難以割舍的依戀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雖然西方社會對他個人有“恩”，但他始終是一個西方現代文化和西方意識形態的堅定反對者。2005年6月媒體采訪時，他公開指責俄羅斯政治現狀，同時，強烈批評了美國社會虛偽的民主，打著民主旗號，推行強權的做法。在《傾塌的俄羅斯》一書中，索爾仁尼琴闡釋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對于國家與民族的意義:“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廣闊更重要，甚至比經濟繁榮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偉大在于其內部發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發展的高度。” 他認為，如今能給俄羅斯人以力量、保證俄羅斯民族永遠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許只有俄羅斯的文化。正因為在《傾塌的俄羅斯》一書所折射的這些品質，他才被人們視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

　　電視劇《紅高粱》中的人物是虛構的，但是上述的那些人物足以成為現實中的鏡子。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經歷是現實的，由上述被曾經被西方捧上天并且被國內某些公知精英當成英雄的人物的幾個人最后的反思和懺悔作為鏡子意義也是深遠的。

　　中國希望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當一小撮“錢玉郎”們為了一己利益，不惜勾結外國敵對勢力破壞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時候，其他那些現實生活中的“黑眼”、“花脖子”、“成麻子”、“戀兒”、“二叔三叔”，以及那些以為“日本人只是與政府打仗，與我們沒關系”的人們應該從電視劇《紅高粱》這面鏡子中照出某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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