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啟柯西金的“鳥籠經濟”模式

　　一般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起點在經濟改革，當“加速戰略”無法攻克高度發育并充分成熟的蘇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時，戈氏才轉而以政治改革為主導，將之作為“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性因素”。我們通常會因此失去或降低對蘇聯最后幾年經濟改革的關注。事實上，經濟議程設置一直是蘇聯晚期最具穿透性的政治力量，將戈爾巴喬夫改革劃分為截然分開的兩個階段可能會誤讀整個歷史進程。

　　1985年，年輕的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并很快啟動了改革進程，起點就是“加速戰略”，目標則是重啟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議程。《新世界》首先刊登了謝柳寧的一篇文章，針對的是1983年以來蘇聯的“經濟實驗”。這是繼柯西金改革夭折之后第一篇重提“完善經濟體制”的戰斗檄文。作者在文中重返了1965年前的政治現場，要求回歸到柯西金改革前經濟學家的討論中去，呼吁重新解讀蘇聯經濟學界中市場派或者說商品派的改革建議，而實際指向的明顯是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不合理性”。

　　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本身，而不是直到1986年開始推行的“公開性”，就已經激活了死水一潭的蘇聯經濟學界。1985年即應運而生的第一批有關經濟改革的政論文章很快成了蘇聯社會思想的路標，并引導了當時的社情民意。此后人人對改革心向往之，注意力的焦點被投放到反官僚主義領域，赫魯曉夫“解凍”時期的某些思想被正名，指令性工具對經濟發展調節作用的效率被重新質疑，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被反復提起。這一時期，作為“60年代人”的經濟學家終于獲得了公開討論學術觀點的話語權，“按經濟規律自我運作”是其核心理念，并自然而然地成了“指令經濟”的反義詞。

　　到1987年，經濟理論問題的爭論和政治議程的契合越來越密切。早在1985年4月即被戈氏提出的“改革”(perestroika)思想在這年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一月全會上正式走進了蘇聯的社會生活。戈爾巴喬夫明確要求“將經濟學提升到理論解釋應有的高度”，以克服保守主義、經濟思維慣性、經濟發展中不斷增長的危機風險等不良現象。與此同時，蘇聯政府在一份關于蘇共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人》雜志的命令中，也將擯棄教條主義等放到了重要位置，要求刊物展開大辯論，以“豐富馬列主義”。由此，“經濟新思維”的號召被直接轉化為一種對經濟學的“政治訂貨”，就蘇聯歷史以及“發達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展開公開討論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共產黨人》雜志隨后利用紀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契機刊登了一組引領新潮流的文章。

　　有趣的是，這場由戈爾巴喬夫本人倡導的、經過蘇共中央認可的歷史問題，尤其是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問題的討論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從1987年到1990年，對官方史書寫中的很多定論進行歷史翻案風行一時。“公開性”未能引導精英和大眾討論現實問題，而迅速滑入到否定歷史的軌道上去。

　　新的歷史風潮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其一，歷史認知的政治化。歷史學的學科要求被降低，而更多是從外部，根據政治行情的變化進行研究。換言之，歷史在這種語境下已經演化為決定當前和未來的意識形態斗爭的砝碼。應該注意到，對于蘇聯時期和此前的俄國史的解讀在短短兩年之內就導致蘇聯社會明顯呈現出分裂化、極端化、對立化的特征。其二，歷史學家本身在這場翻案風中所起的作用與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評論家相比黯然失色。書報檢查制度的放寬催生了《新世界》、《十月》等雜志和《星火》等周刊作為“民主媒體”的嬗遞。一大批奉行激進經濟改革理念的學人和記者一躍為時代的寵兒。

　　神話布哈林及“新經濟政策”

　　柯西金改革已經不能成為戈爾巴喬夫新政的思想動力了，討論就這樣一步步重返到蘇聯早期和沙俄時期的經濟思想場域。斯大林模式成為了第一個被批倒、批臭的靶子。1987-1989年間蘇聯知識界對歷史真相的揭露大多指向了“斯大林主義”。這一時期，關于集體化等問題的理論禁區已經被排除，索爾仁尼琴等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陸續被刊發并廣為流傳，西方“蘇維埃學”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譯介，這一切都為蘇聯社會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模式提供了足夠的知識準備。

　　蘇聯國內的期刊上出現了大批文章，指責斯大林主政之后的各項措施。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以來被阻斷的反思重新登上歷史舞臺，所有人都傾向于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理解蘇聯當下的困境，才能為之找到一條解決之道并進而基于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重建起強大的新蘇聯。

　　此時的蘇聯知識界尚未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完全決裂，他們想得更多的是正本清源，將斯大林賦予的“偽社會主義”思想病灶從蘇聯患病的肌體上切除。圍繞這個問題，實際上產生了三派觀點：第一種是斯大林模式的衛道士;第二種承認斯大林帶來的殘酷后果，但強調有其歷史合理性;第三種則認為斯大林實施的實際上是“戰時社會主義”，因而使蘇聯從上世紀20年代末期起失去了用“更文明”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歷史機遇。

　　列寧及其在晚年推行的“新經濟政策”開始被神話，并固化為一種斯大林模式的對立面。1921年的政治口號“從余糧收集制到糧食稅”被重新解構。按照列寧本人的說法，這一政策實質在于引導人們“對個人利益的關心”，此時卻被解讀為是放棄國家對經濟行為體的行政干預的號召，意味著稅收、貸款等經濟杠桿開始協調經濟行為。“新經濟政策”不再被視為一種暫時行為，而被視為一種謹慎的、建設性的、具有實際操作性的蘇聯經濟建設的科學立場。

　　將“新經濟政策”樹立為典范，驅使著當時的學術共同體開始重新撿起康德拉季耶夫、恰揚諾夫、馬卡羅夫等一度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而布哈林的經濟思想則被視為經由市場建設社會主義的替代性方案。

　　公共知識界的討論很快延伸并給予了戈爾巴喬夫等政治精英巨大壓力。到1989年蘇共中央委員會三月全會時，戈爾巴喬夫開始承認斯大林時期實施的以集體化為核心的農業政策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性后果。他批評道，對生產者經濟行為的監管、決策流程的集中化以及嚴格的計劃管理導致了公有制蛻化為國有制。此時，經濟改革的討論已經深入到如何管理產權的問題，各種承擔國有資產的方案慢慢浮現。戈爾巴喬夫的方案跟經濟界的討論同步，他開始強調要回到列寧式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要借助租賃的方式回到新經濟政策的正確軌道上來。

　　批判集體化，“沙皇范”與主張“商品經濟”

　　與官方話語略有不同的是，知識界的討論已經促成了一個可以被稱為“民主反對派”的團體的成長。他們逐漸感覺到并開始主張，不是要“多一些社會主義”，問題可能出在體制在資源配置的無效性。1988年，謝柳寧在《新世界》的第一期發表了一篇具有風向標意義的文章，此時他已經不再將“新經濟政策”作為社會主義的樣板，而是視為在私有產權基礎上成功推行的“商品經濟”方案。

　　產權作為一個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背景的問題由此被提上“經濟新思維”的研究議程，并在其后深深影響了蘇聯經濟、政治改革議程的設置。越來越多的評論文章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強制勞動不可能解放生產力，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邏輯被隱喻到這些論證中，即擁有產權則擁有公民自由，也就自然會帶來有效的經濟。

　　俄羅斯帝國時代政治家斯托雷平就這樣重新進入了研究者和公眾的視野。斯托雷平改革中獲得部分土地資源的自耕農被視為最早的租賃者而被賦予了積極進取等正面含義。蘇聯時期的集體農莊被比附為沙俄時期落后的村社。由此，斯托雷平改革具有了正向意義，斯大林模式則被視為歷史的倒退。1989年時甚至有學者用“農業古拉格”來形容蘇聯農業體制，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集體化不僅是將官方史論述中所謂的一小撮富農消滅殆盡，更關鍵的是斬除了農民有產者這樣一個階層，消滅了一種生活和生產方式。

　　俄羅斯當時也利用了這種討論并與戈爾巴喬夫等保持了距離。時任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政府總理的西拉耶夫在人民代表會議上呼吁他們注意集體化和斯托雷平改革之間的關聯性。西拉耶夫強調，1906年的1月9日斯托雷平的改革法律賦予了農民退出村社、獲得個人產權的權力。

　　1990年秋，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紅輪》的發表也引發了人們對斯托雷平改革的重新思考。當年10月份的《經濟問題》連續發表了三篇有關斯托雷平改革的論文。轉眼之間，一直被視為大反派的斯托雷平變成了具有正面意義的大改革家，“真正意義上的愛國者和國務活動家”。

　　農業問題的討論到這個時候已經變調了，很多與經典社會主義論述不同的反社會主義思潮已經不可遏止地流行開來。個人自由和市場經濟問題被列入討論議題，而其基礎自然而然是私有制和政治上的民主體制。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清晰的邏輯主線：本來不是蘇聯經濟最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問題、農民問題，經由集體化問題的論爭變成了具有意識形態動員能力的主打命題，背后的實質已經觸及蘇聯最后兩年的經濟和政治議程——不是謀求“修復社會主義”，而是進入“純粹的市場”;蘇聯體制不是暫時脫離正常的發展軌道，而是根本走上了一條錯誤的發展道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從1989年底開始，蘇聯公共領域已形成了一個壓倒性的共識：只有過渡到市場經濟才能解決蘇聯面臨的經濟困難，才能消除整個體制的危機。整個1990年，各種各樣的反危機方案陸續出臺，其前提都肯定了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性，不同的是對市場及過渡方式的理解。這一年，爭論的焦點在于是要“社會主義市場”還是“自由市場”?

　　“社會主義市場派”的理論出發點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體制的趨同理論。發端于西方、結合市場經濟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理念在蘇聯部分精英當中開始獲得了較大市場。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薩哈羅夫就已經將體制趨同理論介紹到蘇聯知識界。阿巴爾金、沙塔林等人此時對此也欣賞有加。“社會主義市場”在這種語境下被視為“用兩條腿走路”，而不是僅靠計劃或市場“一條腿走路”的最佳方案。而且，“社會主義市場”還和“民主化”的政治議程結合在一起，即一方面有政治多元化和對公民權利的充分保障，另一方面則是產權形式的多樣化和企業自由經營。這當然是一種極為精妙的制度變遷路徑設計。

　　但“社會主義市場派”的觀點遭到了自由派的強力抵制和反抗，在承認了市場和私人產權重要性的前提下，前者很快敗下陣來。同樣是謝柳寧，1988年他在撰文時還承認國有企業是蘇聯經濟的主體，但一年后他已經開始強調國有產業只會導致無效率，真正民主化的經濟基礎必須是私有產權。哈耶克的理論開始被一些蘇聯政論家和經濟學家頻繁引用。“社會主義市場”很快被攻擊為只是一種“逆喻”，就像生和死不能同時集中在一個肌體上一樣，必須將之放棄并盡快向正常的市場過渡，不能附帶任何“主義”。

　　這一時期，作為蘇共指導思想的科學社會主義被攻擊為根本不具“科學性”。1990年就是在將經濟學以及整個社會“去意識形態化”的背景下度過的。不僅是精英階層，整個社會話語都已經發生了關鍵性的轉向——“不自由，毋寧死”、“回歸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走上人類發展的主干道”、“融入國際社會”越來越流行，越來越具影響力。新的意識形態開始形成。

　　經濟學家與政治的聯姻

　　與1988年戈爾巴喬夫提出政治改革主導模式的“新思維”相比，1990年在蘇聯晚期更具有標志性意義，因為這一年蘇共最終決定實施向市場過渡的經濟戰略。這一關鍵轉向跟當時公共領域內的經濟改革議程的討論有緊密聯系。其時，從政論家到經濟學家，從歷史學家到蘇共高層，都深深卷入其中，怎樣解決蘇聯經濟的危急處境最終被交還給經濟學家，在“科學”的口號下政治精英順從了專業人士。而此前，蘇聯各界的知識語境仍然是討論如何“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但到了1989至1990年，在現有制度框架內已無法解決蘇聯的經濟危機一步步變成了主流意見。也正是從這一刻起，蘇共中央、蘇聯社會的分裂日益擴大并最終左右了一個超級大國的崩潰。

　　從1990到1991年，“計劃”已經被充滿狂熱激情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拋諸腦后，核心詞只有“市場”這樣的單一選項。不同的是向“市場”過渡之中的指數設定：以怎樣的速度，國家的作用如何，中央和地方關系該怎么處置等等。

　　這一時期還是經濟學家大量涌入政治生活的階段，或者是參加重要崗位的選舉，或者是直接進入俄羅斯和蘇聯政府就職。政治和科學在經濟議題的主導下緊密地結合到一起，其代表人物包括不同代際、不同背景、不同理念的三位經濟學家——阿巴爾金、亞夫林斯基和蓋達爾。在權力話語和經濟話語趨于重合時，作為科學的經濟學智識和作為政治人物身份的經濟學家本身就出現了二元性。此時此際，可能正如俄國著名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所說，即便不是總是，科學分析行為也經常同時會變成社會理想的宣傳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蘇聯晚期的經濟議程已經無可避免地被“意識形態化”了。

　　徹底倒向新自由主義

　　學術的討論就這樣直接演化為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阿巴爾金受蘇聯政府委托擔當召集人組織了一批經濟學家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的理念并制定出相應的經濟改革綱領，于1990年5月提交當局討論。該綱領的顯著特色是主張漸進式的改革，計劃在2000年前逐步將市場經濟元素融入蘇聯經濟體系，第一步則是借助行政措施穩定財政收支。

　　這種被蘇聯政府看中的首選戰略方案——計劃-市場經濟，或者說可調節的市場經濟，被激進派認為過于保守，只能導致赤字問題的進一步惡化和影子經濟的進一步擴張，不僅不能解決蘇聯當時的經濟困境，而且很可能進一步加深經濟危機。

　　亞夫林斯基和他的支持者在阿巴爾金代表官方草擬經濟改革方案之際也制定了一個被稱為“五百天計劃”的平行的反危機方案。它很快被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于1990年9月11日批準。這一方案實際上更多只具有象征意義，并未發揮實際作用，但團結起了強大的反對力量，意味著黨內的激進改革派開始和戈爾巴喬夫徹底分裂。

　　此時，蘇聯權力中心的合法性已經變成了不同經濟改革方案的角逐，哪一種經濟改革可能看起來更有效變成了重要的評判指標。經濟爭端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遠遠超出了經濟本身，而觸及更為敏感的中央和地方權力問題。

　　我們可以看出，在經濟困境和政治危機的籠罩之下，蘇聯晚期的戈爾巴喬夫在很大程度上逐漸被知識界和強大的民意力量所綁架，“市場”以及與之依附的“民主”一步步地從最初的學術話語轉化為一種政治理念，并最終左右了經濟議程的設置和政治改革的進程。戈爾巴喬夫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盒子，非理性的力量最終左右了蘇聯人的“革命”熱情，蘇聯最終的解體也就難以避免了。

　　問題在于，這種結果給上個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自由派當初在攻擊社會主義市場派時經常使用的“幻想”一詞最終在自己的身上被落實。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俄羅斯以“回歸西方文明大家庭”始，但又以“堅持自身文明的主體性”告終;以新自由主義理念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改革始，以市場經濟框架內的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傳統干預終;以放棄部分主權始，以強化“主權民主”終;以強調全球認同始，以回歸民族認同終。“命運的嘲弄”這部蘇聯喜劇電影的片名剛好契合了轉型頭十年俄羅斯的歷史命運。

　　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中心副主任 楊成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